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趋吉避凶的道理，我们按照因果规律来解释：　　如果不加对治，恶业丝毫不会空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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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过有千端，惟心所造。改过之法，治心最上！

改造命运以因果律为依据，方法是：认识一条苦因就改一条，认识一条乐因就修一条，由此自然趋吉避凶。反之，不见自己过，或者知而不改，都不可能改变命运，因为：因上意乐、行为不转变，果上绝无命运可转。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

　　以前的种种好象昨日死，今后的种种犹如今日生，这是义理再生之身。

　　“义理”就是真理、就是法。“义理再生之身”，是和真理相应而再造的生命，也就是慧命。

　　有些人不认识真理和生命的关系，不了知新生命要通过法来塑造的。他们认为：义理只是书本上的道理，和自己的生命没有关系。

　　其实大有关系。就流转生死来观察：从根源上看，凡夫人正是因为不了知因果和空性的真理，才受无明的支配，造作罪业、耽著生死、自私自利，结果变成恶趣之身、轮回之身和小乘之身。这些具有痛苦和缺憾的生命状态都是因为没有和真理相应而造成的。反之，明白了真理，身、口、意的行为与真理相应，由此出现的新相续，就是再造的新生命。

　　分别言之，与因果的至理相应，内心趋入十善业道，努力断恶行善，这是义理再生的下士之身；认识四圣谛，发心出离生死，趣入解脱道，勤修戒定慧，这种新相续是义理再生的中士之身；缘众生苦兴大悲悯，发起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由此趣入智慧方便双运的大乘道，这种新相续是义理再生的上士之身。

　　所以，对圣法有了胜解，安住于胜解的生命，才是义理再生之身，也就是法身慧命。如果对圣法没有胜解，充其量只是一种染污之身。

　　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7。

　　血肉之身尚且有它的定数，意思是这个有漏身由业和烦恼而来，受前业的支配，有它决定的命运安排。而义理之身是安住于胜解如理修行的身，更是修一分正因，召一分善果，步步有切实的感应，怎么不能格天呢？

　　与业果的义理相应，能转恶趣为善趣，显现人天的吉祥；与四谛的义理相应，能转生死为涅槃，显现寂灭的安乐；与大乘义理相应，能让客尘消归法界，现前无住大涅槃的境界。所以，与真理相应，能闭恶趣、出生死，转染成净，转识成智。到达究竟时，灭一切障碍，转依为纯一真如，则是彻底的格天。

　　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太甲是商朝的皇帝，早年胡作非为，后来在大臣伊尹的教导之下，改过自新，这是他后来对伊尹所说的感激之语。

　　“天作孽，犹可违”：就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能忏悔改过，还是能转变。“自作孽，不可活”：就是明白道理还去造恶，那就不可救度。

　　为什么说“天作孽，犹可违”呢？如果业不可转，果是不动，确实也改变不了。但业果毕竟只是以因缘造成的有为法，只要在成熟果报之前，积聚相违的因素，就可以让业报转变、减弱，甚至彻底遮止果报现前。如果已经成熟而感受果报，只要随缘顺受、不造新恶，并努力行善积德，也能让果报提前受完，苦尽甘来。

　　譬如说，过去造了杀生的罪业，自己能猛利追悔，发誓以后纵遇命难也不杀生，同时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修持金刚萨埵忏悔法门，发愿生生世世爱护众生，平时也尽量放生，这样决定能使重业转轻、轻业消尽。

　　过去杀生，在识田里种下了杀业种子，现在能截断杀业的相续，好比种子没有水滋润就不会成熟一样，杀业不会增长，再依靠金刚萨埵的大愿、心咒等多方面的力量，就可以对治杀业。

　　如果杀业已经成熟在自己身上，一方面随缘消业，观想代一切众生受苦，另一方面努力忏悔、修善，杀业也终究会消尽的。

　　但是如果不改过自新，还继续杀生，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比如，中毒之后，不去排毒还继续服毒，那纵然药师佛到来，也无法救护。

　　诗8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永”是永远，“配”是符合，“命”是讲天心，也就是因果律。

　　这一句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永远要符合因果律。平常自己看念头，是善，就让它圆满，是恶，就马上遮止，这叫“永言配命”。只要还有分别心，任何行为都会对自己造成利益和损害，是善会带来安乐，是恶会现前痛苦，小到起一念，都是在种祸福的因。所以，我们应当行为谨慎，每天防护自心，身不作恶行、口不说恶语、心不起恶念，就是自求远祸；身口意处处行善，利益他人，这样摄集福德，是自求多福。

　　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违也；汝今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

　　孔先生当时算你无功名，命里无子，只是根据你的宿业预测的结果，这种“天作之孽”还是可以由对治来转变的。你现在扩充德性，努力行善，多积阴德，这是自己作的福德，怎么会不受用呢？决定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德性就是善心，逐渐把善心加深拓广，使贤善的意乐日益清净广大，就是扩充德性。“阴德”，“阴”是行善不显露、不求人知的意思。

　　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及否？

　　《易经》为君子谋划，目的是让人“趋吉避凶”。如果命运是常法，那就无法改变，无吉祥成了永远无吉祥，趋吉也是枉然；有凶祸成了永远有凶祸，想避也无可避。事实却非如此，所以《易经》开章第一义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对此你信得过吗？

　　这个趋吉避凶的道理，我们按照因果规律来解释：

　　如果不加对治，恶业丝毫不会空耗，当然要在自己身上成熟果报，但是以四力忏悔积聚对治，灾祸也就消于无形之中。另一方面，不积善也无法召来吉祥，以三殊胜9修善，必能迅速趋向吉祥，不但现世的吉祥，连后世的吉祥、解脱成佛的吉祥，也都可以趋向。

　　积善是因，余庆是果。“余庆”，是指在后代身上显现的吉庆。祖宗积德深厚，家族必然兴盛。

　　经过这一番教化，了凡深信可以造命。由于相信，就有他日后的实行。总之，反复思惟业果，信心就会生起，有信心就有欲，有欲就有精进，从意乐到行为到结果，有这样一条缘起规律。

　　余信其言，拜而受教。

　　了凡信受禅师的教言，恭敬地拜而受教。如此尊重教言，使他日后能再造义理之身。如果只是随便听过，不铭刻在心，再好的教言也会失去功用。

　　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因为明理了，就把往日的罪过在佛前尽情发露，这是具有破恶力，没有这一步，也不可能开出一条自新之路。了凡生存在世间，难免有世间的追求，他先求登科，发誓行三千善事，以报答天地祖宗的恩德。

　　人们对命运的看法有三种：一是宿命论，认为命运是注定的，无法改变，因此人生唯一听凭命运的安排，不去努力追求；二是邪命论，认为由非法的途径可以求得人生的圆满，这一类人背道而驰，想寻求安乐，种下的却是未来的苦因；三是正命论，深信安乐唯一来自善业，因此为了创造未来的幸福，努力修集相应的善法。

　　了凡经云谷禅师启发，觉悟到以改过行善为因，可以安身立命。现在他很决定，就是以修积善行，来求取功名。这是真正认识了创造人生圆满的方法，从正因上下手，种什么得什么，决定不空耗

#每日一道# 【全真教不只是修行炼丹，悲天悯人才是最高理想！】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教的兴起，开启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页。在佛教和儒家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下，全真教的祖师们更侧重于性命双修的内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开始倾向于从“为帝者师、皇者师、王者师”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来，转而更追求个人在修行上的精进。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中谈到“养身之法”时说道：“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开始以云游参访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础。

如马钰祖师在初掌教的时候，依旧尊崇祖师教诲，以清修为主，不事布道传教和兴修道观而俗务。《盘山录》说：“丹阳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当观此身如一死囚，牵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为念事事割弃，虽有声色景物纷华，周匝围绕，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念念尽忘，此身亦舍，何况其他？以此炼心，故见功疾。”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全真祖师在教导门下弟子的时候，多是从个人修行的方面去进行一定的规诫。这一点也正是后来明朝皇帝认定全真教只懂个人清修而于家国无益之滥觞。

但是如此结论，只能说明其对全真教的了解仅局限于表面形式化的内容。

全真教的出世与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无为与积极入世并不矛盾。当年丘祖不远万里西行去面见成吉思汗，并献上出于一个宗教人士悲天悯人情怀的止杀之语，这可以说是对当朝政治最有效的参与方式。全真教对政治上的热情，只是不再表现为积极参与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师道一样形成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团体组织，而是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慈悲济世的方式去实现某些通过强权政治无法实现的某一目标，即慈心度世。

以祖师修道经历为例，当年重阳祖师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财产在当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师从不因势欺压穷人，而是一直身怀着恻隐之心而赈济穷困。据记载，曾有一年陕西闹饥荒，从四方赶来的放粮饥民趁乱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带头闹事的人后，祖师却劝说官方放了饥民。因为这一件事，祖师的声名在当地大振。后来祖师又参加过开科取士，最终却做了一个收酒税的官吏，终无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与政治场上，遂把追求转向了对个人生命本身的关注。这也是祖师开始修道的缘由。

除了自身的经历外，当时天下格局纷乱，关中地区战乱不断，很多人丧命在无情的战火中。这既是天灾，同时又是人祸。若是连性命都无法保全，岂还会在乎身外之财？而且在祖师的家中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每代人的寿命都不会太长，这更增加了祖师出家修行的意愿。“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从祖师自称王害风开始，其对生命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条可以超脱生死的道路。

在祖师眼中看来，关于天下政治，关于积极入世，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民增福增寿，这和出家修行的终极目标是相通的。每个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将是自我的人生。纵然当时祖师还未有成立任何教团，但这样的济世思想是已经具备了早期宗教色彩的。况且，济世并不单纯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后来祖师历经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东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个以“三教”为主旨的修道团体，全真道的基本规模也已形成。既然强调“三教合一”，且最终的归宿点还是落在每个个人本体的修行之上，强调个人在世间应该做好当下的修行，这正是解决当朝政治氛围中在极力强调家国邦图的争夺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难题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

当然，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结不可能凭借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阳祖师仙去后，其门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布道济人。马钰祖师曾写过一首《踏云行》，词中提到：“ 兴尽当归，关游长便，大家共把愚迷劝。一开一悟一回头，同心同德同归善。”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济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证明当年重阳祖师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地继承的。儒士范怿在为谭处端的《水云集》所作序中称其“行化度人，从其教者，所至云集”，以此来证明谭祖同样在秉持祖师的宗教理想。

而丘祖曾劝降地方起义、不远万里西行进言等等看似是对朝廷“屈从”的行为，背后潜藏着的都是悲天悯人的更大情怀。当日丘祖觐见成吉思汗时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为旨。在丘祖的言论中有意抹去了过于浓厚的政治诱导色彩，而是以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的众人心中的共同愿景为叙述主旨，这自然可以得到历经连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赞赏。

以重阳祖师和丘祖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阐发的宗教理想，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政治阶层的家国理想，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于此，尽管全真道一直倡导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远离尘俗、出家修行，但从全真道早期祖师和朝廷之间的互动来看，这种或建立道观阐化一方、或独自隐修开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弃万民于不顾的。自古神仙本来由人做，人道尽后才能行天道。清朝时期对丘祖的册封以及对他伟大功绩的认可，也正是说明以更加注重个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应和当时历史发展必然的。当人们在战乱中希望寻求到精神上的寄托、生理上的寄存时，正是全真道的出现保证了战火中百姓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方面需求。

以此看来，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若仅仅以独善其身的角度来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过于片面化了，否则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为道教发展到今时而呈现一家独大的教派景象。而关于全真道在当今社会中如何保持更积极意义的话题，相信从历代祖师的行径和教义也就可以窥得一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