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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貞觀之治”的儒治問題新探》
——孫景壇
一、唐代“貞觀之治”的主要治國思想為“儒、釋、道”或“道”之商榷
唐初,尤其是“貞觀之治”,其主要信仰為儒教,這是十分明確的。
唐初統治者在貫徹《道德經》`慎動兵革'精神方面也做得很好,唐初治國方略是偃武修文。”
但李氏父子這裡所用的道家思想,不是道家特有的主張,儒家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是儒、道在思想上共有的東西;而且,此時唐沒有將《道德經》置為治國經典,李氏父子在治國思想上,一直是以儒家為主,同時兼收並蓄。
二、唐代“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主要特點
第一,關於對儒家經典的選擇。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仍是《五經》。但是,必須指出: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與以往是不一樣的,如漢武帝時期的《五經》是《詩》、《今文尚書》、《易》、《士禮》和《春秋公羊傳》,漢宣帝石渠閣會議之後,絀退了《春秋公羊傳》,增加了《春秋轂梁傳》,而“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和《春秋左傳》。
漢人自己講的是《七經》治國,還有《孝經》和《論語》,《孝經》和《論語》一直被視作《常經》,即是必備的基礎經學。
可見,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應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孝經》和《論語》等七經。
第二,關於對儒家經典的解讀。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解經,主要是“正義”即“訓詁”和“義疏”。
“訓詁”主要是訓解字詞的音義,把握經文的原義;“義疏”則是在原義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對經文有所發展。
漢代解經主要是“訓詁”,也用“義理”,唐人不用“義理”,而重“訓詁”,還發明了“義疏”。
第三,關於對其他思想的寬容、兼容和並蓄問題。
第四,關於對理論聯繫實際問題的重視。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既倡導認真研讀儒學,又重視理論聯繫實際。
三、後來理學對唐代“貞觀之治”儒治的責難和曲解
第一,詬病“儒、釋、道”鼎立。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學,既在政治上堅持了以儒家為治國的主要思想,又在信仰上堅持信仰自由,是正確的。
第二,否認顏師古、孔穎達等對“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貢獻。
理學家在講到唐代儒學時,都諱言顏師古、孔穎達,只用主張“排佛”的韓愈來代表。
第三,詆毀“正義”。
理學認為,唐人對儒經的“正義”,即“訓詁”和“義疏”都是“章句之學”,用這種方法解經,是錯誤的。
理學家從解經之始,就摒棄唐人的“訓詁”和“義疏”,而用“義理”,如北宋邢昺新校《五經正義》和劉敞的《七經小傳》,就是這樣做的,而朱熹的《四書集注》則是這種解經方法的集大成。
事實上,“正義”是“我注六經”,堅持對經文原義的理解;“義理”是“六經注我”,脫離了原義,搞實用主義。
第四,歪曲唐代的主要儒經是擴大的《九經》系統。
在舊、新唐書中,有唐一代,“公羊學”的科舉對策只有一篇,即晚唐劉蕡仿董仲舒對策所制的對策,但卻名落孫山。
實際上,劉蕡“精《左氏春秋》”,當時被推舉來是參加《左傳》考試的,而他以《公羊》對,顯然是溜題了。
可見,《公羊傳》在中、晚唐時期仍不是主流儒經。
弄清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治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它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唐代治國的主導政治思想是儒學,後來理學說的“儒、釋、道”鼎立等不對。
第二,唐代的儒學經典主要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和《孝經》等擴大的《五經》系統,後來理學將《公羊傳》等強行塞入唐代主流儒經,是不對的。
唐代主流儒經沒有《公羊傳》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公羊傳》是董學和宋明理學的根本經典,唐代主流儒學中不含《公羊傳》,這是唐儒和宋儒(包括董仲舒)在經典上的根本區別。
第三,唐代的學術是開放的、信仰是自由的、思維是理性的,後來理學批評唐人不用“義理”解經,不妥。
第四,唐代治國思想的研究是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根本。人類歷史每前進一步,
都要反思傳統,西方人對希臘、羅馬的科學反思,使西方最先步入現代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反思長期在宋明理學中打轉,這是“怪圈”。
科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基礎應在漢、唐,其中唐是根本。
《唐代“貞觀之治”的儒治問題新探》
——孫景壇
一、唐代“貞觀之治”的主要治國思想為“儒、釋、道”或“道”之商榷
唐初,尤其是“貞觀之治”,其主要信仰為儒教,這是十分明確的。
唐初統治者在貫徹《道德經》`慎動兵革'精神方面也做得很好,唐初治國方略是偃武修文。”
但李氏父子這裡所用的道家思想,不是道家特有的主張,儒家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是儒、道在思想上共有的東西;而且,此時唐沒有將《道德經》置為治國經典,李氏父子在治國思想上,一直是以儒家為主,同時兼收並蓄。
二、唐代“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主要特點
第一,關於對儒家經典的選擇。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仍是《五經》。但是,必須指出: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與以往是不一樣的,如漢武帝時期的《五經》是《詩》、《今文尚書》、《易》、《士禮》和《春秋公羊傳》,漢宣帝石渠閣會議之後,絀退了《春秋公羊傳》,增加了《春秋轂梁傳》,而“貞觀之治”時期的《五經》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和《春秋左傳》。
漢人自己講的是《七經》治國,還有《孝經》和《論語》,《孝經》和《論語》一直被視作《常經》,即是必備的基礎經學。
可見,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主要儒家經典應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孝經》和《論語》等七經。
第二,關於對儒家經典的解讀。
唐代尤其“貞觀之治”時期的解經,主要是“正義”即“訓詁”和“義疏”。
“訓詁”主要是訓解字詞的音義,把握經文的原義;“義疏”則是在原義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對經文有所發展。
漢代解經主要是“訓詁”,也用“義理”,唐人不用“義理”,而重“訓詁”,還發明了“義疏”。
第三,關於對其他思想的寬容、兼容和並蓄問題。
第四,關於對理論聯繫實際問題的重視。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既倡導認真研讀儒學,又重視理論聯繫實際。
三、後來理學對唐代“貞觀之治”儒治的責難和曲解
第一,詬病“儒、釋、道”鼎立。
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學,既在政治上堅持了以儒家為治國的主要思想,又在信仰上堅持信仰自由,是正確的。
第二,否認顏師古、孔穎達等對“貞觀之治”時期儒學的貢獻。
理學家在講到唐代儒學時,都諱言顏師古、孔穎達,只用主張“排佛”的韓愈來代表。
第三,詆毀“正義”。
理學認為,唐人對儒經的“正義”,即“訓詁”和“義疏”都是“章句之學”,用這種方法解經,是錯誤的。
理學家從解經之始,就摒棄唐人的“訓詁”和“義疏”,而用“義理”,如北宋邢昺新校《五經正義》和劉敞的《七經小傳》,就是這樣做的,而朱熹的《四書集注》則是這種解經方法的集大成。
事實上,“正義”是“我注六經”,堅持對經文原義的理解;“義理”是“六經注我”,脫離了原義,搞實用主義。
第四,歪曲唐代的主要儒經是擴大的《九經》系統。
在舊、新唐書中,有唐一代,“公羊學”的科舉對策只有一篇,即晚唐劉蕡仿董仲舒對策所制的對策,但卻名落孫山。
實際上,劉蕡“精《左氏春秋》”,當時被推舉來是參加《左傳》考試的,而他以《公羊》對,顯然是溜題了。
可見,《公羊傳》在中、晚唐時期仍不是主流儒經。
弄清唐代“貞觀之治”時期的儒治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它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唐代治國的主導政治思想是儒學,後來理學說的“儒、釋、道”鼎立等不對。
第二,唐代的儒學經典主要是《詩》、《古文尚書》、《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和《孝經》等擴大的《五經》系統,後來理學將《公羊傳》等強行塞入唐代主流儒經,是不對的。
唐代主流儒經沒有《公羊傳》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公羊傳》是董學和宋明理學的根本經典,唐代主流儒學中不含《公羊傳》,這是唐儒和宋儒(包括董仲舒)在經典上的根本區別。
第三,唐代的學術是開放的、信仰是自由的、思維是理性的,後來理學批評唐人不用“義理”解經,不妥。
第四,唐代治國思想的研究是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根本。人類歷史每前進一步,
都要反思傳統,西方人對希臘、羅馬的科學反思,使西方最先步入現代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反思長期在宋明理學中打轉,這是“怪圈”。
科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基礎應在漢、唐,其中唐是根本。
李太白流放夜郎
李白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有戏剧性的两个地名，一个是长安，一个是夜郎。一个是他仕途的最高峰，一个是他命运的最低谷。李白挚友《李翰林集序》写道：“ 宗室有潭者，白陷焉，滴居夜郎。” 李白一生中受到的沉重打击和最不幸的遭遇，就发生在夜郎这个地名，且又是他衰老的晚年，他内心的郁积与不平在诗作中奔涌而出。
唐朝时期长安与夜郎距离
唐朝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李氏兄弟的一场权位之争。永王李磷不服兄长李亨继承帝位，在江陵起兵对抗，李白被力邀加入李磷的幕府。事败后，李白被捕，被“按律”处予“长流夜郎”。唐代的夜郎县有三处，李白被流放的夜郎，是唐代的珍州夜郎县。李白自浔阳出发前往夜郎，溯沅水而上，进入播州、珍州，抵达夜郎县。
李白溯沅水而上，进入播州、珍州，抵达夜郎县
《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六年（公元624年）开山洞、置珍州、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夜郎县（今贵州遵义境内）虽是偏僻苦寒之地，但诗仙李白却将诗情洒向这片囚困自己的土地，不少诗散发出浓浓的夜郎情结。比如：“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去国愁夜郎，投身穷荒谷”、“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
晚唐张枯《梦李白》写道：“辛苦夜郎归，知音聊复稀。”李白的诗作中也有很多关于流放夜郎的诗句，其中《江上赠窦长史》写道：“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写道：“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这样看来，从被定罪到流放而还，过惯了长安饮酒作诗生活的李白，确实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夜郎在群山封闭中，也因为李白的诗集让其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明代第一才子杨慎在流放云南永昌卫（现保山地区）期间，曾多次往返于云南和老家四川成都两地，途中经过桐梓，桐梓因此与之有着深厚的渊源。
杨慎经过桐梓期间，写下了有关桐梓夜郎的诗句，现存有《夜郎曲》三首、《桐梓驿元夕》和《夜郎溪》。
《夜郎曲》之一：夜郎城桐梓，原来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城在桐梓驿东十余里）
《夜郎曲》之二：夜郎溪槃木，阴中半景西。渔舟投树宿，水鸟逗花啼。（溪名赶水，在东溪南平古城下）
《夜郎曲》之三：夜郎歌汉宫，曾取教秦娥。竹枝传窈窕，杨柳转猗傩。（夜郎歌即巴歌也，今名思南歌。《全蜀艺文志》）
《桐梓驿元夕》：戴石孤峰古驿门，青羌吹角报黄昏。三家村里无灯火，千树梅花作上元。
《夜郎溪》：行到滇南欲尽头，江边深处隐扁舟。不知孟获巢何处，料入烟芜避武侯。
根据杨慎的五首诗，可以从中分析出一些信息：
一、桐梓历史以来长期属于四川管辖，杨慎与桐梓先民同属一省之民，其记载与桐梓有关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杨慎路过桐梓时属于播州杨氏土司统治时期，1601年朝廷消灭杨氏土司后才设立桐梓县。杨慎在云南与四川之间往返，按较近的距离可不必经过贵州，可经攀枝花、雅安到成都，或经昆明、昭通、宜宾、乐山到成都，但这条线地处蛮荒之地，地理条件非常恶劣，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因此杨慎往返均选择经云南至贵州桐梓的官方驿路，古代桐梓向来为川南黔北之交通要冲。
二、桐梓先有驿后有县。桐梓在建县之前明朝廷设立有桐梓驿。改土归流后设置有播川、桐梓、夜郎、松坎四个驿站。杨慎所写诗句中即有桐梓驿，古代官员出行主要以驿站作为吃住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宾馆酒店，找不到驿站或不能享受驿站公费待遇时，只能住寺庙等地方（宋代的苏东坡等官员被贬或到地方任职就经常住寺庙），连寺庙都没有的只能住岩厱等地方（王阳明在《瘗旅文》中记载到贵州任职的一个县官饿[病]死于贵阳境内的路边）。杨慎正月十五仍在新站一带，应在春节前后即已从出发地启程，万户欢歌之日，囚人奔走于途，何其悲凉。
三、杨慎诗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夜郎的记载。唐宋夜郎在桐梓，已是不刊之论。桐梓驿在现在的桐梓县新站镇境内（有地方文化学者说旧桐梓驿站在新站镇三坡一带，因旧站作废，方有新站之名），按现在地图方位，夜郎城应在桐梓驿之西而不是东（中国古代地图与现代地图方位不同）。夜郎溪即现在的夜郎河——松坎河——綦江。
李白流放夜郎在758年左右，距杨慎到夜郎相隔750-800年左右。此时桐梓驿一带居民人烟稀少，贫如野鹿，可见荒凉之一斑。如此空寂荒芜之地，如此蒙昧落后的居民，仍靠十代人左右的口口相传，提到夜郎与李白的关系，反证李白曾经流放到夜郎不是空穴来风。杨慎号称明代第一才子，未提出任何质疑，证明李白到达流放地夜郎是可信的。
明月圃杂谈 https://t.cn/R2Wi15C
李白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有戏剧性的两个地名，一个是长安，一个是夜郎。一个是他仕途的最高峰，一个是他命运的最低谷。李白挚友《李翰林集序》写道：“ 宗室有潭者，白陷焉，滴居夜郎。” 李白一生中受到的沉重打击和最不幸的遭遇，就发生在夜郎这个地名，且又是他衰老的晚年，他内心的郁积与不平在诗作中奔涌而出。
唐朝时期长安与夜郎距离
唐朝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李氏兄弟的一场权位之争。永王李磷不服兄长李亨继承帝位，在江陵起兵对抗，李白被力邀加入李磷的幕府。事败后，李白被捕，被“按律”处予“长流夜郎”。唐代的夜郎县有三处，李白被流放的夜郎，是唐代的珍州夜郎县。李白自浔阳出发前往夜郎，溯沅水而上，进入播州、珍州，抵达夜郎县。
李白溯沅水而上，进入播州、珍州，抵达夜郎县
《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六年（公元624年）开山洞、置珍州、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夜郎县（今贵州遵义境内）虽是偏僻苦寒之地，但诗仙李白却将诗情洒向这片囚困自己的土地，不少诗散发出浓浓的夜郎情结。比如：“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去国愁夜郎，投身穷荒谷”、“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
晚唐张枯《梦李白》写道：“辛苦夜郎归，知音聊复稀。”李白的诗作中也有很多关于流放夜郎的诗句，其中《江上赠窦长史》写道：“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写道：“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这样看来，从被定罪到流放而还，过惯了长安饮酒作诗生活的李白，确实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夜郎在群山封闭中，也因为李白的诗集让其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明代第一才子杨慎在流放云南永昌卫（现保山地区）期间，曾多次往返于云南和老家四川成都两地，途中经过桐梓，桐梓因此与之有着深厚的渊源。
杨慎经过桐梓期间，写下了有关桐梓夜郎的诗句，现存有《夜郎曲》三首、《桐梓驿元夕》和《夜郎溪》。
《夜郎曲》之一：夜郎城桐梓，原来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城在桐梓驿东十余里）
《夜郎曲》之二：夜郎溪槃木，阴中半景西。渔舟投树宿，水鸟逗花啼。（溪名赶水，在东溪南平古城下）
《夜郎曲》之三：夜郎歌汉宫，曾取教秦娥。竹枝传窈窕，杨柳转猗傩。（夜郎歌即巴歌也，今名思南歌。《全蜀艺文志》）
《桐梓驿元夕》：戴石孤峰古驿门，青羌吹角报黄昏。三家村里无灯火，千树梅花作上元。
《夜郎溪》：行到滇南欲尽头，江边深处隐扁舟。不知孟获巢何处，料入烟芜避武侯。
根据杨慎的五首诗，可以从中分析出一些信息：
一、桐梓历史以来长期属于四川管辖，杨慎与桐梓先民同属一省之民，其记载与桐梓有关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杨慎路过桐梓时属于播州杨氏土司统治时期，1601年朝廷消灭杨氏土司后才设立桐梓县。杨慎在云南与四川之间往返，按较近的距离可不必经过贵州，可经攀枝花、雅安到成都，或经昆明、昭通、宜宾、乐山到成都，但这条线地处蛮荒之地，地理条件非常恶劣，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因此杨慎往返均选择经云南至贵州桐梓的官方驿路，古代桐梓向来为川南黔北之交通要冲。
二、桐梓先有驿后有县。桐梓在建县之前明朝廷设立有桐梓驿。改土归流后设置有播川、桐梓、夜郎、松坎四个驿站。杨慎所写诗句中即有桐梓驿，古代官员出行主要以驿站作为吃住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宾馆酒店，找不到驿站或不能享受驿站公费待遇时，只能住寺庙等地方（宋代的苏东坡等官员被贬或到地方任职就经常住寺庙），连寺庙都没有的只能住岩厱等地方（王阳明在《瘗旅文》中记载到贵州任职的一个县官饿[病]死于贵阳境内的路边）。杨慎正月十五仍在新站一带，应在春节前后即已从出发地启程，万户欢歌之日，囚人奔走于途，何其悲凉。
三、杨慎诗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夜郎的记载。唐宋夜郎在桐梓，已是不刊之论。桐梓驿在现在的桐梓县新站镇境内（有地方文化学者说旧桐梓驿站在新站镇三坡一带，因旧站作废，方有新站之名），按现在地图方位，夜郎城应在桐梓驿之西而不是东（中国古代地图与现代地图方位不同）。夜郎溪即现在的夜郎河——松坎河——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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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民探访东阳古村古建筑】[围观]
11月19日上午， 150名宁波市民乘坐3辆大巴来到东阳，参加宁波天行书友会、宁波知书文化传播公司组织"保护文物遗产，弘扬传统文化"东阳古建筑文化探访活动。大家分别参观了李宅村古建筑群的花台门、文昌阁、集庆堂、李氏宗祠等，下午来到了六石镇北后周村，分别参观了门前牌楼景观带、肇庆堂、体验非遗体验馆、观看当地村民的越剧和旗袍秀等表演。最后一站来到东方红村参观史家花厅参观。这里外观并不起眼的一处类似乡村院落，但一进内部，市民抬头仰望，被整堂极精美华丽的木雕作品所吸引。文化探访受到了当地街道、村民的接待和欢迎。(龚国荣)https://t.cn/RfiyOB8头条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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