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艺术真理之物化
提到了庄子所说的“物化”概念及其理论,由于物化理论深邃精微,我们不妨迂回进入,先从王维的诗,从哲学和艺术两方面的关系开始讨论。王维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星辰:他是南宗(水墨山水)画的鼻祖,也是少数可以比肩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的最伟大诗人之一,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这个评价的确恰如其分。英国崇尚自然的诗人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说:
可见的景象
会不知不觉的进入他脑中
以其全然庄严的意象
这几句诗可以说是他对诗艺的追求。然而,叶维廉比较王维的《鸟鸣涧》和华滋华斯的《汀潭寺》(Thintern Abbey)之后,却说:“真正做到这句话体现的是王维而不是华滋华斯。”为什么呢?请看《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如果说华滋华斯有点儿冗长的《汀潭寺》诗呈现了一种解说性(文繁不具引),那么王维简之又简的《鸟鸣涧》则体现了“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有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现读者目前,但华氏的诗中,景物的具体性渐因作者介入的调停和辩解而丧失其直接性。”叶维廉进一步分析指出,王维和华滋华斯之异趣正在于他们的观物、示物的方式。尽管华氏有趋近王维的入神状态,趋近道家之所谓虚以待物的被动智慧(Wise Passiveness,即保持一种聪悟的被动)的倾向,但他的诗艺还始终未能达到履行之的高度。而王维诗作所呈现出来的观物示物方式,能使景物“从其表面上看似凌乱互不相关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使它们原始的新鲜感和物性原原本本的呈现,让它们‘物各自然’的共存于万象中,诗人溶汇万象,作凝神的注视、认可、接受甚至化入物象,使它们毫无阻碍地跃现。”这种观物方式意味深长,它既吻合于邵雍所说的“以物观物”,亦说现象学宗师胡塞尔(E.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追寻相映发。邵雍《观物内篇》提出的“以物观物”,无疑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启发。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可以直看一棵树,想像一棵树,梦想一棵树,哲理化一棵树,但树之为树本身(Noema)不变。徜若诗人诉诸Noetic(知性、理性,即属于心智的行为)观察一棵树,或者呈露山水,他会常设法说明、澄清物我关系及意义;如果诉诸以物观物的方式,即Noematic的觉认,物原如此的意义和关系玲珑透明,无须说明,其呈露的方式会牵涉极少Noetic的活动。海德格尔在其《形而上学导论》中尤其重视对古希腊哲学中“自然”和“真理”诸概念源始意义的阐发,他说:
Physis(现代物理Physics的来源)——原指“自身开放(如花的开放)的涌现” ……如日之升,海潮之推动,草木之生长,人与动物自母体之出现……这种涌现和持续的力量包括其未动时之‘存在事实’与动变时之‘生成过程’。……la physei onta, ta physika:存在的领域 ……是通过最直接使我们注意的方法去印验。……meta ta physika……是追索存在物以外所谓超越视境的学问。
所谓alitheia(真理)是指事物由隐到显的现出而自成世界的现象。
所谓idea(观念、理念)的原字是eidos,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物象的貌。
这表明,“海德格尔对原真事物的重认,使得美学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诗人可以不沉迷于‘真’的概念和‘假设’,而与原真的事物直接交通。”这种揭示物我关系的哲学思考,以及观物的旨趣,是不是与王维诗作透露出来的深刻内含似曾相识呢?我们知道,在庄子的思想逻辑里面,观物方式既涉及知识论语境,又出现在心性论语境,而物象的自然涌现、逗机兴发更要对应于道高物外的精神境界。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庄子思想中更加复杂深邃的“忘”和“物化”。
庄子所说的“忘”含义深刻,因为它和艺术创造的内在枢机契合。有趣的是,庄子本无意于艺术,然而他的思想却最为深刻地阐发了审美现象,启示了艺术真理,因为他那种出乎无意的实践智慧,恰是审美现象和艺术创造的内在基础。罗丹说:“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庄子追摹道的真理时,提出的“坐忘”和“入神”(例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与出自艺术家的亲切而生动的精神体验如出一辙。塞尚说,艺术家“必须在其内心使一切意欲、成见沉默下来,忘了,成为一个完全的回声。”如果说,虚怀坐忘是庄子追求的精神境界,那么由“无心”点化的“无意”则支配旨在创造审美意境的艺术创造,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诗学和艺术理论。
提到了庄子所说的“物化”概念及其理论,由于物化理论深邃精微,我们不妨迂回进入,先从王维的诗,从哲学和艺术两方面的关系开始讨论。王维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星辰:他是南宗(水墨山水)画的鼻祖,也是少数可以比肩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的最伟大诗人之一,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这个评价的确恰如其分。英国崇尚自然的诗人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说:
可见的景象
会不知不觉的进入他脑中
以其全然庄严的意象
这几句诗可以说是他对诗艺的追求。然而,叶维廉比较王维的《鸟鸣涧》和华滋华斯的《汀潭寺》(Thintern Abbey)之后,却说:“真正做到这句话体现的是王维而不是华滋华斯。”为什么呢?请看《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如果说华滋华斯有点儿冗长的《汀潭寺》诗呈现了一种解说性(文繁不具引),那么王维简之又简的《鸟鸣涧》则体现了“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有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现读者目前,但华氏的诗中,景物的具体性渐因作者介入的调停和辩解而丧失其直接性。”叶维廉进一步分析指出,王维和华滋华斯之异趣正在于他们的观物、示物的方式。尽管华氏有趋近王维的入神状态,趋近道家之所谓虚以待物的被动智慧(Wise Passiveness,即保持一种聪悟的被动)的倾向,但他的诗艺还始终未能达到履行之的高度。而王维诗作所呈现出来的观物示物方式,能使景物“从其表面上看似凌乱互不相关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使它们原始的新鲜感和物性原原本本的呈现,让它们‘物各自然’的共存于万象中,诗人溶汇万象,作凝神的注视、认可、接受甚至化入物象,使它们毫无阻碍地跃现。”这种观物方式意味深长,它既吻合于邵雍所说的“以物观物”,亦说现象学宗师胡塞尔(E.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追寻相映发。邵雍《观物内篇》提出的“以物观物”,无疑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启发。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可以直看一棵树,想像一棵树,梦想一棵树,哲理化一棵树,但树之为树本身(Noema)不变。徜若诗人诉诸Noetic(知性、理性,即属于心智的行为)观察一棵树,或者呈露山水,他会常设法说明、澄清物我关系及意义;如果诉诸以物观物的方式,即Noematic的觉认,物原如此的意义和关系玲珑透明,无须说明,其呈露的方式会牵涉极少Noetic的活动。海德格尔在其《形而上学导论》中尤其重视对古希腊哲学中“自然”和“真理”诸概念源始意义的阐发,他说:
Physis(现代物理Physics的来源)——原指“自身开放(如花的开放)的涌现” ……如日之升,海潮之推动,草木之生长,人与动物自母体之出现……这种涌现和持续的力量包括其未动时之‘存在事实’与动变时之‘生成过程’。……la physei onta, ta physika:存在的领域 ……是通过最直接使我们注意的方法去印验。……meta ta physika……是追索存在物以外所谓超越视境的学问。
所谓alitheia(真理)是指事物由隐到显的现出而自成世界的现象。
所谓idea(观念、理念)的原字是eidos,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物象的貌。
这表明,“海德格尔对原真事物的重认,使得美学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诗人可以不沉迷于‘真’的概念和‘假设’,而与原真的事物直接交通。”这种揭示物我关系的哲学思考,以及观物的旨趣,是不是与王维诗作透露出来的深刻内含似曾相识呢?我们知道,在庄子的思想逻辑里面,观物方式既涉及知识论语境,又出现在心性论语境,而物象的自然涌现、逗机兴发更要对应于道高物外的精神境界。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庄子思想中更加复杂深邃的“忘”和“物化”。
庄子所说的“忘”含义深刻,因为它和艺术创造的内在枢机契合。有趣的是,庄子本无意于艺术,然而他的思想却最为深刻地阐发了审美现象,启示了艺术真理,因为他那种出乎无意的实践智慧,恰是审美现象和艺术创造的内在基础。罗丹说:“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庄子追摹道的真理时,提出的“坐忘”和“入神”(例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与出自艺术家的亲切而生动的精神体验如出一辙。塞尚说,艺术家“必须在其内心使一切意欲、成见沉默下来,忘了,成为一个完全的回声。”如果说,虚怀坐忘是庄子追求的精神境界,那么由“无心”点化的“无意”则支配旨在创造审美意境的艺术创造,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诗学和艺术理论。
#佛教[超话]#【各执一艺】(东汉邓禹教育十三个儿子)
汉代的邓禹有13个儿子,个个有所成,值得后世效法。
邓禹(公元2-58年),南阳市新野县人。24岁就当上了大司徒,封万户侯,其后裔世代显贵,其中封公的2人,封侯的29人,任二千石官的14人,任州牧、刺史的多达48人,其余任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汉一朝无出右者。
邓禹16岁在长安求学期间认识了刘秀,便认定刘秀不是一般人,结为好友。公元23年,刘秀奉更始帝之命出巡河北时,邓禹从家乡一路追赶到河北。
这时候的刘秀还受着更始帝的猜惧和钳制,手下兵弱将寡,前途难测,见到邓禹后格外感动,说:“我有专封之权,你想做什么官?”邓禹回答:“不愿。”
刘秀问:“那你远道而来做什么呢?”邓禹向刘秀表白了自己的志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劲其尺寸,垂功一名于竹帛耳。”
这就是 “垂于竹帛”的典故。
初到河北时,刘秀认为自己远离庙堂中心,地盘小,势力小,对未来信心不足。邓禹向刘秀献上徐图天下之策,要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其后更始帝被杀,赤眉、绿林成强弩之末,而这时候的刘秀已经羽翼丰满,身边都是邓禹帮忙笼络来的文人猛士,他此时收复洛阳、关中,果然是水到渠成。
汉明帝画“云台二十八将”,也将邓禹排在了首位。
然而功高劳苦的邓禹,非常谦逊纯朴。在君王和同僚面前,邓禹从不提往年的功劳,保持谦虚的态度。一次朝宴,刘秀大会功臣,问他们:“你们如果没有遇到我,爵位会不会像今天这样高?”
邓禹回答说:“我在少年时代曾读诗书,可以当州郡的文学博士。”刘秀笑笑对其他人说:“邓禹未免太谦虚了。”
邓禹的谦逊态度和仁厚淳朴,使他赢得了刘秀的信赖和敬重。天下统一后,邓禹受封高密侯,食邑四个县。
虽然天下无事,但邓禹的所作所为,都是儒生本色,其德行流传后世。如,他事母至孝、事寡嫂至敬,其行笃淳,其性明朗,其志淡于名利,成为了一个忠信笃敬的儒者。
邓禹有十三个儿子,不过邓家没有那些仗势敛财的事儿,主要还是邓禹这个头带的好。
首先他生活远避奢华,从不倚仗权势搜刮钱财。他在家中的一切用度都取之于封地,从不经营财利和田地以聚敛财富。生活费以外多余的钱财,他都用于封邑的公共事业,绝没有增加财产的打算。他这种善行,被光武帝听说,更加看重他,在中元六年(公元56年)东巡的时候,特召邓禹附行,参加对泰山的封禅之礼。
其次他很会教育子女。在《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记载有邓禹家训:“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邓禹教育子孙后代,十三个儿子各有所成。
而邓家在对第三代的教育中,家训也起了很大作用。邓训的家训的传承就比较著名。史称:“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中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愠色”。由此可知他对家庭教育的重视,饶有父风,故其子女对汉家的政制,都有极大的关系。
邓训有五子一女, 五子即邓骘、邓京、邓悝、邓弘、邓阊,一女便是汉和帝皇后邓绥。邓绥是一位四德俱备的杰出女子。从小就受祖母的宠爱。五岁时,祖母亲自为她剪发,老年人手抖眼花,误伤了她额角,她忍痛不言,以孝著称。
她六岁已能读诗书,十二岁时已通《诗经》、《论语》,这就是邓禹人通一艺的遗教。每见诸兄读经,常常问难请教,其志在典籍,由其可知。邓绥秉承祖父邓禹、父亲邓训的教诲和严格的家训,终于成为母仪天下的邓太后。她扶子临朝,执掌朝政,体察民情,平抚四夷,崇尚学术,尊重人才,倡廉肃贪,广施法政,成绩卓然,举措非凡。
邓禹的后代在东汉累世贵宠,家族中共出了侯29人,公2人,大将军13人,中二千石者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像侍中、将、大夫、郎等官职者不计其数。这恐怕与邓禹的教育不无关系。
汉代的邓禹有13个儿子,个个有所成,值得后世效法。
邓禹(公元2-58年),南阳市新野县人。24岁就当上了大司徒,封万户侯,其后裔世代显贵,其中封公的2人,封侯的29人,任二千石官的14人,任州牧、刺史的多达48人,其余任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汉一朝无出右者。
邓禹16岁在长安求学期间认识了刘秀,便认定刘秀不是一般人,结为好友。公元23年,刘秀奉更始帝之命出巡河北时,邓禹从家乡一路追赶到河北。
这时候的刘秀还受着更始帝的猜惧和钳制,手下兵弱将寡,前途难测,见到邓禹后格外感动,说:“我有专封之权,你想做什么官?”邓禹回答:“不愿。”
刘秀问:“那你远道而来做什么呢?”邓禹向刘秀表白了自己的志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劲其尺寸,垂功一名于竹帛耳。”
这就是 “垂于竹帛”的典故。
初到河北时,刘秀认为自己远离庙堂中心,地盘小,势力小,对未来信心不足。邓禹向刘秀献上徐图天下之策,要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其后更始帝被杀,赤眉、绿林成强弩之末,而这时候的刘秀已经羽翼丰满,身边都是邓禹帮忙笼络来的文人猛士,他此时收复洛阳、关中,果然是水到渠成。
汉明帝画“云台二十八将”,也将邓禹排在了首位。
然而功高劳苦的邓禹,非常谦逊纯朴。在君王和同僚面前,邓禹从不提往年的功劳,保持谦虚的态度。一次朝宴,刘秀大会功臣,问他们:“你们如果没有遇到我,爵位会不会像今天这样高?”
邓禹回答说:“我在少年时代曾读诗书,可以当州郡的文学博士。”刘秀笑笑对其他人说:“邓禹未免太谦虚了。”
邓禹的谦逊态度和仁厚淳朴,使他赢得了刘秀的信赖和敬重。天下统一后,邓禹受封高密侯,食邑四个县。
虽然天下无事,但邓禹的所作所为,都是儒生本色,其德行流传后世。如,他事母至孝、事寡嫂至敬,其行笃淳,其性明朗,其志淡于名利,成为了一个忠信笃敬的儒者。
邓禹有十三个儿子,不过邓家没有那些仗势敛财的事儿,主要还是邓禹这个头带的好。
首先他生活远避奢华,从不倚仗权势搜刮钱财。他在家中的一切用度都取之于封地,从不经营财利和田地以聚敛财富。生活费以外多余的钱财,他都用于封邑的公共事业,绝没有增加财产的打算。他这种善行,被光武帝听说,更加看重他,在中元六年(公元56年)东巡的时候,特召邓禹附行,参加对泰山的封禅之礼。
其次他很会教育子女。在《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记载有邓禹家训:“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邓禹教育子孙后代,十三个儿子各有所成。
而邓家在对第三代的教育中,家训也起了很大作用。邓训的家训的传承就比较著名。史称:“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中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愠色”。由此可知他对家庭教育的重视,饶有父风,故其子女对汉家的政制,都有极大的关系。
邓训有五子一女, 五子即邓骘、邓京、邓悝、邓弘、邓阊,一女便是汉和帝皇后邓绥。邓绥是一位四德俱备的杰出女子。从小就受祖母的宠爱。五岁时,祖母亲自为她剪发,老年人手抖眼花,误伤了她额角,她忍痛不言,以孝著称。
她六岁已能读诗书,十二岁时已通《诗经》、《论语》,这就是邓禹人通一艺的遗教。每见诸兄读经,常常问难请教,其志在典籍,由其可知。邓绥秉承祖父邓禹、父亲邓训的教诲和严格的家训,终于成为母仪天下的邓太后。她扶子临朝,执掌朝政,体察民情,平抚四夷,崇尚学术,尊重人才,倡廉肃贪,广施法政,成绩卓然,举措非凡。
邓禹的后代在东汉累世贵宠,家族中共出了侯29人,公2人,大将军13人,中二千石者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像侍中、将、大夫、郎等官职者不计其数。这恐怕与邓禹的教育不无关系。
时光过隙,白云苍狗,愿你新的一年,
别委屈,别将就,也别回头,
最好的生活就在当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好好享受,比什么都重要。#崇尚发艺# 北[赞啊]京市造[赞啊]型烫[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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