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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念,不要生气,我不能怪他我不能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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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感应篇图说》57、阴贼良善】
【原文】
经文:阴贼良善
阉人王振弄朝纲,纳贿行私逐善良。
土木丧身家产尽,为谁辛苦为谁忙。
【译文】
【注解】“贼”,是陷害的意思,“阴”想对于阳而言。使用阴谋诡计诬害人,让人无法预料和提防,就好像用弹丸击人一样,极为惨毒,况且是加害善良正直的人?善良正直的人,在朝廷可以端正朝纲,在乡间可以使人敬仰,而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容不下他们,千方百计加以陷害,又惧怕公众舆论的压力,所以在暗中使坏,使善良正直的人们不知不觉中了他们的诡计。殊不知,人可欺,天不可欺,所以即使报应不落到自己的头上,也会殃及子孙,丝毫不爽。
【证案】明朝宦官王振,性情阴险狡诈,善于应对。明英宗即位的时候,年龄小,一切事务王振都揣摩皇帝的意思,于是被越级提拔掌管司礼监。王振表面上装作忠厚老实的样子,暗地里引导皇帝使用严刑峻法,以防止大臣欺瞒。于是朝中大臣被打入牢狱的接连不断,王振得以操纵大权,卖官鬻(yù)爵,飞扬跋扈(hù),难以抑制。在皇城东边建造豪华府第,规模堪比皇宫。又修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发动麓川之战,西南骚动不安,侍讲刘球上书皇帝,分析这次战役的利弊得失,字里行间把矛头指向王振,王振在旁边煽风点火,惹怒了皇帝,把刘球打入大牢。暗地里指使马顺将其肢解。大理寺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不理会王振,王振捏造罪名陷害他们,薛瑄几乎被害死,李时勉被戴上枷锁。国子监御史李铎见了王振不下跪,王振把他流放到铁岭卫。驸马石璟骂他是阉人,王振将其罢官问罪。英宗皇帝一心信任王振,称他为“先生”,对他赞赏有加,还赏赐给他许多东西。朝中正直的大臣多数遭到王振的陷害。正统十四年,北方蒙古族首领也先带兵进犯,王振带着英宗皇帝御驾亲征,半道上遇到大风雨,迷路不能前进,又有各种奇异的天象示警,王振害怕了,命令班师回朝。重臣一致认为要通过紫荆关,从蔚州进京。王振是蔚州人,恐怕糟蹋了家乡的庄稼,军士绕道奔走,也先在后边追上来,明军大败。英宗皇帝被俘,王振被杀,消息传到京城,给事中王纮(hóng)带人杀掉马顺和王振的家奴毛二等人。郕(chéng)王朱祁(qí)钰登基,是为明代宗,命令将王振的侄子王玉山当众凌迟处死,剿灭其党羽,王振家族无论老少全部被斩首。抄没王振家产,抄得金银六十多库,直径一尺以上的玉盘多达一百,六七尺高的珊瑚二十多株,其他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人们都认为这是阴贼良善的报应。
【附证】
(一)宋朝吕惠卿,依附于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朝廷中正直的大臣多数都被设计陷害、排挤出去。曾对人讲:“不用毒辣的手段做不成大事,那些迂腐的儒生说新法不可行,不过是想博取善人的美名,我见他们如芒在背,所以必须除之而后快。”后来,吕惠卿被贬到崖州,赶上下大雨,到一所寺庙借宿,僧人关上门,拒绝收留他,说:“我虽然是方外之人,也知道亲近善人,怎能收留你,污秽佛门净地?”吕惠卿羞愧不已,冒雨离开了。
(二)明朝陈继儒,号眉公,隐居山林之中,却还在参与世事,当政者对他的话颇为重视,被称为山中宰相。毛文龙镇守边庭,为母亲祝寿,想着能得到眉公一句赠言,作为荣耀,派手下将校带着厚礼前去请求,眉公长时间不理会,将校恐怕误了期限,就直奔堂上,坐等眉公赠言,眉公大怒,把将校赶了出去,又迁怒于毛文龙的身上。正好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一位门人,过来请教老师,陈眉公不假思索就说:“拔一毛可以利天下。”门人拜谢说:“谨遵老师教诲。”门人回去后,诬陷毛文龙,加以罪名,将其诛杀。毛文龙被杀后,边庭战事大坏,评论者认为明朝三百年天下,被眉公一句话葬送了。后来陈眉公被天雷击死。
【原文】
经文:阴贼良善
阉人王振弄朝纲,纳贿行私逐善良。
土木丧身家产尽,为谁辛苦为谁忙。
【译文】
【注解】“贼”,是陷害的意思,“阴”想对于阳而言。使用阴谋诡计诬害人,让人无法预料和提防,就好像用弹丸击人一样,极为惨毒,况且是加害善良正直的人?善良正直的人,在朝廷可以端正朝纲,在乡间可以使人敬仰,而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容不下他们,千方百计加以陷害,又惧怕公众舆论的压力,所以在暗中使坏,使善良正直的人们不知不觉中了他们的诡计。殊不知,人可欺,天不可欺,所以即使报应不落到自己的头上,也会殃及子孙,丝毫不爽。
【证案】明朝宦官王振,性情阴险狡诈,善于应对。明英宗即位的时候,年龄小,一切事务王振都揣摩皇帝的意思,于是被越级提拔掌管司礼监。王振表面上装作忠厚老实的样子,暗地里引导皇帝使用严刑峻法,以防止大臣欺瞒。于是朝中大臣被打入牢狱的接连不断,王振得以操纵大权,卖官鬻(yù)爵,飞扬跋扈(hù),难以抑制。在皇城东边建造豪华府第,规模堪比皇宫。又修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发动麓川之战,西南骚动不安,侍讲刘球上书皇帝,分析这次战役的利弊得失,字里行间把矛头指向王振,王振在旁边煽风点火,惹怒了皇帝,把刘球打入大牢。暗地里指使马顺将其肢解。大理寺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不理会王振,王振捏造罪名陷害他们,薛瑄几乎被害死,李时勉被戴上枷锁。国子监御史李铎见了王振不下跪,王振把他流放到铁岭卫。驸马石璟骂他是阉人,王振将其罢官问罪。英宗皇帝一心信任王振,称他为“先生”,对他赞赏有加,还赏赐给他许多东西。朝中正直的大臣多数遭到王振的陷害。正统十四年,北方蒙古族首领也先带兵进犯,王振带着英宗皇帝御驾亲征,半道上遇到大风雨,迷路不能前进,又有各种奇异的天象示警,王振害怕了,命令班师回朝。重臣一致认为要通过紫荆关,从蔚州进京。王振是蔚州人,恐怕糟蹋了家乡的庄稼,军士绕道奔走,也先在后边追上来,明军大败。英宗皇帝被俘,王振被杀,消息传到京城,给事中王纮(hóng)带人杀掉马顺和王振的家奴毛二等人。郕(chéng)王朱祁(qí)钰登基,是为明代宗,命令将王振的侄子王玉山当众凌迟处死,剿灭其党羽,王振家族无论老少全部被斩首。抄没王振家产,抄得金银六十多库,直径一尺以上的玉盘多达一百,六七尺高的珊瑚二十多株,其他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人们都认为这是阴贼良善的报应。
【附证】
(一)宋朝吕惠卿,依附于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朝廷中正直的大臣多数都被设计陷害、排挤出去。曾对人讲:“不用毒辣的手段做不成大事,那些迂腐的儒生说新法不可行,不过是想博取善人的美名,我见他们如芒在背,所以必须除之而后快。”后来,吕惠卿被贬到崖州,赶上下大雨,到一所寺庙借宿,僧人关上门,拒绝收留他,说:“我虽然是方外之人,也知道亲近善人,怎能收留你,污秽佛门净地?”吕惠卿羞愧不已,冒雨离开了。
(二)明朝陈继儒,号眉公,隐居山林之中,却还在参与世事,当政者对他的话颇为重视,被称为山中宰相。毛文龙镇守边庭,为母亲祝寿,想着能得到眉公一句赠言,作为荣耀,派手下将校带着厚礼前去请求,眉公长时间不理会,将校恐怕误了期限,就直奔堂上,坐等眉公赠言,眉公大怒,把将校赶了出去,又迁怒于毛文龙的身上。正好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一位门人,过来请教老师,陈眉公不假思索就说:“拔一毛可以利天下。”门人拜谢说:“谨遵老师教诲。”门人回去后,诬陷毛文龙,加以罪名,将其诛杀。毛文龙被杀后,边庭战事大坏,评论者认为明朝三百年天下,被眉公一句话葬送了。后来陈眉公被天雷击死。
【#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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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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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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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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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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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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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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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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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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