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指导#【地产债迎来久违暖意 央媒称高盛正买入中国房企债券】
11月9日，央行主管《金融时报》报道，高盛投资组合管理团队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在买入中国房企债券。报道还称，地产债市场近日初步迎来久违的暖意，与此同时多家房企通过回购美元债等方式应对市场疑虑、传递现金流充裕的信号。
https://t.cn/A6xU9Qfc
11月9日，央行主管《金融时报》报道，高盛投资组合管理团队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在买入中国房企债券。报道还称，地产债市场近日初步迎来久违的暖意，与此同时多家房企通过回购美元债等方式应对市场疑虑、传递现金流充裕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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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陈达飞丨滞胀接力：货币是始作俑者，石油是最后一棒
来源：澎湃新闻
本文为“拆解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系列之第五篇，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从1951年到1979年，美联储经历了三位主席：马丁、伯恩斯和米勒。马丁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米勒最短，伯恩斯的任期贯穿于70年代的大滞胀。
马丁被认为是美联储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泽尔，2017）。他采用“逆风而行”的操作规则，注重央行和政策的可信度，以短期利率为工具，以稳定物价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与真实票据原则不同，马丁的焦点从资产价格转移到了商品价格，其思想的守旧之处，是认为物价有涨必有跌，防通胀的同时，也是在防通缩。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CPI同比增长围绕2%小幅波动，只在1957-1958年间略超3%。
马丁任期的前十五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将战后激进主义思潮推上顶峰，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政府的首要事项。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在任期的最后5年，马丁承受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明显增强，“协议”之后建立的原则一步一步地被突破，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次一次地遭到总统与国会的反对。即使在美联储内部，马丁也很难争取到支持者。
1965年，马丁担心越南战争会增加政府赤字，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信用膨胀，所以希望提前加息，预防通胀。在10月FOMC会议上，马丁的加息提议并未获得多数票，直到11月，才以4:3微弱优势提高了贴现率，并一直保持到1967年二季度。
1966年初，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而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提案的过程中，马丁一次一次地做出妥协，推迟加息。到11月份，整体与核心CPI增速分别达到了3.8%和3.6%。经济短暂的走弱之后，1967年8月，约翰逊终于向国会提交了增税10%的提案，美联储再一次延迟加息。年底开始，通胀抬头，至1970年初超过6%。
1968年末，随着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并维持到了1969年。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2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4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1）。这就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图1：从大缓和到大滞胀数据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
经验上，“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当时经济决策的依据。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换取工资-物价控制对稳定物价的支持。
1971年8月，在关闭黄金窗口的同时，尼克松也实施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即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为其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第二阶段是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工资增长率为5.5%，其中3%的差距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且，覆盖面广泛，执行严格。如此，伯恩斯也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新经济政策在抗通胀方面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被忽视的是货币增速的下行在1969年底就开始，究其原因，包括：马丁任期的最后两年收紧了货币政策；“Q条例”下的金融脱媒；利差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资金外流。当时M1增速的目标区间是4.5%-6.5%，但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却一直运行在4.5%以下，低点仅2.86%。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传导有12-18个月左右的时滞，1970-1972年开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不仅仅是工资-物价管制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M1增速不达预期，导致伯恩斯与白宫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1970年秋国会选举失利后，尼克松政府更急切地期待货币政策的扩张。1970年开始，FOMC稳步下调利率，到1972年，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分别下降了1.5和6个百分点。到1972年，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了8.4%和12.8%，为60年代以来的峰值。伯恩斯仍然反对加息，毕竟通胀只是略超过3%。政府物价管制也逐步放松。
1973年初，通胀再次抬头。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不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详情链接：https://t.cn/A6fz6gY6
来源：澎湃新闻
本文为“拆解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系列之第五篇，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从1951年到1979年，美联储经历了三位主席：马丁、伯恩斯和米勒。马丁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米勒最短，伯恩斯的任期贯穿于70年代的大滞胀。
马丁被认为是美联储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泽尔，2017）。他采用“逆风而行”的操作规则，注重央行和政策的可信度，以短期利率为工具，以稳定物价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与真实票据原则不同，马丁的焦点从资产价格转移到了商品价格，其思想的守旧之处，是认为物价有涨必有跌，防通胀的同时，也是在防通缩。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CPI同比增长围绕2%小幅波动，只在1957-1958年间略超3%。
马丁任期的前十五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将战后激进主义思潮推上顶峰，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政府的首要事项。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在任期的最后5年，马丁承受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明显增强，“协议”之后建立的原则一步一步地被突破，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次一次地遭到总统与国会的反对。即使在美联储内部，马丁也很难争取到支持者。
1965年，马丁担心越南战争会增加政府赤字，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信用膨胀，所以希望提前加息，预防通胀。在10月FOMC会议上，马丁的加息提议并未获得多数票，直到11月，才以4:3微弱优势提高了贴现率，并一直保持到1967年二季度。
1966年初，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而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提案的过程中，马丁一次一次地做出妥协，推迟加息。到11月份，整体与核心CPI增速分别达到了3.8%和3.6%。经济短暂的走弱之后，1967年8月，约翰逊终于向国会提交了增税10%的提案，美联储再一次延迟加息。年底开始，通胀抬头，至1970年初超过6%。
1968年末，随着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并维持到了1969年。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2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4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1）。这就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图1：从大缓和到大滞胀数据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
经验上，“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当时经济决策的依据。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换取工资-物价控制对稳定物价的支持。
1971年8月，在关闭黄金窗口的同时，尼克松也实施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即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为其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第二阶段是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工资增长率为5.5%，其中3%的差距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且，覆盖面广泛，执行严格。如此，伯恩斯也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新经济政策在抗通胀方面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被忽视的是货币增速的下行在1969年底就开始，究其原因，包括：马丁任期的最后两年收紧了货币政策；“Q条例”下的金融脱媒；利差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资金外流。当时M1增速的目标区间是4.5%-6.5%，但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却一直运行在4.5%以下，低点仅2.86%。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传导有12-18个月左右的时滞，1970-1972年开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不仅仅是工资-物价管制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M1增速不达预期，导致伯恩斯与白宫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1970年秋国会选举失利后，尼克松政府更急切地期待货币政策的扩张。1970年开始，FOMC稳步下调利率，到1972年，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分别下降了1.5和6个百分点。到1972年，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了8.4%和12.8%，为60年代以来的峰值。伯恩斯仍然反对加息，毕竟通胀只是略超过3%。政府物价管制也逐步放松。
1973年初，通胀再次抬头。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不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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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老枪[超话]#【央行官媒：未来可能推动人民币贬值的四大因素不能忽视】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近期人民币汇率有所升值。往前看，既有支持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也有支持人民币贬值的因素。未来可能推动人民币贬值的四大因素不能忽视。一是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二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带动美元走强。三是全球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和供给能力恢复。四是美国资产泡沫可能破裂，全球避险情绪升温。若未来通胀持续超预期，联储很可能收紧货币政策，资金从新兴市场大幅回流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将面临明显贬值压力，需要警惕。未来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有可能刺破资产泡沫，引发美资产价格大幅调整，刺激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升温，资金回流美国救市，推升美元指数，拉低非美货币。（《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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