【人大教授刘守英:农村没有李子柒,有的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作者:刘守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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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净土宗念佛是否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

弥陀经说:“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请问,此段话说一心不乱能往生,但能否把此段理解为“只有一心不乱才能往生”?能否把一心不乱唯一化,作为往生的唯一标准?

答:
1、如果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请问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里,哪一辈中提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了?

再请问,观无量寿经九品往生文中,又有哪一品提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了?

所以《无量寿经》中也是“一向专念”,一惯的念就是专念。也就是说,不管你自己能否达到“一心不乱”,你都可以往生。
所以,对于往生有很多人误解了,以为念不到一心不乱就不能往生。这是理解不深。
你就是念佛念得很好,但是你信愿不具足,那就是不行,所以全凭信愿之有无。所以信愿重要,这是往生的关键。念佛念得多念得少,念得【有妄想没妄想,那不是往生的关键】。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深信切愿,所以蕅益大师说:“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
真正要念到一心不乱,一心就事一心、理一心,这就是地球上的人,能够现生念到事一心和理一心,谈何容易?可以说没有吧!到事一心,见思惑就没有了;到了理一心,就破无明了。【世间的人,哪里能到这个地步?所以如果不到一心不乱便不能往生,那麼净土法门就成了难行道了,不是易行道了】。
就是这个玄奘翻译的,【【最后不乱是佛的力量,佛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因为佛有接引之愿,凡是你念著我,我来接引你。接引,不是把你接一接,而是加持你,以佛的力量加被你,使你的心不乱,不是你要念到不乱的程度。
2、印光祖师说:“念佛至一心不乱”是观经上品上生的境界。【阿弥陀经,所说简略。】然生者工夫功德,各有无量无边之差别。其往生品位,亦有无量无边之不同。言九品者,不过略指大纲耳。【若至一心不乱,则与观经上品上生同。】其未至者,与恶业重而将堕者,固亦当与观经中下品同也。【非此经专接引一心不乱者】,余皆非此经所摄之机也。如是,则三经固是一经。否则,便是【执文悖意,其过非小】。”
只有得一心不乱或念佛三昧,才能往生吗?
印光祖师答:净土法门,犹如大海。长江大河亦入,杯水滴水亦入。证齐诸佛者,尚求往生。五逆十恶者,亦预末品。何得以得一心及三昧,而拒其未得者。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自己决志求生,唯当企及于此。【若谓非此决不得生,是又自立科条,不依佛说矣】。(增广文钞卷一三七之五一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3、莲池祖师
净土宗祖师莲池大师虽将一心分为事一心理一心,但说:“千信即千生,万信即万生”、“有愿者,无一不生”、“但念佛者,俱得往生”,此即意显:往生不凭功夫深浅,唯凭佛愿救度。为显往生非凭事理一心之修证,大师又说:
古云愚人求净业者,非唯不指理之一心,【亦复不指事一心】。事一,已非愚人,何况理一?故念佛者,守志不二,【勿因三昧难成而改修余行】,此之谓也。又此一心不乱,亦分五教,今不叙者,以正指顿圆故。佛说此经,本为下凡众生,【但念佛名,径登不退】,直至成佛,正属顿圆。

观此,知所谓【「一心」者,即「守志不二,但念佛名」】也,此意与善导大师说的“毕命为期,一向专念”完全相同。能如是专念,自然「径登不退,直至成佛。」故知其事理一心之倡,只是为巧摄圣道归于净土所开之方便。
4、藕益祖师:
宋明以来,多以通途自力修证,诠释「一心不乱」义。蕅益大师亦多顺他意而处处显事理一心,【然论往生正因时,则毅然舍他义而独显自意,判「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揭示「【一心」者即信愿一心,非禅定一心】,意显往生全凭他力,不在自力修证之深浅。故大师论持名之行时,言:「无藉劬劳修证,但持名号,径登不退」、「不俟断惑,横超三界」,意显「不断烦恼得涅槃」之心要,显彰净土正义。至此,「信愿一心」从「事理一心」中脱颖而出,他力易行之道再度得以大畅。

大师视信愿为净宗眼目,处处释之。对信虽广开为六信,其根本亦在「信他」,即信「弥陀世尊,绝无虚愿」。以誓愿无虚,又心佛不二,故于「信自」中言:「我虽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其言:「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即明示净土信仰之归宿。所谓「六信」,理虽圆融,终归于「深信佛力、深信名号功德」中。此乃不可思议境界,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不涉施为,唯信乃入。其余事理因果,无非助成此一深深信仰。

由于他宗渗入,使不明净土真实义者,多以事理一心为高妙,并以此为净业指南。虽重持名,却欲以称名为方便,以求一心之功夫境界等。《要解》亦随顺他意诠释事理一心,但大师言持名一法「无藉劬劳修证」,即简别【净土之行非事理一心,非定善散善,唯任口称而已】。他力之旨得以澄清,净土不共宗旨,再度明了。如其《灵峰宗论》言:

吾人果能念念执持阿弥陀佛,即是念念证无量寿,放无量光。古圣既尔,今人亦然;至心既尔,【【散心亦然】】。

观此,知称名一法,绝于机情,任谁称名,功德齐等。《要解》言:信愿持名一行,圆转五浊,不涉施为,唯信乃入,非思议所行境界。

此即揭示持名一法「不凭修证,但称名号」之肝要。所谓「如乘船度海,不劳功力」也。此是大师力脱融混的又一剖心沥血处,故其《灵峰宗论》彰净土修学原则言:【无论千百十,下至一声,但终生不替】,便决定横超。
又言:或昼夜十万、五万、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毕此一生,誓无变改】,若不得生者,三世诸佛,便为诳语。

又言:修此念佛三昧,每日从十万起,以至一百,【或唯数声,下至日念一声】,不拘数之多寡,但以【终身不间断】为则。

此即大师对修学净业的指南,是对「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的开显,简洁明了,已【完全】舍去了玄妙之理,唯彰相续念佛义。与善导和尚所言“上尽一形,下至一声,乘佛愿力,莫不皆往”、“一向专念,毕命为期”、“一发心以后,誓毕此身,无有退转,唯以净土为期”,【如出一辙】。
5、善导祖师
《观经疏》:《弥陀经》中说释迦赞叹极乐种种庄严,又劝一切凡夫,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次下文云: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同赞释迦能于五浊恶时、恶世界、恶众生、恶见、恶烦恼、恶邪、无信盛时,指赞弥陀名号,劝励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即其证也。

又,十方佛等,恐畏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即共同心同时,各出舌相,遍覆三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时节久近,但能上尽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是故,一佛所说,即一切佛同证诚其事也。

观以上众释,知随缘杂善为少善根,称名一行为多善根。【不杂余行,唯专念佛,即是一心不乱】。专念佛者,临命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自得临终正念】。如经云:「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故知:因佛现前而住正念,非住正念而佛现前也。光明无碍力,以此得以大彰。
6、圣严法师《念佛生净土》:我现在也主张必须相信佛经佛语,若依《阿弥陀经》持佛名号,一至七日,一心不乱,临终见佛来迎,当然好,此可用打佛七等【克期修证】的方式。若依《无量寿经》除了五逆之人,欲生彼国众生,至心信乐,乃至十念念佛,也都决定得生。这就【不必担心不得一心不乱便无往生佛国净土的希望了。】
7、问:什么人能证得一心不乱呢?
修行人证得三果阿罗汉,并圆成三果阿罗汉道果后,诸业已了,诸漏已尽,身心清净,自然证得一心不乱(净慧法师) https://t.cn/RyhTm9c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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