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西周利簋，为西周做过哪些贡献？】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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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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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家国情怀？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在家尽孝，为国尽忠，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爱家乡是爱国的起点。了解家情、乡情，是懂得国情的开始。只有了解乡情，懂得国情的人，才能真正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一、 孝顺父母
父母恩情似海深，
人生莫忘父母恩。
生儿育女循环理，
世代相传自古今。
为人子女要孝顺，
不孝之人罪逆天。
义教才能出孝子，
乌兽尚知哺育恩。
父子原是骨肉亲，
爹娘不敬敬何人？
养育之恩不图报，
望子成龙彰初心。
二、邵阳申氏家训
尊祖敬宗，孝悌传承。
孝敬父母，冬温夏清。
夫妻和睦，相敬如宾。
兄弟友爱，互助帮衬。
交朋处友，真诚待人。
行为端庄，正大光明。
和邻睦友，谦虚谨慎。
不作狂语，不存欺心。
抑强扶弱，帮困扶贫。
遵纪守法，诚实笃信。
事无巨细，三思而行。
教子从严，耕读勤奋。
崇尚节俭，富贵不淫。
为官勿贪，清正廉明。
族规家训，熟记践行。
惇教睦族，世代昌荣。
三、邵阳申氏续修通谱序
盖闻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譬诸水之浚源、木之固本，其为利也溥哉。夫家谱之修，所以纪世系、溯源流，序昭穆、辨亲疏，敬宗祖、明长幼，敦族谊、振家声也，承先启后，鉴古知今，是为教科书，亦为传家宝，斯言不虚也。
考我申氏，乃中华名门古姓，系出神农炎帝，伯于西周宣王，封疆河南申国，望重魏阳之郡。以国为姓，迁播四方，族大根深，源远流长。而我邵阳申氏之始祖朝奉公，自南宋末年由江西泰和徏居宝庆之东太平里，筑庐于桥头大竹山麓，开创基业，礼行忠孝，耕读传家，迄今八百年矣。生二世试辅、试隆、试仁三公，隆、仁外迁婺川、南京，或仕或商；唯辅守桑梓，派延三世儒睽、奎、松、柏诸公，四世崇长、俊、荣、富、衡、德六房，德裔迁祁，另为祁申。凡国历五朝，世承卅代，允文允武，瓜绵椒衍，人丁逾十万之众，谓为湘中巨族。
惟吾族之谱，初俢于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尓后二百年间，四世各房先后分修本支房谱，屡经纂缮，从未中断，合计凡八修。然民国末期社会动荡，烽烟遍起，生灵涂炭，鼎革更祠堂渐废，族谱之修遂辍。迨至公元一九九五年，经长、俊、荣、富、衡五房先贤倡议合修，邵阳申氏创修通谱乃得以问世，本支相融，厘定新班排，计狡谱艺文十二卷，世系谱一百七十九卷。煌煌杰作，蔚为新中国成立后申氏家史之大观，只惜祁申、蜀申因故尚未合谱，引为憾事。韶光荏苒，倏忽廿载，世数愈增，生齿日繁，死殇亦黟，而族人散居宇内，星罗棋布，不复似往昔。
群聚村落之间，致有生子添孙而名号字讳仍未登谱牒者，无以计数。时值今元二0一四年甲午，淸明节被国家颁为法定假日，吾邵阳申氏嗣裔魂牵梦绕，自全国各地前来故土寻根问祖者络绎不绝，建祠续谱之呼声鹊起。是年冬月，吾族友桂、寿耆、昭明、舜時等诸尊长，顺时应势，邀同宗、联族裔，成立邵阳申氏建祠续谱筹委会，雷厉风行购回原三族祠惇叙堂旧址之水东粮站，筹建申氏宗词，酌商族谱赓续事宜，各房族老贤达积极响应。而后推举熙君担任名誉主任，相继在粤桂黔湘四省建宗亲联谊会，创设邵阳申氏家族网，牵线搭桥，集思广益，发动全体嗣裔，筹资千余万元，数事并举，有条不紊，以偿阖族之夙愿。
本次续修《通谱》，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之原剂，秉笔直书，力求”确者从焉，遗者缀焉，讹者订焉，疑者存焉＂，仅到采拾必全、纪载必详、甄别必严、校核必实，取其真，弃其伪，删其芜杂，补其阙略，生殁皆有可稽，本原晰然可悉。同吋，考虑利于収藏与查阅之便，实行纸质谱与电子版兼备，誊录犹且细密：务使开卷而通览全篇，索隐则了如指掌。至若董斯事首，同心同德，日夜辛勤，殚精竭虑，罔辞劳苦，奔波于薄海之内，访道于崇山之阿，矢其丹忱，慎其始终，深恐弗克负荷。惟期族谱续就，启迪来哲，灿曜门庭，垂范于世，俾吾族吾祖之精神发扬而光大之。厥功甚伟，堪称不朽。然创谱巨事繁，图之非易，难免疏漏舛误之处，岂敢妄矜尽善，惟殷望后贤，俟他日加以补充完善可。
冬日和煦，神州夏兴之际，宗祠既已告竣，通谱行将付梓。庙貌一新，谱系重振。光前裕后之举，吾族咸相敬庆。嗟乎！日月光毕，旦复旦兮；邵阳申氏，代复代兮！大竹斯茂，蒸水其清。钟灵毓秀，永发其祥。后先济美：以志勿忘。是为序。
祁阳申氏建祠续谱等委会
公元二0二0年庚子十月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在家尽孝，为国尽忠，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爱家乡是爱国的起点。了解家情、乡情，是懂得国情的开始。只有了解乡情，懂得国情的人，才能真正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一、 孝顺父母
父母恩情似海深，
人生莫忘父母恩。
生儿育女循环理，
世代相传自古今。
为人子女要孝顺，
不孝之人罪逆天。
义教才能出孝子，
乌兽尚知哺育恩。
父子原是骨肉亲，
爹娘不敬敬何人？
养育之恩不图报，
望子成龙彰初心。
二、邵阳申氏家训
尊祖敬宗，孝悌传承。
孝敬父母，冬温夏清。
夫妻和睦，相敬如宾。
兄弟友爱，互助帮衬。
交朋处友，真诚待人。
行为端庄，正大光明。
和邻睦友，谦虚谨慎。
不作狂语，不存欺心。
抑强扶弱，帮困扶贫。
遵纪守法，诚实笃信。
事无巨细，三思而行。
教子从严，耕读勤奋。
崇尚节俭，富贵不淫。
为官勿贪，清正廉明。
族规家训，熟记践行。
惇教睦族，世代昌荣。
三、邵阳申氏续修通谱序
盖闻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譬诸水之浚源、木之固本，其为利也溥哉。夫家谱之修，所以纪世系、溯源流，序昭穆、辨亲疏，敬宗祖、明长幼，敦族谊、振家声也，承先启后，鉴古知今，是为教科书，亦为传家宝，斯言不虚也。
考我申氏，乃中华名门古姓，系出神农炎帝，伯于西周宣王，封疆河南申国，望重魏阳之郡。以国为姓，迁播四方，族大根深，源远流长。而我邵阳申氏之始祖朝奉公，自南宋末年由江西泰和徏居宝庆之东太平里，筑庐于桥头大竹山麓，开创基业，礼行忠孝，耕读传家，迄今八百年矣。生二世试辅、试隆、试仁三公，隆、仁外迁婺川、南京，或仕或商；唯辅守桑梓，派延三世儒睽、奎、松、柏诸公，四世崇长、俊、荣、富、衡、德六房，德裔迁祁，另为祁申。凡国历五朝，世承卅代，允文允武，瓜绵椒衍，人丁逾十万之众，谓为湘中巨族。
惟吾族之谱，初俢于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尓后二百年间，四世各房先后分修本支房谱，屡经纂缮，从未中断，合计凡八修。然民国末期社会动荡，烽烟遍起，生灵涂炭，鼎革更祠堂渐废，族谱之修遂辍。迨至公元一九九五年，经长、俊、荣、富、衡五房先贤倡议合修，邵阳申氏创修通谱乃得以问世，本支相融，厘定新班排，计狡谱艺文十二卷，世系谱一百七十九卷。煌煌杰作，蔚为新中国成立后申氏家史之大观，只惜祁申、蜀申因故尚未合谱，引为憾事。韶光荏苒，倏忽廿载，世数愈增，生齿日繁，死殇亦黟，而族人散居宇内，星罗棋布，不复似往昔。
群聚村落之间，致有生子添孙而名号字讳仍未登谱牒者，无以计数。时值今元二0一四年甲午，淸明节被国家颁为法定假日，吾邵阳申氏嗣裔魂牵梦绕，自全国各地前来故土寻根问祖者络绎不绝，建祠续谱之呼声鹊起。是年冬月，吾族友桂、寿耆、昭明、舜時等诸尊长，顺时应势，邀同宗、联族裔，成立邵阳申氏建祠续谱筹委会，雷厉风行购回原三族祠惇叙堂旧址之水东粮站，筹建申氏宗词，酌商族谱赓续事宜，各房族老贤达积极响应。而后推举熙君担任名誉主任，相继在粤桂黔湘四省建宗亲联谊会，创设邵阳申氏家族网，牵线搭桥，集思广益，发动全体嗣裔，筹资千余万元，数事并举，有条不紊，以偿阖族之夙愿。
本次续修《通谱》，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之原剂，秉笔直书，力求”确者从焉，遗者缀焉，讹者订焉，疑者存焉＂，仅到采拾必全、纪载必详、甄别必严、校核必实，取其真，弃其伪，删其芜杂，补其阙略，生殁皆有可稽，本原晰然可悉。同吋，考虑利于収藏与查阅之便，实行纸质谱与电子版兼备，誊录犹且细密：务使开卷而通览全篇，索隐则了如指掌。至若董斯事首，同心同德，日夜辛勤，殚精竭虑，罔辞劳苦，奔波于薄海之内，访道于崇山之阿，矢其丹忱，慎其始终，深恐弗克负荷。惟期族谱续就，启迪来哲，灿曜门庭，垂范于世，俾吾族吾祖之精神发扬而光大之。厥功甚伟，堪称不朽。然创谱巨事繁，图之非易，难免疏漏舛误之处，岂敢妄矜尽善，惟殷望后贤，俟他日加以补充完善可。
冬日和煦，神州夏兴之际，宗祠既已告竣，通谱行将付梓。庙貌一新，谱系重振。光前裕后之举，吾族咸相敬庆。嗟乎！日月光毕，旦复旦兮；邵阳申氏，代复代兮！大竹斯茂，蒸水其清。钟灵毓秀，永发其祥。后先济美：以志勿忘。是为序。
祁阳申氏建祠续谱等委会
公元二0二0年庚子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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