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乳腺癌，不可盲目一刀切！】 随着人们健康防病意识的增强，常有乳腺癌高危女性要求预防性双乳切除，以预防乳腺癌，希望能够一劳永逸。根据美国外科肿瘤学会建议，乳腺癌高危女性可以考虑预防性乳房切除术。这些女性通常都有一个或者多个风险因素：携带BRCA基因突变；曾经一侧乳房患有癌症并且有乳腺癌家族病史；曾患小叶原位癌。虽然预防性双乳切除术能够降低90%的患癌风险，但仍然不能百分之百预防乳腺癌。因为乳腺癌是生长在乳房腺体中的癌症，尤其是在输乳管和乳腺小叶中，这些导管和小叶腺遍布整个乳房组织，包括那些紧邻皮肤的组织。而乳腺组织又从女性的锁骨下方一直延续到肋骨区域，覆盖了整个胸部以及腋下的部分，想要完全切除它们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无法一劳永逸地预防乳腺癌。
【预防乳腺癌，不可盲目一刀切！】 随着人们健康防病意识的增强，常有乳腺癌高危女性要求预防性双乳切除，以预防乳腺癌，希望能够一劳永逸。根据美国外科肿瘤学会建议，乳腺癌高危女性可以考虑预防性乳房切除术。这些女性通常都有一个或者多个风险因素：携带BRCA基因突变；曾经一侧乳房患有癌症并且有乳腺癌家族病史；曾患小叶原位癌。虽然预防性双乳切除术能够降低90%的患癌风险，但仍然不能百分之百预防乳腺癌。因为乳腺癌是生长在乳房腺体中的癌症，尤其是在输乳管和乳腺小叶中，这些导管和小叶腺遍布整个乳房组织，包括那些紧邻皮肤的组织。而乳腺组织又从女性的锁骨下方一直延续到肋骨区域，覆盖了整个胸部以及腋下的部分，想要完全切除它们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无法一劳永逸地预防乳腺癌。
访郝希山院士 精准医疗下的肿瘤防治#神经时讯#
肿瘤防治一直是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完成的报告显示，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平均每天超过一万人被确诊为癌症。癌症防治意义重大，尽管目前提倡综合性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疗、生物免疫治疗、中医结合性治疗等来应对癌症，却仍有一定比例患者以失败告终或治疗后复发，或某项治疗尤其化疗只对部分患者起效，对部分患者无作用，甚至有毒副作用。精准治疗或许是未来肿瘤发展的一个方向，为了解我国肿瘤治疗的相关进展，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郝希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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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记者：目前我国恶性肿瘤的流行现状及趋势是怎样的？
郝希山院士：近50年来，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在不断增加，全球的形式都是如此，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世界上约有六十多种恶性肿瘤，有的肿瘤发病率在下降，有的还在上升，但总体是上升的。恶性肿瘤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吸烟、饮食结构、空气污染、感染等。我们做过一项关于肿瘤发生的相关因素调查后发现，肿瘤高发的原因尽管非常多，但是人口老龄化、饮食结构的改变，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都是造成恶性肿瘤高发的危险因素，其中人口老龄化是恶性肿瘤发病率升高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个结论在后来其他地区开展的相关调查中也有报道。
目前，我国排名前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都在增长，例如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乳腺癌以及比较少见的脑胶质瘤等。随着国家各项预防政策的推出以及治疗方式的不断进步，有些肿瘤发病率的增长已出现放缓趋势，如在我国发病率、死亡率居首位的肺癌。我认为5~10年内，随着我国一级预防措施以及诊疗水平的提高，恶性肿瘤的增长趋势将会进一步放缓，随着早诊早治措施普及，生存率会进一步提高。
贰
记者：您觉得如何从精准治疗的角度来把控肿瘤防治的战略及研究方向？
郝希山院士：总的来说，我认为，对于那些能够预防的肿瘤，我们要积极做好预防工作，从源头上消灭肿瘤，这也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例如罹患肝癌的绝大部分患者是因为感染乙肝、甲肝病毒而引起，曾经我国肝癌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近20年来，我国全面强制乙肝疫苗、甲肝疫苗接种后，肝癌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虽然现在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手术、放疗、化疗、生物免疫治疗、中医结合性治疗等，但是早期诊断是提高肿瘤生存率的最有效的办法，这点对任何肿瘤都一样。以乳腺癌为例，实施乳腺癌普查的地区与不普查的地区比较，患者五年生存率可以提高20％~30％，这是多个国家、不同时间段、宏观数据研究下得出来的结果。我国十年前实施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百万妇女群体乳腺癌筛查情况也充分证实了早诊早治的效果。可以说，任何肿瘤的早期诊断都是提高其生存率的最好办法。因此，我们国家也在大力推广肿瘤的早期筛查。
但是，在临床应用中，因为人种、体质的不同，国内外的筛查方案应该有所差别。我国应该制定适合我们国民发病特点的、规范的、科学的筛查方案。以乳腺癌为例，中国的乳腺癌患者与国外患者生理特征不一样，发病年龄也有差别，在中国患者中年轻女性占比较国外患者年轻女性占比更高。因此，制定有中国特点的筛查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个方案需要针对我国妇女进行大体量的研究才能得出。
目前，肿瘤筛查已经到了分子检测时代，对于有基因突变的高危人群，国外在检测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在肿瘤早期诊断和预防上具有了很大的优势，已经有发病前通过基因检测预知发病风险并做早期干预的案例。当然，因为肿瘤基因筛查比较昂贵，同时也要考虑人文关怀等，所以临床医生要严格按照流程来进行规范化操作。这需要政府层面做出相关的政策，规范基因检测，让更多人受益。
基因检测对于肿瘤的治疗也意义重大。肺癌是现在最难治的肿瘤之一，曾经在检测时发现肺癌突变基因，针对基因突变发明了治疗肺癌的靶向治疗药。之后，根据基因类型不同，通过靶向治疗使病人获得了个体化的治疗。通过大数据处理，今后可以为精准治疗打下很好的基础。精准治疗建立在基因检测的基础上，把海量的基因检测进行大数据处理，之后对大数据进行分析，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精准治疗为肿瘤提供了发展方向，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寻找治疗靶点和预防措施，从而实现精准防治。
叁
记者：请您谈一谈肿瘤免疫治疗的最新进展如何？
郝希山院士：免疫治疗是研究的热点，也连续多年被science杂志评为十大科技进展。肿瘤生物治疗是一种新的肿瘤治疗模式，也称免疫治疗，即利用生物工程的方法，调节机体的防御功能，抑制或消灭肿瘤细胞。因人的机体内免疫细胞分布广泛，生物治疗可激活免疫细胞，达到杀灭肿瘤细胞的目的。作为继手术、放疗和化疗后的肿瘤治疗第四模式，生物治疗因其安全、有效、毒副作用低等特点，被认为是目前肿瘤综合治疗模式中最活跃、最有前途的手段。
国内外都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免疫治疗，也不断有成果出现。近年来针对T细胞的肿瘤免疫治疗研究十分火热，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进展，其中以CTLA-4和PD-1最为出名。例如，针对恶性淋巴瘤、小细胞肺癌等都有相应的治疗靶点药物出现，其他实体瘤中也不断有免疫治疗的新发现。药物方面，不仅是国外，我国也有很多免疫药物上市，一改多年来抗肿瘤新药依赖进口的现象，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肆
记者：近几年各种指南及共识陆续制定或是更新，您觉得这些指南与共识对于疾病的诊治有何临床实践意义？
郝希山院士：指南的制定是为了指导临床，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规范化、统一的意见。任何指南都是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进步不断提高，不断优化的。国内的各种学术组织、协会、团体等各专业、各领域的医学专家总结临床经验和国外经验，不断地对指南进行更新、优化，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指南的实践方面，我们国家与西方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家恶性肿瘤患者总体的五年生存率相差20％~30％，我们国家缺乏统一的诊疗指南是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医院依据的很多指南不是最优化的，这就导致治疗方案的不统一，造成患者临床结局不一样。当然，指南永远是以安全性为第一，具有相对普遍性，临床应用时，还要每个医生结合患者情况以及自身的临床经验进行判断。
郝希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国际乳腺疾病学会副主席，中国抗癌协会监事会监事长，《中国肿瘤临床》及《Cancer Biology&Medicine》杂志主编。致力肿瘤临床和科研四十余年，在肿瘤外科、肿瘤免疫治疗以及肿瘤流行病学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科研成果，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专著5部。首创“功能性间置空肠代胃术”治疗胃癌，成果获得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率先在我国开战了大规模的中国妇女乳腺癌筛查，“恶性肿瘤流行趋势分析及预防的研究”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率先开展国际化的留学生英语教学，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此外，还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天津市重大成就奖1项等。
肿瘤防治一直是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完成的报告显示，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平均每天超过一万人被确诊为癌症。癌症防治意义重大，尽管目前提倡综合性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疗、生物免疫治疗、中医结合性治疗等来应对癌症，却仍有一定比例患者以失败告终或治疗后复发，或某项治疗尤其化疗只对部分患者起效，对部分患者无作用，甚至有毒副作用。精准治疗或许是未来肿瘤发展的一个方向，为了解我国肿瘤治疗的相关进展，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郝希山教授。
——【此处是专家采访视频】可关注神经时讯公zhong号进入查看。
壹
记者：目前我国恶性肿瘤的流行现状及趋势是怎样的？
郝希山院士：近50年来，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在不断增加，全球的形式都是如此，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世界上约有六十多种恶性肿瘤，有的肿瘤发病率在下降，有的还在上升，但总体是上升的。恶性肿瘤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吸烟、饮食结构、空气污染、感染等。我们做过一项关于肿瘤发生的相关因素调查后发现，肿瘤高发的原因尽管非常多，但是人口老龄化、饮食结构的改变，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都是造成恶性肿瘤高发的危险因素，其中人口老龄化是恶性肿瘤发病率升高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个结论在后来其他地区开展的相关调查中也有报道。
目前，我国排名前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都在增长，例如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乳腺癌以及比较少见的脑胶质瘤等。随着国家各项预防政策的推出以及治疗方式的不断进步，有些肿瘤发病率的增长已出现放缓趋势，如在我国发病率、死亡率居首位的肺癌。我认为5~10年内，随着我国一级预防措施以及诊疗水平的提高，恶性肿瘤的增长趋势将会进一步放缓，随着早诊早治措施普及，生存率会进一步提高。
贰
记者：您觉得如何从精准治疗的角度来把控肿瘤防治的战略及研究方向？
郝希山院士：总的来说，我认为，对于那些能够预防的肿瘤，我们要积极做好预防工作，从源头上消灭肿瘤，这也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例如罹患肝癌的绝大部分患者是因为感染乙肝、甲肝病毒而引起，曾经我国肝癌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近20年来，我国全面强制乙肝疫苗、甲肝疫苗接种后，肝癌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虽然现在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手术、放疗、化疗、生物免疫治疗、中医结合性治疗等，但是早期诊断是提高肿瘤生存率的最有效的办法，这点对任何肿瘤都一样。以乳腺癌为例，实施乳腺癌普查的地区与不普查的地区比较，患者五年生存率可以提高20％~30％，这是多个国家、不同时间段、宏观数据研究下得出来的结果。我国十年前实施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百万妇女群体乳腺癌筛查情况也充分证实了早诊早治的效果。可以说，任何肿瘤的早期诊断都是提高其生存率的最好办法。因此，我们国家也在大力推广肿瘤的早期筛查。
但是，在临床应用中，因为人种、体质的不同，国内外的筛查方案应该有所差别。我国应该制定适合我们国民发病特点的、规范的、科学的筛查方案。以乳腺癌为例，中国的乳腺癌患者与国外患者生理特征不一样，发病年龄也有差别，在中国患者中年轻女性占比较国外患者年轻女性占比更高。因此，制定有中国特点的筛查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个方案需要针对我国妇女进行大体量的研究才能得出。
目前，肿瘤筛查已经到了分子检测时代，对于有基因突变的高危人群，国外在检测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在肿瘤早期诊断和预防上具有了很大的优势，已经有发病前通过基因检测预知发病风险并做早期干预的案例。当然，因为肿瘤基因筛查比较昂贵，同时也要考虑人文关怀等，所以临床医生要严格按照流程来进行规范化操作。这需要政府层面做出相关的政策，规范基因检测，让更多人受益。
基因检测对于肿瘤的治疗也意义重大。肺癌是现在最难治的肿瘤之一，曾经在检测时发现肺癌突变基因，针对基因突变发明了治疗肺癌的靶向治疗药。之后，根据基因类型不同，通过靶向治疗使病人获得了个体化的治疗。通过大数据处理，今后可以为精准治疗打下很好的基础。精准治疗建立在基因检测的基础上，把海量的基因检测进行大数据处理，之后对大数据进行分析，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精准治疗为肿瘤提供了发展方向，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寻找治疗靶点和预防措施，从而实现精准防治。
叁
记者：请您谈一谈肿瘤免疫治疗的最新进展如何？
郝希山院士：免疫治疗是研究的热点，也连续多年被science杂志评为十大科技进展。肿瘤生物治疗是一种新的肿瘤治疗模式，也称免疫治疗，即利用生物工程的方法，调节机体的防御功能，抑制或消灭肿瘤细胞。因人的机体内免疫细胞分布广泛，生物治疗可激活免疫细胞，达到杀灭肿瘤细胞的目的。作为继手术、放疗和化疗后的肿瘤治疗第四模式，生物治疗因其安全、有效、毒副作用低等特点，被认为是目前肿瘤综合治疗模式中最活跃、最有前途的手段。
国内外都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免疫治疗，也不断有成果出现。近年来针对T细胞的肿瘤免疫治疗研究十分火热，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进展，其中以CTLA-4和PD-1最为出名。例如，针对恶性淋巴瘤、小细胞肺癌等都有相应的治疗靶点药物出现，其他实体瘤中也不断有免疫治疗的新发现。药物方面，不仅是国外，我国也有很多免疫药物上市，一改多年来抗肿瘤新药依赖进口的现象，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肆
记者：近几年各种指南及共识陆续制定或是更新，您觉得这些指南与共识对于疾病的诊治有何临床实践意义？
郝希山院士：指南的制定是为了指导临床，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规范化、统一的意见。任何指南都是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进步不断提高，不断优化的。国内的各种学术组织、协会、团体等各专业、各领域的医学专家总结临床经验和国外经验，不断地对指南进行更新、优化，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指南的实践方面，我们国家与西方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家恶性肿瘤患者总体的五年生存率相差20％~30％，我们国家缺乏统一的诊疗指南是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医院依据的很多指南不是最优化的，这就导致治疗方案的不统一，造成患者临床结局不一样。当然，指南永远是以安全性为第一，具有相对普遍性，临床应用时，还要每个医生结合患者情况以及自身的临床经验进行判断。
郝希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国际乳腺疾病学会副主席，中国抗癌协会监事会监事长，《中国肿瘤临床》及《Cancer Biology&Medicine》杂志主编。致力肿瘤临床和科研四十余年，在肿瘤外科、肿瘤免疫治疗以及肿瘤流行病学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科研成果，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专著5部。首创“功能性间置空肠代胃术”治疗胃癌，成果获得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率先在我国开战了大规模的中国妇女乳腺癌筛查，“恶性肿瘤流行趋势分析及预防的研究”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率先开展国际化的留学生英语教学，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此外，还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天津市重大成就奖1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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