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创建于东汉，为什么在此前会有道士？
道教创建于东汉，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之后，道教才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道教成立之初，道教徒称为“鬼卒”、“祭酒”，后来才固定地称为“道士”。但在道教创立之前，有很多的奇能异士也被称为道士，这是怎么回事呢？要弄清楚这里面的原由，还是要从道教的源头说起。道教的源头杂而多端，包融了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学说。在未形成道教宗派之前，已经有了神仙方士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方仙道”。方仙道的方士在很多的方面，都与后来的道教徒类似。在当时，方士也被称为“道士”。
方仙道虽然不能算是道教组织，但已经具备道教的雏形。这个群体吸收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了独特的神仙理论。在实践上，有行气、辟谷、祠灶、炼丹等术法，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道教。方仙道以黄帝为祖师，深信神仙实有，可通过服食不死药而长生。在神仙方士活跃的燕、齐一带，英明的国君如燕昭王、齐威王都曾派方士到东海寻找仙人和不死药。
燕、齐盛行的求仙求药之学影响到了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中国人都熟知秦始皇派方士求取仙药的故事。据说日本国就是这么来的。当年秦始皇派方士徐芾带令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寻访仙药，徐芾大约是没找到仙山，也不敢回去找秦始皇求死。正好船队行到日本，从此他便在东海扶桑做起了神武天皇。徐芾不回去是对的，当年和他在同一群体的卢生、侯生等，寻访仙药失败，回到咸阳之后背地里议论秦始皇，企图将责任推卸给领导；还准备携带求仙药用的巨资潜逃。使得秦始皇震怒，引发了震惊古今的秦始皇“坑儒”事件。后人对焚书坑儒有很深的误解，以为坑杀的都是儒生。其实最开始坑杀的是方仙道的术士，后来才牵涉到儒生。
方士在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又派出很多方士寻找仙人、寻访仙药。这此方士也凭独门异术获得了汉武帝的推崇和信任，仕途显达。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就是“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描述的那位，不幸病死。汉武帝非常想念她，于是请齐国地方的方士少翁招魂一见。少翁布置了一块帷幕，经过一翻施法，果然倾国倾城的李夫人侧影便出现在帷幕之后。汉武帝唏嘘不已，但汉武帝阳气太盛，不能靠近李夫人魂魄，只能远观以解相思之苦。
与方仙道对应，从战国末期开始逐渐形成了另一个道士群体。这个群体即黄老道，是以黄帝、老子为祠祭对象的。黄老并称始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道家。结束多年战乱的西汉政权，决定休养生息，于是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政策。黄老道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哲学流派。其主要思想是提倡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垂拱而治。经过多年的黄老政治，西汉初实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为汉武帝讨伐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汉末年，发动黄巾起义的张角同样信奉黄老道，他将黄老道改造成了道教的早期宗派--太平道。令西汉强盛的黄老道，最终又成了东汉王朝的掘墓者，真是天道无亲啊！
道士就是有“道”之士，最开始的所指的群体并不固定。战国时期的方士，医术高明的人和一些有异术的人等等，都可称为“道士”。后来，随着道教的成长壮大，道士才成为道教徒的专称。
道教是我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起源、发展和形成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道教成立之前，便有“道士”这一称谓。 https://t.cn/RxmhQma
道教创建于东汉，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之后，道教才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道教成立之初，道教徒称为“鬼卒”、“祭酒”，后来才固定地称为“道士”。但在道教创立之前，有很多的奇能异士也被称为道士，这是怎么回事呢？要弄清楚这里面的原由，还是要从道教的源头说起。道教的源头杂而多端，包融了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学说。在未形成道教宗派之前，已经有了神仙方士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方仙道”。方仙道的方士在很多的方面，都与后来的道教徒类似。在当时，方士也被称为“道士”。
方仙道虽然不能算是道教组织，但已经具备道教的雏形。这个群体吸收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了独特的神仙理论。在实践上，有行气、辟谷、祠灶、炼丹等术法，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道教。方仙道以黄帝为祖师，深信神仙实有，可通过服食不死药而长生。在神仙方士活跃的燕、齐一带，英明的国君如燕昭王、齐威王都曾派方士到东海寻找仙人和不死药。
燕、齐盛行的求仙求药之学影响到了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中国人都熟知秦始皇派方士求取仙药的故事。据说日本国就是这么来的。当年秦始皇派方士徐芾带令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寻访仙药，徐芾大约是没找到仙山，也不敢回去找秦始皇求死。正好船队行到日本，从此他便在东海扶桑做起了神武天皇。徐芾不回去是对的，当年和他在同一群体的卢生、侯生等，寻访仙药失败，回到咸阳之后背地里议论秦始皇，企图将责任推卸给领导；还准备携带求仙药用的巨资潜逃。使得秦始皇震怒，引发了震惊古今的秦始皇“坑儒”事件。后人对焚书坑儒有很深的误解，以为坑杀的都是儒生。其实最开始坑杀的是方仙道的术士，后来才牵涉到儒生。
方士在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又派出很多方士寻找仙人、寻访仙药。这此方士也凭独门异术获得了汉武帝的推崇和信任，仕途显达。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就是“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描述的那位，不幸病死。汉武帝非常想念她，于是请齐国地方的方士少翁招魂一见。少翁布置了一块帷幕，经过一翻施法，果然倾国倾城的李夫人侧影便出现在帷幕之后。汉武帝唏嘘不已，但汉武帝阳气太盛，不能靠近李夫人魂魄，只能远观以解相思之苦。
与方仙道对应，从战国末期开始逐渐形成了另一个道士群体。这个群体即黄老道，是以黄帝、老子为祠祭对象的。黄老并称始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道家。结束多年战乱的西汉政权，决定休养生息，于是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政策。黄老道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哲学流派。其主要思想是提倡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垂拱而治。经过多年的黄老政治，西汉初实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为汉武帝讨伐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汉末年，发动黄巾起义的张角同样信奉黄老道，他将黄老道改造成了道教的早期宗派--太平道。令西汉强盛的黄老道，最终又成了东汉王朝的掘墓者，真是天道无亲啊！
道士就是有“道”之士，最开始的所指的群体并不固定。战国时期的方士，医术高明的人和一些有异术的人等等，都可称为“道士”。后来，随着道教的成长壮大，道士才成为道教徒的专称。
道教是我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起源、发展和形成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道教成立之前，便有“道士”这一称谓。 https://t.cn/RxmhQma
庄子：一个千古独绝的心灵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持续提升饮水品质】民以食为先，食以水为先。饮用水安全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事项。上海市供水行业广大干部职工始终将饮用水安全保障作为初心使命，立足民生实事，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市供水规划（2019-2035年）》《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四五”规划》，围绕安全、健康、低碳、优质的饮用水目标，不断完善从“源头到龙头”系统建设，持续提升饮用水品质，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详：https://t.cn/A6xzJe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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