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洪 塘
范伟国
卢小东先生，是三十多年前的老相识。那时，他在新江厦商厦，我在宁波日报，多有交集。
他最近写了散文《雨落茅山》，文章的结尾意味深长：以后如果我去天一阁游览，我的脑海里必定会浮出茅山一角：那是沉寂在雨中的范钦。因为茅山，他与我又一次的交集。
因了《雨落茅山》这文章，我去翻看卢小东的公众号，竟发现了他2004年写的文章《洪塘的桥》。细一看，写的是我不知走过多少回的“上宅桥”！我感叹，这生命中的又一次的交集。
先看卢小东的《洪塘的桥》（有删节）：
（2004年）八月份，我去江北区洪塘看古桥了。……洪塘河把老街分成南北两边，河两岸参差的旧居，不长的一段石板路，横跨于老街之间的古桥，结着红果的两棵老树，就依稀让人感到，洪塘原来也有着江南水乡的本色。
洪塘河是一条不大的河，此岸人看得清彼岸人的笑脸。河道直直的，由西往东，缓缓而来，到了快接近老街中心的位置，这河才沉着地打了个弯。我要说的桥，就在河湾附近的街心位置，桥身上刻着“上宅桥”三个大字，并镌有纪年：民国四年冬月。算起来，上宅桥建成已有百年。一百年的风雨，已足以把一座桥的火气磨尽，从而透出一派古意来。
民国时期，鄞县人张成写有《洪塘》：“隔水横塘又一村，野田阡陌到柴门。剧怜桥畔萧萧岸，剩有渔船系缆痕。”此诗道出了洪塘的田园风光，我又极疑心其中的“桥”，就是指上宅桥。其实，上宅桥并非气势恢宏的那种，它是纤巧和平实的，约略有“小桥流水人家”之意。桥稍成拱型，不高，不长，桥脚处长满青苔，两堍桥墩各雕着两个小小的龙头，精美而生动，这也是此桥唯一的装饰。在公路桥未曾建成之前，上宅桥长期用来行驶拖拉机，但至今石块之间的缝隙依然十分紧密，由此也可见桥的坚固。桥两边的栏杆，用宽宽的石条构成。闲来无事，人们会坐在桥上消磨光阴，桥面因而被摩挲得光滑而温润。洪塘人的话语，洪塘人的故事，就像一棵树的秘密那样，密密地记录在这座石桥细致的纹理上。
我也在上宅桥坐过一会。同坐的一位长者说起，以前，河上有许多船只来往，因为这条河通往慈溪与宁波。在夏季，有装着稻谷的船，有往供销社送货的船，有捕蛳螺的船。河水清清的，河埠头蹲满了洗涤的人。现在很偶尔还有小船从桥底下钻过，船上装着花盆或碗筷之类的商品，船主向沿河人家兜卖。
洪塘除去上宅桥，还保存着两座旧式石桥：福寿桥，夏泽桥。样式与所建年代都与上宅桥相去不远，但数上宅桥造得精美，保存得最好，同时因为上宅桥处在老街中心的关系，居民使用得也最为频繁。
洪塘的老街并不长，稍远处就是农田。在我看来，使得这条短短老街生动的，使得这河及河两边的老屋如此和谐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上宅桥的存在。我想，在目前或者以后的洪塘，恐怕很难再找出像上宅桥那样陈旧、含蓄而又富有诗意的建筑了。
我将卢小东的这篇文章，发给好友江仁才。江是洪塘人，我想听听他对上宅桥的说法。下面是他微信发来的内容：
写洪塘的桥，带出洪塘旧事，也勾起了多少回忆。
从前去洪塘，从潘家（江的居住地）出来，过朝东屋桥，往前约一百米，到谷稼桥庵。一直往前，过了倒桥头，再往前百米，就是南街了。
南街尽头是河，河上就是上宅桥了。过了桥，左右二面，才是洪塘最繁华地方了。沿河一排与街对面皆是商铺，特别河沿一面，一面临水，且石条上能栓船，每当三，五赶市，熙攘中也显一街的繁华。
桥傍左手，一高高小楼，挂黑漆店牌：荣昌祥三字特别醒目，专营大城市时尚布品。右面过去就是卖柴弄了，顾名思义，那时的洪塘市镇上的居民，早已脱离农业，烧柴火了。荪湖，鞍山的山民，或肩挑，或船运，在卖柴弄交易。我当然沒看到当时的热闹。洪塘现在的主街，从前是一条小路，因通火车站，慢慢热闹起来。供销社的新华书店，营业员是一个女的，新华书店是你我去洪塘必到的地方。
一说洪塘，就派出了一笔长长的流水帐。其实，洪塘和其它地方一样，总在不断的变迁中。前人看到的，我沒看到；我看到的，后人沒看到，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一段。人总是有点恋旧，记住从前好的，看到现在差的，不免有点遗憾，但这是沒办法的。
年纪大了，总喜欢忆旧。而因着岁月的流逝，这记忆的底片也大多模糊了。我是在1969年09月底，去洪塘公社李家大队插队落户的。这李家大队只有一个生产队，300余亩土地，百余口人吧。向东南走数百步，就是江仁才所在的潘家大队，记忆中只有两个生产队，比李家稍大些。向西南走数十步，就是宅前张大队，宅前张小学就设在这个大队的一幢很洋气的民国建筑中，于是这里也成了这三个大队的中心。
洪塘，在我们这几个村的北面，约三里地吧，穿过下宅村，就到了南街。这上宅桥，是我们到公社去办事的必经之处，真的不知来回走了多少次。但当时只是匆匆而过，或挑着去交售的公粮、生猪，或扛着从宁波运来的水泥、化肥，或去公社找领导要求解决什么问题，何曾有时间与精力细细地赏玩过这石桥？至今想来，这上宅桥在脑海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
然而，这洪塘，有我两个记忆深刻的地方。
第一个是，正对着桥的邮电所。当时的投递员是位姓金的小伙子，当时在我眼中是天使一般的人物，或会带来远方同学的信件，或会带来广播站的稿费单。
这邮电所就一位临柜的女员工，而这员工是妈妈的同事，与妈妈年纪相仿，也与妈妈有同样的家庭遭遇。我去公社了，总到邮电所跟这阿姨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她也很热情地请我喝水，有时还会拿出小点心来。妈妈还能留在城里，她比妈妈更难的是，孤身一人在这乡下苦熬，照顾不了家庭，而这里的饮食起居也十分的不便。望着阿姨苍白的脸庞和黛黑的眼圈，真有种十分无奈的感觉。
这洪塘，现在小汽车半小时就可到达；而在四十多年前，一天只有一两班火车路过这里，没有公交车，自行车也是稀罕之物，假使有的话，也要骑半天才能从此地到彼地。因此，将你的工作调到洪塘，是种实实在在的“惩罚”。我也于此明白了妈妈在工作中小心翼翼的根源，明白了妈妈平日里忧心忡忡的原由。
第二是，桥东面的供销社中的售书柜台。那位略为丰腴的女营业员对我们知青很热情，几乎敞柜让我们挑书。其实我们那里买得起，只不过就这样翻几页过过瘾罢了。知道我是其中比较爱书的一员，那天悄悄与我说，上面新出版了《红楼梦》，我会给你留一套的。我听了后喜出望外，过几天向家里要了钱买了回来，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
这世上的事，说不清是偶然还是必然。因了这部《红楼梦》，我有了熟读的条件；因了熟读，宁波市图书馆让我参加了“工农兵评《红楼梦》小组”；因了“评《红》小组”的活动，我熟悉了市文化馆的老师，熟悉了市广播站的老师，无形中为今后调进报社作了铺垫。命运，就这样的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还是回过头来说桥吧。用卢小东写的话结尾：“桥两边的栏杆，用宽宽的石条构成。闲来无事，人们会坐在桥上消磨光阴，桥面因而被摩挲得光滑而温润。洪塘人的话语，洪塘人的故事，就像一棵树的秘密那样，密密地记录在这座石桥细致的纹理上。”
现在，这上宅石桥不知去往何处了，这洪塘故事也早已随风飞扬，只有念旧的人还在重复吟唱这过时的老调……
图一：钱湖211创意园区的半亭飞檐。图二：西郊高桥。龚国荣摄。图三：余姚中村。掬曦摄。 https://t.cn/z84KTQ1
范伟国
卢小东先生，是三十多年前的老相识。那时，他在新江厦商厦，我在宁波日报，多有交集。
他最近写了散文《雨落茅山》，文章的结尾意味深长：以后如果我去天一阁游览，我的脑海里必定会浮出茅山一角：那是沉寂在雨中的范钦。因为茅山，他与我又一次的交集。
因了《雨落茅山》这文章，我去翻看卢小东的公众号，竟发现了他2004年写的文章《洪塘的桥》。细一看，写的是我不知走过多少回的“上宅桥”！我感叹，这生命中的又一次的交集。
先看卢小东的《洪塘的桥》（有删节）：
（2004年）八月份，我去江北区洪塘看古桥了。……洪塘河把老街分成南北两边，河两岸参差的旧居，不长的一段石板路，横跨于老街之间的古桥，结着红果的两棵老树，就依稀让人感到，洪塘原来也有着江南水乡的本色。
洪塘河是一条不大的河，此岸人看得清彼岸人的笑脸。河道直直的，由西往东，缓缓而来，到了快接近老街中心的位置，这河才沉着地打了个弯。我要说的桥，就在河湾附近的街心位置，桥身上刻着“上宅桥”三个大字，并镌有纪年：民国四年冬月。算起来，上宅桥建成已有百年。一百年的风雨，已足以把一座桥的火气磨尽，从而透出一派古意来。
民国时期，鄞县人张成写有《洪塘》：“隔水横塘又一村，野田阡陌到柴门。剧怜桥畔萧萧岸，剩有渔船系缆痕。”此诗道出了洪塘的田园风光，我又极疑心其中的“桥”，就是指上宅桥。其实，上宅桥并非气势恢宏的那种，它是纤巧和平实的，约略有“小桥流水人家”之意。桥稍成拱型，不高，不长，桥脚处长满青苔，两堍桥墩各雕着两个小小的龙头，精美而生动，这也是此桥唯一的装饰。在公路桥未曾建成之前，上宅桥长期用来行驶拖拉机，但至今石块之间的缝隙依然十分紧密，由此也可见桥的坚固。桥两边的栏杆，用宽宽的石条构成。闲来无事，人们会坐在桥上消磨光阴，桥面因而被摩挲得光滑而温润。洪塘人的话语，洪塘人的故事，就像一棵树的秘密那样，密密地记录在这座石桥细致的纹理上。
我也在上宅桥坐过一会。同坐的一位长者说起，以前，河上有许多船只来往，因为这条河通往慈溪与宁波。在夏季，有装着稻谷的船，有往供销社送货的船，有捕蛳螺的船。河水清清的，河埠头蹲满了洗涤的人。现在很偶尔还有小船从桥底下钻过，船上装着花盆或碗筷之类的商品，船主向沿河人家兜卖。
洪塘除去上宅桥，还保存着两座旧式石桥：福寿桥，夏泽桥。样式与所建年代都与上宅桥相去不远，但数上宅桥造得精美，保存得最好，同时因为上宅桥处在老街中心的关系，居民使用得也最为频繁。
洪塘的老街并不长，稍远处就是农田。在我看来，使得这条短短老街生动的，使得这河及河两边的老屋如此和谐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上宅桥的存在。我想，在目前或者以后的洪塘，恐怕很难再找出像上宅桥那样陈旧、含蓄而又富有诗意的建筑了。
我将卢小东的这篇文章，发给好友江仁才。江是洪塘人，我想听听他对上宅桥的说法。下面是他微信发来的内容：
写洪塘的桥，带出洪塘旧事，也勾起了多少回忆。
从前去洪塘，从潘家（江的居住地）出来，过朝东屋桥，往前约一百米，到谷稼桥庵。一直往前，过了倒桥头，再往前百米，就是南街了。
南街尽头是河，河上就是上宅桥了。过了桥，左右二面，才是洪塘最繁华地方了。沿河一排与街对面皆是商铺，特别河沿一面，一面临水，且石条上能栓船，每当三，五赶市，熙攘中也显一街的繁华。
桥傍左手，一高高小楼，挂黑漆店牌：荣昌祥三字特别醒目，专营大城市时尚布品。右面过去就是卖柴弄了，顾名思义，那时的洪塘市镇上的居民，早已脱离农业，烧柴火了。荪湖，鞍山的山民，或肩挑，或船运，在卖柴弄交易。我当然沒看到当时的热闹。洪塘现在的主街，从前是一条小路，因通火车站，慢慢热闹起来。供销社的新华书店，营业员是一个女的，新华书店是你我去洪塘必到的地方。
一说洪塘，就派出了一笔长长的流水帐。其实，洪塘和其它地方一样，总在不断的变迁中。前人看到的，我沒看到；我看到的，后人沒看到，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一段。人总是有点恋旧，记住从前好的，看到现在差的，不免有点遗憾，但这是沒办法的。
年纪大了，总喜欢忆旧。而因着岁月的流逝，这记忆的底片也大多模糊了。我是在1969年09月底，去洪塘公社李家大队插队落户的。这李家大队只有一个生产队，300余亩土地，百余口人吧。向东南走数百步，就是江仁才所在的潘家大队，记忆中只有两个生产队，比李家稍大些。向西南走数十步，就是宅前张大队，宅前张小学就设在这个大队的一幢很洋气的民国建筑中，于是这里也成了这三个大队的中心。
洪塘，在我们这几个村的北面，约三里地吧，穿过下宅村，就到了南街。这上宅桥，是我们到公社去办事的必经之处，真的不知来回走了多少次。但当时只是匆匆而过，或挑着去交售的公粮、生猪，或扛着从宁波运来的水泥、化肥，或去公社找领导要求解决什么问题，何曾有时间与精力细细地赏玩过这石桥？至今想来，这上宅桥在脑海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
然而，这洪塘，有我两个记忆深刻的地方。
第一个是，正对着桥的邮电所。当时的投递员是位姓金的小伙子，当时在我眼中是天使一般的人物，或会带来远方同学的信件，或会带来广播站的稿费单。
这邮电所就一位临柜的女员工，而这员工是妈妈的同事，与妈妈年纪相仿，也与妈妈有同样的家庭遭遇。我去公社了，总到邮电所跟这阿姨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她也很热情地请我喝水，有时还会拿出小点心来。妈妈还能留在城里，她比妈妈更难的是，孤身一人在这乡下苦熬，照顾不了家庭，而这里的饮食起居也十分的不便。望着阿姨苍白的脸庞和黛黑的眼圈，真有种十分无奈的感觉。
这洪塘，现在小汽车半小时就可到达；而在四十多年前，一天只有一两班火车路过这里，没有公交车，自行车也是稀罕之物，假使有的话，也要骑半天才能从此地到彼地。因此，将你的工作调到洪塘，是种实实在在的“惩罚”。我也于此明白了妈妈在工作中小心翼翼的根源，明白了妈妈平日里忧心忡忡的原由。
第二是，桥东面的供销社中的售书柜台。那位略为丰腴的女营业员对我们知青很热情，几乎敞柜让我们挑书。其实我们那里买得起，只不过就这样翻几页过过瘾罢了。知道我是其中比较爱书的一员，那天悄悄与我说，上面新出版了《红楼梦》，我会给你留一套的。我听了后喜出望外，过几天向家里要了钱买了回来，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
这世上的事，说不清是偶然还是必然。因了这部《红楼梦》，我有了熟读的条件；因了熟读，宁波市图书馆让我参加了“工农兵评《红楼梦》小组”；因了“评《红》小组”的活动，我熟悉了市文化馆的老师，熟悉了市广播站的老师，无形中为今后调进报社作了铺垫。命运，就这样的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还是回过头来说桥吧。用卢小东写的话结尾：“桥两边的栏杆，用宽宽的石条构成。闲来无事，人们会坐在桥上消磨光阴，桥面因而被摩挲得光滑而温润。洪塘人的话语，洪塘人的故事，就像一棵树的秘密那样，密密地记录在这座石桥细致的纹理上。”
现在，这上宅石桥不知去往何处了，这洪塘故事也早已随风飞扬，只有念旧的人还在重复吟唱这过时的老调……
图一：钱湖211创意园区的半亭飞檐。图二：西郊高桥。龚国荣摄。图三：余姚中村。掬曦摄。 https://t.cn/z84KT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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