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玛摄影# #喜迎10国商务官员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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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儿]2019 乐 玛 十 周 年[女孩儿]十年前行 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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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你们的期待和幸福[给力]我们一直在努力变得更好
未来更多惊喜酝酿中[威武]一起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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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午加一晚上看了九集长安十二时辰真的欲罢不能，剧组太用心了。而且今年从流浪地球到破冰行动再到长安十二时辰，国产剧给了我很多惊喜，但还是希望钱送演和肉送演能少一点，网红脸整容脸没演技还看着吓人的#宝宝的少女心# 太可怕了。希望以后这样的剧能更多，巍巍华夏的文化软实力可不仅只有恋爱脑和傻黑烦。
#963夜读#|王瑞芸：三位老人创造的奇迹
读者
过去的这一年，打动我的是两位老人。他们是陆庆屹的处女作电影《四个春天》中的一对老人，就是陆导的父母。他们住在贵州的一座小城中，生活清贫，在20世纪60年代结婚时连一口锅都买不起。即使是极其寒素的婚礼，所欠下的债，也是到1995年他们才还清的。身处那样的物质状况和社会地位，他们照样把生命活得有声有色，丰满精彩，以至于平时喜欢随手拍拍照片的小儿子陆庆屹“不得不”拿起摄像机去呈现给大家，并告诉我们：“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我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让人们做某种参考。”
就是这么一部记录一对老人日常生活的电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网上有评论：“这部电影所到之处，收获一路泪水，普洒一路温暖。”说真的，我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而且有些困惑，为什么一对普通老人的日常生活会这么深地触动我的心呢？
我定神想了想，觉得可以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先容我从另一位老人说起。那是一位美国老人，叫罗迪阿（1879—1965），也是个穷人。罗迪阿连字都不大识，而《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都是有文化的人——父亲是物理教师，并酷爱音乐，能玩20多种乐器；母亲爱唱歌，是当地的民歌高手。
罗迪阿在14岁时，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一辈子就靠做泥瓦匠糊口。可是这个两手空空，连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从42岁那年起，突发奇想，开始在自家后院建一个他梦想中的“大东西”。他只能用业余的时间去做，唯一去买的建筑材料是最便宜的水泥，其他的所有材料——钢筋、瓷片、玻璃瓶、贝壳——全是他一点点捡来的。结果罗迪阿用了34年时间，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把那个“大东西”建成了。那是一个塔群，其中最高的一座足足有30米。那个五彩斑斓的“大东西”让人看得目瞪口呆，没法相信这是由一个赤手空拳的老人建成的。现如今，他建的那些塔已经成为洛杉矶的一个著名景点，被称为“华兹塔”。
说真的，美国老人罗迪阿独自修建他的塔，是我在洛杉矶这二十几年中听到的最打动我的故事。因为这位美国老人用自己的生命，展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的生命能量是极大的，不需要依靠其他外力，就能做出非常惊人的事。怪不得佛家有句话“人生难得”。对我来说，是在得知罗迪阿的事迹之后，大吃一惊，才真的接受这句话，从而重新审视自己平凡的生命，并且第一次仅仅在单纯的“人”的意义上，让自己获得了很大的自信。
没有想到，《四个春天》中的两位中国老人，让我再一次受到强烈的心灵冲击。我甚至觉得，他们给了我认识人生价值的一个新维度。一开始我因为罗迪阿的例子而以为，一个人的才华与能量，需凝聚为一个物化对象才算是价值得到体现——比如写一本好书，做一件杰作等。可《四个春天》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却向我呈现，人的价值、生命的能量，并不一定要付之于有形之物或一个具体的承载对象，他们在最普通的衣食住行中，在不引人注目的寻常人生中，一样可以把生命活出水晶般的质地。电影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对生活有一种坦然接受的从容和毫无抱怨的知足——包括对人，对自然中的花、草、鸟、鱼，对四季变化。他们以满溢的爱心与不竭的兴致面对世界，纵然日复一日地操持生活中的琐事，仍不以为烦，反而津津有味地享受其中的乐趣和成就。这样的心态，使得这两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然具备孩子般的天真快乐，他们会对着鸟说话，对着花起舞……那个做母亲的——被儿子看见——即使在劳作，她的脚都在打着拍子，“她嘴里没有唱出来，但是心里有歌”。那个做父亲的，看见燕子飞回房梁上做窝，惊喜而慎重地报告全家：“今年燕子又来了哦！你看嘛，哈哈！”这些内心喜悦的不经意流露，让我们特别惊奇地看到，他们纵然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上却没有一点被时代与社会摧折的痕迹，生命中没有任何被污损的俗气的东西！他们真的把最普通的衣食人生活出了诗意，活成了柏拉图所定义的“生活”最高理念的样子。
这对中国老人的生命状态，可以提升到文化学层面上去看。中国文化从来就不在意“着相”，因此有“大象无形”一说，意思是，人的最高成就不一定要落实在可视的物质层面上，“无意”或者“无形”有更辽阔的覆盖面和气度。这个观点使得中国文化一直以来都更重视人心，专在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就如学者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的文化价值是偏外向求取的，有更多物质性的联系；而东方文化的价值是偏内向的，比较脱离物质层面——“中国文化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讲人心的完善，而不太重视外部世界的改变。因此，我们传统的文化审美立场一直是，一个人，心的质地好了，生活的质地必然就好，世界也会变好。《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恰好把中国文化的这种品性呈现出来：心的质地好了，即使身处山间地头，布衣敝屣，无名无位，他们也能把寻常生活过得充满诗意，活出某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质。因此陆庆屹说，父母“有巨大的感染力。至少对我来说，万一我做错了事，面对他们会感到羞愧，无地自容”。他们用自己的存在提醒我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生命在任何情况下去充实自己的内心。这对身处小城的父母，其生命的质地，真如同他们的儿子无意间在地下坑道中发现的那块水晶一样，“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当这块水晶被带出坑道，放在世人眼前时，人们为之惊艳，同时感受到它散发的纯净而柔和的光芒。
陆庆屹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温柔。”“他们对人的爱是无理由的、不需要回报的。不管是对陌生人，还是对万物，他们俩都有一种敬畏感……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是我的骄傲。”
美国老人罗迪阿把他的天赋和能量凝聚在一座塔上，让我们知道，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而活在山间地头的两位中国老人，纵然爱音乐，善于吹拉弹唱，却从未想过把自己的天赋落实在一件作品上，但他们依然能够创造奇迹——让自己的内心变为水晶一样的宝物。那件“宝物”散发的光芒折射到普通生活中，一样能照亮千万颗人心，启发千万人觉悟。照我看，这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创作方式——形而上的，无形的，但绝对不比有形的差。
读者
过去的这一年，打动我的是两位老人。他们是陆庆屹的处女作电影《四个春天》中的一对老人，就是陆导的父母。他们住在贵州的一座小城中，生活清贫，在20世纪60年代结婚时连一口锅都买不起。即使是极其寒素的婚礼，所欠下的债，也是到1995年他们才还清的。身处那样的物质状况和社会地位，他们照样把生命活得有声有色，丰满精彩，以至于平时喜欢随手拍拍照片的小儿子陆庆屹“不得不”拿起摄像机去呈现给大家，并告诉我们：“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我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让人们做某种参考。”
就是这么一部记录一对老人日常生活的电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网上有评论：“这部电影所到之处，收获一路泪水，普洒一路温暖。”说真的，我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而且有些困惑，为什么一对普通老人的日常生活会这么深地触动我的心呢？
我定神想了想，觉得可以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先容我从另一位老人说起。那是一位美国老人，叫罗迪阿（1879—1965），也是个穷人。罗迪阿连字都不大识，而《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都是有文化的人——父亲是物理教师，并酷爱音乐，能玩20多种乐器；母亲爱唱歌，是当地的民歌高手。
罗迪阿在14岁时，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一辈子就靠做泥瓦匠糊口。可是这个两手空空，连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从42岁那年起，突发奇想，开始在自家后院建一个他梦想中的“大东西”。他只能用业余的时间去做，唯一去买的建筑材料是最便宜的水泥，其他的所有材料——钢筋、瓷片、玻璃瓶、贝壳——全是他一点点捡来的。结果罗迪阿用了34年时间，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把那个“大东西”建成了。那是一个塔群，其中最高的一座足足有30米。那个五彩斑斓的“大东西”让人看得目瞪口呆，没法相信这是由一个赤手空拳的老人建成的。现如今，他建的那些塔已经成为洛杉矶的一个著名景点，被称为“华兹塔”。
说真的，美国老人罗迪阿独自修建他的塔，是我在洛杉矶这二十几年中听到的最打动我的故事。因为这位美国老人用自己的生命，展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的生命能量是极大的，不需要依靠其他外力，就能做出非常惊人的事。怪不得佛家有句话“人生难得”。对我来说，是在得知罗迪阿的事迹之后，大吃一惊，才真的接受这句话，从而重新审视自己平凡的生命，并且第一次仅仅在单纯的“人”的意义上，让自己获得了很大的自信。
没有想到，《四个春天》中的两位中国老人，让我再一次受到强烈的心灵冲击。我甚至觉得，他们给了我认识人生价值的一个新维度。一开始我因为罗迪阿的例子而以为，一个人的才华与能量，需凝聚为一个物化对象才算是价值得到体现——比如写一本好书，做一件杰作等。可《四个春天》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却向我呈现，人的价值、生命的能量，并不一定要付之于有形之物或一个具体的承载对象，他们在最普通的衣食住行中，在不引人注目的寻常人生中，一样可以把生命活出水晶般的质地。电影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对生活有一种坦然接受的从容和毫无抱怨的知足——包括对人，对自然中的花、草、鸟、鱼，对四季变化。他们以满溢的爱心与不竭的兴致面对世界，纵然日复一日地操持生活中的琐事，仍不以为烦，反而津津有味地享受其中的乐趣和成就。这样的心态，使得这两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然具备孩子般的天真快乐，他们会对着鸟说话，对着花起舞……那个做母亲的——被儿子看见——即使在劳作，她的脚都在打着拍子，“她嘴里没有唱出来，但是心里有歌”。那个做父亲的，看见燕子飞回房梁上做窝，惊喜而慎重地报告全家：“今年燕子又来了哦！你看嘛，哈哈！”这些内心喜悦的不经意流露，让我们特别惊奇地看到，他们纵然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上却没有一点被时代与社会摧折的痕迹，生命中没有任何被污损的俗气的东西！他们真的把最普通的衣食人生活出了诗意，活成了柏拉图所定义的“生活”最高理念的样子。
这对中国老人的生命状态，可以提升到文化学层面上去看。中国文化从来就不在意“着相”，因此有“大象无形”一说，意思是，人的最高成就不一定要落实在可视的物质层面上，“无意”或者“无形”有更辽阔的覆盖面和气度。这个观点使得中国文化一直以来都更重视人心，专在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就如学者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的文化价值是偏外向求取的，有更多物质性的联系；而东方文化的价值是偏内向的，比较脱离物质层面——“中国文化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讲人心的完善，而不太重视外部世界的改变。因此，我们传统的文化审美立场一直是，一个人，心的质地好了，生活的质地必然就好，世界也会变好。《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恰好把中国文化的这种品性呈现出来：心的质地好了，即使身处山间地头，布衣敝屣，无名无位，他们也能把寻常生活过得充满诗意，活出某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质。因此陆庆屹说，父母“有巨大的感染力。至少对我来说，万一我做错了事，面对他们会感到羞愧，无地自容”。他们用自己的存在提醒我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生命在任何情况下去充实自己的内心。这对身处小城的父母，其生命的质地，真如同他们的儿子无意间在地下坑道中发现的那块水晶一样，“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当这块水晶被带出坑道，放在世人眼前时，人们为之惊艳，同时感受到它散发的纯净而柔和的光芒。
陆庆屹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温柔。”“他们对人的爱是无理由的、不需要回报的。不管是对陌生人，还是对万物，他们俩都有一种敬畏感……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是我的骄傲。”
美国老人罗迪阿把他的天赋和能量凝聚在一座塔上，让我们知道，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而活在山间地头的两位中国老人，纵然爱音乐，善于吹拉弹唱，却从未想过把自己的天赋落实在一件作品上，但他们依然能够创造奇迹——让自己的内心变为水晶一样的宝物。那件“宝物”散发的光芒折射到普通生活中，一样能照亮千万颗人心，启发千万人觉悟。照我看，这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创作方式——形而上的，无形的，但绝对不比有形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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