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1956年，石寨山6号墓，孙太初发现一个方块状的物体，他刷去上面的泥土，才发现是一枚金印，而印面上刻着四个大字，顿时让他笑出了声，然后忍不住感叹：郭沫若真是神了！
1953年秋，一个古董商人来到云南省博物馆，想要出手几件青铜兵器。专家孙太初看到这几件青铜兵器后，顿时就愣住了，因为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完全不同。
孙太初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来历不简单，于是立马请示领导，将那人手上的青铜兵器全买了下来。只是当他问起这些兵器的是怎么来的，那位古董商却连连表示不知道。
此后不久，晋宁县的石寨山，有几个农民在挖坑时挖出了不少青铜器，经过比对，这些青铜器与孙太初之前收购的几件青铜兵器纹饰十分相似，很显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土的。
1955年3月，考古专家开始对石寨山正式进行发掘，果不其然，很快他们就发掘出了上百件青铜器。
看着这些造型奇特、纹饰怪异的青铜器，专家们毫无头绪，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人等信息，统统一无所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大人物的到来，为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指明了道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出国访问路过昆明，顺便参观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看着这些奇特的文物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突然说道：“会不会是古滇国的东西？”
这句话仿佛一声惊雷在现场炸开，这个设想太大胆了，此前根本没有人会把这些青铜器和古滇国联系起来，毕竟古滇国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史学界对它的存在一直争议不断，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古滇国。
然而当以“博学”著称的郭沫若看到这些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青铜器后，他立马就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古滇王国。
郭沫若这一大胆地设想给考古人员指明了方向，让原本毫无目的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展开了第二次发掘。
12月28日，在6号墓的墓室里，孙太初在清理棺底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块状物体，他顺手拿起来，只见这个方块状物体表面都是泥土，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孙太初拿出一个小刷子，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
金印保存完好，色泽如新，印纽为蛇状盘于印身之上，印身厚度仅有0.7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
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印章整体非常袖珍，重量仅有90克。
当印面上的泥土被擦干净后，只见上面刻着四个篆书汉字：滇王之印。这一刻孙太初感觉全身都在发抖，这枚小小的金印仿佛正绽放耀眼的光芒，为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正名。
这个发现必将震惊考古界，孙太初忍不住哈哈大笑，同时他不得不佩服郭沫若，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大胆猜测。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史书互相得到了印证，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国真实存在过。
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硚率军攻打滇池地区，在归途中发现后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当地，并建立滇国，其都城就在今天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竟有不少来自汉朝的蜀布，而这些蜀布却是从身毒（今印度）运过去的。
因此张骞推测，在西南一带，应该有一条通往身毒的通道。这个发现对于汉朝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匈奴把持，风险极大。
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滇国，寻找那条通往身毒的贸易通道。
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尝羌，面对汉朝使者他问出了一句经典名言：“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汉朝和我们滇国哪个更大？
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只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问话的主体从滇国变成了夜郎国，因此有了“夜郎自大”这个略带调侃的成语，夜郎国也算是替滇国背了黑锅。
然而在当时，使者并没有过多反应，只是淡淡地表示，滇国也就与汉朝的一个郡相当。滇王尝羌听后肃然起敬，并热情招待了使者。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讨西南边陲，滇王率领群臣来降，于是汉武帝便赐予滇王一枚金印，滇国从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
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史书中便再无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滇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那枚滇王金印则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后被某一任滇王带进坟墓，长埋地下两千余年。
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滇王金印重现人间，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风##遇见艺术#
1953年秋，一个古董商人来到云南省博物馆，想要出手几件青铜兵器。专家孙太初看到这几件青铜兵器后，顿时就愣住了，因为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完全不同。
孙太初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来历不简单，于是立马请示领导，将那人手上的青铜兵器全买了下来。只是当他问起这些兵器的是怎么来的，那位古董商却连连表示不知道。
此后不久，晋宁县的石寨山，有几个农民在挖坑时挖出了不少青铜器，经过比对，这些青铜器与孙太初之前收购的几件青铜兵器纹饰十分相似，很显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土的。
1955年3月，考古专家开始对石寨山正式进行发掘，果不其然，很快他们就发掘出了上百件青铜器。
看着这些造型奇特、纹饰怪异的青铜器，专家们毫无头绪，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人等信息，统统一无所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大人物的到来，为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指明了道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出国访问路过昆明，顺便参观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看着这些奇特的文物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突然说道：“会不会是古滇国的东西？”
这句话仿佛一声惊雷在现场炸开，这个设想太大胆了，此前根本没有人会把这些青铜器和古滇国联系起来，毕竟古滇国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史学界对它的存在一直争议不断，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古滇国。
然而当以“博学”著称的郭沫若看到这些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青铜器后，他立马就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古滇王国。
郭沫若这一大胆地设想给考古人员指明了方向，让原本毫无目的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展开了第二次发掘。
12月28日，在6号墓的墓室里，孙太初在清理棺底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块状物体，他顺手拿起来，只见这个方块状物体表面都是泥土，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孙太初拿出一个小刷子，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
金印保存完好，色泽如新，印纽为蛇状盘于印身之上，印身厚度仅有0.7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
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印章整体非常袖珍，重量仅有90克。
当印面上的泥土被擦干净后，只见上面刻着四个篆书汉字：滇王之印。这一刻孙太初感觉全身都在发抖，这枚小小的金印仿佛正绽放耀眼的光芒，为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正名。
这个发现必将震惊考古界，孙太初忍不住哈哈大笑，同时他不得不佩服郭沫若，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大胆猜测。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史书互相得到了印证，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国真实存在过。
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硚率军攻打滇池地区，在归途中发现后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当地，并建立滇国，其都城就在今天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竟有不少来自汉朝的蜀布，而这些蜀布却是从身毒（今印度）运过去的。
因此张骞推测，在西南一带，应该有一条通往身毒的通道。这个发现对于汉朝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匈奴把持，风险极大。
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滇国，寻找那条通往身毒的贸易通道。
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尝羌，面对汉朝使者他问出了一句经典名言：“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汉朝和我们滇国哪个更大？
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只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问话的主体从滇国变成了夜郎国，因此有了“夜郎自大”这个略带调侃的成语，夜郎国也算是替滇国背了黑锅。
然而在当时，使者并没有过多反应，只是淡淡地表示，滇国也就与汉朝的一个郡相当。滇王尝羌听后肃然起敬，并热情招待了使者。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讨西南边陲，滇王率领群臣来降，于是汉武帝便赐予滇王一枚金印，滇国从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
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史书中便再无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滇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那枚滇王金印则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后被某一任滇王带进坟墓，长埋地下两千余年。
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滇王金印重现人间，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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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分享：
301155【海力风电】公司主营业务是风电设备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风电塔筒、桩基及导管架等，产品涵盖2MW至5MW等市场主流规格产品以及6.45MW、8MW等大功率等级产品。曾荣获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近段时间来试着风电受到资金热捧关注，该股作为次新股有望迎来资金关注，先加入自选作为大跌时候观察低吸目标（炒股逻辑网络日记的记录，并非和推荐个股，不构成投资和买卖操作建议，仅供参考，盈亏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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