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占有#
今天起晚，心懒意慵，便宅家看完了这本《曙光集》。隔行如隔山，一些专业性文章读起来简直就是天书；但自觉看懂了的部分也捡拾到了手里抓都抓不下的珠贝。记几点。
1.书中讲了费米发现慢中子作用的故事，还有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元素的故事，都有一个说不清的随便试了试的关键环节，人们通常喜欢把它们叫做灵感。杨振宁先生讲这两个故事的用意在于想要提醒我们，我们的教学似乎有个倾向，使人觉得物理就是逻辑。但他提醒说，逻辑是物理的一个部分没有问题，可是只有逻辑的物理是不会前进的。必须还要能够跳跃，而这跳跃的部分要依凭一些经验，一些自己不能用逻辑讲清楚的经验。他讲到“不是完全讲得清楚的东西，往往抓住了真正的精神”。
这段内容很有感触，颇可对应观照很多事情。即以我们所处学科的价值观念而言，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各自为阵与互相瞧不上，其实就是上面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然而，事实很可能是，彼此沟通的方式才对所有人都有益。不管在学科内还是在学科间，斯诺老早就提出的“两种文化”的隔绝，在今天大概率仍不是旧问题。如果可以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定是，这拨人不再嘲笑那拨人没有情趣，那拨人也不再鄙夷这拨人没有逻辑，大家偶尔串门，听别人讲讲于自己陌生的故事，听得饶有兴味。
很多时候是分工不同，大可不必非争出个优劣。比如，书中讲到丘成桐对微分几何的贡献时，有一幅“肥皂膜的形状”来展示什么叫局部几何性质，让我联想起了《三体》里与肥皂泡有关的一个关键情节，当然我是不可能搞清楚这里面的细节的，但至少知道，有物理学家扎实的研究工作，才有科幻作家的想象基石；就像那天听的中古史讲座，有一坊一坊严格考证长安城的历史学家，《长安十二时辰》才有诞生的可能。而诗歌、文学、艺术等一切美的事物与创造，又可能反哺科学工作者。至少，杨振宁先生一直在用美、妙、古今中外的诗歌来描述他在物理世界的感受——比如，他说面对一个浓缩的自然秩序时，他有诗人Blake描述的“自一粒沙看宇宙”的感觉；而爱因斯坦曾以这样的修辞描述他对一个方程的不满——“左边很美妙，右边不好。左边像是金子做的，右边像是泥巴做的。”
2.第二种感受是，被这个于我而言很陌生的世界彻底震撼迷住的感受。
“我们日常所见的力，包括男女之间的吸引力，原本是化学力，而化学力基本上是电力和磁力。上个世纪的Maxwell先生给我们写了一些方程式，只有四行，可是他们全面的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电磁力。所以这后来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些方程式准确度达到百亿分之一。”
古希腊人以为，一些基本的和谐是宇宙的基本结构，他们用“对称”一词来描述和谐，自欧几里得《几何原理》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们以几个方程式概括宇宙的基本结构，了解错综复杂现象背后自然的美妙秩序，关于“对称”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却还在关于“对称”理解的延长线上。惊叹！
杨振宁先生这么描述他的物理体验。“科学工作者发现自然界有美丽、高雅而庄严的结构。初次了解这种结构是产生敬畏感的经验。而今天在我年纪大的时候，我更加明白了，这种敬畏感，这种看到似乎不应被凡人看到的秘密时的畏惧，事实上是极深的宗教体验。”我读这段的感受是两个字：颤栗！
3.对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启发。
杨振宁先生谈到，他认为做科学研究要成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perception persistence power（眼光，坚持，动力）。 我感觉，后两者的重要性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大家都晓得没有它们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反而，尤其容易被忽略的是“眼光”。
这个眼光不仅包括进入研究后提出“真”问题的眼光，更包括判断自己适合去做哪个研究进入哪个赛道的眼光。比如，杨振宁先生提到常有年轻朋友问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数学，他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年轻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真的是太实在的话了。
至于进入研究后的“眼光”，或许通过“近观”和“远看”同一课题可以得到培养。再具体到顺序，或许可以借鉴杨从他老师费米那里学到的——“抽象化应在具体的基础工作之后，而绝非在它之前”。至于能培养到什么程度，那就听天由命了。毕竟没几个人能获得爱因斯坦那种自由到“胆敢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眼光。
具体到实操，他的两点建议也很重要——“多注意新发展的东西，多注意最初的现象”。我想，于我们而言同样切中肯綮：要注意最新的讨论，也得注意不断被对话被提及的经典。
最后，我的这趟收获满满的串门得感谢醉读小组，这是我们11月的阅读书目。
今天起晚，心懒意慵，便宅家看完了这本《曙光集》。隔行如隔山，一些专业性文章读起来简直就是天书；但自觉看懂了的部分也捡拾到了手里抓都抓不下的珠贝。记几点。
1.书中讲了费米发现慢中子作用的故事，还有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元素的故事，都有一个说不清的随便试了试的关键环节，人们通常喜欢把它们叫做灵感。杨振宁先生讲这两个故事的用意在于想要提醒我们，我们的教学似乎有个倾向，使人觉得物理就是逻辑。但他提醒说，逻辑是物理的一个部分没有问题，可是只有逻辑的物理是不会前进的。必须还要能够跳跃，而这跳跃的部分要依凭一些经验，一些自己不能用逻辑讲清楚的经验。他讲到“不是完全讲得清楚的东西，往往抓住了真正的精神”。
这段内容很有感触，颇可对应观照很多事情。即以我们所处学科的价值观念而言，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各自为阵与互相瞧不上，其实就是上面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然而，事实很可能是，彼此沟通的方式才对所有人都有益。不管在学科内还是在学科间，斯诺老早就提出的“两种文化”的隔绝，在今天大概率仍不是旧问题。如果可以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定是，这拨人不再嘲笑那拨人没有情趣，那拨人也不再鄙夷这拨人没有逻辑，大家偶尔串门，听别人讲讲于自己陌生的故事，听得饶有兴味。
很多时候是分工不同，大可不必非争出个优劣。比如，书中讲到丘成桐对微分几何的贡献时，有一幅“肥皂膜的形状”来展示什么叫局部几何性质，让我联想起了《三体》里与肥皂泡有关的一个关键情节，当然我是不可能搞清楚这里面的细节的，但至少知道，有物理学家扎实的研究工作，才有科幻作家的想象基石；就像那天听的中古史讲座，有一坊一坊严格考证长安城的历史学家，《长安十二时辰》才有诞生的可能。而诗歌、文学、艺术等一切美的事物与创造，又可能反哺科学工作者。至少，杨振宁先生一直在用美、妙、古今中外的诗歌来描述他在物理世界的感受——比如，他说面对一个浓缩的自然秩序时，他有诗人Blake描述的“自一粒沙看宇宙”的感觉；而爱因斯坦曾以这样的修辞描述他对一个方程的不满——“左边很美妙，右边不好。左边像是金子做的，右边像是泥巴做的。”
2.第二种感受是，被这个于我而言很陌生的世界彻底震撼迷住的感受。
“我们日常所见的力，包括男女之间的吸引力，原本是化学力，而化学力基本上是电力和磁力。上个世纪的Maxwell先生给我们写了一些方程式，只有四行，可是他们全面的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电磁力。所以这后来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些方程式准确度达到百亿分之一。”
古希腊人以为，一些基本的和谐是宇宙的基本结构，他们用“对称”一词来描述和谐，自欧几里得《几何原理》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们以几个方程式概括宇宙的基本结构，了解错综复杂现象背后自然的美妙秩序，关于“对称”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却还在关于“对称”理解的延长线上。惊叹！
杨振宁先生这么描述他的物理体验。“科学工作者发现自然界有美丽、高雅而庄严的结构。初次了解这种结构是产生敬畏感的经验。而今天在我年纪大的时候，我更加明白了，这种敬畏感，这种看到似乎不应被凡人看到的秘密时的畏惧，事实上是极深的宗教体验。”我读这段的感受是两个字：颤栗！
3.对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启发。
杨振宁先生谈到，他认为做科学研究要成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perception persistence power（眼光，坚持，动力）。 我感觉，后两者的重要性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大家都晓得没有它们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反而，尤其容易被忽略的是“眼光”。
这个眼光不仅包括进入研究后提出“真”问题的眼光，更包括判断自己适合去做哪个研究进入哪个赛道的眼光。比如，杨振宁先生提到常有年轻朋友问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数学，他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年轻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真的是太实在的话了。
至于进入研究后的“眼光”，或许通过“近观”和“远看”同一课题可以得到培养。再具体到顺序，或许可以借鉴杨从他老师费米那里学到的——“抽象化应在具体的基础工作之后，而绝非在它之前”。至于能培养到什么程度，那就听天由命了。毕竟没几个人能获得爱因斯坦那种自由到“胆敢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眼光。
具体到实操，他的两点建议也很重要——“多注意新发展的东西，多注意最初的现象”。我想，于我们而言同样切中肯綮：要注意最新的讨论，也得注意不断被对话被提及的经典。
最后，我的这趟收获满满的串门得感谢醉读小组，这是我们11月的阅读书目。
为什么王阳明被尊崇为“两个半圣人”中的一个？别人是文武双全，他却是文武双绝，他是怎么做到的？从叛逆少年，到龙场悟道，再到平定宁王之乱，从大明军神到一代圣人，他做对了什么？作为普通人，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如何减少对自己的精神内耗#
这一切或许可以在这本《此心光明，万事可成》中找到答案。
欲成大事者，需读王阳明。读《此心光明，万事可成》找到千古一圣王阳明的成事智慧。随手转发，随机抽取3位粉丝赠书[羞嗒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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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https://t.cn/A6xiwNSI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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