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看我来，学生时代这事件本身很就美好。 ͏
即便了过很多，年但每次到看放在抽屉的里小纸条，还是会忍不笑住出声来。
这些小纸条是在我收拾物杂的时候翻的到，记录了学时生代的好与不好，关有少年和女少，有友关情和情爱，有关课逃和操场。
那美些好仿佛跃然纸上想，到我们偷偷写好纸条，夹在志杂书里，再通过别人送给方对，那的样日子里简单又快着乐。
没有白表，有的只是情友之上恋的人未满，纸条里藏的着似乎就是青春部全。
我谢感那些日子，也谢感少年时代偷里偷传递纸小条的你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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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了过很多，年但每次到看放在抽屉的里小纸条，还是会忍不笑住出声来。
这些小纸条是在我收拾物杂的时候翻的到，记录了学时生代的好与不好，关有少年和女少，有友关情和情爱，有关课逃和操场。
那美些好仿佛跃然纸上想，到我们偷偷写好纸条，夹在志杂书里，再通过别人送给方对，那的样日子里简单又快着乐。
没有白表，有的只是情友之上恋的人未满，纸条里藏的着似乎就是青春部全。
我谢感那些日子，也谢感少年时代偷里偷传递纸小条的你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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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读完打卡。
我是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的。之前只知道这本书是杨绛先生写她和丈夫钱锺书，女儿钱瑗的故事。近日读完才发觉，杨绛先生寥寥数言，薄薄数页，竟是写尽了他们一家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纸短情长，字里行间藏不住的浓浓爱意，仨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夫妻二人之甜蜜令人艳羡，诸多生活趣事不禁令人莞尔，笑出声来也是有的，而行文至伤心处，也令人跟着肝肠寸断，泪流满面。
要是放到几年前，我恐怕还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读不懂这本书，也生不出这么许多感慨。近几年混迹于社会，成了家也养了娃，才更能感同身受。想当年我可以详细地记录下每天做什么，那天去看牙医忽然想起我曾经在论坛还有个专门的帖子，一转眼竟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事情多了，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事无巨细，只得抓大放小，记录一些“大事件”。也许若干年后，我也可以写一写我的家庭。
杨绛先生是这样描写她们仨的：“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于是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朴实无华的文字，勾勒出一个令人心生向往家。
她写丈夫钱锺书的呆气，书痴，也写和女儿在一起的淘气；她写女儿聪慧懂事，过目不忘，知道妈妈怕黑，还反过来照顾妈妈；她写和丈夫一起四处散步去“探险”，对什么都有兴趣；她写一家人分离时写下满满的琐碎，称为“石子”，相聚时慢慢把玩；她写锺书做了“坏事”，她总是说不要紧，一一为他善后。她把生活中的桩件小事，写得如此有趣，饱含深情，仿若星光，闪耀在艰难的人生路上。
他们的一生其实都过得不容易。书看完，好似也跟着他们回到那个年代走了一遭。杨绛先生一笔带过的许多往事，怕是都轻描淡写了。我不可能理解他们经历过的是什么，“沦陷区”，“狗耕田”，“灶下婢”，“柴和米”，“媒球煤灰煤末子”，“鸣放”，“三反”，“洗澡”，一系列的“运动”，和一堆我不甚熟悉甚至听都没听说过的名词，让我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的日子实在是太好过了。如果把现在的我放到他们那个年代，怕是早就崩溃了吧。而如今身在海外的我，扪心自问，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他们过得辛苦，却守本分，活得通透，低调隐忍，与世无争。这种境界，我不知道要再修炼多少年才能达到。
她写到丈夫钱锺书的事业不顺，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虽并不愿意，却肯委屈，能忍耐。锺书先生读遍宋诗，没有一个助手，工作量巨大，完成《宋诗选注》。——我倾佩钱锺书先生的专业和毅力，即使不顺心，不是他所喜欢的，也还是把工作做好。
她写到女儿钱媛体弱，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幼时得了骨结核，还没有对症的药。——我不敢想象杨绛先生如何在“狗耕田”似的忙碌工作中再分身照顾女儿，却能感同身受她睡里梦里心上都压着一块大石头。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联想到近日闹得纷纷扬扬的新冠肺炎，我非常焦虑，不知何时会好，但多读书总归是好的吧。
《我们仨》有三个部分，上面的内容都出自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写的是梦境，却是最最痛苦的梦境，写的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失散。丈夫和女儿同时重病，做妻子的做母亲的两边奔波，最后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即便是以梦境的形式描写，也依然是刀刀入肉。前两部分我分了好几次才看完，实在是太难过了，需要喘息。
那几日正遇上姨妈过世。我目睹我的母亲收到消息的那一瞬间就瘫坐在地上，失声恸哭；我目睹她哭得气息不顺几近呕吐，念叨姐姐一生过得凄苦，久久意难平；我目睹她脸色苍白脚步虚浮，却要故作坚强的帮我抱孙子；我目睹她在佛前久久矗立，双手合十，念念有词。我不知道要怎么帮她。杨绛先生写到说，“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母亲的悲苦能任情啼哭，我能在一旁劝慰，已比杨绛先生好太多了吧。
我写不出来的悲伤，杨绛先生写得淋漓尽致。
她拉我走上驿道，陪我往回走了几步。她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
杨绛先生在书的最后写到，“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我的家人还在，家便是归途，便该好好珍惜。
我是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的。之前只知道这本书是杨绛先生写她和丈夫钱锺书，女儿钱瑗的故事。近日读完才发觉，杨绛先生寥寥数言，薄薄数页，竟是写尽了他们一家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纸短情长，字里行间藏不住的浓浓爱意，仨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夫妻二人之甜蜜令人艳羡，诸多生活趣事不禁令人莞尔，笑出声来也是有的，而行文至伤心处，也令人跟着肝肠寸断，泪流满面。
要是放到几年前，我恐怕还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读不懂这本书，也生不出这么许多感慨。近几年混迹于社会，成了家也养了娃，才更能感同身受。想当年我可以详细地记录下每天做什么，那天去看牙医忽然想起我曾经在论坛还有个专门的帖子，一转眼竟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事情多了，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事无巨细，只得抓大放小，记录一些“大事件”。也许若干年后，我也可以写一写我的家庭。
杨绛先生是这样描写她们仨的：“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于是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朴实无华的文字，勾勒出一个令人心生向往家。
她写丈夫钱锺书的呆气，书痴，也写和女儿在一起的淘气；她写女儿聪慧懂事，过目不忘，知道妈妈怕黑，还反过来照顾妈妈；她写和丈夫一起四处散步去“探险”，对什么都有兴趣；她写一家人分离时写下满满的琐碎，称为“石子”，相聚时慢慢把玩；她写锺书做了“坏事”，她总是说不要紧，一一为他善后。她把生活中的桩件小事，写得如此有趣，饱含深情，仿若星光，闪耀在艰难的人生路上。
他们的一生其实都过得不容易。书看完，好似也跟着他们回到那个年代走了一遭。杨绛先生一笔带过的许多往事，怕是都轻描淡写了。我不可能理解他们经历过的是什么，“沦陷区”，“狗耕田”，“灶下婢”，“柴和米”，“媒球煤灰煤末子”，“鸣放”，“三反”，“洗澡”，一系列的“运动”，和一堆我不甚熟悉甚至听都没听说过的名词，让我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的日子实在是太好过了。如果把现在的我放到他们那个年代，怕是早就崩溃了吧。而如今身在海外的我，扪心自问，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他们过得辛苦，却守本分，活得通透，低调隐忍，与世无争。这种境界，我不知道要再修炼多少年才能达到。
她写到丈夫钱锺书的事业不顺，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虽并不愿意，却肯委屈，能忍耐。锺书先生读遍宋诗，没有一个助手，工作量巨大，完成《宋诗选注》。——我倾佩钱锺书先生的专业和毅力，即使不顺心，不是他所喜欢的，也还是把工作做好。
她写到女儿钱媛体弱，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幼时得了骨结核，还没有对症的药。——我不敢想象杨绛先生如何在“狗耕田”似的忙碌工作中再分身照顾女儿，却能感同身受她睡里梦里心上都压着一块大石头。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联想到近日闹得纷纷扬扬的新冠肺炎，我非常焦虑，不知何时会好，但多读书总归是好的吧。
《我们仨》有三个部分，上面的内容都出自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写的是梦境，却是最最痛苦的梦境，写的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失散。丈夫和女儿同时重病，做妻子的做母亲的两边奔波，最后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即便是以梦境的形式描写，也依然是刀刀入肉。前两部分我分了好几次才看完，实在是太难过了，需要喘息。
那几日正遇上姨妈过世。我目睹我的母亲收到消息的那一瞬间就瘫坐在地上，失声恸哭；我目睹她哭得气息不顺几近呕吐，念叨姐姐一生过得凄苦，久久意难平；我目睹她脸色苍白脚步虚浮，却要故作坚强的帮我抱孙子；我目睹她在佛前久久矗立，双手合十，念念有词。我不知道要怎么帮她。杨绛先生写到说，“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母亲的悲苦能任情啼哭，我能在一旁劝慰，已比杨绛先生好太多了吧。
我写不出来的悲伤，杨绛先生写得淋漓尽致。
她拉我走上驿道，陪我往回走了几步。她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
杨绛先生在书的最后写到，“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我的家人还在，家便是归途，便该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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