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史##我和妈妈的故事# 中国式母女的相爱相杀 文｜读者：款款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换头特效？？？
明天是周日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 被五一调休搞累了
今天下午去图书馆刚借了一本书《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 里面有一篇：“没有什么死寂的物质，万物潜藏着尚未知晓的生命形式，只是物质是从不开玩笑的，它永远充满了悲剧性的严肃。”
还有我想要说：现在可能没有物质上的一切，都拥有着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惭愧的真诚。
明天是周日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 被五一调休搞累了
今天下午去图书馆刚借了一本书《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 里面有一篇：“没有什么死寂的物质，万物潜藏着尚未知晓的生命形式，只是物质是从不开玩笑的，它永远充满了悲剧性的严肃。”
还有我想要说：现在可能没有物质上的一切，都拥有着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惭愧的真诚。
人生三重境界
原文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此第一境界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此第二境界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此第三境界也。
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诈也。
注释
①诗出自宋代词人晏殊词《蝶恋花》。诗句的意思是：昨夜一夜西风，碧树尽凋，西风肃杀。独自登上高楼，凭栏远望，不见斯人，百感交集，无限惆怅。王国维引此三句诗来描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一境界，与原意已不相关，只是借题发挥，但却别有新意。
②诗出自宋代词人柳永词《蝶恋花》。柳永。但是王国维在总结时将柳永误为欧阳修了。诗句的意思是：为了她，为了那份相思，我即使面容憔悴，瘦骨伶仃，也是值得的，也决不后悔。王国维借此二句诗来谈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二境界，显然已超乎原诗相思怀人的情绪了。
③诗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词《青玉案·元夕》。诗句的意思是：元灯节上，如云的美女都不是我所关注之人，我在千百人群中寻找她，却总是芳容难觅。突然，我眼前一亮，发现那一角残灯旁边，她终于出现了。原来，她在那冷清的地方还未归去，还似有所待啊！王国维借此三句诗来谈古今立业、治学的第三境界，已远非原诗的意境了。诗句中的他，即她。辛幼安，即辛弃疾，其字幼安，号稼轩。
《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在清代众多的词话中，《人》以其见解之新颖，理论之独创熔中西美学、文艺思想于一炉，突破清代文坛某些学派的门户之见，独树一帜，为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在中国学术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虽为论词而作，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限于词，“可以作为王氏一家的艺术论读”（夏承焘《词论十评》），它突破清代词坛浙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独创一派。这《人》是在探求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自己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境界”说，为王国维艺术论的中心与精髓。境界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一个观点，即文学作品的意境是由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实际和它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是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情感和理智的统一所谓境界「非独谓景物」，「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有造境，有写境」，即有创造的境界，有写实的境界。在此，对境界的含意作了明确的说明，继而又对境界的构成作了具体阐述，「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虽写实象，亦理想家也」，这就是说，境界是诗人模写自然又表现理想构成，成功之诗必然是理想与写实的密切结合。譬如书中对于「境界」的阐释有：
——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集结了六十四篇短评的《人》，是王国维写词的心得，也是他的艺术观之总结，文章虽短，但篇篇四两千斤，字字珠玑可贵，力可扛鼎。他用传统的词话形成以及反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是他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和传统诗词的最大区别是：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去重复离别相思、宠辱升降的主题；而是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做展示的人格分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茎的命数。它是王国维的生命底蕴，精神生气的灌注，不同于“羔雁之具”，模拟之作，是作者对宇宙与人生、生命与死亡等基本人生问题讨问和思索的结晶。这也是我对《人》唯独钟爱原因。我喜欢他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我欣赏他那三境界和他那对人生不断探索的不懈精神；更羡慕他“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的那份洒脱与自由。
最后我想借用他人对《人间词话》的一段评论结束我的这篇读后感。王国维《人间词话》在中西文艺思想交流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观点新颖，立论精辟，自成体系，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看成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原文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此第一境界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此第二境界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此第三境界也。
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诈也。
注释
①诗出自宋代词人晏殊词《蝶恋花》。诗句的意思是：昨夜一夜西风，碧树尽凋，西风肃杀。独自登上高楼，凭栏远望，不见斯人，百感交集，无限惆怅。王国维引此三句诗来描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一境界，与原意已不相关，只是借题发挥，但却别有新意。
②诗出自宋代词人柳永词《蝶恋花》。柳永。但是王国维在总结时将柳永误为欧阳修了。诗句的意思是：为了她，为了那份相思，我即使面容憔悴，瘦骨伶仃，也是值得的，也决不后悔。王国维借此二句诗来谈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二境界，显然已超乎原诗相思怀人的情绪了。
③诗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词《青玉案·元夕》。诗句的意思是：元灯节上，如云的美女都不是我所关注之人，我在千百人群中寻找她，却总是芳容难觅。突然，我眼前一亮，发现那一角残灯旁边，她终于出现了。原来，她在那冷清的地方还未归去，还似有所待啊！王国维借此三句诗来谈古今立业、治学的第三境界，已远非原诗的意境了。诗句中的他，即她。辛幼安，即辛弃疾，其字幼安，号稼轩。
《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在清代众多的词话中，《人》以其见解之新颖，理论之独创熔中西美学、文艺思想于一炉，突破清代文坛某些学派的门户之见，独树一帜，为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在中国学术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虽为论词而作，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限于词，“可以作为王氏一家的艺术论读”（夏承焘《词论十评》），它突破清代词坛浙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独创一派。这《人》是在探求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自己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境界”说，为王国维艺术论的中心与精髓。境界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一个观点，即文学作品的意境是由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实际和它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是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情感和理智的统一所谓境界「非独谓景物」，「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有造境，有写境」，即有创造的境界，有写实的境界。在此，对境界的含意作了明确的说明，继而又对境界的构成作了具体阐述，「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虽写实象，亦理想家也」，这就是说，境界是诗人模写自然又表现理想构成，成功之诗必然是理想与写实的密切结合。譬如书中对于「境界」的阐释有：
——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集结了六十四篇短评的《人》，是王国维写词的心得，也是他的艺术观之总结，文章虽短，但篇篇四两千斤，字字珠玑可贵，力可扛鼎。他用传统的词话形成以及反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是他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和传统诗词的最大区别是：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去重复离别相思、宠辱升降的主题；而是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做展示的人格分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茎的命数。它是王国维的生命底蕴，精神生气的灌注，不同于“羔雁之具”，模拟之作，是作者对宇宙与人生、生命与死亡等基本人生问题讨问和思索的结晶。这也是我对《人》唯独钟爱原因。我喜欢他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我欣赏他那三境界和他那对人生不断探索的不懈精神；更羡慕他“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的那份洒脱与自由。
最后我想借用他人对《人间词话》的一段评论结束我的这篇读后感。王国维《人间词话》在中西文艺思想交流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观点新颖，立论精辟，自成体系，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看成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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