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内城区最小公寓，单价近$3万！投资者望留学生租住】悉尼内城区一间带有厕所和一张床的小型公寓已经开始上市出售，可能是澳大利亚市场上最小的公寓，衣柜也只能悬空在床的上方。Potts Point这套公寓面积为17平方米，与典型的带锁车库差不多大，标价为 469,000澳元。根据Numbeo.com的数据，按每平方米的成本计算，每平方米超过27,000澳元，几乎是悉尼公寓平均价格的两倍。它也高于东京、伦敦和纽约的每平方米平均价格。https://t.cn/A6xX3Sco
【经验分享 | 四川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经验总结】
四川是全国农业大省，也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近年来，四川依托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生态良好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的农业资源和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坚持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序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坚持规划引领、聚焦要素保障、创新利益联结，谱写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四川篇章，为擦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打下坚实基础。
一、创建成效
（一）产业融合“接二连三”，现代农业体系加快构建
一是交叉融合模式不断涌现。成功培育创建10个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7个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纳入第三批创建名单，融合模式覆盖延伸农业产业链型、高技术渗透型、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型、多业态复合型、农业内部融合型、产城融合型等六种模式，农业与旅游、休闲、康养、教育、文化等产业加速融合，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二是产业链顺势延伸。大力发展农畜、林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累计建成产地初加工设施设备1.76万座，产地初加工能力达600余万吨、初加工率达60%。优化二三产业布局，建立各类形式的产销联合体，发展农超、农社、农企、农校等产销对接的新型流通业态，农村电商销售额达455亿元。做大做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进绿色食品、有机产品、道地药材认证，打造农产品地理标志。大力实施品牌建设工程，“三品一标”总数达5690个，新增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3个，纳溪特早茶、四川泡菜等11个产品进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三是价值链明显提升。发挥示范园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7个、纳入创建名单4个，累计建成国家省市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900余个、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7个，创建川猪和晚熟柑橘2个全国特色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梯级提升、竞相发展格局。组织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等重大农业展会，2020年实现农产品现场销售3.6亿元、意向签约金额超过520亿元。依托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47个，2020年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达1365.8亿元。支持毕业生和农民工返乡参与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现代种养业发展，2020年累计建成农村创业创新园区590个，实现56万名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二）多元主体培育壮大，融合发展活力快速激发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激发各地培育出一批带动作用突出、产业功能互补、综合竞争力强的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不断提高产业融合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一是做强龙头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实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排头兵”工程，全省已培育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75个、省级902个、市级2542个，龙头企业实力稳步增强，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骨干力量。二是做大专业合作社发挥带动作用。深入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创新经营机制，规范运作行为，鼓励支持创建层次更高的联合社。全省累计培育农民合作社10.79万个，其中省级示范社3000个，国家级示范社418个，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三是做优家庭农场发挥基础作用。出台《四川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评定暂行办法》，深入开展示范场建设行动，在不同产业领域培育一批家庭农场示范典型，建成家庭农场14.61万家，累计命名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2536家，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兴力量。四是做活供销社发挥纽带作用。充分发挥供销社深入农村、综合服务的优势，不断拓展经营服务领域，积极探索适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化服务形式，乡镇供销社覆盖率提升到92%，全省18个市实现乡镇全覆盖，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利益联结紧密构建，产业发展红利共同分享
因地制宜，不断探索实践，在订单收购等传统利益联结模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引导产业链各环节的参与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确保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有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2020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达5556.58亿元，同比增长5.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929元，同比增长8.6%。南充市西充县“元斗桃园”以“合作社+农户”的形式，流转该村土地260亩，吸引80多户当地农户以现金或土地入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每年人均增收1万余元。眉山市仁寿县示范园吸纳示范园内农户入股分红，按时兑现农户分红款3450万元，兑现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红款600万元，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净增25%，户均增收7500元。
二、主要做法
（一）坚持规划引领，指明融合发展“路子”
省市县相关部门认真指导各示范园在创建过程中紧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设用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不占用基本农田及已划定的生态保护区域，加大城乡增减挂钩及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工作的开展力度，积极争取政策性用地指标。同时，进一步细化示范园建设实施方案，出台示范园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与发展相适应的领导体系、管理体系、运行体系、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以多种合作形式深入推进示范园体制机制创新。宜宾市翠屏区印发《川茶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总体规划》《茶叶农业产业园建设规划》，眉山市仁寿县坚持“业态为本、生态为形、文态为魂、形态融合”的规划建设原则，完成示范园建设总体规划、仁寿县富加镇总体规划修编、富加镇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二）聚焦要素保障，夯实产业兴旺“底子”
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助推示范园产业集聚加快发展。一是强化政策保障。围绕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工作部署，指导各地示范园完善支持政策。泸州市纳溪区先后出台《关于强力推进产业园区发展的实施意见》《纳溪区“云溪人才新政”20条》《关于保障泸州市纳溪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发展用地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较大程度地破解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普遍面临的钱、地、人等制约瓶颈。二是强化资金保障。省发展改革委高度重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建工作，积极调整省预算内投资结构安排给予支持，印发《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省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试行）》，支持示范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升。同时，指导各地示范园始终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补、凝聚合力”的原则，将项目资金打捆整合实现资金向示范园倾斜，共计安排省预算内资金3亿元，不断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引入源头活水。三是强化人才保障。各示范园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成都市新津区打破身份、职级、任职年限等传统管理体制对干部人才的制约，实行员额制管理，明确50个员额编制，推动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广安市岳池县借助县产业协会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规范化管理培训，引导建立专业合作社、基地互助机制，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478人、青年农场主和农业职业经理人16人，不断提升基地管理水平。四是强化科技支撑。聚焦科研技术创新突破，将农业科技示范推广与示范园建设紧密结合，依托科技和互联网力量，助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示范园积极加强与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产业园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致力于品种培育、种植、系列产品深加工研发等。内江市资中县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等40余家单位开展密切合作，建成中国·资中血橙国际联合研发中心等科研平台17个。广元市苍溪县先后开发出猕猴桃品种选育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和仓储物流技术等一大批创新成果，并陆续转化为生产力，成为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新引擎。
（三）创新利益联结，充实惠民增收“里子”
积极探索“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家庭农场+农户”“管委会+投资公司”“共享农庄”等模式。宜宾市翠屏区创新党建引领“三建三带”（建产业党总支带动产业发展、建党员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建幸福和谐大家庭带动新风尚）、“两定一返三包”（定标准、定价格；返利润；包全部现金收购茶农茶鲜叶不打白条、包全程无偿技术培训服务、包茶农合作入股资金保值增值）等利益联结模式，与产业链各方利益主体真正结成产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享产业发展成果，助力茶农持续稳定增收。
三、未来展望
下一步，四川将以国家各项战略部署为引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加快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为主线、以要素集聚和模式创新为动力、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加快完善示范园水电路、冷链物流等公益性基础配套设施，继续认真总结提炼创建经验，切实强化后续管理，持续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着力打造西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和平台载体，推进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四川是全国农业大省，也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近年来，四川依托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生态良好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的农业资源和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坚持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序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坚持规划引领、聚焦要素保障、创新利益联结，谱写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四川篇章，为擦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打下坚实基础。
一、创建成效
（一）产业融合“接二连三”，现代农业体系加快构建
一是交叉融合模式不断涌现。成功培育创建10个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7个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纳入第三批创建名单，融合模式覆盖延伸农业产业链型、高技术渗透型、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型、多业态复合型、农业内部融合型、产城融合型等六种模式，农业与旅游、休闲、康养、教育、文化等产业加速融合，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二是产业链顺势延伸。大力发展农畜、林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累计建成产地初加工设施设备1.76万座，产地初加工能力达600余万吨、初加工率达60%。优化二三产业布局，建立各类形式的产销联合体，发展农超、农社、农企、农校等产销对接的新型流通业态，农村电商销售额达455亿元。做大做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进绿色食品、有机产品、道地药材认证，打造农产品地理标志。大力实施品牌建设工程，“三品一标”总数达5690个，新增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3个，纳溪特早茶、四川泡菜等11个产品进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三是价值链明显提升。发挥示范园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7个、纳入创建名单4个，累计建成国家省市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900余个、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7个，创建川猪和晚熟柑橘2个全国特色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梯级提升、竞相发展格局。组织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等重大农业展会，2020年实现农产品现场销售3.6亿元、意向签约金额超过520亿元。依托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47个，2020年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达1365.8亿元。支持毕业生和农民工返乡参与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现代种养业发展，2020年累计建成农村创业创新园区590个，实现56万名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二）多元主体培育壮大，融合发展活力快速激发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激发各地培育出一批带动作用突出、产业功能互补、综合竞争力强的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不断提高产业融合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一是做强龙头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实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排头兵”工程，全省已培育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75个、省级902个、市级2542个，龙头企业实力稳步增强，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骨干力量。二是做大专业合作社发挥带动作用。深入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创新经营机制，规范运作行为，鼓励支持创建层次更高的联合社。全省累计培育农民合作社10.79万个，其中省级示范社3000个，国家级示范社418个，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三是做优家庭农场发挥基础作用。出台《四川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评定暂行办法》，深入开展示范场建设行动，在不同产业领域培育一批家庭农场示范典型，建成家庭农场14.61万家，累计命名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2536家，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兴力量。四是做活供销社发挥纽带作用。充分发挥供销社深入农村、综合服务的优势，不断拓展经营服务领域，积极探索适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化服务形式，乡镇供销社覆盖率提升到92%，全省18个市实现乡镇全覆盖，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利益联结紧密构建，产业发展红利共同分享
因地制宜，不断探索实践，在订单收购等传统利益联结模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引导产业链各环节的参与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确保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有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2020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达5556.58亿元，同比增长5.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929元，同比增长8.6%。南充市西充县“元斗桃园”以“合作社+农户”的形式，流转该村土地260亩，吸引80多户当地农户以现金或土地入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每年人均增收1万余元。眉山市仁寿县示范园吸纳示范园内农户入股分红，按时兑现农户分红款3450万元，兑现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红款600万元，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净增25%，户均增收7500元。
二、主要做法
（一）坚持规划引领，指明融合发展“路子”
省市县相关部门认真指导各示范园在创建过程中紧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设用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不占用基本农田及已划定的生态保护区域，加大城乡增减挂钩及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工作的开展力度，积极争取政策性用地指标。同时，进一步细化示范园建设实施方案，出台示范园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与发展相适应的领导体系、管理体系、运行体系、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以多种合作形式深入推进示范园体制机制创新。宜宾市翠屏区印发《川茶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总体规划》《茶叶农业产业园建设规划》，眉山市仁寿县坚持“业态为本、生态为形、文态为魂、形态融合”的规划建设原则，完成示范园建设总体规划、仁寿县富加镇总体规划修编、富加镇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二）聚焦要素保障，夯实产业兴旺“底子”
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助推示范园产业集聚加快发展。一是强化政策保障。围绕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工作部署，指导各地示范园完善支持政策。泸州市纳溪区先后出台《关于强力推进产业园区发展的实施意见》《纳溪区“云溪人才新政”20条》《关于保障泸州市纳溪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发展用地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较大程度地破解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普遍面临的钱、地、人等制约瓶颈。二是强化资金保障。省发展改革委高度重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建工作，积极调整省预算内投资结构安排给予支持，印发《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省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试行）》，支持示范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升。同时，指导各地示范园始终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补、凝聚合力”的原则，将项目资金打捆整合实现资金向示范园倾斜，共计安排省预算内资金3亿元，不断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引入源头活水。三是强化人才保障。各示范园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成都市新津区打破身份、职级、任职年限等传统管理体制对干部人才的制约，实行员额制管理，明确50个员额编制，推动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广安市岳池县借助县产业协会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规范化管理培训，引导建立专业合作社、基地互助机制，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478人、青年农场主和农业职业经理人16人，不断提升基地管理水平。四是强化科技支撑。聚焦科研技术创新突破，将农业科技示范推广与示范园建设紧密结合，依托科技和互联网力量，助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示范园积极加强与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产业园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致力于品种培育、种植、系列产品深加工研发等。内江市资中县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等40余家单位开展密切合作，建成中国·资中血橙国际联合研发中心等科研平台17个。广元市苍溪县先后开发出猕猴桃品种选育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和仓储物流技术等一大批创新成果，并陆续转化为生产力，成为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新引擎。
（三）创新利益联结，充实惠民增收“里子”
积极探索“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家庭农场+农户”“管委会+投资公司”“共享农庄”等模式。宜宾市翠屏区创新党建引领“三建三带”（建产业党总支带动产业发展、建党员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建幸福和谐大家庭带动新风尚）、“两定一返三包”（定标准、定价格；返利润；包全部现金收购茶农茶鲜叶不打白条、包全程无偿技术培训服务、包茶农合作入股资金保值增值）等利益联结模式，与产业链各方利益主体真正结成产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享产业发展成果，助力茶农持续稳定增收。
三、未来展望
下一步，四川将以国家各项战略部署为引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加快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为主线、以要素集聚和模式创新为动力、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加快完善示范园水电路、冷链物流等公益性基础配套设施，继续认真总结提炼创建经验，切实强化后续管理，持续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着力打造西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和平台载体，推进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人民日报关注：超大特大城市又添新成员 成都跻身超大城市行列】中国有哪些超大、特大城市？这些城市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发展状况如何？11月25日，人民日报日报海外版发文《超大特大城市又添新成员》，文中提及国家统计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显示中国超大特大城市“俱乐部”再次扩容，包括国内7个超大城市和14个特大城市。其中成都跻身超大城市行列，昆明、长沙、大连、哈尔滨成为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可圈可点，今年以来纷纷交出亮眼答卷，其中多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
以下为报道原文：
超大特大城市俱乐部再扩容
什么样的城市才算“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国家统计局解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城市规模按照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进行划分：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人以上、1000万人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各城市城区人口数为第七次人口普查标准时点（2020年11月1日零时）的人口数。
此前，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已有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等6座超大城市，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等10座特大城市。
根据“七普”数据，此次特大城市“俱乐部”又添4位新成员：昆明、长沙、大连、哈尔滨等4座城市城区人口均超500万人。同时，成都以1334万人的城区人口跻身超大城市行列。此外，武汉以995万人的城区人口居超大特大城市榜单第8名，距超大城市“资格”仅差5万人。
超大特大城市“俱乐部”何以一再扩容？“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人口迁徙是重要原因。“六普”到“七普”的10年间，大量年轻人涌入超大特大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近年来，各城市为吸引人才工作、定居，展开“抢人大战”，各种诱人的落户政策令人目不暇接。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为成渝“双城记”谱写新篇章定下基调，也增强了许多年轻人在这里发展的信心。“古人说‘少不入蜀’，我倒认为成都这座城市也很适合奋斗。身边不少年轻人因喜欢这里的生活节奏和发展机会而来。”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发展的27岁成都青年柴韵说。
“年轻人选择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会给选择她的年轻人带来惊喜。”柴韵相信，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将迈上更高台阶。近年来，随着成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对西部“双子星”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持续攀升。截至10月底，2021年川渝共建的67个、总投资1.57万亿元的重大项目已开工数量达64个，累计完成投资1866.8亿元。此次成都继重庆之后迈入超大城市行列，在多数人预料之中。
深圳东莞“年轻”，京沪老龄化程度较高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不仅是一个头衔。
一方面，城区常住人口数量是城市发展建设的一个重要“门槛”。据了解，根据有关规定，目前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应在300万人以上。同时，按照住建部、应急管理部规定，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不得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此前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及其他超大特大城市经济大幅增长、人口显著增加、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
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结构对城市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备受关注。
哪些城市最年轻？“七普”数据显示，深圳、东莞两城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5%左右，明显低于其他超大特大城市。
哪些城市“银发族”最多？看60岁以上人口比例，北京、上海这两座一线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上海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3.38%，在各超大特大城市中排名第二；北京60岁以上人口占比也接近两成。同时，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20%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大多位于北方，其中东北地区的大连居首位，哈尔滨、沈阳60岁以上人口比例也均处于较高水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析，生育率较低是导致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首要因素。此外，超大特大城市较高的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吸引了老年人随子女落户，劳动力人口流出也导致部分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
分析人士指出，超大特大城市有机会将人口老龄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其中，一线城市需要注意成本和服务。宁吉喆介绍，当前各一线城市在养老、社保方面总体水平较高，人均期望寿命均在80岁以上，在各类城市中名列前茅，“需要改进的是控制成本、改善服务”。
“在控制成本、改善服务的同时，也应注意不同城市之间养老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问题。”陆杰华表示，在一线城市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养老金水平和老年人收入较高，年轻劳动人口流入很大程度上对冲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养老服务供给水平较高、互济性强。与此同时，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部分特大城市年轻人口流入较少，与前者相比“更老”、“老得更快”，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与人口老龄化进程不相适应的问题突出。为此，应推动不同城市间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更趋均衡。
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核心竞争力
不仅吸引人口聚焦，超大特大城市在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成都这7个超大城市GDP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上海GDP率先突破3万亿元，为30866.73亿元。北京前三季度GDP为29753.0亿元。预计两地全年GDP都有望突破4万亿元。
14个特大城市，绝大多数前三季度GDP达到5000亿元以上，其中长沙市这一特大城市“新成员”前三季度GDP为9586.98亿元，已接近万亿元门槛。
“十四五”期间，如何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宁吉喆介绍，相关规划部署有以下要点：
——促进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包括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转变开发建设方式，加强城市治理风险防控；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强化超大特大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更好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
——合理降低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和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公共资源，加强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核心竞争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率先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提升综合能级与国际竞争力。
陆杰华认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仅源于规模扩张，也来自结构优化、内涵提升。”他表示，在促进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科学规划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各类设施和功能的空间分布，在合理降低人口密度的同时，着力提升人口素质；另一方面，要提供更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扎实练好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城市发展“基本功”，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居民安居乐业和幸福生活提供稳定保障。此外，要发挥好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使之更好服务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
以下为报道原文：
超大特大城市俱乐部再扩容
什么样的城市才算“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国家统计局解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城市规模按照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进行划分：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人以上、1000万人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各城市城区人口数为第七次人口普查标准时点（2020年11月1日零时）的人口数。
此前，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已有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等6座超大城市，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等10座特大城市。
根据“七普”数据，此次特大城市“俱乐部”又添4位新成员：昆明、长沙、大连、哈尔滨等4座城市城区人口均超500万人。同时，成都以1334万人的城区人口跻身超大城市行列。此外，武汉以995万人的城区人口居超大特大城市榜单第8名，距超大城市“资格”仅差5万人。
超大特大城市“俱乐部”何以一再扩容？“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人口迁徙是重要原因。“六普”到“七普”的10年间，大量年轻人涌入超大特大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近年来，各城市为吸引人才工作、定居，展开“抢人大战”，各种诱人的落户政策令人目不暇接。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为成渝“双城记”谱写新篇章定下基调，也增强了许多年轻人在这里发展的信心。“古人说‘少不入蜀’，我倒认为成都这座城市也很适合奋斗。身边不少年轻人因喜欢这里的生活节奏和发展机会而来。”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发展的27岁成都青年柴韵说。
“年轻人选择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会给选择她的年轻人带来惊喜。”柴韵相信，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将迈上更高台阶。近年来，随着成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对西部“双子星”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持续攀升。截至10月底，2021年川渝共建的67个、总投资1.57万亿元的重大项目已开工数量达64个，累计完成投资1866.8亿元。此次成都继重庆之后迈入超大城市行列，在多数人预料之中。
深圳东莞“年轻”，京沪老龄化程度较高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不仅是一个头衔。
一方面，城区常住人口数量是城市发展建设的一个重要“门槛”。据了解，根据有关规定，目前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应在300万人以上。同时，按照住建部、应急管理部规定，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不得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此前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及其他超大特大城市经济大幅增长、人口显著增加、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
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结构对城市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备受关注。
哪些城市最年轻？“七普”数据显示，深圳、东莞两城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5%左右，明显低于其他超大特大城市。
哪些城市“银发族”最多？看60岁以上人口比例，北京、上海这两座一线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上海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3.38%，在各超大特大城市中排名第二；北京60岁以上人口占比也接近两成。同时，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20%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大多位于北方，其中东北地区的大连居首位，哈尔滨、沈阳60岁以上人口比例也均处于较高水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析，生育率较低是导致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首要因素。此外，超大特大城市较高的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吸引了老年人随子女落户，劳动力人口流出也导致部分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
分析人士指出，超大特大城市有机会将人口老龄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其中，一线城市需要注意成本和服务。宁吉喆介绍，当前各一线城市在养老、社保方面总体水平较高，人均期望寿命均在80岁以上，在各类城市中名列前茅，“需要改进的是控制成本、改善服务”。
“在控制成本、改善服务的同时，也应注意不同城市之间养老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问题。”陆杰华表示，在一线城市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养老金水平和老年人收入较高，年轻劳动人口流入很大程度上对冲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养老服务供给水平较高、互济性强。与此同时，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部分特大城市年轻人口流入较少，与前者相比“更老”、“老得更快”，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与人口老龄化进程不相适应的问题突出。为此，应推动不同城市间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更趋均衡。
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核心竞争力
不仅吸引人口聚焦，超大特大城市在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成都这7个超大城市GDP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上海GDP率先突破3万亿元，为30866.73亿元。北京前三季度GDP为29753.0亿元。预计两地全年GDP都有望突破4万亿元。
14个特大城市，绝大多数前三季度GDP达到5000亿元以上，其中长沙市这一特大城市“新成员”前三季度GDP为9586.98亿元，已接近万亿元门槛。
“十四五”期间，如何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宁吉喆介绍，相关规划部署有以下要点：
——促进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包括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转变开发建设方式，加强城市治理风险防控；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强化超大特大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更好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
——合理降低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和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公共资源，加强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核心竞争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率先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提升综合能级与国际竞争力。
陆杰华认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仅源于规模扩张，也来自结构优化、内涵提升。”他表示，在促进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科学规划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各类设施和功能的空间分布，在合理降低人口密度的同时，着力提升人口素质；另一方面，要提供更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扎实练好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城市发展“基本功”，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居民安居乐业和幸福生活提供稳定保障。此外，要发挥好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使之更好服务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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