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哲的书库[超话]#
《乌合之众》里有这样一句话：数量，即是正义。
“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是谁制造了这个狂热的群体？是谁让这种单纯的喜欢变了味？是谁在操控整个产业链？要解答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无利不起早，谁在背后收益最大，谁就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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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里有这样一句话：数量，即是正义。
“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是谁制造了这个狂热的群体？是谁让这种单纯的喜欢变了味？是谁在操控整个产业链？要解答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无利不起早，谁在背后收益最大，谁就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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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遗失的“北京人”头骨
在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西侧约1公里处有一座属太行山边缘的小山，旧时因当地百姓一直在山上采集中药龙骨，所以又称龙骨山。这座原本无名的小山在本世纪初却震惊了世界。而这个故事还得从一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讲起。
安特生是一名地质学家，1914年受邀请来中国任北洋政府矿政顾问，协助中国开采煤矿并进行矿产调查。安特生有个特别的个人爱好，喜爱采集古动物化石和考古。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同周口店结下不解之缘。1918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包动物化石，告诉是周口店鸡骨山上采集的，那里还有许多石灰岩洞中有化石。安特生一听说北京境内竟然有动物化石，立刻动身奔向周口店。但可惜的是，他只发现了一些小动物的化石。
1921年，不甘心的他又一次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周口店进行发掘。这年8月，幸运的大门向他们打开了。当地一位好心的老乡告诉他们，离鸡骨山不远的北面的龙骨山上有更大的龙骨，他们应该去那里。安特生二人听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爬上龙骨山，他们刚一到就发现一条由碎石、砂土、大动物碎骨组成的大裂隙，不一会儿就发现了猪的下颌骨，后来又发现了犀牛、熊等动物遗骨以及白色的脉石英石碎片。可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两颗古人类的牙齿，他们意识到重大的发现在向他们招手。可惜的是1924年师丹斯基有要事处理回国了，他们无法进行深入的发掘。但这两颗牙齿引起了另一位在中国从事考古研究的加拿大人步达生的注视。
步达生是一名十分卓越的考古学者、医学家。步达生原本出身于贵族世家，可他从小就自觉地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上中学时就找到一份驾独木舟给偏远地区送补给品的艰险工作。有一次遇上森林大火，他机警地跳入一个小湖中，在水中站了一天两夜才躲过大火。1906年他从多伦多大学毕业，1919年来到中国，1921年任美国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他来北京后不久，就与安特生结成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伙伴。他在工作中平易近人，“跟他的中国同事交往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国籍或种族，因为他相信科学超越了这些人为的事情。”步达生根据安特生的发掘和科研成果，在1926年摘写出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一文，认为周口店可能是人类祖先活动生活的地方。他的文章既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震动，也引来了众多学者的怀疑、非议。为了把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展下去，步达生1926年与当时负责此方面事务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我国地质学奠基人翁文灏商议，由协和医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发掘周口店遗址。同时，他又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申请赞助，1927年步达生的愿望全部实现，中方只是提出“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在考察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历史时期的不管任何文物，将交给适当的中国博物馆。”
1927年春周口店发掘工作开始，第一年发掘了500箱化石和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1928年，德国留学归国的杨仲健教授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周口店，接替、协助原来的四位中外专家进行发掘。1929年，经过步达生的努力，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石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诞生。这年冬天，周口店的考古者们，也终于收到了老祖宗给他们的第一份奖品。这年12月2日，裴文中带领工人在一个垂直的、井状的非常窄的山洞中进行发掘，他一手拿蜡烛，一手拿镐发掘。洞内静的吓人，锤镐的回声久久不散。忽然，斐文中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几年的修行终成正果，山中沉睡了50万至7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骨终于被轻轻地发掘出来。
头骨的发现似惊雷震惊了世界，更令人兴奋地是没过多久，古人类制造的石器、骨器、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相继发现，尤其是用火的遗址的发现，这在世界上是首次，这一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一下提前了100万年。
1931年，后来成为我国考古专家的贾兰坡先生作为技工也来到周口店。1933年11月9日，他们又发现了一具最完整的头骨。那时，从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可认出属于七八个不同的男女老少，考古家们还发现了穿孔的兽牙、小石珠、鱼骨，这些都是原始人的装饰品，这也证明北京人非常爱美。另外，他们也发现了硕猕猴、披毛犀、剑齿虎、马熊等37种动物的化石。不久更使全世界震惊的发现诞生了，1936年11月，贾兰坡又在周口店一个新的发掘点发现了3具完整原始人头骨。欧美国家的报道当时就达2000余篇，“中国猿人北京种”即“北京人”已闻名世界。当时这些头骨都送到北京协和医院，由后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画家的陈志农等中外技术人员修复、制作模型。
就在周口店发掘工作捷报频传、硕果累累之时，厄运却突然降临在这件伟大的事业的头上。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攻入华北，周口店地区也成为战场，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就在大家想方设法躲避这场灾难的时候，1938年留守在发掘工地的三名爱国的中国技术人员被日军逮捕，日军指挥三人为“抗日便衣队”，对他们实施酷刑后用刺刀挑腹杀害。周口店古人类遗址落入日军的魔爪。北京城内中方的所有重要机构已搬到大后方，所有研究机构原址都被日伪占领。北京协和医院由于是美国人开办的，美国当时未参战，暂时还未被占领。可贾兰坡等中国人已被监视。1941年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人们开始担心保存在那里的“北京人”头骨和其他化石。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复商议，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决定，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本土保存。1941年11月中旬，贾兰坡和另一位技术员将周口店最珍贵的人骨化石用细棉纸、棉花、砂布、小纸盒包好装入两只木箱内，交给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11月底这两只价值连城的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12月5日，载有“北京人”化石的专列开往秦皇岛，计划在那里转送到美国航轮――哈里逊总统号上。可劫难就在这时发生了，专列未到秦皇岛就被日军截获。美军成为战俘。从此，两只装有头骨的箱子下落不明。
后来有人说日军截获了箱，在用船运往日本时船翻了；又有人说截火车的日本人不懂得化石的价值，连箱子一块扔了；也有人说美军的被俘军医在战俘营中丢失了……。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也被占领，医院内的办公楼被改作了北京日本宪兵队司令部，保存在楼内的周口店发掘的文物、有关资料或是被掠走、或是被焚毁。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周口店十几年发掘出的最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全部遗失，资料大部分被毁，造成世界人类学、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此后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曾费尽心机寻找“北京人”头骨踪迹，可总是像没有结尾的侦探故事一样令人绝望。1946年日本战败后，我国学者李济又代表政府到日本帝国大学找了五次都没找到，只找到日本抢来的周口店出土的一些石器、骨器。“北京人”头骨成为等待人们去破译的千古谜团。
附记：
上面史实的主要内容是1998年笔者在贾兰坡老先生家中，听老人亲口讲述的。当时的一些情境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时他家更像一个书库。原本面积就不大的两个房间，几乎被那些用角铁焊成的简易书架占满，书架上、书桌上、折叠椅上、铺在房间狭小空地的报纸上，也全都是书。贾先生待人、聊天都像一孩子一样充满了童心。记得我刚一进屋看了他书桌上有一只直立在支架上的圆型金属盘，盘沿上刻写着英文、盘中心有一个徽章。他既骄傲又满不在乎地口吻笑着说,那是美国的世界探险家协会发给他的，他现在被迫被封为探险家了。当问起当年他发现“北京人”头骨的具体情节时，老人得意而又顽皮地讲到：“谁也不会想到当年的情景。那时干活的民工把泥挖出的小石片儿叫作‘韭菜’，那一天我与他们一同在洞底下小心地挖掘。听到一个民工喊了一声‘韭菜’，就将挖到的一块‘小石儿’扔到地上。我发现那‘石儿’好像不是很沉，就走过去捡了起来。仔细看了一下对他说，这哪儿是韭菜，这不是骨头吗。我就让他让开位置我亲自去挖。没想到，竟然挖出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
伴随着口忆，老人的笑容慢慢消失了，语气也逐渐沉重起来“如果不是日本鬼子入侵，当时还能继续开展挖掘。日本人侵占那里后，挖掘工作停了，人员撤了，遗址也没人保护了……”
在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西侧约1公里处有一座属太行山边缘的小山，旧时因当地百姓一直在山上采集中药龙骨，所以又称龙骨山。这座原本无名的小山在本世纪初却震惊了世界。而这个故事还得从一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讲起。
安特生是一名地质学家，1914年受邀请来中国任北洋政府矿政顾问，协助中国开采煤矿并进行矿产调查。安特生有个特别的个人爱好，喜爱采集古动物化石和考古。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同周口店结下不解之缘。1918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包动物化石，告诉是周口店鸡骨山上采集的，那里还有许多石灰岩洞中有化石。安特生一听说北京境内竟然有动物化石，立刻动身奔向周口店。但可惜的是，他只发现了一些小动物的化石。
1921年，不甘心的他又一次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周口店进行发掘。这年8月，幸运的大门向他们打开了。当地一位好心的老乡告诉他们，离鸡骨山不远的北面的龙骨山上有更大的龙骨，他们应该去那里。安特生二人听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爬上龙骨山，他们刚一到就发现一条由碎石、砂土、大动物碎骨组成的大裂隙，不一会儿就发现了猪的下颌骨，后来又发现了犀牛、熊等动物遗骨以及白色的脉石英石碎片。可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两颗古人类的牙齿，他们意识到重大的发现在向他们招手。可惜的是1924年师丹斯基有要事处理回国了，他们无法进行深入的发掘。但这两颗牙齿引起了另一位在中国从事考古研究的加拿大人步达生的注视。
步达生是一名十分卓越的考古学者、医学家。步达生原本出身于贵族世家，可他从小就自觉地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上中学时就找到一份驾独木舟给偏远地区送补给品的艰险工作。有一次遇上森林大火，他机警地跳入一个小湖中，在水中站了一天两夜才躲过大火。1906年他从多伦多大学毕业，1919年来到中国，1921年任美国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他来北京后不久，就与安特生结成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伙伴。他在工作中平易近人，“跟他的中国同事交往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国籍或种族，因为他相信科学超越了这些人为的事情。”步达生根据安特生的发掘和科研成果，在1926年摘写出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一文，认为周口店可能是人类祖先活动生活的地方。他的文章既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震动，也引来了众多学者的怀疑、非议。为了把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展下去，步达生1926年与当时负责此方面事务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我国地质学奠基人翁文灏商议，由协和医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发掘周口店遗址。同时，他又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申请赞助，1927年步达生的愿望全部实现，中方只是提出“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在考察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历史时期的不管任何文物，将交给适当的中国博物馆。”
1927年春周口店发掘工作开始，第一年发掘了500箱化石和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1928年，德国留学归国的杨仲健教授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周口店，接替、协助原来的四位中外专家进行发掘。1929年，经过步达生的努力，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石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诞生。这年冬天，周口店的考古者们，也终于收到了老祖宗给他们的第一份奖品。这年12月2日，裴文中带领工人在一个垂直的、井状的非常窄的山洞中进行发掘，他一手拿蜡烛，一手拿镐发掘。洞内静的吓人，锤镐的回声久久不散。忽然，斐文中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几年的修行终成正果，山中沉睡了50万至7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骨终于被轻轻地发掘出来。
头骨的发现似惊雷震惊了世界，更令人兴奋地是没过多久，古人类制造的石器、骨器、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相继发现，尤其是用火的遗址的发现，这在世界上是首次，这一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一下提前了100万年。
1931年，后来成为我国考古专家的贾兰坡先生作为技工也来到周口店。1933年11月9日，他们又发现了一具最完整的头骨。那时，从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可认出属于七八个不同的男女老少，考古家们还发现了穿孔的兽牙、小石珠、鱼骨，这些都是原始人的装饰品，这也证明北京人非常爱美。另外，他们也发现了硕猕猴、披毛犀、剑齿虎、马熊等37种动物的化石。不久更使全世界震惊的发现诞生了，1936年11月，贾兰坡又在周口店一个新的发掘点发现了3具完整原始人头骨。欧美国家的报道当时就达2000余篇，“中国猿人北京种”即“北京人”已闻名世界。当时这些头骨都送到北京协和医院，由后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画家的陈志农等中外技术人员修复、制作模型。
就在周口店发掘工作捷报频传、硕果累累之时，厄运却突然降临在这件伟大的事业的头上。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攻入华北，周口店地区也成为战场，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就在大家想方设法躲避这场灾难的时候，1938年留守在发掘工地的三名爱国的中国技术人员被日军逮捕，日军指挥三人为“抗日便衣队”，对他们实施酷刑后用刺刀挑腹杀害。周口店古人类遗址落入日军的魔爪。北京城内中方的所有重要机构已搬到大后方，所有研究机构原址都被日伪占领。北京协和医院由于是美国人开办的，美国当时未参战，暂时还未被占领。可贾兰坡等中国人已被监视。1941年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人们开始担心保存在那里的“北京人”头骨和其他化石。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复商议，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决定，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本土保存。1941年11月中旬，贾兰坡和另一位技术员将周口店最珍贵的人骨化石用细棉纸、棉花、砂布、小纸盒包好装入两只木箱内，交给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11月底这两只价值连城的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12月5日，载有“北京人”化石的专列开往秦皇岛，计划在那里转送到美国航轮――哈里逊总统号上。可劫难就在这时发生了，专列未到秦皇岛就被日军截获。美军成为战俘。从此，两只装有头骨的箱子下落不明。
后来有人说日军截获了箱，在用船运往日本时船翻了；又有人说截火车的日本人不懂得化石的价值，连箱子一块扔了；也有人说美军的被俘军医在战俘营中丢失了……。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也被占领，医院内的办公楼被改作了北京日本宪兵队司令部，保存在楼内的周口店发掘的文物、有关资料或是被掠走、或是被焚毁。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周口店十几年发掘出的最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全部遗失，资料大部分被毁，造成世界人类学、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此后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曾费尽心机寻找“北京人”头骨踪迹，可总是像没有结尾的侦探故事一样令人绝望。1946年日本战败后，我国学者李济又代表政府到日本帝国大学找了五次都没找到，只找到日本抢来的周口店出土的一些石器、骨器。“北京人”头骨成为等待人们去破译的千古谜团。
附记：
上面史实的主要内容是1998年笔者在贾兰坡老先生家中，听老人亲口讲述的。当时的一些情境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时他家更像一个书库。原本面积就不大的两个房间，几乎被那些用角铁焊成的简易书架占满，书架上、书桌上、折叠椅上、铺在房间狭小空地的报纸上，也全都是书。贾先生待人、聊天都像一孩子一样充满了童心。记得我刚一进屋看了他书桌上有一只直立在支架上的圆型金属盘，盘沿上刻写着英文、盘中心有一个徽章。他既骄傲又满不在乎地口吻笑着说,那是美国的世界探险家协会发给他的，他现在被迫被封为探险家了。当问起当年他发现“北京人”头骨的具体情节时，老人得意而又顽皮地讲到：“谁也不会想到当年的情景。那时干活的民工把泥挖出的小石片儿叫作‘韭菜’，那一天我与他们一同在洞底下小心地挖掘。听到一个民工喊了一声‘韭菜’，就将挖到的一块‘小石儿’扔到地上。我发现那‘石儿’好像不是很沉，就走过去捡了起来。仔细看了一下对他说，这哪儿是韭菜，这不是骨头吗。我就让他让开位置我亲自去挖。没想到，竟然挖出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
伴随着口忆，老人的笑容慢慢消失了，语气也逐渐沉重起来“如果不是日本鬼子入侵，当时还能继续开展挖掘。日本人侵占那里后，挖掘工作停了，人员撤了，遗址也没人保护了……”
#浅墨入画[超话]#永远的归属地——书房
巍青
教授们的书房感悟——
浙大哲学系陈村富教授书房：
我一生的积累就是一间书房，两间书库，上万册中外文图书。我不相信纸质图书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书在，“书神”在。进入书房，心静神凝，似有“书神"来助，“医神”来护。是你融入书堆中，还是书堆融入你心中，浑然一体，应是读书人的境界。在这里，与书同在的”书神“也就与你同在。书有好坏优劣之分，人亦有会读与不会读之辨。不投机，不违心，不沉沦；敢发言，善发言，发好言，方显人文学者之本色。过客呀，请勿踩踏沿途上的小花。护花者呀，请记住“只有那在崎岖小道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
浙大中文系汪维辉教授书房
我的书房就是办公室，家里的书不多，因为空间不够。这得感谢浙大。2009年我来浙大工作，汉语史研究中心给了我一间20多平米的办公室（在西溪校区），我把两面墙都安装了很高的金属书架，勉强可以放下我的藏书。但是后来书越来越多，就放不下了。好在2019年下半年人文学院搬迁到紫金港校区，学院给了我两间办公室，加起来有30多平米。这一下条件大大改善了，我的书都可以上架了，只是目前还没有整理好，所以照片里显得有些凌乱。等整理好了欢迎大家来参观。我喜欢读书，各种能开阔眼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启迪心智的书都爱读。沉浸在书中，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以前我给同学们推荐过《语言问题》（赵元任）、《语文常谈》（吕叔湘）、《世说新语》（刘义庆）等书，可以推荐的好书还有很多，但是我的视野其实很有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读名著肯定不会错。同学们年轻，精力旺盛，要抓紧时间多读一些好书，有些经典要背下来，细细品味，受益终身。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想浙大的学子们一定比我更懂得其中的真味。
浙大历史系刘进宝教授书房：
我现在的书房比较小，只能放下6个大书柜，没办法就将客厅的两边利用了。我的书主要在隋唐史和敦煌学方面，并由敦煌学扩展到丝绸之路、西北史地、近现代学术史。有些书是经常翻阅的，有些书只是偶尔看看或查阅，也有个别的书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我不喜欢在网上获取知识，还是以读纸本文献为主。我读书的感悟是：
1.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论是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是藏书，在某些时候感觉很欠缺；
2.要潜心读书、静心思考。尽量少受外界干扰，抵制诱惑，不凑热闹，如现在受疫情影响，只能在家，那就静心读书写作；
3.阅读面要广博一些，力争做金字塔式的专家，不做旗杆式的专家。
浙大中文系苏宏斌教授书房：
从教20多年来，我先后搬过三次家。每一次搬家前夕，我都感到迫不及待，因为旧家的书房已经不堪重负，家里能放书的空间都被我“榨干”了。搬进新家，把书一本本地放进书柜，好像在和朋友们叙旧，有的书常常翻阅，就像天天见面的老友；有的却买来后从未拆封，如同那些天各一方的故交。每天置身于书的环绕之中，仿佛新朋旧友陪伴在侧，感到分外充实。人们常说“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我希望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的学子们，永远都有书的陪伴，这样你就能永远远离孤独！
浙大历史系冯培红教授书房：
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也是寒假宅家读书的时光。书房是北方的炕式，没有书桌，只在炕上放了一张炕桌，盘腿而坐，读书写作。炕头满壁的书架，炕尾也摞起了书，以及炕边地上八堆半人高的书。书房外的过道上，是曲折的书架走廊。客厅一面墙是书架，中嵌电视机，另外装修时将客厅隔出一小间，作为妻子的书房，两面也是书架。疫情期间宅居家中，终于有了难得的整段时光，修改完一部译著《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新学期的课堂上我也推荐给了学生阅读。翻阅班级QQ，发现寒假中就一天没有话聊，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婆婆妈妈地唠叨：多加防护，少出门，多读书，以及希望同学们多观察、善思考、勤动笔，用历史的眼光去看社会问题，担当历史的责任。
浙大哲学系林志猛教授书房：
现时代电子书虽便捷，但纸质书可任意涂写，深入思索和把玩。书房，依然不可或缺。寒舍卧室、客厅、走廊、阳台、飘窗，凡空余之地，皆放满书，随手可得。阅读经典，最能开拓人的心智，将思想视野推向纵深，尤其有益于形成强健而完善的灵魂。深入触摸经典，便是与最伟大心灵的对话，可对恒古不移的人世问题有更宽厚的理解。：
浙大中文系真大成副教授书房：
不敢言书房，只是办公室而已；书比较杂，仅从插架大概难以一眼看出我的专业。个人虽然从事汉语史研究，但始终不愿“单恋一枝花”，不过总在故纸堆里觅生活。
大疫横行，闭户禁足。读有益之书，遣有涯之生。
新近读的是两位年轻女学者的著作，蔡丹君《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和夏婧《清编〈全唐文〉研究》，各擅胜场，深受教益。面对学子，不敢自命“导师”，愿共学焉。
来源：浙大人文汇
巍青
教授们的书房感悟——
浙大哲学系陈村富教授书房：
我一生的积累就是一间书房，两间书库，上万册中外文图书。我不相信纸质图书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书在，“书神”在。进入书房，心静神凝，似有“书神"来助，“医神”来护。是你融入书堆中，还是书堆融入你心中，浑然一体，应是读书人的境界。在这里，与书同在的”书神“也就与你同在。书有好坏优劣之分，人亦有会读与不会读之辨。不投机，不违心，不沉沦；敢发言，善发言，发好言，方显人文学者之本色。过客呀，请勿踩踏沿途上的小花。护花者呀，请记住“只有那在崎岖小道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
浙大中文系汪维辉教授书房
我的书房就是办公室，家里的书不多，因为空间不够。这得感谢浙大。2009年我来浙大工作，汉语史研究中心给了我一间20多平米的办公室（在西溪校区），我把两面墙都安装了很高的金属书架，勉强可以放下我的藏书。但是后来书越来越多，就放不下了。好在2019年下半年人文学院搬迁到紫金港校区，学院给了我两间办公室，加起来有30多平米。这一下条件大大改善了，我的书都可以上架了，只是目前还没有整理好，所以照片里显得有些凌乱。等整理好了欢迎大家来参观。我喜欢读书，各种能开阔眼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启迪心智的书都爱读。沉浸在书中，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以前我给同学们推荐过《语言问题》（赵元任）、《语文常谈》（吕叔湘）、《世说新语》（刘义庆）等书，可以推荐的好书还有很多，但是我的视野其实很有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读名著肯定不会错。同学们年轻，精力旺盛，要抓紧时间多读一些好书，有些经典要背下来，细细品味，受益终身。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想浙大的学子们一定比我更懂得其中的真味。
浙大历史系刘进宝教授书房：
我现在的书房比较小，只能放下6个大书柜，没办法就将客厅的两边利用了。我的书主要在隋唐史和敦煌学方面，并由敦煌学扩展到丝绸之路、西北史地、近现代学术史。有些书是经常翻阅的，有些书只是偶尔看看或查阅，也有个别的书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我不喜欢在网上获取知识，还是以读纸本文献为主。我读书的感悟是：
1.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论是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是藏书，在某些时候感觉很欠缺；
2.要潜心读书、静心思考。尽量少受外界干扰，抵制诱惑，不凑热闹，如现在受疫情影响，只能在家，那就静心读书写作；
3.阅读面要广博一些，力争做金字塔式的专家，不做旗杆式的专家。
浙大中文系苏宏斌教授书房：
从教20多年来，我先后搬过三次家。每一次搬家前夕，我都感到迫不及待，因为旧家的书房已经不堪重负，家里能放书的空间都被我“榨干”了。搬进新家，把书一本本地放进书柜，好像在和朋友们叙旧，有的书常常翻阅，就像天天见面的老友；有的却买来后从未拆封，如同那些天各一方的故交。每天置身于书的环绕之中，仿佛新朋旧友陪伴在侧，感到分外充实。人们常说“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我希望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的学子们，永远都有书的陪伴，这样你就能永远远离孤独！
浙大历史系冯培红教授书房：
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也是寒假宅家读书的时光。书房是北方的炕式，没有书桌，只在炕上放了一张炕桌，盘腿而坐，读书写作。炕头满壁的书架，炕尾也摞起了书，以及炕边地上八堆半人高的书。书房外的过道上，是曲折的书架走廊。客厅一面墙是书架，中嵌电视机，另外装修时将客厅隔出一小间，作为妻子的书房，两面也是书架。疫情期间宅居家中，终于有了难得的整段时光，修改完一部译著《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新学期的课堂上我也推荐给了学生阅读。翻阅班级QQ，发现寒假中就一天没有话聊，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婆婆妈妈地唠叨：多加防护，少出门，多读书，以及希望同学们多观察、善思考、勤动笔，用历史的眼光去看社会问题，担当历史的责任。
浙大哲学系林志猛教授书房：
现时代电子书虽便捷，但纸质书可任意涂写，深入思索和把玩。书房，依然不可或缺。寒舍卧室、客厅、走廊、阳台、飘窗，凡空余之地，皆放满书，随手可得。阅读经典，最能开拓人的心智，将思想视野推向纵深，尤其有益于形成强健而完善的灵魂。深入触摸经典，便是与最伟大心灵的对话，可对恒古不移的人世问题有更宽厚的理解。：
浙大中文系真大成副教授书房：
不敢言书房，只是办公室而已；书比较杂，仅从插架大概难以一眼看出我的专业。个人虽然从事汉语史研究，但始终不愿“单恋一枝花”，不过总在故纸堆里觅生活。
大疫横行，闭户禁足。读有益之书，遣有涯之生。
新近读的是两位年轻女学者的著作，蔡丹君《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和夏婧《清编〈全唐文〉研究》，各擅胜场，深受教益。面对学子，不敢自命“导师”，愿共学焉。
来源：浙大人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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