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徐坤[超话]##蔡徐坤危机中前行#
流量造假应规范平台，别让“蔡徐坤们”和粉丝成受害者 - 娱乐 - 新京报网》近日，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使用非法APP诱导粉丝在网络社交平台“充值刷量”获利800万元的刑事案件。最新报道称，此软件曾帮100多名明星提高人气，随着案情的水落石出，以蔡徐坤、王俊凯、鹿晗、迪丽热巴等为代表的流量明星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当日新闻推送。据警方通报称，这款名为“星援”的APP依托于大平台的“明星排行榜”，可以帮粉丝完成刷量任务。在各个粉丝群中布置同伙诱导其他人充值冲榜，并以此获利。不知真相的粉丝看似心甘情愿，实际是受骗上当。平台“制造榜单”,APP依托大型网络平台的规则，利用了技术漏洞，诱惑着偶像的粉丝们开始互相比着刷，直到每条微博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次转发，粉丝与偶像，一起被裹挟在流量竞争中。表面来看，疯狂的刷量游戏，涉事明星似乎是受益者：在流量假象的衬托下，身价被抬升。但如蔡徐坤这样一次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明星们，处于舆论漩涡，也难以面向公众自辩。关于“流量”问题的许多报道文章，无一例外地带了“一亿转发的背后……”的标题，仿佛这个在饭圈使用率极高的软件，只是为蔡徐坤刷一亿流量而生。所幸，“星援案”的破获令流量造假真正的幕后黑手浮出水面，而且，通过案情分析可以发现，除了获利颇丰的运营方和几个帮凶，其他人都是受害者。粉丝们无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粉丝们是盲目者，是顺应者，也是被迫者。被平台的各种榜单“挟持”，充值刷量，付出金钱与精力，却令偶像一再受到舆论的质疑。另外，如蔡徐坤这样初入行的偶像，被流量游戏“挟持”，被平台规则绑架，虽然有心经营自己的作品与专业，却也不得不成为“流量”规则中的一枚棋子。不过，到底谁才是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可能要看哪里才是真正承载流量的载体。在笔者看来，针对人性弱点、打造闪光噱头、设计游戏规则的平台，在促使刷量这种娱乐小把戏变成网络黑产的过程中，是起到主导甚至决定性作用的。蔡徐坤在舞台上投入演出。平台根据流量制定KPI，运营规则就是推动其热度的经营手段，如果不靠手段来“维持”流量的热度，平台也难以继续维持利润。正是因为有些平台为了热度鼓励“竞争”、强调粉丝打榜，才会营造病态的竞争机制。然而，刷流量软件自饭圈“竞争”伊始便出现，通过施以小恩小惠激化攀比情绪，刻意营造紧张氛围并引导粉丝不理智行为，才造成网络大环境的破坏，方便其从中谋利。无序的喧嚣之下，平台应有能力维持正常秩序——这是平台的价值更是平台的责任。脚踏实地，求真求是，也应是全社会追求的方向和坚守的价值观。值得思考的是，如何从根本上还原真实数据。如若一直拿艺人名字顶在事件的前端，大众也会完全被所谓大数字带偏方向和注意力。像“星援APP”就是一个小的平台，它利用大平台的漏洞，来输送虚假信息，制造了数据混乱。可一个刷量软件倒下了，还是有更多类似“星援APP”这样小软件、小的刷量公司，活跃在各个地方。如果平台依然为了热度鼓励“竞争”、强调粉丝打榜，这样的非法软件依然会有市场。大平台管理技术的滞后，和“榜单规则”的不当制定与纵容，愈发刺激了扭曲的饭圈形态，才是“小产业”被做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平台“培养”着被动适应的粉群，被“刷”着的艺人，甚至那些见有洞可钻，有金可捞的人也都成为这条产业链下的“牺牲品”，艺人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刷单者付出金钱，成为可笑的“帮凶”。制造刷单技术的人员愣是把自己弄成了罪犯。在正常逻辑下，刷量造假小平台与提供舆论场的大平台之间的关系，该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关系，两方之间的角力会是长期的，但后者完全可以把这种角力变成短期的。因为大平台拥有制定规则的优先权与绝对领导权，大平台只要松开手指缝，就会有无数罅隙产生，滋生诸多“腐败行为”。而大平台如果握紧拳头，则会完全杜绝造假行为。规则更改，在技术上的操作是非常简单的，只是看平台是否愿意牺牲“利益”与“热度”。规则的优化与更改，完全可以实现得深入一些，平台从根本上改变唯流量是从的“游戏规则”，像蔡徐坤这样的年轻偶像，也可以在更健康的环境下，潜心专注自己的专业与事业，也让大众、粉丝、歌迷，可以把目光集中在作品上。这才是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总而言之，“流量之害”，粉丝群体和明星本人实为受害者，流量艺人及其粉丝也被动成为舆论攻击对象。用明星转移公众注意力，其实容易模糊焦点，拿出一个所谓的“最大受益者”，众人笔伐之，舆论攻击之。看似找到了重点，实则走了弯路。如何彻底阻断，避免此类社会现象的再发生，如何完全防范犯罪分子的卷土重来，如何给予年轻人更多正面的引导，这是一个社会责任感的命题，也是所有媒体人，有权力者，有影响力，有社会责任感的每一个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粉丝对偶像的初心，本是视偶像为榜样，以激励自己变得更优秀、美好，这本无错。但如果粉丝向往美好的初心被利用，成为刷量的“工具”，被整个环境带领，扭曲了本意，这也是一种悲哀。我们呼吁，从平台到大环境，合理引导，倡导健康、积极的偶像生态，将艺人与歌迷、粉丝的关系，引导向理性，纯粹的方向。
流量造假应规范平台，别让“蔡徐坤们”和粉丝成受害者 - 娱乐 - 新京报网》近日，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使用非法APP诱导粉丝在网络社交平台“充值刷量”获利800万元的刑事案件。最新报道称，此软件曾帮100多名明星提高人气，随着案情的水落石出，以蔡徐坤、王俊凯、鹿晗、迪丽热巴等为代表的流量明星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当日新闻推送。据警方通报称，这款名为“星援”的APP依托于大平台的“明星排行榜”，可以帮粉丝完成刷量任务。在各个粉丝群中布置同伙诱导其他人充值冲榜，并以此获利。不知真相的粉丝看似心甘情愿，实际是受骗上当。平台“制造榜单”,APP依托大型网络平台的规则，利用了技术漏洞，诱惑着偶像的粉丝们开始互相比着刷，直到每条微博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次转发，粉丝与偶像，一起被裹挟在流量竞争中。表面来看，疯狂的刷量游戏，涉事明星似乎是受益者：在流量假象的衬托下，身价被抬升。但如蔡徐坤这样一次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明星们，处于舆论漩涡，也难以面向公众自辩。关于“流量”问题的许多报道文章，无一例外地带了“一亿转发的背后……”的标题，仿佛这个在饭圈使用率极高的软件，只是为蔡徐坤刷一亿流量而生。所幸，“星援案”的破获令流量造假真正的幕后黑手浮出水面，而且，通过案情分析可以发现，除了获利颇丰的运营方和几个帮凶，其他人都是受害者。粉丝们无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粉丝们是盲目者，是顺应者，也是被迫者。被平台的各种榜单“挟持”，充值刷量，付出金钱与精力，却令偶像一再受到舆论的质疑。另外，如蔡徐坤这样初入行的偶像，被流量游戏“挟持”，被平台规则绑架，虽然有心经营自己的作品与专业，却也不得不成为“流量”规则中的一枚棋子。不过，到底谁才是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可能要看哪里才是真正承载流量的载体。在笔者看来，针对人性弱点、打造闪光噱头、设计游戏规则的平台，在促使刷量这种娱乐小把戏变成网络黑产的过程中，是起到主导甚至决定性作用的。蔡徐坤在舞台上投入演出。平台根据流量制定KPI，运营规则就是推动其热度的经营手段，如果不靠手段来“维持”流量的热度，平台也难以继续维持利润。正是因为有些平台为了热度鼓励“竞争”、强调粉丝打榜，才会营造病态的竞争机制。然而，刷流量软件自饭圈“竞争”伊始便出现，通过施以小恩小惠激化攀比情绪，刻意营造紧张氛围并引导粉丝不理智行为，才造成网络大环境的破坏，方便其从中谋利。无序的喧嚣之下，平台应有能力维持正常秩序——这是平台的价值更是平台的责任。脚踏实地，求真求是，也应是全社会追求的方向和坚守的价值观。值得思考的是，如何从根本上还原真实数据。如若一直拿艺人名字顶在事件的前端，大众也会完全被所谓大数字带偏方向和注意力。像“星援APP”就是一个小的平台，它利用大平台的漏洞，来输送虚假信息，制造了数据混乱。可一个刷量软件倒下了，还是有更多类似“星援APP”这样小软件、小的刷量公司，活跃在各个地方。如果平台依然为了热度鼓励“竞争”、强调粉丝打榜，这样的非法软件依然会有市场。大平台管理技术的滞后，和“榜单规则”的不当制定与纵容，愈发刺激了扭曲的饭圈形态，才是“小产业”被做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平台“培养”着被动适应的粉群，被“刷”着的艺人，甚至那些见有洞可钻，有金可捞的人也都成为这条产业链下的“牺牲品”，艺人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刷单者付出金钱，成为可笑的“帮凶”。制造刷单技术的人员愣是把自己弄成了罪犯。在正常逻辑下，刷量造假小平台与提供舆论场的大平台之间的关系，该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关系，两方之间的角力会是长期的，但后者完全可以把这种角力变成短期的。因为大平台拥有制定规则的优先权与绝对领导权，大平台只要松开手指缝，就会有无数罅隙产生，滋生诸多“腐败行为”。而大平台如果握紧拳头，则会完全杜绝造假行为。规则更改，在技术上的操作是非常简单的，只是看平台是否愿意牺牲“利益”与“热度”。规则的优化与更改，完全可以实现得深入一些，平台从根本上改变唯流量是从的“游戏规则”，像蔡徐坤这样的年轻偶像，也可以在更健康的环境下，潜心专注自己的专业与事业，也让大众、粉丝、歌迷，可以把目光集中在作品上。这才是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总而言之，“流量之害”，粉丝群体和明星本人实为受害者，流量艺人及其粉丝也被动成为舆论攻击对象。用明星转移公众注意力，其实容易模糊焦点，拿出一个所谓的“最大受益者”，众人笔伐之，舆论攻击之。看似找到了重点，实则走了弯路。如何彻底阻断，避免此类社会现象的再发生，如何完全防范犯罪分子的卷土重来，如何给予年轻人更多正面的引导，这是一个社会责任感的命题，也是所有媒体人，有权力者，有影响力，有社会责任感的每一个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粉丝对偶像的初心，本是视偶像为榜样，以激励自己变得更优秀、美好，这本无错。但如果粉丝向往美好的初心被利用，成为刷量的“工具”，被整个环境带领，扭曲了本意，这也是一种悲哀。我们呼吁，从平台到大环境，合理引导，倡导健康、积极的偶像生态，将艺人与歌迷、粉丝的关系，引导向理性，纯粹的方向。
【创新治理看三湘】司法体制改革的“郴州经验”
打造“四位一体”监督模式 “民告官”试点经验全省推广
本报记者 马涛
5月29日，2019’全国省级法制（治）社长（总编辑）年会“创新治理看三湘”活动南线采访团来到郴州中院，了解其改革工作。
2015年，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选为湖南省唯一一个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中院，在全省率先完成员额制改革、组建新型审判团队、开展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推行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改革、环境资源审判改革。蹄疾步稳，破冰前行，该院切实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司法质效连续4年排名全省前列，多次在全省法院工作会议上就司法体制改革作典型发言，多项改革受到省高院、最高院的高度肯定，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郴州经验”。
院领导办案常态化专啃“骨头案”
今年3月26日，院长罗水平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陈莉明、李强、李小猛等10人涉嫌犯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罪一案，并当庭宣判。
这不是罗水平第一次主动承办“骨头案”。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郴州中院管辖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魏民洲受贿案。罗水平担任审判长，2018年大年初三就带领合议庭成员开始阅卷。该案于2018年6月22日公开开庭圆满审结。魏民洲当场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近年来，院领导主动承担了湖南省纪委原正厅级干部李政科案、邵阳市副市长陈优秀案、娄底市政协副主席肖扬案和湖南省首例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等一大批大要案审理。据统计，2017年-2018年，8名入额院领导共办理案件654件，办案数连续2年位居全省法院前列。其中3名院领导办案数位居2017年全省中级法院领导办案数前10位。
司法责任明确化法官专注审判
今年5月7日8时，一场庭前会议在民一庭法官助理刘扬的主持下召开。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会上交换证据，阐明观点。随后，刘扬将案件争议焦点与该案的主审法官民一庭庭长谢末钢进行沟通。
“法官助理的庭前准备工作，帮助法官从大量的审判辅助事务中抽身出来，在庭前会议阶段归纳争议焦点，确保了庭审的针对性和高效性。”谢末钢说，“现在全院团队基本上实现了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按照1:1:1的比例配置，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处理了接待、送达、排期、调解、调查等审判辅助工作，我们更能集中精力办案了。”
2017年，郴州中院下发了《关于司法主体审判职责的规定》，制定了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权力责任清单，理顺了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各类司法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团队化运作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司法质效持续向好。审结案件数从2013年的3889件增长到2018年的8081件，结案率达到96%，同比增长23%，司法质效连续3年稳居全省法院前三。
审判监督立体化“四位一体”更有效
司法体制改革后，郴州中院对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调整，最大限度地缩短管理链条，实现了“扁平化”管理，改变了过去“承办法官-庭长-分管副院长-院长”的案件审批模式，赋予主审法官、合议庭相对完整的审判权限，确保了依法独立办案。院庭长审理案件与普通法官一视同仁，只对自己主审或参审的案件负责，不再签发未参加审理的案件裁判文书。
放权不等于放任，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罗水平认为，放权的同时监管不能缺位。“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累积起来的良好形象。更何况，对于涉案个人，一个错案就是百分之百。”
为此，郴州中院开始探索建立团队内监督、审判管理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和司法公开监督四位一体的立体化监督模式。团队内选任一名员额法官担任廉政监察员，实行零距离的党员教育、廉政警示和纪律监督。审管办通过数字法院系统对案件的重要节点和风险点进行重点管控，尤其是加强了对“四类案件”的监管，实现对全院、全员、全过程的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对审管办反馈的审判流程异常情况和相关举报线索进行核查处置，对审判团队实现外部监督。建立完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和庭审直播四大公开平台，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据了解，郴州中院是湖南省唯一一家近10年来无违纪违法案件被查处的中级法院。
行政诉讼集中化“民告官”不再“尴尬”
行政诉讼案件，俗称“民告官”案，被认为是国家法治进步的“晴雨表”。由于我国法院系统与行政区划设置一一对应，“官官相护”“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成了行政诉讼被诟病的“痛点”。
2015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行政案件经最高法批准后可以跨行政区域管辖。2015年12月，郴州中院报最高法批准，2016年3月1日起在全省率先开展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改革，由资兴法院、桂阳法院集中管辖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既然改革了，就要改彻底，就要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院维护他们正当权益的决心，体现郴州法院的改革担当。”院长罗水平说，“要让行政审判改革出成效，让集中管辖试点出经验。”随后，郴州中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探索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考核机制、行政案件巡回审判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
2017年6月22日，原告李某某等3人不服被告嘉禾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在郴州市中院开庭。被告嘉禾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雷衍忠，第三人嘉禾县住建局局长罗新林出庭应诉。
2017年，为打破多年来“民告官不见官”的行政诉讼模式，郴州中院推动“市直单位行政首长应诉情况”列入年度法治郴州绩效考核范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改革前的12%，上升到了现在的65%。“这实现了民告官能见官，并且能够公平对话，促进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有机结合。”湖南省人大代表欧德文点赞。
2016年以来，郴州市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增长率超过39%，审限内结案率达100%，一审服判息诉率从2016年的48%上升至2018年的72%。2018年11月26日，省高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按照“郴州改革模式”在全省推开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制度。经最高法批准，今年5月1日起，全省法院全部按照“郴州改革模式”推行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
环境司法专业化守护好绿水青山
“郴”字由林、邑二字合成，意谓“林中之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守护好郴州的绿水青山成为郴州法院的牵挂和责任。
2014年，郴州中院在全省中级法院率先成立独立建制的环境资源审判庭，对涉及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污染侵权的民事纠纷、刑事案件归口审理。之后，又出台了《关于在全市法院推行环境资源案件“三审合一”集中审判的实施方案》，探索将涉环境资源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集中到固定审判团队或者合议庭审理。进而探索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审判机制，打造专业审判团队，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为郴州环境资源保护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2018年5月3日，湖南首例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在郴州中院公开宣判。法院当庭判决武汉某环保公司、曹某等6名被告限期共同处置位于临武县境内的危险废物、消除危险、修复被损害生态环境，支付已处置危险废物及修复环境产生的费用167万余元，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主审此案的罗水平说：“法院公开宣判，不单是要让污染者依法受到严惩，其意义更侧重于修复被污染、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传播修复性司法的理念和环境保护的观念，让全社会都敬畏自然、关注环保、参与环保，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据了解，郴州两级法院还创新打造生态修复司法实践基地，对无法原地修复的，被告可采取出工或出资两种方式到指定地点集中补植进行林业生态修复，也可选择以出资方式通过水产部门投放对水环境有净化作用的鱼苗来进行水生态修复。近3年，全市两级法院组织被告与受害人签订了百余份林木补种和鱼苗投放协议，补种林木约5000多亩，投放鱼苗约30万尾，实现了法律效果、环保效果与社会效果“三合一”。
打造“四位一体”监督模式 “民告官”试点经验全省推广
本报记者 马涛
5月29日，2019’全国省级法制（治）社长（总编辑）年会“创新治理看三湘”活动南线采访团来到郴州中院，了解其改革工作。
2015年，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选为湖南省唯一一个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中院，在全省率先完成员额制改革、组建新型审判团队、开展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推行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改革、环境资源审判改革。蹄疾步稳，破冰前行，该院切实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司法质效连续4年排名全省前列，多次在全省法院工作会议上就司法体制改革作典型发言，多项改革受到省高院、最高院的高度肯定，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郴州经验”。
院领导办案常态化专啃“骨头案”
今年3月26日，院长罗水平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陈莉明、李强、李小猛等10人涉嫌犯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罪一案，并当庭宣判。
这不是罗水平第一次主动承办“骨头案”。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郴州中院管辖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魏民洲受贿案。罗水平担任审判长，2018年大年初三就带领合议庭成员开始阅卷。该案于2018年6月22日公开开庭圆满审结。魏民洲当场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近年来，院领导主动承担了湖南省纪委原正厅级干部李政科案、邵阳市副市长陈优秀案、娄底市政协副主席肖扬案和湖南省首例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等一大批大要案审理。据统计，2017年-2018年，8名入额院领导共办理案件654件，办案数连续2年位居全省法院前列。其中3名院领导办案数位居2017年全省中级法院领导办案数前10位。
司法责任明确化法官专注审判
今年5月7日8时，一场庭前会议在民一庭法官助理刘扬的主持下召开。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会上交换证据，阐明观点。随后，刘扬将案件争议焦点与该案的主审法官民一庭庭长谢末钢进行沟通。
“法官助理的庭前准备工作，帮助法官从大量的审判辅助事务中抽身出来，在庭前会议阶段归纳争议焦点，确保了庭审的针对性和高效性。”谢末钢说，“现在全院团队基本上实现了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按照1:1:1的比例配置，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处理了接待、送达、排期、调解、调查等审判辅助工作，我们更能集中精力办案了。”
2017年，郴州中院下发了《关于司法主体审判职责的规定》，制定了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权力责任清单，理顺了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各类司法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团队化运作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司法质效持续向好。审结案件数从2013年的3889件增长到2018年的8081件，结案率达到96%，同比增长23%，司法质效连续3年稳居全省法院前三。
审判监督立体化“四位一体”更有效
司法体制改革后，郴州中院对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调整，最大限度地缩短管理链条，实现了“扁平化”管理，改变了过去“承办法官-庭长-分管副院长-院长”的案件审批模式，赋予主审法官、合议庭相对完整的审判权限，确保了依法独立办案。院庭长审理案件与普通法官一视同仁，只对自己主审或参审的案件负责，不再签发未参加审理的案件裁判文书。
放权不等于放任，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罗水平认为，放权的同时监管不能缺位。“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累积起来的良好形象。更何况，对于涉案个人，一个错案就是百分之百。”
为此，郴州中院开始探索建立团队内监督、审判管理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和司法公开监督四位一体的立体化监督模式。团队内选任一名员额法官担任廉政监察员，实行零距离的党员教育、廉政警示和纪律监督。审管办通过数字法院系统对案件的重要节点和风险点进行重点管控，尤其是加强了对“四类案件”的监管，实现对全院、全员、全过程的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对审管办反馈的审判流程异常情况和相关举报线索进行核查处置，对审判团队实现外部监督。建立完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和庭审直播四大公开平台，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据了解，郴州中院是湖南省唯一一家近10年来无违纪违法案件被查处的中级法院。
行政诉讼集中化“民告官”不再“尴尬”
行政诉讼案件，俗称“民告官”案，被认为是国家法治进步的“晴雨表”。由于我国法院系统与行政区划设置一一对应，“官官相护”“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成了行政诉讼被诟病的“痛点”。
2015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行政案件经最高法批准后可以跨行政区域管辖。2015年12月，郴州中院报最高法批准，2016年3月1日起在全省率先开展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改革，由资兴法院、桂阳法院集中管辖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既然改革了，就要改彻底，就要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院维护他们正当权益的决心，体现郴州法院的改革担当。”院长罗水平说，“要让行政审判改革出成效，让集中管辖试点出经验。”随后，郴州中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探索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考核机制、行政案件巡回审判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
2017年6月22日，原告李某某等3人不服被告嘉禾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在郴州市中院开庭。被告嘉禾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雷衍忠，第三人嘉禾县住建局局长罗新林出庭应诉。
2017年，为打破多年来“民告官不见官”的行政诉讼模式，郴州中院推动“市直单位行政首长应诉情况”列入年度法治郴州绩效考核范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改革前的12%，上升到了现在的65%。“这实现了民告官能见官，并且能够公平对话，促进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有机结合。”湖南省人大代表欧德文点赞。
2016年以来，郴州市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增长率超过39%，审限内结案率达100%，一审服判息诉率从2016年的48%上升至2018年的72%。2018年11月26日，省高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按照“郴州改革模式”在全省推开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制度。经最高法批准，今年5月1日起，全省法院全部按照“郴州改革模式”推行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
环境司法专业化守护好绿水青山
“郴”字由林、邑二字合成，意谓“林中之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守护好郴州的绿水青山成为郴州法院的牵挂和责任。
2014年，郴州中院在全省中级法院率先成立独立建制的环境资源审判庭，对涉及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污染侵权的民事纠纷、刑事案件归口审理。之后，又出台了《关于在全市法院推行环境资源案件“三审合一”集中审判的实施方案》，探索将涉环境资源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集中到固定审判团队或者合议庭审理。进而探索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审判机制，打造专业审判团队，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为郴州环境资源保护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2018年5月3日，湖南首例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在郴州中院公开宣判。法院当庭判决武汉某环保公司、曹某等6名被告限期共同处置位于临武县境内的危险废物、消除危险、修复被损害生态环境，支付已处置危险废物及修复环境产生的费用167万余元，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主审此案的罗水平说：“法院公开宣判，不单是要让污染者依法受到严惩，其意义更侧重于修复被污染、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传播修复性司法的理念和环境保护的观念，让全社会都敬畏自然、关注环保、参与环保，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据了解，郴州两级法院还创新打造生态修复司法实践基地，对无法原地修复的，被告可采取出工或出资两种方式到指定地点集中补植进行林业生态修复，也可选择以出资方式通过水产部门投放对水环境有净化作用的鱼苗来进行水生态修复。近3年，全市两级法院组织被告与受害人签订了百余份林木补种和鱼苗投放协议，补种林木约5000多亩，投放鱼苗约30万尾，实现了法律效果、环保效果与社会效果“三合一”。
郭建立，河北冀华（唐山）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少数民族援助律师，专注于刑事辩护。执业以来，奉行以人为本、以法为基、多视角、多方位处理案件的服务理念，坚持“穷尽法律”的办案思维，急当事人之所急、想当事人之所想，将知识转化成为当事人争取合法利益的有力工具，倍受同行的肯定和当事人的信赖。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良好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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