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美食节 | 广东音乐+广府美食能否碰撞出火花？“出圈”的方锦龙这样说】在2019年末的B站《bilibili 2019最美的夜》跨年晚会后，满头银发的国乐艺术家方锦龙一夜“出圈”，火爆全网。
如今，作为国乐圈顶流的广州籍国乐大师方锦龙，即将在广州再次上演一场非同一般的国乐创新之作：在计划于12月9日启动的2021年广州国际美食节上，方锦龙独出心裁策划了一场岭南文化明珠广东音乐和广府美食的“约会”——十首广东音乐与十道粤菜的“乐韵粤宴”，并将现场演奏广东音乐名曲。
那么，在方锦龙看来，广东音乐是否具备“火出圈”的潜质呢？音乐加美食到底“有没有搞头”？趁着他紧张筹备“出征”美食节的间隙，记者对方锦龙进行了专访。
方锦龙在广州番禺沙湾古镇留耕堂内演奏。
关于广东音乐
50年前广州就有娱乐界“四大天王”
广东音乐具备“火出圈”的潜质
有人评价您是国乐圈中最引人注目的“流量”，很多人觉得您的国乐作品好玩又有趣，您是怎么做到的？
方锦龙：这一切来源于我的理念：“民乐，要与民同乐”。有了这个理念，就会经常琢磨观众喜欢什么，年轻人喜欢什么。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快，就喜欢一些趣味性强的娱乐给自己减压，那我想我就要找到音乐中的快乐，让人们在欣赏音乐中感受快乐，所以我创造了一些音乐会和音乐表演作品，在其中加上我的“方氏脱口秀”，让大家既能听到我的音乐，也听我对音乐新的诠释。
心中装着观众这个需求来策划国乐演出，自然能做到好玩有趣了。
广东音乐是否也有“火出圈”的潜质？
方锦龙：太有了！广东音乐其实早就出了圈啊，《步步高》《赛龙夺锦》……哪个中国人不是年年听、常听到？在我看来，它们就是最流行时尚的音乐！
往回说，近一百年前广东音乐就曾经“火出圈”。20世纪30年代，广东音乐、粤剧，都是我们广州的流行音乐，在当时的戏院、茶楼里经常上演，长寿里、太平沙、宝华坊这些地方，还有长堤的先施百货等都有戏院，像我们现在的剧院和音乐厅一样，也时时发布演出信息，那时候的潮人，都是这些地方的常客。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出现了四大天王，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称号一点都不新鲜，早在他们50年前，广州就有娱乐界“四大天王”——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程岳威（后为何浪萍）。只要我们用心做，这一切不是不可能重现的！
您在番禺开设了一个国乐传承基地，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契机？
方锦龙：我开设的“方锦龙艺术世界”工作室在番禺沙湾古镇。这里是广东音乐发源地，是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浓厚的文化根基，而深入研究广东音乐，正是我1988年南下广州的初衷。作为广东音乐典雅派代表人物，沙湾古镇的何博众与何氏三杰中的何少霞都是琵琶高手，广东音乐是沙湾乃至番禺、广州最闪亮的文化名片。琵琶作为广东音乐先驱最早使用的乐器，它的符号，值得写满整个沙湾。
另外，都说艺术源于生活，沙湾古镇有浓郁的生活文化气息，漫步在历史文化悠久的小巷间，品尝这里特色的小吃美食，体验古人怡情雅乐，在这里的所闻所见都会成为我创作的灵感来源。
让更多人喜欢广东音乐，让广东音乐也火起来，您有何建议？
方锦龙：广东音乐孕育生长于岭南，和岭南人民热爱生活的特质一脉相承，它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生活，创作目的也在于满足民众的生活情感需要。因此，广东音乐无论作品题材还是创作灵感大都来源于日常生活，比如著名的广东音乐曲子《雨打芭蕉》《赛龙夺锦》《步步高》等，光从名字，就不难看出它们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如此直接而具体。
我认为要让广东音乐也火起来，首先要让广东人自己先喜欢起来。沙湾古镇是广东音乐的发源地，但现在甚至还有很多广州人不知道。所以需要我们在宣传、演出、教学传承等方面都作出更多努力。再说了，广州本来就是一个开改革风气之先的城市，广东音乐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吸纳了不少西方音乐，把广东音乐这个海纳百川、无论西东的特点继续发扬光大，路子一定会越走越宽。
关于广州美食
生活除了音乐不能没有美食
最爱番禺美食“爬金山”
除了音乐之外，来到广州品尝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您最喜欢的广州美食是什么？
方锦龙：生活除了音乐，不能没有美食。
广州的生活从早餐开始就很丰富，早茶文化被全国人民津津乐道。我也很喜欢饮早茶，泡上一壶茶，再点些叉烧包、肠粉、干蒸、凤爪、粥粉……广府人用“一盅两件”开始一天的生活，让人觉得很有能量。
广州的汤我也非常喜欢，根据时令用材料，四时不同，特别养生。每次从外地回来广州，我都得赶紧喝上几碗老火汤，才觉得解乡愁——广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您最想介绍的一道广州美食是什么？
方锦龙：其实广东的美食我都喜欢，就像我喜欢广东音乐，也一样是首首经典。你看，《雨打芭蕉》，原生态的；《赛龙夺锦》，是热火朝天的民间运动；《鸟投林》，歌唱自然、赞美自由；《平湖秋月》，描绘自然风光；热烈的《步步高》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些作品每一首都有不同的情绪，就跟我们的粤菜一样，每一道都有自己的特色。
有一道叫“爬金山”的广州番禺传统特色美食，很能代表鱼米之乡的生活趣味，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它的吃法就是把鲮鱼肉去骨打成鱼胶，放一锅鱼汤在中间，人们转坐着一勺一勺挖着放入鱼汤中烫熟，蘸调味料吃，味道很鲜甜。锅中的鱼肉像一座山，一勺勺往上挖，因此而得名“爬金山”，用粤语说，意头很好。从这道菜就可以看出，粤菜相对来说，更注重细节和体验感。
您觉得美食和音乐有没有共通之处？
方锦龙：对于我来说，聆听音乐和品尝美食，都会让我身心愉悦。我认为这二者关联很紧密，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我们人首先要吃饱了，然后又吃好了、吃美了，那么就有了精力去玩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各种艺术行为，包括音乐。广州人最经常说的话就是“得闲喝茶”，最喜欢做的事是“喝早茶”，约三两好友，一起谈笑风生，一起品尝美食，观察美食中的创意，也会为创作带来灵感。
方锦龙在广州番禺沙湾古镇留耕堂内演奏。
关于美食节
让味觉和听觉跨界握手
广东音乐和广府美食将“琴瑟和鸣”
即将到来的广州国际美食节，您也会献上精彩的节目，能透露一下具体有什么内容吗？
方锦龙：我将会在现场演奏广东音乐名曲，至于具体怎么演，先卖个关子，我想应该会给到大家惊喜的！届时，粤菜大师、著名西厨、东南亚名厨分别对应10个我挑选的广东音乐曲目，现场发布同名全新菜式，美食名家进行精彩点评，讲述美食+广东音乐的文化内涵，全力打造“乐韵粤宴”这一爆点美食文化产品，让岭南文化的明珠广东音乐和广府美食合力奏响“琴瑟和鸣”的美妙之音。
这种美食与音乐的交融，您是如何找到切入点的？能否介绍一下这次创作和演绎的亮点或看点有哪些？
方锦龙：国乐的创作亮点不是说想有就能有的，首先还得要有传统的底蕴。我认为过去很多传统的东西今天看来其实也很时尚，就像我们看到很多露脐装，并不是我们现代人先穿起来的，敦煌壁画早都有了。越传统就越时尚这句话，有它的道理在。
这个道理，我用在了本次“乐韵粤宴”上，从挖掘传统，到创新表达，美食和音乐的融合，就顺理成章了。广东音乐、广州美食，二者的共同点很多：都来自传统、都属于岭南、都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很有名气、都是广东的标志性符号。民以食为天，说到好吃的没人不开心，那么，我们就把这么开心的事情，带到广东音乐中去，让味觉和听觉跨界握手吧！我相信二者的结合，一定能起到互相推动的良好效应。
相信本届美食节一定会为广州的饮食文化带来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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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日报、南方+
文字：刘怀宇
图片：吴伟洪
如今，作为国乐圈顶流的广州籍国乐大师方锦龙，即将在广州再次上演一场非同一般的国乐创新之作：在计划于12月9日启动的2021年广州国际美食节上，方锦龙独出心裁策划了一场岭南文化明珠广东音乐和广府美食的“约会”——十首广东音乐与十道粤菜的“乐韵粤宴”，并将现场演奏广东音乐名曲。
那么，在方锦龙看来，广东音乐是否具备“火出圈”的潜质呢？音乐加美食到底“有没有搞头”？趁着他紧张筹备“出征”美食节的间隙，记者对方锦龙进行了专访。
方锦龙在广州番禺沙湾古镇留耕堂内演奏。
关于广东音乐
50年前广州就有娱乐界“四大天王”
广东音乐具备“火出圈”的潜质
有人评价您是国乐圈中最引人注目的“流量”，很多人觉得您的国乐作品好玩又有趣，您是怎么做到的？
方锦龙：这一切来源于我的理念：“民乐，要与民同乐”。有了这个理念，就会经常琢磨观众喜欢什么，年轻人喜欢什么。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快，就喜欢一些趣味性强的娱乐给自己减压，那我想我就要找到音乐中的快乐，让人们在欣赏音乐中感受快乐，所以我创造了一些音乐会和音乐表演作品，在其中加上我的“方氏脱口秀”，让大家既能听到我的音乐，也听我对音乐新的诠释。
心中装着观众这个需求来策划国乐演出，自然能做到好玩有趣了。
广东音乐是否也有“火出圈”的潜质？
方锦龙：太有了！广东音乐其实早就出了圈啊，《步步高》《赛龙夺锦》……哪个中国人不是年年听、常听到？在我看来，它们就是最流行时尚的音乐！
往回说，近一百年前广东音乐就曾经“火出圈”。20世纪30年代，广东音乐、粤剧，都是我们广州的流行音乐，在当时的戏院、茶楼里经常上演，长寿里、太平沙、宝华坊这些地方，还有长堤的先施百货等都有戏院，像我们现在的剧院和音乐厅一样，也时时发布演出信息，那时候的潮人，都是这些地方的常客。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出现了四大天王，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称号一点都不新鲜，早在他们50年前，广州就有娱乐界“四大天王”——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程岳威（后为何浪萍）。只要我们用心做，这一切不是不可能重现的！
您在番禺开设了一个国乐传承基地，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契机？
方锦龙：我开设的“方锦龙艺术世界”工作室在番禺沙湾古镇。这里是广东音乐发源地，是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浓厚的文化根基，而深入研究广东音乐，正是我1988年南下广州的初衷。作为广东音乐典雅派代表人物，沙湾古镇的何博众与何氏三杰中的何少霞都是琵琶高手，广东音乐是沙湾乃至番禺、广州最闪亮的文化名片。琵琶作为广东音乐先驱最早使用的乐器，它的符号，值得写满整个沙湾。
另外，都说艺术源于生活，沙湾古镇有浓郁的生活文化气息，漫步在历史文化悠久的小巷间，品尝这里特色的小吃美食，体验古人怡情雅乐，在这里的所闻所见都会成为我创作的灵感来源。
让更多人喜欢广东音乐，让广东音乐也火起来，您有何建议？
方锦龙：广东音乐孕育生长于岭南，和岭南人民热爱生活的特质一脉相承，它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生活，创作目的也在于满足民众的生活情感需要。因此，广东音乐无论作品题材还是创作灵感大都来源于日常生活，比如著名的广东音乐曲子《雨打芭蕉》《赛龙夺锦》《步步高》等，光从名字，就不难看出它们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如此直接而具体。
我认为要让广东音乐也火起来，首先要让广东人自己先喜欢起来。沙湾古镇是广东音乐的发源地，但现在甚至还有很多广州人不知道。所以需要我们在宣传、演出、教学传承等方面都作出更多努力。再说了，广州本来就是一个开改革风气之先的城市，广东音乐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吸纳了不少西方音乐，把广东音乐这个海纳百川、无论西东的特点继续发扬光大，路子一定会越走越宽。
关于广州美食
生活除了音乐不能没有美食
最爱番禺美食“爬金山”
除了音乐之外，来到广州品尝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您最喜欢的广州美食是什么？
方锦龙：生活除了音乐，不能没有美食。
广州的生活从早餐开始就很丰富，早茶文化被全国人民津津乐道。我也很喜欢饮早茶，泡上一壶茶，再点些叉烧包、肠粉、干蒸、凤爪、粥粉……广府人用“一盅两件”开始一天的生活，让人觉得很有能量。
广州的汤我也非常喜欢，根据时令用材料，四时不同，特别养生。每次从外地回来广州，我都得赶紧喝上几碗老火汤，才觉得解乡愁——广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您最想介绍的一道广州美食是什么？
方锦龙：其实广东的美食我都喜欢，就像我喜欢广东音乐，也一样是首首经典。你看，《雨打芭蕉》，原生态的；《赛龙夺锦》，是热火朝天的民间运动；《鸟投林》，歌唱自然、赞美自由；《平湖秋月》，描绘自然风光；热烈的《步步高》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些作品每一首都有不同的情绪，就跟我们的粤菜一样，每一道都有自己的特色。
有一道叫“爬金山”的广州番禺传统特色美食，很能代表鱼米之乡的生活趣味，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它的吃法就是把鲮鱼肉去骨打成鱼胶，放一锅鱼汤在中间，人们转坐着一勺一勺挖着放入鱼汤中烫熟，蘸调味料吃，味道很鲜甜。锅中的鱼肉像一座山，一勺勺往上挖，因此而得名“爬金山”，用粤语说，意头很好。从这道菜就可以看出，粤菜相对来说，更注重细节和体验感。
您觉得美食和音乐有没有共通之处？
方锦龙：对于我来说，聆听音乐和品尝美食，都会让我身心愉悦。我认为这二者关联很紧密，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我们人首先要吃饱了，然后又吃好了、吃美了，那么就有了精力去玩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各种艺术行为，包括音乐。广州人最经常说的话就是“得闲喝茶”，最喜欢做的事是“喝早茶”，约三两好友，一起谈笑风生，一起品尝美食，观察美食中的创意，也会为创作带来灵感。
方锦龙在广州番禺沙湾古镇留耕堂内演奏。
关于美食节
让味觉和听觉跨界握手
广东音乐和广府美食将“琴瑟和鸣”
即将到来的广州国际美食节，您也会献上精彩的节目，能透露一下具体有什么内容吗？
方锦龙：我将会在现场演奏广东音乐名曲，至于具体怎么演，先卖个关子，我想应该会给到大家惊喜的！届时，粤菜大师、著名西厨、东南亚名厨分别对应10个我挑选的广东音乐曲目，现场发布同名全新菜式，美食名家进行精彩点评，讲述美食+广东音乐的文化内涵，全力打造“乐韵粤宴”这一爆点美食文化产品，让岭南文化的明珠广东音乐和广府美食合力奏响“琴瑟和鸣”的美妙之音。
这种美食与音乐的交融，您是如何找到切入点的？能否介绍一下这次创作和演绎的亮点或看点有哪些？
方锦龙：国乐的创作亮点不是说想有就能有的，首先还得要有传统的底蕴。我认为过去很多传统的东西今天看来其实也很时尚，就像我们看到很多露脐装，并不是我们现代人先穿起来的，敦煌壁画早都有了。越传统就越时尚这句话，有它的道理在。
这个道理，我用在了本次“乐韵粤宴”上，从挖掘传统，到创新表达，美食和音乐的融合，就顺理成章了。广东音乐、广州美食，二者的共同点很多：都来自传统、都属于岭南、都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很有名气、都是广东的标志性符号。民以食为天，说到好吃的没人不开心，那么，我们就把这么开心的事情，带到广东音乐中去，让味觉和听觉跨界握手吧！我相信二者的结合，一定能起到互相推动的良好效应。
相信本届美食节一定会为广州的饮食文化带来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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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日报、南方+
文字：刘怀宇
图片：吴伟洪
公开征意见！教师准入门槛将提高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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