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朴斫冠峥嵘 德音黜俗韵 —— 记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3⃣️）
此琴上应镶嵌之岳山、龙尾、轸足等处，交庄亲王旧琴内有嵌玉的将玉拆来嵌用，如无有，在库内查玉成做，库内无玉着买玉做。
第二天，庄亲王送来白玉轸足十副，乾隆下旨：
将此玉轸足选四副用，其余六副造办处收贮。此琴上应用龙吟、焦尾、成路、岳山之处做样交南边照样做白玉的送来。
庄亲王在清宫中找到了合适的琴轸和雁足，但岳山、承露、龙龈、焦尾、尾托等构件，不便于从其它琴上拆卸，并且尺寸不能完全吻合，因此奉旨交由南边苏州织造按样品制作；考虑到木样在南方和北方往返运送期间，会因气候变化产生膨胀与收缩，改用滑石做样品，以保证尺寸一致。
在以上斫琴过程中，乾隆皇帝共五次下旨批示，至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一，四张琴的木胎和配件全部完成，交由宫廷画师按照预设的漆色和断纹效果绘制琴样四张，交给“南边”苏州织造，按照画样的纹饰和颜色一模一样做漆。在画样呈览的二十二天以后，乾隆又下旨：
着海望挑选懂得琴的，又懂得漆水的人一名，随琴送往南边看着漆做。
这是因为在乾隆初年，京城内的漆器制作水平尚未完全恢复，而苏州、扬州等南方地区，漆工艺制作的整体水平高于北方，宫廷内许多漆器活计都是交由“南边”完成。通常情况下，“湘江秋碧”琴的琴胎在内务府造办处做完以后，即可同所需玉质配件一并发往苏州，按照宫廷画师所绘的样稿做漆即可，但是琴有别于其他器物，灰漆要求适于弹奏，推测是乾隆担心一般的漆工不能准确把握弦路上的起伏变化，灰漆工艺于音色无增益反而有碍，才会挑选既懂琴又懂漆的人前往苏州监制。
此外，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皇帝曾下旨：
琴上龙池不必开，将御题刻在龙池的迎手上，琴名刻在凤沼的迎手上，其字或写或刻，着汪由敦、张若霭酌量贴样呈览，准时罩金漆。再须仿古上等做法，尔等仔细好生庄重成造。
这与目前“湘江秋碧”琴的龙池和御制诗题写方法不相符。最终的诗文没有书写在原定的位置，也没有罩金漆，而是写在了纳音上。从乾隆十一年二月初六，琴样绘制完成，到二月二十八日，这期间二十余天，或许经历了画样修改，亦或许经唐侃弹奏试音以后，对形制结构做出了调整。宫廷内普通工匠和官员必须逐级上报并记录，但是汪由敦和唐侃二人是近臣，可以直接禀报皇帝，乾隆听唐侃弹琴试音，然后决定龙池开与不开，无需白世秀、庄亲王等人传旨记录。这样的设计与制作的变化或许是乾隆对琴体表面的梅花断纹非常满意，不愿破坏其完整效果，而没有大面积在漆面上题刻。
至此，经过档案统计发现，这张“湘江秋碧”琴的斫髹过程，一共有八次呈览禀报，是目前所见乾隆御制器物中，传旨和批示最多的一件器物，历代的御制琴中也仅此一张。
三、梅妻鹤子的文化关照
“湘江秋碧”琴通体梅花断纹，断纹的形态不是自然开裂和风化形成，是苏州织造的髹漆艺人按照宫廷画师的样稿，用针在漆面上勾画圆形与半圆形仿梅花断纹。此外，弦路上用淡紫色漆彩绘一只振翅欲飞的仙鹤，仙鹤上方和下方各彩绘祥云一片；绘制者既精于绘画，又熟练掌握了漆材料性能，漆绘会如同墨彩一样，纹样和线条极为洒脱。弦路上的梅花断纹与云鹤纹虽然没有档案中记载，但是推测是严格按照画稿绘制。乾隆十年绘制的《乾隆御制琴谱册》中，宫廷画师将御府藏琴的细小断纹形态，以及琴弦的细微体积感，全部用光影和色彩手法塑造，因此，“湘江秋碧”琴画稿一定是非常写实、非常清晰的，是苏州织造髹漆艺人必须参照的范本，不能有些许改动。
乾隆皇帝深爱梅花题材，在诗词、绘画、书法等形式中，以及各种材质的器物上题刻咏梅，在宁寿宫花园以梅、兰、竹三友为名建三友轩和梅亭等建筑，在符望阁、延趣楼等建筑内檐装修和室内陈设中，多以梅花为题材进行装饰，又在养心殿西侧建“梅坞”，凡此种种，梅花题材充盈在乾隆生活的方方面面。乾隆几下江南时曾多次到西湖边携带林逋书迹登孤山，吟咏古梅。林逋是北宋时期的隐逸诗人，曾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终身不娶不仕，躬耕农桑，四处寻找购买名贵梅花，移栽梅园。林逋喜好仙鹤，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因此有“梅妻鹤子”的称呼，他在孤山曾写下咏梅佳句《山园小梅》，把梅花的品格和人的品质融合在一起，疏影横斜与暗香浮动，更成为千古咏梅绝唱。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张乾隆皇帝和董邦达共同署名的《仿宋人梅花诗意图》，由宫廷画师绘制宋景、杜甫、林逋等九位曾经咏梅的人物，董邦达绘制坡石树木，乾隆皇帝行书九人咏梅诗两句，并题写对九人的评论。诗意图第四段所绘便是林逋，画中的林和靖持杖立于岸边，凝视湖中月影，身旁伫立一仆人，不远处有古梅一株，枝条伸展入湖上，水面上浮动着初月和梅影。乾隆将评语书写在湖面留白：
宋故多儒，孰称深造。
懿哉君复，名不自表。
林宗之俦，风清月皎。
有如时雨，化物起槁。
不药而愈，不食而饱。
汗牛充栋，梅诗岂少。
两句千古，谁不倾倒。
绝类离伦，一斑可晓。
甘拜下风，宜乎米老。
—— 未完待续 —— [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此琴上应镶嵌之岳山、龙尾、轸足等处，交庄亲王旧琴内有嵌玉的将玉拆来嵌用，如无有，在库内查玉成做，库内无玉着买玉做。
第二天，庄亲王送来白玉轸足十副，乾隆下旨：
将此玉轸足选四副用，其余六副造办处收贮。此琴上应用龙吟、焦尾、成路、岳山之处做样交南边照样做白玉的送来。
庄亲王在清宫中找到了合适的琴轸和雁足，但岳山、承露、龙龈、焦尾、尾托等构件，不便于从其它琴上拆卸，并且尺寸不能完全吻合，因此奉旨交由南边苏州织造按样品制作；考虑到木样在南方和北方往返运送期间，会因气候变化产生膨胀与收缩，改用滑石做样品，以保证尺寸一致。
在以上斫琴过程中，乾隆皇帝共五次下旨批示，至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一，四张琴的木胎和配件全部完成，交由宫廷画师按照预设的漆色和断纹效果绘制琴样四张，交给“南边”苏州织造，按照画样的纹饰和颜色一模一样做漆。在画样呈览的二十二天以后，乾隆又下旨：
着海望挑选懂得琴的，又懂得漆水的人一名，随琴送往南边看着漆做。
这是因为在乾隆初年，京城内的漆器制作水平尚未完全恢复，而苏州、扬州等南方地区，漆工艺制作的整体水平高于北方，宫廷内许多漆器活计都是交由“南边”完成。通常情况下，“湘江秋碧”琴的琴胎在内务府造办处做完以后，即可同所需玉质配件一并发往苏州，按照宫廷画师所绘的样稿做漆即可，但是琴有别于其他器物，灰漆要求适于弹奏，推测是乾隆担心一般的漆工不能准确把握弦路上的起伏变化，灰漆工艺于音色无增益反而有碍，才会挑选既懂琴又懂漆的人前往苏州监制。
此外，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皇帝曾下旨：
琴上龙池不必开，将御题刻在龙池的迎手上，琴名刻在凤沼的迎手上，其字或写或刻，着汪由敦、张若霭酌量贴样呈览，准时罩金漆。再须仿古上等做法，尔等仔细好生庄重成造。
这与目前“湘江秋碧”琴的龙池和御制诗题写方法不相符。最终的诗文没有书写在原定的位置，也没有罩金漆，而是写在了纳音上。从乾隆十一年二月初六，琴样绘制完成，到二月二十八日，这期间二十余天，或许经历了画样修改，亦或许经唐侃弹奏试音以后，对形制结构做出了调整。宫廷内普通工匠和官员必须逐级上报并记录，但是汪由敦和唐侃二人是近臣，可以直接禀报皇帝，乾隆听唐侃弹琴试音，然后决定龙池开与不开，无需白世秀、庄亲王等人传旨记录。这样的设计与制作的变化或许是乾隆对琴体表面的梅花断纹非常满意，不愿破坏其完整效果，而没有大面积在漆面上题刻。
至此，经过档案统计发现，这张“湘江秋碧”琴的斫髹过程，一共有八次呈览禀报，是目前所见乾隆御制器物中，传旨和批示最多的一件器物，历代的御制琴中也仅此一张。
三、梅妻鹤子的文化关照
“湘江秋碧”琴通体梅花断纹，断纹的形态不是自然开裂和风化形成，是苏州织造的髹漆艺人按照宫廷画师的样稿，用针在漆面上勾画圆形与半圆形仿梅花断纹。此外，弦路上用淡紫色漆彩绘一只振翅欲飞的仙鹤，仙鹤上方和下方各彩绘祥云一片；绘制者既精于绘画，又熟练掌握了漆材料性能，漆绘会如同墨彩一样，纹样和线条极为洒脱。弦路上的梅花断纹与云鹤纹虽然没有档案中记载，但是推测是严格按照画稿绘制。乾隆十年绘制的《乾隆御制琴谱册》中，宫廷画师将御府藏琴的细小断纹形态，以及琴弦的细微体积感，全部用光影和色彩手法塑造，因此，“湘江秋碧”琴画稿一定是非常写实、非常清晰的，是苏州织造髹漆艺人必须参照的范本，不能有些许改动。
乾隆皇帝深爱梅花题材，在诗词、绘画、书法等形式中，以及各种材质的器物上题刻咏梅，在宁寿宫花园以梅、兰、竹三友为名建三友轩和梅亭等建筑，在符望阁、延趣楼等建筑内檐装修和室内陈设中，多以梅花为题材进行装饰，又在养心殿西侧建“梅坞”，凡此种种，梅花题材充盈在乾隆生活的方方面面。乾隆几下江南时曾多次到西湖边携带林逋书迹登孤山，吟咏古梅。林逋是北宋时期的隐逸诗人，曾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终身不娶不仕，躬耕农桑，四处寻找购买名贵梅花，移栽梅园。林逋喜好仙鹤，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因此有“梅妻鹤子”的称呼，他在孤山曾写下咏梅佳句《山园小梅》，把梅花的品格和人的品质融合在一起，疏影横斜与暗香浮动，更成为千古咏梅绝唱。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张乾隆皇帝和董邦达共同署名的《仿宋人梅花诗意图》，由宫廷画师绘制宋景、杜甫、林逋等九位曾经咏梅的人物，董邦达绘制坡石树木，乾隆皇帝行书九人咏梅诗两句，并题写对九人的评论。诗意图第四段所绘便是林逋，画中的林和靖持杖立于岸边，凝视湖中月影，身旁伫立一仆人，不远处有古梅一株，枝条伸展入湖上，水面上浮动着初月和梅影。乾隆将评语书写在湖面留白：
宋故多儒，孰称深造。
懿哉君复，名不自表。
林宗之俦，风清月皎。
有如时雨，化物起槁。
不药而愈，不食而饱。
汗牛充栋，梅诗岂少。
两句千古，谁不倾倒。
绝类离伦，一斑可晓。
甘拜下风，宜乎米老。
—— 未完待续 —— [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求索人间失意多，少成功利几空落。
心知名成徒风耳，凤欲引凰瀑雪没。
三径未成犹杳邈，五湖谁共向菊说。
茫茫歧路殊难辨，云鹤孤山自引歌。
注：三径：晋 赵岐《三辅决录·逃名》：“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求仲、 羊仲从之游。”后因以“三径”指归隐者的家园。
五湖：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 ，辅佐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功成身退，乘轻舟已隐于五湖。见《国语·越语下》。后因以“五湖”指隐遁之所。 https://t.cn/z8A46Dp
心知名成徒风耳，凤欲引凰瀑雪没。
三径未成犹杳邈，五湖谁共向菊说。
茫茫歧路殊难辨，云鹤孤山自引歌。
注：三径：晋 赵岐《三辅决录·逃名》：“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求仲、 羊仲从之游。”后因以“三径”指归隐者的家园。
五湖：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 ，辅佐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功成身退，乘轻舟已隐于五湖。见《国语·越语下》。后因以“五湖”指隐遁之所。 https://t.cn/z8A46Dp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