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坠的时候
真的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自渡很难 所以互相救赎才能摆脱桎梏
可是无数个瞬间 我都收回了伸向你的手
今天 晒太阳的猫 东门的奶茶 西门的落叶
它们都很美好值得分享 可我却在不断学着克制
克制去想你 克制去打扰你 克制去幻想有你的陪伴
我知道你也很想向前了 我也有在很努力了
可以不见 但都要更好
真的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自渡很难 所以互相救赎才能摆脱桎梏
可是无数个瞬间 我都收回了伸向你的手
今天 晒太阳的猫 东门的奶茶 西门的落叶
它们都很美好值得分享 可我却在不断学着克制
克制去想你 克制去打扰你 克制去幻想有你的陪伴
我知道你也很想向前了 我也有在很努力了
可以不见 但都要更好
天地有大美。从古至今，人们不断追寻美的真谛、美的生活。在传统文化中滋养生长的中国美学，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古今生活的细微之处，品味中国之美的传承与丰富。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走向文明中国的“生活美学”，亟须返本而开新，就要复兴生活美学的“中国文明”！
“美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美学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变，仍在于美学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与标杆，审美也是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让世界更美好”，成为当代美学家内在的吁求。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几乎皆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
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的存在之学，也是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几乎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所谓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满足民众的物化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身心愉悦。无论是有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生活，终将指向“幸福”的生活。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但只有生得“美”、活得“乐”，才会进入生活美学之境。在汉语当中，生与活原本是分开的：“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承受雨露、享有食物和分享环境，这些都是人们要过的日子。然而，人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追求“存在感”。如何审美的存在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理想。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
由古至今，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乐”。
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日子过成“审美生活”。这个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延续至今。此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美，从民俗节庆到民间艺术之美，都属于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拓展疆域。
中国人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为世界其他民族所难以企及，以至于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论断。世界上只有蔡元培在中国将美育提升到如此“文明高度”的地位：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与普及的，由此决定了美育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在蔡元培看来，宗教以其“强制的”“保守的”与“有界的”特质，难以实现社会启蒙的功能。实际上，由于儒家文明的基本结构的影响，使得“人文化成”的审美教育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主导。
回归儒家传统，儒家的“六艺之教”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曾极有洞见地认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这意味着，以儒家为主导的“六艺之教”里面，的确皆包涵美育成分，哪怕是其中“数”，其实也与审美间接相关。在“六艺”的完整谱系里面，大概只有“乐教”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艺术教育，而其余各项教育其实都是关乎生活经验本身，都是从生活出发并包孕美化的“人文化成”。
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所谓“食色性也”，古人早已指明了人类的本化之性。当然，生理终要为情感所升华，否则人与动物无异，从生理到情感是从“性”到“情”的转化。按照梁漱溟的观点，生活就是相续，佛教唯识宗就把“有情”叫做相续。我们的生活首先就具有“生理的价值”，这就形成了生理型的生活美学传统。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美学、饮茶美学等。饮茶在东方传统中不折不扣成为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从中国茶艺到东瀛日本的茶道。
在生理根基之上，生活还具有“情感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情感之生活美学传统。所谓“礼做于情”或者“礼生于情”，中国原始儒家便已指明了“情的礼化”，这一方面是“化”情为礼，另一方面是礼的情“化”。从情感到文化，从儒家的视角看就是从情到礼的融化。这是广义之情，交往之审美乐趣就属此类，此外还有闲居美学、交游美学、雅集美学、人物品藻美学，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特质。
在情感基础之上，生活更具有“文化的价值”。所谓“人文化成”即是此义。文化作为一种生活，乃是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型的生活美学，就是关乎广义之“文”的美学。
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其中精髓，中国传统的诗的美学、书的美学、画的美学、印的美学、琴的美学和曲的美学皆如此。但在古典中国，同样重要的还有园林苗圃美学、博弈等游艺美学、游山玩水美学和民俗节庆美学等，诸如此类皆属其列。
简言之，从性、情到文，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活价值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涵盖了从“自然化”“情感化”再到“文化化”的全整过程。中国化的生活美学，恰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美地活”？我们如何能“美地生”？于是乎，我们从古至今就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形而上学之独特传统，中国人就生活在现实化的“一个世界”当中，悠游地感受到生活之美，并身心参与生活之中。
重建文明中国的感性内核
岂止中国人，人类可以说是“审美的族类”，是“艺术的种族”，这使人与动物根本拉开了距离，能够审美地“活”与审美地“生”。
人类学早已认定，“人之所以不是非人，那是由于他们已经创造出了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与语言和其他模式化形式的使用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随意表现出来，例如音乐与舞蹈”。这意味着，“艺术化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差异。动物不能创造艺术，也不能生成文化，马戏团的大象可以“绘画”，那是训练师进行生理训练的结果。至于动物能否审美，动物学家曾观测到大猩猩凝视日落的场景，当然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扎实证明。
如今，既然审美已经成为衡量我们日常质量的生活标志，那么，在此意义上审美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将日常生活为民众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当做一种社会福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实际上，“审美福利”就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全部审美经验水平来构成的，社会上所提供的审美产品理应成为普遍福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抑或降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审美产品能否作为一种“审美福利”，就要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的“审美体验”的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通过审美产品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由此才能逐渐累积成为当代社会的“审美财富”，从而能为广大的公众所共享与分享。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
我们要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就是为中国生活立“美之心”，从而重建文明中国与中国文明的感性内核。
李奇霖：写报告要怀揣读者和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券研究行业价值报告显示，目前行业内，一半分析师的年龄在30-35岁之间，而要成为这中间的佼佼者——首席经济学家，最快则需要5年时间。
30岁成为首席经济学家，31岁成为研究院院长，李奇霖的首席之路似乎走的格外顺利。而在李奇霖看来，在成为首席的过程中，实力、勤奋、运气、伯乐缺一不可。
本次首席人生，记者对话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他说，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时代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赋予了首席光环，也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做研究要紧贴市场，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同时，写报告要怀揣读者和投资者。对于年轻分析师而言，找到自己的蓝海和定位至关重要，只有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才能成就事业。
做宏观研究要接市场地气
《首席经济学家》：怎样定义首席经济学家这份职业？首席经济学家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奇霖：首席经济学家本质上就是一个研究员，剥离掉名字华丽的外壳，说到底就是一个做宏观研究的。所以，这个问题等同于在问宏观研究有什么价值。
第一，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做宏观研究的，最需要做的就是把握战略方向。对单个公司来说，如何适应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如何适应政策的导向，这些都是影响公司生存发展最关键问题，所以，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对公司的战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大的政策方向判断一定要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一致，这块是绝不能出方向性错误的。
第二，做宏观研究的，得紧贴市场，脱离市场的宏观研究，是没有灵魂的。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价格，一定是隐含了投资对未来的预期在里面，一个资产的涨跌一定是有其背后的宏观逻辑做支撑的。在观测市场的时候，能够知道投资者的相反，知道投资背后的逻辑，知道投资者在思考什么宏观问题。如果脱离了这一层，做研究没有市场的依据，那只能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没有与市场参与者的良好互动，不了解市场预期，也无法评估一项政策出来的具体效果。纯理论的宏观研究可以交给象牙塔，但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的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
第三，首席是机构的研究品牌。虽然说到底就是做宏观研究的，但机构既然给了一个高大上的抬头，那必然是希望研究形成品牌价值。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大时代里，客户选择把自己的资产交给机构去打理，那肯定是看重他的投研服务能力的，首席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向全社会输出券商的专业品牌和专业价值，这比单一的去投放广告来得效果要好一些。
第四，可以提一些政策建议。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构成了首席光环的基础，也只有这一基础，才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既然享受到了时代红利，那就得多做一些事情，写的东西最好能形成一些靠谱的政策建议。
《首席经济学家》： 如何评判一份研究报告的好坏？有什么标准？您认为“预测率”对首席经济学家来说重要吗？
李奇霖：一个好的研究报告一定要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说人话。没有什么是不能正面解答的，如果不能，遮遮掩掩，故弄玄虚，那一定是自己没弄懂。此外，前面提到过，首席的成就与中国资本市场大繁荣、大发展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是浮云，一个人能否成功，其实个人奋斗真不能看太重。那么，既然首席的成就取决于资本市场，取决于千万个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那做研究的，最起码心里得有投资者，心里有投资者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说人话，把研究成果要敢于和大家分享。
第二，专业。文章写得太通俗，有可能走向流量和网红的极端路径，变得缺乏严谨性，所以文章还必须以专业为支撑，这也符合辩证法的要求。专业是说一定要以客观事实、客观数据做支撑，文章的论证一定要严谨和客观，不能搞煽动，搞对立面，制造焦虑等等。在专业的基础上去讲人话，去把一个深度研究的观点尽量说得简单，深入浅出。
满足以上两点，基本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研究报告了，既有深度又讲人话，既深刻又通俗。当然，这二者的平衡我自己拿捏得还不够好，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忘记了读者，写些人听不懂的话和术语，有时候专业性方面不够严谨，还经常错字和打错单位，实在不应该。
总之，写报告一定要心中有读者和投资者，讲的内容要通俗易懂、接市场地气，知道别人的痛点在哪里，不能为了做报告而报告，要能真正切中要害来帮助投资者解决问题。
至于说预测率，其实没关系，人非圣贤，错很正常。因为市场变化太复杂了，很多影响很大的政策和事件，很难提前全部被预知到。所以预测错了市场，预测错了宏观数据，那是常有的事。
预测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这样：首先，肯定是尽量让它准确率高一点，研究尽量做扎实一点，如果真错了，也要及时去找原因，不断完善研究框架，看哪里还不够完备，及时补充到自己的框架里。
详情链接：https://t.cn/A6xLjIby
根据中国证券研究行业价值报告显示，目前行业内，一半分析师的年龄在30-35岁之间，而要成为这中间的佼佼者——首席经济学家，最快则需要5年时间。
30岁成为首席经济学家，31岁成为研究院院长，李奇霖的首席之路似乎走的格外顺利。而在李奇霖看来，在成为首席的过程中，实力、勤奋、运气、伯乐缺一不可。
本次首席人生，记者对话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他说，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时代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赋予了首席光环，也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做研究要紧贴市场，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同时，写报告要怀揣读者和投资者。对于年轻分析师而言，找到自己的蓝海和定位至关重要，只有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才能成就事业。
做宏观研究要接市场地气
《首席经济学家》：怎样定义首席经济学家这份职业？首席经济学家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奇霖：首席经济学家本质上就是一个研究员，剥离掉名字华丽的外壳，说到底就是一个做宏观研究的。所以，这个问题等同于在问宏观研究有什么价值。
第一，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做宏观研究的，最需要做的就是把握战略方向。对单个公司来说，如何适应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如何适应政策的导向，这些都是影响公司生存发展最关键问题，所以，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对公司的战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大的政策方向判断一定要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一致，这块是绝不能出方向性错误的。
第二，做宏观研究的，得紧贴市场，脱离市场的宏观研究，是没有灵魂的。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价格，一定是隐含了投资对未来的预期在里面，一个资产的涨跌一定是有其背后的宏观逻辑做支撑的。在观测市场的时候，能够知道投资者的相反，知道投资背后的逻辑，知道投资者在思考什么宏观问题。如果脱离了这一层，做研究没有市场的依据，那只能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没有与市场参与者的良好互动，不了解市场预期，也无法评估一项政策出来的具体效果。纯理论的宏观研究可以交给象牙塔，但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的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
第三，首席是机构的研究品牌。虽然说到底就是做宏观研究的，但机构既然给了一个高大上的抬头，那必然是希望研究形成品牌价值。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大时代里，客户选择把自己的资产交给机构去打理，那肯定是看重他的投研服务能力的，首席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向全社会输出券商的专业品牌和专业价值，这比单一的去投放广告来得效果要好一些。
第四，可以提一些政策建议。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构成了首席光环的基础，也只有这一基础，才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既然享受到了时代红利，那就得多做一些事情，写的东西最好能形成一些靠谱的政策建议。
《首席经济学家》： 如何评判一份研究报告的好坏？有什么标准？您认为“预测率”对首席经济学家来说重要吗？
李奇霖：一个好的研究报告一定要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说人话。没有什么是不能正面解答的，如果不能，遮遮掩掩，故弄玄虚，那一定是自己没弄懂。此外，前面提到过，首席的成就与中国资本市场大繁荣、大发展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是浮云，一个人能否成功，其实个人奋斗真不能看太重。那么，既然首席的成就取决于资本市场，取决于千万个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那做研究的，最起码心里得有投资者，心里有投资者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说人话，把研究成果要敢于和大家分享。
第二，专业。文章写得太通俗，有可能走向流量和网红的极端路径，变得缺乏严谨性，所以文章还必须以专业为支撑，这也符合辩证法的要求。专业是说一定要以客观事实、客观数据做支撑，文章的论证一定要严谨和客观，不能搞煽动，搞对立面，制造焦虑等等。在专业的基础上去讲人话，去把一个深度研究的观点尽量说得简单，深入浅出。
满足以上两点，基本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研究报告了，既有深度又讲人话，既深刻又通俗。当然，这二者的平衡我自己拿捏得还不够好，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忘记了读者，写些人听不懂的话和术语，有时候专业性方面不够严谨，还经常错字和打错单位，实在不应该。
总之，写报告一定要心中有读者和投资者，讲的内容要通俗易懂、接市场地气，知道别人的痛点在哪里，不能为了做报告而报告，要能真正切中要害来帮助投资者解决问题。
至于说预测率，其实没关系，人非圣贤，错很正常。因为市场变化太复杂了，很多影响很大的政策和事件，很难提前全部被预知到。所以预测错了市场，预测错了宏观数据，那是常有的事。
预测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这样：首先，肯定是尽量让它准确率高一点，研究尽量做扎实一点，如果真错了，也要及时去找原因，不断完善研究框架，看哪里还不够完备，及时补充到自己的框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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