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https://t.cn/8kMGh7b[星星][星星][星星][星星][半星]，生的意义总不唯一，乔治坚守的“小镇人生”是否值得，从对身边人的影响来看，必是肯定的。为弟弟哈利和镇民“奉献”一生，改变了多数人的命运，有爱妻儿女挚友为伴，乔治也必在生活点滴中寻求到生的意义。但对那个自小便以远游冒险为人生目标的意气风发的少年，当下是否真正如其所愿，永远未能得知。片中只展现了乔治未参与的世界轨迹，无法推知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乔治“自私”一些，对原本世界的影响，更雄厚的人生资本，是否也会对小镇发展有更强的助力。
面对分叉路口该当谨慎，之后的选择权及后续远近取舍总是建立在此基础上。人生本身的无尽可能赋予电影更多层次感，影片呈现的适当留白也给予我们更多思考的空间。
p1 全片的升华点，最后单以友情做结，自觉有些单薄了
（近期反复坠入浮躁状态 词不达意 无余心力 最值得关注反思做结的还是自己的人生吧）
面对分叉路口该当谨慎，之后的选择权及后续远近取舍总是建立在此基础上。人生本身的无尽可能赋予电影更多层次感，影片呈现的适当留白也给予我们更多思考的空间。
p1 全片的升华点，最后单以友情做结，自觉有些单薄了
（近期反复坠入浮躁状态 词不达意 无余心力 最值得关注反思做结的还是自己的人生吧）
#绵绵说晚安#【夜读|父亲的秘密】父亲的秘密
□刘术云（江油）
父亲说他当过红军，但我一直半信半疑，因为1935年春红军打到江油一带时，父亲只有14岁。不过父亲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他是红军儿童团的一员，从彰明跟红军走到松潘黑水一带，就掉了队，只好一路讨口要饭，才回到家乡。一回来，凶狠的还乡团正在挨家挨户清查，哪家人支援过红军、哪家有人去当了红军，父亲哪敢声张，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无人知晓他的事，他给红军送粮倒是有人看见，但见证者都去世了。
父亲对当过红军一事很执着，他在1980 年退休前后，坚持向有关部门陈述或者写信，表示自己当过红军，要求落实政策。上面也多次回信，甚至派来调查组，然而，父亲所提供的人证，调查组不认同，父亲也拿不出铁证。于是，上面对他当红军的事不予确认。父亲的哥是跟红军走了失踪的，母亲的哥是红军，上世纪50 年代政府颁发了烈士证。为了寻求证明，父亲还与多位老红军包括西路流落红军交朋友，但是那些老红军也没办法给他作证。
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一直想找一个确定的答案。说实话，父亲给我们的爱太可怜太少了。父亲母亲新婚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父亲心中的英雄梦燃起，二话没说就响应号召奔赴战场，经过几年浴血奋战，总算平安凯旋。回国后脱下军装，父亲被安置到铁路部门工作，常年四处奔波，逢年过节才探亲归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母亲陆续生下我们兄弟姊妹5个，忙了外头忙屋头，肩挑背磨，使她过早憔悴，劳累成疾。而父亲给我们的印象不太良好。他脾气火爆，掷地有声。如我们兄弟姊妹中一人犯了错，每个人都要被父亲惩罚，统统都要受过。父亲的教育从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往往拳脚交加，棍棒相逼。我认为他极不合格。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孃孃曾说起父亲从小是个匪头子，天不怕地不怕，“扯经”、不听父母话，家里穷得常揭不开锅，她因此经常偷偷从夫家拿钱拿粮接济。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的二孃孃常说父亲年轻时可恶，打她下狠手，记仇记得连父亲的葬礼也没参加。
这是我的父亲吗?这是在母亲病逝后，已经75岁了仍执意还要娶亲的父亲吗?虽然父亲离开我们21年了，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非常想弄清楚父亲的坎坷人生，传奇的故事。
我所记得的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是铁路大修队的，参加修过宝成线广元至马角段，在重庆江津、西昌礼州、西昌马道等地工作过。我读小学、初中、高中时，有几年暑假还到他工作的住地去过，坐过火车头，玩过信号灯。在农村，家里有一个每月领工资领粮票的人是令四邻羡慕的，父亲每月都会寄些钱和粮票，有时也是探亲或春节带回，所以我家的生活就比邻居们过得好一些，因为，母亲也特别勤劳朴实，还当过生产队队长和饲养员。每一年春节前，队里都送来印有军烈属慰问信的日历，感到莫大的光荣。
父亲当过志愿军是确定的。在朝鲜战场上，他的腿受过弹伤，留下明显的疤痕，他当铁路工人就是转业去的。父亲不爱提及在朝鲜的事，因为给我家带来抄家之灾。
“文革”时，不知谁告密说，父亲从朝鲜战场带的有枪回来，藏匿在家里。私藏枪支是何等大事？大队迅速向公社报告，公社立即派人到我家搜枪。屋里屋外，房前房后搜了几遍无果，又掘地三尺，也没找到枪的影子，此事不了了之。大队有人气急败坏，还指使我父母收养的哑巴，偷偷将我十一二岁的哥放到深五六米的姜窖里，想活活埋掉，幸被人发现救起。父亲虽然没带枪回来，却把美军的降落伞作为战利品弄回家了。父亲有一件丝绸类的白衬衣，十分通透，能看清皮肤的颜色，胸口包里放一两角钱，甚至香烟牌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后来我也偷偷穿过了多次，令同龄人十分羡慕。而这件衣服，就是用美军降落伞的尼龙布缝制而成的。不过父亲是如何把降落伞弄回国又带回家的，他没说过，也就不得而知了。
父亲常爱穿草绿色的旧军装，或披一件花呢子大衣。手里玩两颗钢球，磨得锃亮如银，闪闪发光，衬托出他的高大威风来。父亲对当兵很有情结，为了我哥能顺利去当兵，父亲不仅买了当时十分紧俏的春城牌香烟、绵竹大曲酒送给大队干部，甚至把他早年买的一块怀表不惜血本送给一位“关键人物”。他说兵是保家卫国，开“后门”并不可耻。结果，我哥在阿坝那边当了3年兵，烧了3年木炭，退伍顶了父亲的班，也当了铁路工人。1981年我高中毕业，父亲又要我去当兵，可我眼睛高度近视，条件受阻，父亲特地买来视力表，要我背笔画，结果没有成功。父亲爱说，经济上帮助不了我们，政治上可以帮助。所以，我的两位弟弟也都当了兵，连我的姐夫也是当过兵，我的姐姐、兄弟先后入了党，父亲以此为荣，认为是自己教子有方的结果。
看似光耀的父亲也有不光彩的故事，那年，我去他工作的西昌玩，无意间看到大修队对父亲的处理决定。大意是父亲违反铁路局规定，擅自将自己乘车证借给社会上某妇女使用，予以通报批评。把自己的钱财或者东西借给别人，是父亲很大方的一面，他在别人建房、看病、读书等事情上，借出了许多钱，后来大多没有归还，父亲也没有介怀。
父亲喜欢打牌，但我们打牌他坚决不允许。有一次我晚上在家打牌，他不怕危险，用锄头勾断了电线。
母亲去世后，坟头尚未长出青草，75岁的父亲就萌发再娶的念头。我与妻不禁感到十分惊诧，十分鲜明表示抗议。
诚然，我们知道“少是夫妻老是伴”这句俗话，不愿以身试法干涉他的婚姻自由。父亲见我们几姊妹尚未形成统一战线，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最后，儿女们都同意了。父亲再婚后，时常在家拉出的“吱吱呀呀”的二胡声，或许，他晚年娶新是幸福的。
父亲去世后，我们将他安葬在母亲的坟边。盖棺定论，他的一生是平凡而普通的，有几分豪气，有几分市侩，有几分自负，也带着几分遗憾。
来源：《绵阳日报》
□刘术云（江油）
父亲说他当过红军，但我一直半信半疑，因为1935年春红军打到江油一带时，父亲只有14岁。不过父亲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他是红军儿童团的一员，从彰明跟红军走到松潘黑水一带，就掉了队，只好一路讨口要饭，才回到家乡。一回来，凶狠的还乡团正在挨家挨户清查，哪家人支援过红军、哪家有人去当了红军，父亲哪敢声张，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无人知晓他的事，他给红军送粮倒是有人看见，但见证者都去世了。
父亲对当过红军一事很执着，他在1980 年退休前后，坚持向有关部门陈述或者写信，表示自己当过红军，要求落实政策。上面也多次回信，甚至派来调查组，然而，父亲所提供的人证，调查组不认同，父亲也拿不出铁证。于是，上面对他当红军的事不予确认。父亲的哥是跟红军走了失踪的，母亲的哥是红军，上世纪50 年代政府颁发了烈士证。为了寻求证明，父亲还与多位老红军包括西路流落红军交朋友，但是那些老红军也没办法给他作证。
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一直想找一个确定的答案。说实话，父亲给我们的爱太可怜太少了。父亲母亲新婚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父亲心中的英雄梦燃起，二话没说就响应号召奔赴战场，经过几年浴血奋战，总算平安凯旋。回国后脱下军装，父亲被安置到铁路部门工作，常年四处奔波，逢年过节才探亲归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母亲陆续生下我们兄弟姊妹5个，忙了外头忙屋头，肩挑背磨，使她过早憔悴，劳累成疾。而父亲给我们的印象不太良好。他脾气火爆，掷地有声。如我们兄弟姊妹中一人犯了错，每个人都要被父亲惩罚，统统都要受过。父亲的教育从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往往拳脚交加，棍棒相逼。我认为他极不合格。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孃孃曾说起父亲从小是个匪头子，天不怕地不怕，“扯经”、不听父母话，家里穷得常揭不开锅，她因此经常偷偷从夫家拿钱拿粮接济。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的二孃孃常说父亲年轻时可恶，打她下狠手，记仇记得连父亲的葬礼也没参加。
这是我的父亲吗?这是在母亲病逝后，已经75岁了仍执意还要娶亲的父亲吗?虽然父亲离开我们21年了，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非常想弄清楚父亲的坎坷人生，传奇的故事。
我所记得的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是铁路大修队的，参加修过宝成线广元至马角段，在重庆江津、西昌礼州、西昌马道等地工作过。我读小学、初中、高中时，有几年暑假还到他工作的住地去过，坐过火车头，玩过信号灯。在农村，家里有一个每月领工资领粮票的人是令四邻羡慕的，父亲每月都会寄些钱和粮票，有时也是探亲或春节带回，所以我家的生活就比邻居们过得好一些，因为，母亲也特别勤劳朴实，还当过生产队队长和饲养员。每一年春节前，队里都送来印有军烈属慰问信的日历，感到莫大的光荣。
父亲当过志愿军是确定的。在朝鲜战场上，他的腿受过弹伤，留下明显的疤痕，他当铁路工人就是转业去的。父亲不爱提及在朝鲜的事，因为给我家带来抄家之灾。
“文革”时，不知谁告密说，父亲从朝鲜战场带的有枪回来，藏匿在家里。私藏枪支是何等大事？大队迅速向公社报告，公社立即派人到我家搜枪。屋里屋外，房前房后搜了几遍无果，又掘地三尺，也没找到枪的影子，此事不了了之。大队有人气急败坏，还指使我父母收养的哑巴，偷偷将我十一二岁的哥放到深五六米的姜窖里，想活活埋掉，幸被人发现救起。父亲虽然没带枪回来，却把美军的降落伞作为战利品弄回家了。父亲有一件丝绸类的白衬衣，十分通透，能看清皮肤的颜色，胸口包里放一两角钱，甚至香烟牌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后来我也偷偷穿过了多次，令同龄人十分羡慕。而这件衣服，就是用美军降落伞的尼龙布缝制而成的。不过父亲是如何把降落伞弄回国又带回家的，他没说过，也就不得而知了。
父亲常爱穿草绿色的旧军装，或披一件花呢子大衣。手里玩两颗钢球，磨得锃亮如银，闪闪发光，衬托出他的高大威风来。父亲对当兵很有情结，为了我哥能顺利去当兵，父亲不仅买了当时十分紧俏的春城牌香烟、绵竹大曲酒送给大队干部，甚至把他早年买的一块怀表不惜血本送给一位“关键人物”。他说兵是保家卫国，开“后门”并不可耻。结果，我哥在阿坝那边当了3年兵，烧了3年木炭，退伍顶了父亲的班，也当了铁路工人。1981年我高中毕业，父亲又要我去当兵，可我眼睛高度近视，条件受阻，父亲特地买来视力表，要我背笔画，结果没有成功。父亲爱说，经济上帮助不了我们，政治上可以帮助。所以，我的两位弟弟也都当了兵，连我的姐夫也是当过兵，我的姐姐、兄弟先后入了党，父亲以此为荣，认为是自己教子有方的结果。
看似光耀的父亲也有不光彩的故事，那年，我去他工作的西昌玩，无意间看到大修队对父亲的处理决定。大意是父亲违反铁路局规定，擅自将自己乘车证借给社会上某妇女使用，予以通报批评。把自己的钱财或者东西借给别人，是父亲很大方的一面，他在别人建房、看病、读书等事情上，借出了许多钱，后来大多没有归还，父亲也没有介怀。
父亲喜欢打牌，但我们打牌他坚决不允许。有一次我晚上在家打牌，他不怕危险，用锄头勾断了电线。
母亲去世后，坟头尚未长出青草，75岁的父亲就萌发再娶的念头。我与妻不禁感到十分惊诧，十分鲜明表示抗议。
诚然，我们知道“少是夫妻老是伴”这句俗话，不愿以身试法干涉他的婚姻自由。父亲见我们几姊妹尚未形成统一战线，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最后，儿女们都同意了。父亲再婚后，时常在家拉出的“吱吱呀呀”的二胡声，或许，他晚年娶新是幸福的。
父亲去世后，我们将他安葬在母亲的坟边。盖棺定论，他的一生是平凡而普通的，有几分豪气，有几分市侩，有几分自负，也带着几分遗憾。
来源：《绵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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