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日常[超话]#
克莱因壶
[日] 冈嶋二人
什么时候你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是假的？
.
日本虚拟现实VR题材开山杰作，
超前《盗梦空间》20年！
传奇推理作家组合冈岛二人预言之书，以超强的技术预见力，30年前就已完美构想出虚拟现实游戏体验装置！
.
这是一部拥有“噩梦特质”的小说，是一次鲜有的、堪比3D观影、脑洞大开的、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独特体验。——资深推理人天蝎小猪
.
.
上杉彰彦从未如此兴奋——他写的故事被伊普西隆研发公司买下，即将制作成颠覆时代的全新游戏《克莱因2》（Klein 2），并受邀与少女梨纱一同担任游戏测试员。
上杉彻底陷入了由K2造就的完美虚拟世界，为它的逼真、超前赞叹不已。然而随着测试过程的深入，伊普西隆公司行事神秘得令他生疑，游戏中更不断听到有人警告他：“快逃！”
与此同时，一个自称是梨纱好友的女孩找到上杉，她说梨纱已失踪多日，音信全无。然而在寻人的过程中，两人都开始怀疑对方在撒谎，因为他们的记忆完全对不上……
克莱因壶
[日] 冈嶋二人
什么时候你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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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虚拟现实VR题材开山杰作，
超前《盗梦空间》20年！
传奇推理作家组合冈岛二人预言之书，以超强的技术预见力，30年前就已完美构想出虚拟现实游戏体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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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拥有“噩梦特质”的小说，是一次鲜有的、堪比3D观影、脑洞大开的、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独特体验。——资深推理人天蝎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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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杉彰彦从未如此兴奋——他写的故事被伊普西隆研发公司买下，即将制作成颠覆时代的全新游戏《克莱因2》（Klein 2），并受邀与少女梨纱一同担任游戏测试员。
上杉彻底陷入了由K2造就的完美虚拟世界，为它的逼真、超前赞叹不已。然而随着测试过程的深入，伊普西隆公司行事神秘得令他生疑，游戏中更不断听到有人警告他：“快逃！”
与此同时，一个自称是梨纱好友的女孩找到上杉，她说梨纱已失踪多日，音信全无。然而在寻人的过程中，两人都开始怀疑对方在撒谎，因为他们的记忆完全对不上……
【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本篇图文均来自@糊糊馆长
#巴黎我爱你##巴黎展讯# 在#巴黎小皇宫#举办的#列宾#（Ilya Répine(1844-1930)回顾展中，撞见零碎久远的俄国，几分陌生，几分亲切，不知该作何感想，如何说起。
俄罗斯之魂
从未去过这广袤遥远的国家，曾经的社会主义好兄弟，在父辈心里有着难以磨灭的情节，当年的狂热早经消退。国中美院用的是苏俄模式，这套绘画教学系统上溯自法国，余蓄犹在。
乾隆年间，#圣彼得堡#初建，十八世纪初已脱亚入欧，全盘西化，至叶卡捷琳娜时代。皇室至上而下鼎力扶持文艺，认真而富远见的西化，画家重演当初法国人向意大利看齐的故事。到上世纪初，俄国与西欧文艺几乎浑然一体，此后骤然终止，宏图未尽。
对这个国家的想象素材主要来自文艺，除了#托尔斯泰#笔下的人事，还有四个“老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的人性解剖；#柴可夫斯基#悲怆的交响音符；#塔可夫斯基#诗意的乡愁影像；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
看展前找来另一位“老斯基”作伴，#穆索尔斯基#，由俄罗斯交响乐团演奏的《展览会上的图画》。列宾为这位老友在临终前四天画下了肖像（图6）
进馆，塞上耳机，边听乐，边看画，音画联觉，全息感知。不够的话，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也合适。
目光扫视，那组再熟悉不过的群像（出现在我们的小学课本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图4），画的真老实，真虔诚，是他的亲眼目睹，加上整合脑补，每副面孔各有苦相，各自受难，不忍卒睹，震惊之余，如临直播现场。（旁边还有一副同样题材，不同视角的纤夫（图5），值得一顾。）
列宾凭借纤夫初试啼声，便一举成名，此后游学巡礼法国，就住在艺术家扎堆的#法国·蒙马特高地[地点]#，喜欢他在这创作的一批风俗小画，有意趣。（图7）。
众生世像
在巴黎期间，列宾不仅亲见了历代古典大师名作，还遇到了浪漫主义和早期印象派画家，尝试对色光和氛围的渲染技巧，交上了游学成果《萨特阔在水下王国》（图8）。借画献国，表爱国衷心。当中的萨阔特就是他自己，游历远方，见各色美女，不为所动，回望故国村姑。 画幅大，爽快生猛的笔触，加上斑斓浓郁的油彩，栩栩如生，技巧娴熟到飞扬跋扈的地步。
喜欢列宾画的大场面，调度的好，凝重豪迈，猛烈而雄强，粗中有细，从容不迫，极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画壁画，大开大合，好像什么也难不倒他。（《扎波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王》图9 看着那些狂笑的脸，我也跟着独自傻笑，《库尔斯克省的祈祷行列》图10 这是列宾唯一描绘东正教仪式的作品）我凑近下意识比对起画册与真迹的色彩，以及此前无法看清的局部细节，比印刷和屏幕上看到的要精妙的多。
除了善于叙述宏大的现实和历史题材，列宾也绘制大量人物肖像，他画身边的亲人朋友，平民百姓，也画上流社会的公爵名媛，王侯将相，记录下俄罗斯19到20世纪的众生世相。
我喜欢看他肖像画中的俄国女子，微妙的转折与细节，犹如#安格尔#的笔致，和我在巴黎街头见着的斯拉夫人一样惊艳。与欧洲人相比，高挑，粗壮，厚重，这是源自北方的草原种族，混杂鲜卑与蒙古的血缘，还有尤难形容的中亚属性与东方感，莹白肤色，颈、肩、腰胯、腿，完美的比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据说，她们在欧洲时尚圈模特中占据半壁江山。
话扯远了，回到列宾笔下的这些脸，他们是可读的，像是入戏太深的演员，带着剧情，在画布上骚动，以至不像绘画，我分明读到文学。不由感叹“文学家！文学家！一流的文学家！”这其实是借福楼拜在巴黎读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时发出的感叹：“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即文学的效能，不应止于文学。
列宾的年代正是俄罗斯文学进入鼎盛的时代，似乎抱以画笔，书写小说的雄心。群像与大场面，惊心动魄，人物关系与心理状态，各种脸、表情与动作的细致刻画，竟使画面呈现了丰富的文学性。
当时在推崇#塞尚#、#毕加索#的欧洲，没人在乎列宾。“绘画就是绘画，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文学的功能。”这是塞尚和他的追随者们给现代艺术的历史性忠告。旧俄绘画与欧洲的现代主义潮流产生断层、时差，欧洲各大博物馆里对十九世纪俄国艺术家作品的收藏寥若晨星，在西方艺术史上也是不屑一顾，唯#马列维奇#、塔特林、#康定斯基#、#夏加尔#挤进了西方早期现代主义的谱系。
天才相惜
列宾最钦佩的挚友，也是他笔下最为人熟知的面孔，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们经历着相同的困境：作家《黑暗的势力》被禁，画家《伊凡雷帝杀子》被沙皇撤展。
托尔斯泰初见这幅画时，曾以外行的诚实惊叹道：“啊，这样的富于技巧，以至看不出技巧在哪。”何止技巧，是画家之术，是文学之眼。天才间如此相互欣赏爱惜，令人感怀。列宾常去探望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和位于郊外的庄园，为他画像。
看到这幅画（图13）托尔斯泰穿着农民白掛，在自家庄园耕作，那扶犁的姿势，又生疏，又享受，像是摆拍，让我想起个段子。
说是有次列宾拜访托尔斯泰，托翁硬是要下地干活，展示自己接地气，与农同乐。列宾不信大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能像农民一样种地，满脸鄙夷嘲笑道，你只是到农民那里体验一下生活，然后就宣布“我和你们在一起”，白天去田里干点儿活，晚上回家享受戴着白手套的佣人端上来的美酒饭菜。
托尔斯泰晚年抛弃贵族身份，撒手出走，中途受凉，死于车站，依照他的遗嘱，葬在故乡庄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真伟大！这是他去世前一年最后一副肖像，目光浑浊，垂垂老矣，列宾捕捉了老人最后的顽强与茫然。
晚年的列宾陷入“流亡者”窘境，不知还经历了什么，背井离乡，不为人知，这是他最后一张自画像和一幅巨作《戈帕克舞》（图14），火光四射，宣泄燃烧，如快乐的疯汉趋于疯癫，唱着儿时的歌，跳着故乡的舞，像是回光返照。
耳边听到的是《展览会上的图画》最后乐章，穆索尔斯基直接取用了东正教堂的钟声，像是来自天界，深沉悠远，庄严慈悲，悚然谛听的片刻，自以为懂得了列宾，感到了俄罗斯之魂。
@巴黎市博物馆联盟 https://t.cn/RU1ysJl
#巴黎我爱你##巴黎展讯# 在#巴黎小皇宫#举办的#列宾#（Ilya Répine(1844-1930)回顾展中，撞见零碎久远的俄国，几分陌生，几分亲切，不知该作何感想，如何说起。
俄罗斯之魂
从未去过这广袤遥远的国家，曾经的社会主义好兄弟，在父辈心里有着难以磨灭的情节，当年的狂热早经消退。国中美院用的是苏俄模式，这套绘画教学系统上溯自法国，余蓄犹在。
乾隆年间，#圣彼得堡#初建，十八世纪初已脱亚入欧，全盘西化，至叶卡捷琳娜时代。皇室至上而下鼎力扶持文艺，认真而富远见的西化，画家重演当初法国人向意大利看齐的故事。到上世纪初，俄国与西欧文艺几乎浑然一体，此后骤然终止，宏图未尽。
对这个国家的想象素材主要来自文艺，除了#托尔斯泰#笔下的人事，还有四个“老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的人性解剖；#柴可夫斯基#悲怆的交响音符；#塔可夫斯基#诗意的乡愁影像；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
看展前找来另一位“老斯基”作伴，#穆索尔斯基#，由俄罗斯交响乐团演奏的《展览会上的图画》。列宾为这位老友在临终前四天画下了肖像（图6）
进馆，塞上耳机，边听乐，边看画，音画联觉，全息感知。不够的话，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也合适。
目光扫视，那组再熟悉不过的群像（出现在我们的小学课本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图4），画的真老实，真虔诚，是他的亲眼目睹，加上整合脑补，每副面孔各有苦相，各自受难，不忍卒睹，震惊之余，如临直播现场。（旁边还有一副同样题材，不同视角的纤夫（图5），值得一顾。）
列宾凭借纤夫初试啼声，便一举成名，此后游学巡礼法国，就住在艺术家扎堆的#法国·蒙马特高地[地点]#，喜欢他在这创作的一批风俗小画，有意趣。（图7）。
众生世像
在巴黎期间，列宾不仅亲见了历代古典大师名作，还遇到了浪漫主义和早期印象派画家，尝试对色光和氛围的渲染技巧，交上了游学成果《萨特阔在水下王国》（图8）。借画献国，表爱国衷心。当中的萨阔特就是他自己，游历远方，见各色美女，不为所动，回望故国村姑。 画幅大，爽快生猛的笔触，加上斑斓浓郁的油彩，栩栩如生，技巧娴熟到飞扬跋扈的地步。
喜欢列宾画的大场面，调度的好，凝重豪迈，猛烈而雄强，粗中有细，从容不迫，极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画壁画，大开大合，好像什么也难不倒他。（《扎波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王》图9 看着那些狂笑的脸，我也跟着独自傻笑，《库尔斯克省的祈祷行列》图10 这是列宾唯一描绘东正教仪式的作品）我凑近下意识比对起画册与真迹的色彩，以及此前无法看清的局部细节，比印刷和屏幕上看到的要精妙的多。
除了善于叙述宏大的现实和历史题材，列宾也绘制大量人物肖像，他画身边的亲人朋友，平民百姓，也画上流社会的公爵名媛，王侯将相，记录下俄罗斯19到20世纪的众生世相。
我喜欢看他肖像画中的俄国女子，微妙的转折与细节，犹如#安格尔#的笔致，和我在巴黎街头见着的斯拉夫人一样惊艳。与欧洲人相比，高挑，粗壮，厚重，这是源自北方的草原种族，混杂鲜卑与蒙古的血缘，还有尤难形容的中亚属性与东方感，莹白肤色，颈、肩、腰胯、腿，完美的比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据说，她们在欧洲时尚圈模特中占据半壁江山。
话扯远了，回到列宾笔下的这些脸，他们是可读的，像是入戏太深的演员，带着剧情，在画布上骚动，以至不像绘画，我分明读到文学。不由感叹“文学家！文学家！一流的文学家！”这其实是借福楼拜在巴黎读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时发出的感叹：“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即文学的效能，不应止于文学。
列宾的年代正是俄罗斯文学进入鼎盛的时代，似乎抱以画笔，书写小说的雄心。群像与大场面，惊心动魄，人物关系与心理状态，各种脸、表情与动作的细致刻画，竟使画面呈现了丰富的文学性。
当时在推崇#塞尚#、#毕加索#的欧洲，没人在乎列宾。“绘画就是绘画，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文学的功能。”这是塞尚和他的追随者们给现代艺术的历史性忠告。旧俄绘画与欧洲的现代主义潮流产生断层、时差，欧洲各大博物馆里对十九世纪俄国艺术家作品的收藏寥若晨星，在西方艺术史上也是不屑一顾，唯#马列维奇#、塔特林、#康定斯基#、#夏加尔#挤进了西方早期现代主义的谱系。
天才相惜
列宾最钦佩的挚友，也是他笔下最为人熟知的面孔，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们经历着相同的困境：作家《黑暗的势力》被禁，画家《伊凡雷帝杀子》被沙皇撤展。
托尔斯泰初见这幅画时，曾以外行的诚实惊叹道：“啊，这样的富于技巧，以至看不出技巧在哪。”何止技巧，是画家之术，是文学之眼。天才间如此相互欣赏爱惜，令人感怀。列宾常去探望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和位于郊外的庄园，为他画像。
看到这幅画（图13）托尔斯泰穿着农民白掛，在自家庄园耕作，那扶犁的姿势，又生疏，又享受，像是摆拍，让我想起个段子。
说是有次列宾拜访托尔斯泰，托翁硬是要下地干活，展示自己接地气，与农同乐。列宾不信大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能像农民一样种地，满脸鄙夷嘲笑道，你只是到农民那里体验一下生活，然后就宣布“我和你们在一起”，白天去田里干点儿活，晚上回家享受戴着白手套的佣人端上来的美酒饭菜。
托尔斯泰晚年抛弃贵族身份，撒手出走，中途受凉，死于车站，依照他的遗嘱，葬在故乡庄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真伟大！这是他去世前一年最后一副肖像，目光浑浊，垂垂老矣，列宾捕捉了老人最后的顽强与茫然。
晚年的列宾陷入“流亡者”窘境，不知还经历了什么，背井离乡，不为人知，这是他最后一张自画像和一幅巨作《戈帕克舞》（图14），火光四射，宣泄燃烧，如快乐的疯汉趋于疯癫，唱着儿时的歌，跳着故乡的舞，像是回光返照。
耳边听到的是《展览会上的图画》最后乐章，穆索尔斯基直接取用了东正教堂的钟声，像是来自天界，深沉悠远，庄严慈悲，悚然谛听的片刻，自以为懂得了列宾，感到了俄罗斯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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