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的年龄和黄忠相当，关羽为何只骂黄忠是“老卒”，而不骂赵云呢？
《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都没交待有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的出生年份，所以，是没法从正史上比较他们的年龄的。
不过，《三国志.霍王向张杨费传》里有一个情节，即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以关羽为前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费诗带前将军印信给关羽，关羽本来满心欢喜的，但听说黄忠为后将军，不干了，当场发飚，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三国演义》就是以此为依据，把黄忠塑造成须发全白的老将形象，黄忠的名字也因此成为了老当益壮的代名词。
那么，以《三国演义》的设定为准，公元219年这年，黄忠究竟有多老呢？
按正史载，黄忠实病逝于公元220年。《三国演义》却把黄忠的死亡时间后推到刘备征讨孙吴时的公元222年。
彼时，刘备征东，言老将无用。此语传到黄忠耳中，黄忠大怒，说：“吾自长沙跟天子到今，多负勤劳。今虽七旬有余，尚食肉十斤，臂开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马，未足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迈无用，故来此与东吴交锋，看吾斩将，老也不老！”
由于取胜心切，黄忠中了马忠埋伏，被流箭射中肩窝，终箭疮痛裂而逝。
死前，黄忠长叹：“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寿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
则公元222年，黄忠75岁。由此往回推，黄忠应该生于公元147年。也就是说，黄忠在公元219年拜后将军时，已经72岁，是真够老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赵子龙是多少岁呢？得从第九十二回《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智取三城》往回推。该回书写，公元226年，不服老的赵子龙在凤鸣山阵斩了西凉大将韩德四子，后人赋诗称赞说：“忆昔常山赵子龙，年登七十建奇功。独诛四将来冲阵，犹似当阳救主雄。”“年登七十”，说明赵子龙已经70多岁了。
而赵子龙收军回寨，邓芝向他祝贺，也说：“将军寿已七旬，英勇如昨。今日阵前力斩四将，世所罕有。”赵子龙的回答是：“丞相以吾年迈，不肯用云，吾故聊以自表耳。”
这一对一答，也证明了赵子龙已经是70岁开外了。
想想看，公元226年，赵子龙70多岁，那么往回推7年，即219年，赵子龙63岁以上。也就是说，黄忠与赵子龙的年龄差不会大于10岁，《三国演义》刘备封五虎上将这年（公元219年），黄忠、赵子龙同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实际上，如果按黄忠在第五十三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孙仲谋大战张文远》第一次亮相时的说法，黄忠和赵子龙的年龄差更小。
该回书写：公元209年，刘备攻打荆州各郡，赵云攻下桂阳，张飞豪取武陵。刘备、诸葛亮到了武陵，专门遣张飞去替关羽守荆州，特让关羽来取长沙。诸葛亮对关羽说：“子龙取桂阳，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军去。今长沙大守韩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员大将，乃南阳人，姓黄，名忠，字汉升，是刘表帐下中郎将，与刘表之侄刘磬共守长沙，后事韩玄。虽今年近六旬，却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云长去，必须多带军马。”
看，公元209年，黄忠是“年近六旬”，还没到60岁，在56岁到59岁之间。而以公元226年赵子龙70多岁算，这一年，赵子龙为53岁以上。黄忠在56岁到59岁之间，而赵子龙在53岁以上，两人分明就是同龄人嘛。
可笑的是《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拔襄阳郡》却写：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秋七月，刘备筑坛于沔阳拜贺为汉中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差前部司马费诗为使往荆州传诰命给关羽。关羽问：“汉中王封我何爵？”费诗答：“五虎大将之首。”关羽又问：“那五虎将？”费诗答：“关、张、赵、马、黄是也。”关羽大怒，说：“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 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遂不肯受印。
如果说，赵子龙在关羽眼里只是个小弟，要么是赵子龙的年龄比关羽小，要么赵子龙是个逆生长的“男神”，人老却不显老，看起来年轻。
而从《三国演义》的多处描写来看，应该属于后者。
关公战长沙的前一年，即公元208年，赵子龙已经是52岁以上的人了，却手持银枪、胯下白马，在长板坡七进七出，俨然壮年英雄形象。
从这一点来说，公元219年，关羽只骂黄忠是“老卒”而不骂赵子龙，实是赵子龙太老当益壮了。
最有意思的是，若以公元226年赵子龙70岁算，则赵子龙的出生年份应该为公元156年。
虽然《三国志》没有关羽和张飞生年的记载，但清康熙年间有出土关羽的“关侯祖墓碑记”，说关羽生于汉桓帝三年6月24日（公元160年）。《关公年谱》认为关羽大刘备一岁，而张飞又小刘备四岁。所以，刘备应该生于公元161年，张飞应该生于公元165年。
按照这一设定，赵子龙仅比关羽大四岁，而黄忠比关羽大十多岁，则关羽只骂黄忠是“老兵”而不骂赵子龙，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历史那些事#
《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都没交待有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的出生年份，所以，是没法从正史上比较他们的年龄的。
不过，《三国志.霍王向张杨费传》里有一个情节，即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以关羽为前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费诗带前将军印信给关羽，关羽本来满心欢喜的，但听说黄忠为后将军，不干了，当场发飚，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三国演义》就是以此为依据，把黄忠塑造成须发全白的老将形象，黄忠的名字也因此成为了老当益壮的代名词。
那么，以《三国演义》的设定为准，公元219年这年，黄忠究竟有多老呢？
按正史载，黄忠实病逝于公元220年。《三国演义》却把黄忠的死亡时间后推到刘备征讨孙吴时的公元222年。
彼时，刘备征东，言老将无用。此语传到黄忠耳中，黄忠大怒，说：“吾自长沙跟天子到今，多负勤劳。今虽七旬有余，尚食肉十斤，臂开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马，未足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迈无用，故来此与东吴交锋，看吾斩将，老也不老！”
由于取胜心切，黄忠中了马忠埋伏，被流箭射中肩窝，终箭疮痛裂而逝。
死前，黄忠长叹：“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寿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
则公元222年，黄忠75岁。由此往回推，黄忠应该生于公元147年。也就是说，黄忠在公元219年拜后将军时，已经72岁，是真够老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赵子龙是多少岁呢？得从第九十二回《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智取三城》往回推。该回书写，公元226年，不服老的赵子龙在凤鸣山阵斩了西凉大将韩德四子，后人赋诗称赞说：“忆昔常山赵子龙，年登七十建奇功。独诛四将来冲阵，犹似当阳救主雄。”“年登七十”，说明赵子龙已经70多岁了。
而赵子龙收军回寨，邓芝向他祝贺，也说：“将军寿已七旬，英勇如昨。今日阵前力斩四将，世所罕有。”赵子龙的回答是：“丞相以吾年迈，不肯用云，吾故聊以自表耳。”
这一对一答，也证明了赵子龙已经是70岁开外了。
想想看，公元226年，赵子龙70多岁，那么往回推7年，即219年，赵子龙63岁以上。也就是说，黄忠与赵子龙的年龄差不会大于10岁，《三国演义》刘备封五虎上将这年（公元219年），黄忠、赵子龙同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实际上，如果按黄忠在第五十三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孙仲谋大战张文远》第一次亮相时的说法，黄忠和赵子龙的年龄差更小。
该回书写：公元209年，刘备攻打荆州各郡，赵云攻下桂阳，张飞豪取武陵。刘备、诸葛亮到了武陵，专门遣张飞去替关羽守荆州，特让关羽来取长沙。诸葛亮对关羽说：“子龙取桂阳，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军去。今长沙大守韩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员大将，乃南阳人，姓黄，名忠，字汉升，是刘表帐下中郎将，与刘表之侄刘磬共守长沙，后事韩玄。虽今年近六旬，却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云长去，必须多带军马。”
看，公元209年，黄忠是“年近六旬”，还没到60岁，在56岁到59岁之间。而以公元226年赵子龙70多岁算，这一年，赵子龙为53岁以上。黄忠在56岁到59岁之间，而赵子龙在53岁以上，两人分明就是同龄人嘛。
可笑的是《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拔襄阳郡》却写：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秋七月，刘备筑坛于沔阳拜贺为汉中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差前部司马费诗为使往荆州传诰命给关羽。关羽问：“汉中王封我何爵？”费诗答：“五虎大将之首。”关羽又问：“那五虎将？”费诗答：“关、张、赵、马、黄是也。”关羽大怒，说：“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 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遂不肯受印。
如果说，赵子龙在关羽眼里只是个小弟，要么是赵子龙的年龄比关羽小，要么赵子龙是个逆生长的“男神”，人老却不显老，看起来年轻。
而从《三国演义》的多处描写来看，应该属于后者。
关公战长沙的前一年，即公元208年，赵子龙已经是52岁以上的人了，却手持银枪、胯下白马，在长板坡七进七出，俨然壮年英雄形象。
从这一点来说，公元219年，关羽只骂黄忠是“老卒”而不骂赵子龙，实是赵子龙太老当益壮了。
最有意思的是，若以公元226年赵子龙70岁算，则赵子龙的出生年份应该为公元156年。
虽然《三国志》没有关羽和张飞生年的记载，但清康熙年间有出土关羽的“关侯祖墓碑记”，说关羽生于汉桓帝三年6月24日（公元160年）。《关公年谱》认为关羽大刘备一岁，而张飞又小刘备四岁。所以，刘备应该生于公元161年，张飞应该生于公元165年。
按照这一设定，赵子龙仅比关羽大四岁，而黄忠比关羽大十多岁，则关羽只骂黄忠是“老兵”而不骂赵子龙，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历史那些事#
和你一样
我们都是被业力牵引着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皆是受苦众生
人之初，性本善
有的人，之所以造恶业
是因为善良只是暂时迷路了
终有一天，善良还会与你相逢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也不过如此
重拾善良
福报将会紧紧相随
遇见恶缘
不要绝望，难过
好好修持自心
相信终究会被化解
世界再残酷
也不要停止热爱
热爱着，热爱着，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海纳百川
用一颗大海的心包容一切
最终
任何事，任何人
都伤害不到你
因为你的心
已强大到
能包容万物
微笑着前行，相信善良终究不会被辜负
好好修行，修心，净土就在你心间
心美，世界就美
愿你余生所遇皆美好
我们都是被业力牵引着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皆是受苦众生
人之初，性本善
有的人，之所以造恶业
是因为善良只是暂时迷路了
终有一天，善良还会与你相逢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也不过如此
重拾善良
福报将会紧紧相随
遇见恶缘
不要绝望，难过
好好修持自心
相信终究会被化解
世界再残酷
也不要停止热爱
热爱着，热爱着，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海纳百川
用一颗大海的心包容一切
最终
任何事，任何人
都伤害不到你
因为你的心
已强大到
能包容万物
微笑着前行，相信善良终究不会被辜负
好好修行，修心，净土就在你心间
心美，世界就美
愿你余生所遇皆美好
【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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