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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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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泡泡”的膨胀与破裂】疫情发生以来，“泡泡”一词在岛内很热，原意是比拟相对安全的地区、团体间相互往来时的简化防疫措施，如“旅游泡泡”、“商贸泡泡”等。今年5月中岛内疫情恶化后，有舆论指出，所谓“防疫优等生”的自诩才是当局吹出的最大“泡泡”，其中尤为奇葩的，是自产疫苗“高端”的前前后后，是是非非。
“高端”变低端
美国规定，从11月起，境外旅客必须完整接种被世卫组织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的新冠疫苗才能入境，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不在此列。面对质问时，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脱口而出：“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
尽管硬拗，民意压力之下，为因应接种“高端”疫苗者的出境需求，台当局竟推出令岛内民众瞠目的政策：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其他两剂被国际公认的疫苗。较短时间内连续接种四剂疫苗，安全问题引发疑虑，不过，陈时中的回应是“我没有办法负责。”
早有舆论指出，在包括自产疫苗在内的政治防疫布局中，陈时中只是个幕前的表演者。疫情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想打“疫苗牌”，如果牌打烂了，陈时中也是当然的背锅者。
防疫“政治化”与疫苗博弈
岛内自产疫苗的研发推动，一开始就充满政治博弈气息。生物医药技术在岛内简称为“生技”，疫情发生后，一贯强调重视生技产业的蔡英文及其团队在灾难中看到了“时机”。
三家生技企业中，联亚和国光于2020年11月送出第二期临床计划申请案，高端在2020年12月申报，却率先于12月底获得当局核准，成为岛内首家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自研疫苗。三家企业都有复杂的背景，研发过程充满争议，三种疫苗也在此后迎来不同命运。很显然，“高端”疫苗一起步就得到当局情有独钟的护航。
民进党当局一度陶醉于“防疫成功”，压宝在自产疫苗上市后的政治效应和经济利益上，在采购疫苗方面并不积极。一开始所谓采购国际疫苗还不到2000万，不够全体台湾民众打满2剂，就是为台产疫苗留市场空间。今年2月底，陈时中留下的“金句”是“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啦。”
单纯的防疫工作并不能让政客知足，在疫情不严重的情形下，顺利推出自产疫苗，把“泡泡”越吹越大，将收割到巨大的政治红利。当局的盘算还包括将疫苗出售、赠送给“邦交国”，玩弄一下疫苗“外交”的伎俩。除此而外，从政坛到商界的某些势力更垂涎于经济利益，高端公司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剧烈变动”，引发社会对民进党操纵内线交易的质疑。其间，台当局外事部门还曾公布有国家、地区订购台产疫苗的不确实消息，被质疑是变相协助炒股。
刁难背后的算计
今年5月中起，岛内疫情出现破口，每天确诊数百，最多一天死30多人，病例及死亡人数剧增，“泡泡”破裂了，而采购到位的疫苗只有区区80多万剂，当局的消极作为让民众付出惨重代价。
此时的民进党当局仍是 “政治摆中间，人道放两边”，将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视为洪水猛兽，拒之千里，反过头来依靠美、日等国有限的施舍，所谓的“防疫优等生”沦为了“疫苗乞丐”。
郭台铭、张亚中等人以及佛光山等团体站出来，有意采购疫苗进行捐赠，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让各界人士发出“不要再刁难”的呼声。其中当局阻挠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民间拟采购的德国BNT疫苗，“大中华区”代理是上海复星公司，疫情“燃眉”之际，民进党仍不忘竭力去除与大陆的关联。
5月28日，台卫福部门与高端、联亚完成签约，每家采购500万剂疫苗，同时分别签订另附上限500万剂的后续扩充购买合约，采购数量由此可达2000万剂。这时，高端刚刚发布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联亚正在进行二期试验，国光由于一期试验中抗体水平未达标遭出局。自产疫苗只经过二期试验，就匆匆上马，引起普遍担忧。台媒称，由于三期试验的经费是天价，当局索性美其名曰“扩大三期试验”加上“免疫桥接”（ 指通过比较早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诱导出的中和抗体水平，来预估三期临床试验中的疫苗保护力），让厂商可以省略通常要做数万对象的三期试验，直接打在人民手臂上，创下全球特例。这不是让人民玩命吗？
7月中旬，“高端”疫苗通过审核，取得台湾地区的紧急使用授权（EUA），随后联亚的疫苗未能获得紧急使用许可，暂时出局。尽管由专家组成的审核委员会宣称一切由专业出发，“高端”为“绿营高层”加持的说法不胫而走。
8月23日，强渡“关山”的“高端”疫苗开始接种，蔡英文、赖清德等在镜头前“作秀”施打。此后有77万人接种高端疫苗，出现了33例接种后死亡事件。
以疫谋“独”与以疫谋财
现今如有出境需要，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两剂其他疫苗，专业人士指出，这其实是由于“高端”疫苗无效而白打了，却被当局称为“混打”。而此前作为临床试验，打了联亚疫苗的4000人，即便在岛内也不被承认具备已打疫苗者的权利。对此，陈时中丢下一句“那也只能说抱歉。”至于高端疫苗由于民众施打意愿低而被迫大量闲置、销毁等损失，当局是一声抱歉也不屑的。
除了美国入境不认可“高端”疫苗，其后遮遮掩掩的消息陆续传来，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先是宣称有六国承认“高端”疫苗，后改称只有四个，话音未落，民意代表费鸿泰爆料，事实上承认“高端”的只有帕劳和印度尼西亚。11月22日，传出澳大利亚将给予“高端”疫苗“审查资格认定”，岛内民众已经全然不买账了，因为澳方的“资格认定”并不等同于紧急授权使用，网友直言，炒作这种消息，恐怕又是为了炒股票吧。
防疫是对当局德与能的检验。台湾地区自产疫苗的“泡泡”从谋划、膨胀到破裂，犹如一个“造梦空间”。发展疫苗生产能力，在防疫中本无可厚非。然而，不把民众的健康、福祉摆在首位，处处考虑一己之私，不但打着以疫谋“独“的盘算，还始终操弄以疫谋财的算计。
尘埃落定之际，终究会坠入破产的深渊。
“高端”变低端
美国规定，从11月起，境外旅客必须完整接种被世卫组织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的新冠疫苗才能入境，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不在此列。面对质问时，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脱口而出：“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
尽管硬拗，民意压力之下，为因应接种“高端”疫苗者的出境需求，台当局竟推出令岛内民众瞠目的政策：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其他两剂被国际公认的疫苗。较短时间内连续接种四剂疫苗，安全问题引发疑虑，不过，陈时中的回应是“我没有办法负责。”
早有舆论指出，在包括自产疫苗在内的政治防疫布局中，陈时中只是个幕前的表演者。疫情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想打“疫苗牌”，如果牌打烂了，陈时中也是当然的背锅者。
防疫“政治化”与疫苗博弈
岛内自产疫苗的研发推动，一开始就充满政治博弈气息。生物医药技术在岛内简称为“生技”，疫情发生后，一贯强调重视生技产业的蔡英文及其团队在灾难中看到了“时机”。
三家生技企业中，联亚和国光于2020年11月送出第二期临床计划申请案，高端在2020年12月申报，却率先于12月底获得当局核准，成为岛内首家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自研疫苗。三家企业都有复杂的背景，研发过程充满争议，三种疫苗也在此后迎来不同命运。很显然，“高端”疫苗一起步就得到当局情有独钟的护航。
民进党当局一度陶醉于“防疫成功”，压宝在自产疫苗上市后的政治效应和经济利益上，在采购疫苗方面并不积极。一开始所谓采购国际疫苗还不到2000万，不够全体台湾民众打满2剂，就是为台产疫苗留市场空间。今年2月底，陈时中留下的“金句”是“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啦。”
单纯的防疫工作并不能让政客知足，在疫情不严重的情形下，顺利推出自产疫苗，把“泡泡”越吹越大，将收割到巨大的政治红利。当局的盘算还包括将疫苗出售、赠送给“邦交国”，玩弄一下疫苗“外交”的伎俩。除此而外，从政坛到商界的某些势力更垂涎于经济利益，高端公司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剧烈变动”，引发社会对民进党操纵内线交易的质疑。其间，台当局外事部门还曾公布有国家、地区订购台产疫苗的不确实消息，被质疑是变相协助炒股。
刁难背后的算计
今年5月中起，岛内疫情出现破口，每天确诊数百，最多一天死30多人，病例及死亡人数剧增，“泡泡”破裂了，而采购到位的疫苗只有区区80多万剂，当局的消极作为让民众付出惨重代价。
此时的民进党当局仍是 “政治摆中间，人道放两边”，将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视为洪水猛兽，拒之千里，反过头来依靠美、日等国有限的施舍，所谓的“防疫优等生”沦为了“疫苗乞丐”。
郭台铭、张亚中等人以及佛光山等团体站出来，有意采购疫苗进行捐赠，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让各界人士发出“不要再刁难”的呼声。其中当局阻挠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民间拟采购的德国BNT疫苗，“大中华区”代理是上海复星公司，疫情“燃眉”之际，民进党仍不忘竭力去除与大陆的关联。
5月28日，台卫福部门与高端、联亚完成签约，每家采购500万剂疫苗，同时分别签订另附上限500万剂的后续扩充购买合约，采购数量由此可达2000万剂。这时，高端刚刚发布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联亚正在进行二期试验，国光由于一期试验中抗体水平未达标遭出局。自产疫苗只经过二期试验，就匆匆上马，引起普遍担忧。台媒称，由于三期试验的经费是天价，当局索性美其名曰“扩大三期试验”加上“免疫桥接”（ 指通过比较早期临床试验中疫苗诱导出的中和抗体水平，来预估三期临床试验中的疫苗保护力），让厂商可以省略通常要做数万对象的三期试验，直接打在人民手臂上，创下全球特例。这不是让人民玩命吗？
7月中旬，“高端”疫苗通过审核，取得台湾地区的紧急使用授权（EUA），随后联亚的疫苗未能获得紧急使用许可，暂时出局。尽管由专家组成的审核委员会宣称一切由专业出发，“高端”为“绿营高层”加持的说法不胫而走。
8月23日，强渡“关山”的“高端”疫苗开始接种，蔡英文、赖清德等在镜头前“作秀”施打。此后有77万人接种高端疫苗，出现了33例接种后死亡事件。
以疫谋“独”与以疫谋财
现今如有出境需要，接种过“高端”疫苗者可混打两剂其他疫苗，专业人士指出，这其实是由于“高端”疫苗无效而白打了，却被当局称为“混打”。而此前作为临床试验，打了联亚疫苗的4000人，即便在岛内也不被承认具备已打疫苗者的权利。对此，陈时中丢下一句“那也只能说抱歉。”至于高端疫苗由于民众施打意愿低而被迫大量闲置、销毁等损失，当局是一声抱歉也不屑的。
除了美国入境不认可“高端”疫苗，其后遮遮掩掩的消息陆续传来，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先是宣称有六国承认“高端”疫苗，后改称只有四个，话音未落，民意代表费鸿泰爆料，事实上承认“高端”的只有帕劳和印度尼西亚。11月22日，传出澳大利亚将给予“高端”疫苗“审查资格认定”，岛内民众已经全然不买账了，因为澳方的“资格认定”并不等同于紧急授权使用，网友直言，炒作这种消息，恐怕又是为了炒股票吧。
防疫是对当局德与能的检验。台湾地区自产疫苗的“泡泡”从谋划、膨胀到破裂，犹如一个“造梦空间”。发展疫苗生产能力，在防疫中本无可厚非。然而，不把民众的健康、福祉摆在首位，处处考虑一己之私，不但打着以疫谋“独“的盘算，还始终操弄以疫谋财的算计。
尘埃落定之际，终究会坠入破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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