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樵问对（一）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边。有一樵者路过，放下柴担休息，坐在大石头上，问鱼者：“能钓到鱼吗？”
答：“能。”
问：“鱼钩上不放鱼饵能钓到吗？”
答：“不能。”
问：“钓到鱼不是鱼钩而是鱼饵，可见鱼因吃食而受害，人因吃鱼而受利，都是因吃其利一样，而结果不一样。请问这是为什么？”
渔者说：“你是打柴的，与我工作不一样，又怎么能知道我的事呢？然而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鱼的利和我的利是一样的，鱼的害和我的害也是一样的。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鱼受利于食，我也受利于食，鱼受害于食，我也受害于食。你只知鱼终日有食吃而为利，又怎知鱼若终日无食吃而为害呢？如此，食物的害处太重了，而钓鱼的害处却轻了。你只知我终日钓到鱼而为利，又怎知我若终日钓不到鱼而为害呢？如此，我受到害太重了，而鱼受到的害却轻了。若以鱼为本，人吃了鱼，则鱼受到了伤害；若以人为本，以鱼为食，人无食吃则人受到了伤害。更何况在大江大海里钓鱼，又是多么的危险？鱼生活在水里，人生活在陆地，水与陆地不同，其利益一样。鱼受害于饵，人受害于财，饵与财不同，其害处一样，又何必分彼此呢！你说的，只是事物的本质，而不知事物的变化。”
樵者又问：“鱼能生吃吗？”
答：“煮熟之后可以吃。”
问：“那必然用我的柴煮你的鱼了？”
答：“当然。”
问：“那我知道了，我的柴因你的鱼而发生了变化。”
答：“你知道你的柴能煮我的鱼，可你不知道你的柴为什么能煮我的鱼。用柴煮鱼的方法早就有了，在你之前人们就知道，可世人却不知道柴的作用是火。如果没有火，你的柴就是堆积如山又有何用呢。”
樵者：“愿意听你说其中的道理。”
渔者：“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相生，水火相息。水火为用，草木为体。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与害表现在感情上，体与用隐藏于性情中。一明一暗，只有圣人才懂柴与火的道理。就像我的鱼，没有火烧煮直到腐臭烂掉，也不能吃，又怎能养人身体呢？”
樵者问：“火的功能大于柴，我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易燃物还要柴引燃呢？”
答：“柴是火的本体，火是柴的作用。火本无体，通过柴燃烧后才有体。柴本无作用，待火烧起后才为有用。因此，凡是有体的物体，都可以燃烧。”
问：“水有体吗？”
答：“有。”
问：“水能燃烧?”
答：“火的性质，遇水后能与之对立而不能与之相随，所以灭了。水的性质，遇火后能与之相随而不能与之相对立，所以热了。因此有热水而无凉火，是因为水火相息的原因。”
问：“火的功能来于用，它有体吗？
答：“火以用为始，以体为终，所以火是动的。水以体为始，以用为终，所以水是静的。因此，火有体，水有用，二者既相济又相息。不止水火，天下的事物都如此，就在于你如何应用。”
问：“如何应用呢？”
答：“通过意识得到的，是事物的本性；通过语言传授的，是事物的外在表现；通过眼睛观察的，是事物的形状；通过数量计算的，是事物的多少。如何应用，阐述万物的奥妙，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
问：“不可以言传，你又如何知道的？”
答：“我之所以知道，我就不是言传得到的，并非我一人不能言传，圣人也不能用语言来传授。”
问：“圣人都不能用语言来传授，那六经不是语言传授的？”
答：“那是后人编的，圣人又说了什么？”
樵者闻听，赞叹说：“天地的道理具备于人，万物的道理具备于身，变化的道理具备于神，天下的各种道理都具备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我从今天开始，才知道事物的变化如此之大，还没有入门，真是白活了。”
于是，樵者解开柴生火煮鱼。二人吃饱了后而论《易》。
评：《渔樵问对》是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所作。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
《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通过樵夫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记于2021.12.02.
【原文】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上。樵者过之，弛担息肩，坐于磐石之上，百问于渔者。曰：“鱼可钩取乎?”曰：“然。”曰：“钩非饵可乎?”曰：“否。”
曰：“非钩也，饵也。鱼利食而见害，人利鱼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异也。敢问何故?”
渔者曰：“子樵者也，与吾异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为子试言之。彼之利，犹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犹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鱼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鱼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鱼终日得食为利，又安知鱼终日不得食为害？如是，则食之害也重，而钩之害也轻。子知吾终日得鱼为利，又安知吾终日不得鱼不为害也？如是，则吾之害也重，鱼之害也轻。以鱼之一身，当人之食，是鱼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当鱼之一食，则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钓乎大江大海，则无易地之患焉？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体也，独不知用尔。樵者又问曰：“鱼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济子之鱼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则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薪之能济鱼久矣，不待子而后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则子之薪虽积丘山，独且奈何哉？”樵者曰：“愿闻其方。”曰：“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体也。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害见乎情，体用隐乎性。一性一情，圣人能成子之薪。犹吾之鱼,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而无所用矣，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
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问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后传？”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无体，待薪然后为体；薪无用，待火然后为用。是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体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随，故灭。水之体，能随而不能迎，故热，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谓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体乎？”曰：“火以用为本，以体为末，故动。水以体为本，以用为末，故静。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济又能相息，非独水火则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尔。”樵者曰：“用可得闻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传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数取者，物之体也。用也者，妙万物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曰：“不可以言传，则子恶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传,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曰：“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则六经非言也耶?”曰：“时然后言，何言之有？”
樵者赞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何思何虑！吾而今而后，知事心践形之为大。不及子之门，则几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鱼而食之饫，而论《易》。
（出处：北宋·邵雍《渔樵问对》） https://t.cn/RI7nYAL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边。有一樵者路过，放下柴担休息，坐在大石头上，问鱼者：“能钓到鱼吗？”
答：“能。”
问：“鱼钩上不放鱼饵能钓到吗？”
答：“不能。”
问：“钓到鱼不是鱼钩而是鱼饵，可见鱼因吃食而受害，人因吃鱼而受利，都是因吃其利一样，而结果不一样。请问这是为什么？”
渔者说：“你是打柴的，与我工作不一样，又怎么能知道我的事呢？然而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鱼的利和我的利是一样的，鱼的害和我的害也是一样的。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鱼受利于食，我也受利于食，鱼受害于食，我也受害于食。你只知鱼终日有食吃而为利，又怎知鱼若终日无食吃而为害呢？如此，食物的害处太重了，而钓鱼的害处却轻了。你只知我终日钓到鱼而为利，又怎知我若终日钓不到鱼而为害呢？如此，我受到害太重了，而鱼受到的害却轻了。若以鱼为本，人吃了鱼，则鱼受到了伤害；若以人为本，以鱼为食，人无食吃则人受到了伤害。更何况在大江大海里钓鱼，又是多么的危险？鱼生活在水里，人生活在陆地，水与陆地不同，其利益一样。鱼受害于饵，人受害于财，饵与财不同，其害处一样，又何必分彼此呢！你说的，只是事物的本质，而不知事物的变化。”
樵者又问：“鱼能生吃吗？”
答：“煮熟之后可以吃。”
问：“那必然用我的柴煮你的鱼了？”
答：“当然。”
问：“那我知道了，我的柴因你的鱼而发生了变化。”
答：“你知道你的柴能煮我的鱼，可你不知道你的柴为什么能煮我的鱼。用柴煮鱼的方法早就有了，在你之前人们就知道，可世人却不知道柴的作用是火。如果没有火，你的柴就是堆积如山又有何用呢。”
樵者：“愿意听你说其中的道理。”
渔者：“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相生，水火相息。水火为用，草木为体。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与害表现在感情上，体与用隐藏于性情中。一明一暗，只有圣人才懂柴与火的道理。就像我的鱼，没有火烧煮直到腐臭烂掉，也不能吃，又怎能养人身体呢？”
樵者问：“火的功能大于柴，我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易燃物还要柴引燃呢？”
答：“柴是火的本体，火是柴的作用。火本无体，通过柴燃烧后才有体。柴本无作用，待火烧起后才为有用。因此，凡是有体的物体，都可以燃烧。”
问：“水有体吗？”
答：“有。”
问：“水能燃烧?”
答：“火的性质，遇水后能与之对立而不能与之相随，所以灭了。水的性质，遇火后能与之相随而不能与之相对立，所以热了。因此有热水而无凉火，是因为水火相息的原因。”
问：“火的功能来于用，它有体吗？
答：“火以用为始，以体为终，所以火是动的。水以体为始，以用为终，所以水是静的。因此，火有体，水有用，二者既相济又相息。不止水火，天下的事物都如此，就在于你如何应用。”
问：“如何应用呢？”
答：“通过意识得到的，是事物的本性；通过语言传授的，是事物的外在表现；通过眼睛观察的，是事物的形状；通过数量计算的，是事物的多少。如何应用，阐述万物的奥妙，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
问：“不可以言传，你又如何知道的？”
答：“我之所以知道，我就不是言传得到的，并非我一人不能言传，圣人也不能用语言来传授。”
问：“圣人都不能用语言来传授，那六经不是语言传授的？”
答：“那是后人编的，圣人又说了什么？”
樵者闻听，赞叹说：“天地的道理具备于人，万物的道理具备于身，变化的道理具备于神，天下的各种道理都具备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我从今天开始，才知道事物的变化如此之大，还没有入门，真是白活了。”
于是，樵者解开柴生火煮鱼。二人吃饱了后而论《易》。
评：《渔樵问对》是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所作。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
《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通过樵夫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记于2021.12.02.
【原文】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上。樵者过之，弛担息肩，坐于磐石之上，百问于渔者。曰：“鱼可钩取乎?”曰：“然。”曰：“钩非饵可乎?”曰：“否。”
曰：“非钩也，饵也。鱼利食而见害，人利鱼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异也。敢问何故?”
渔者曰：“子樵者也，与吾异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为子试言之。彼之利，犹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犹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鱼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鱼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鱼终日得食为利，又安知鱼终日不得食为害？如是，则食之害也重，而钩之害也轻。子知吾终日得鱼为利，又安知吾终日不得鱼不为害也？如是，则吾之害也重，鱼之害也轻。以鱼之一身，当人之食，是鱼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当鱼之一食，则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钓乎大江大海，则无易地之患焉？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体也，独不知用尔。樵者又问曰：“鱼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济子之鱼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则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薪之能济鱼久矣，不待子而后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则子之薪虽积丘山，独且奈何哉？”樵者曰：“愿闻其方。”曰：“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体也。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害见乎情，体用隐乎性。一性一情，圣人能成子之薪。犹吾之鱼,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而无所用矣，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
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问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后传？”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无体，待薪然后为体；薪无用，待火然后为用。是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体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随，故灭。水之体，能随而不能迎，故热，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谓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体乎？”曰：“火以用为本，以体为末，故动。水以体为本，以用为末，故静。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济又能相息，非独水火则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尔。”樵者曰：“用可得闻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传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数取者，物之体也。用也者，妙万物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曰：“不可以言传，则子恶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传,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曰：“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则六经非言也耶?”曰：“时然后言，何言之有？”
樵者赞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何思何虑！吾而今而后，知事心践形之为大。不及子之门，则几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鱼而食之饫，而论《易》。
（出处：北宋·邵雍《渔樵问对》） https://t.cn/RI7nYAL
人有四种福相，你一定要修！#道学百科#
从做人、做事的角度，人有两大贵相和两大富相，这道出了人生的四大福相。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第一福相：端庄厚重
端庄厚重，端庄和重，都是厚的效果。可以说，这四个字的核心就是厚。只有做到了“厚”，才能真正端庄、重。
《易经》曰：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经》上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
《论语》中同样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一个人不庄重，就会轻佻，没有威严，流于散漫，心不能自守，所学的东西也不会牢固。
曾国藩统军十数年，与当时的皇亲、摄政王奕訢却无一私下联系。据说就缘于他曾见过这位亲王的一张相片。看了他的相片，曾国藩徐徐地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举目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又说，“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
一张相片竟能看出国家的不幸，曾国藩别无神仙术，他只是觉得奕亲王“轻佻”，不厚重。
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其实是有因缘的。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
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工夫。因此，曾国藩多次申斥儿子力戒轻佻，多多修炼些举止。
据后人记载，曾国藩“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他走起路来脚步很沉稳，说话很慢，但一句是一句，每一字都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吕坤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头脑聪明、能言善辩不过是三等资质，英雄豪杰气象不过是二等资质，具有厚重品格的人才是真正一流的人物。
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从独孤求败众多的宝剑中选择了重八十一斤的玄铁剑，他手握玄铁剑，喃喃念着“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八字，心中似有所悟。可以说，金庸借杨过向世人昭示了这一深邃的道理。
第二福相：谦卑含容
为人谦卑，待人宽容，从做事的角度讲，这样的人必然更容易成功。
谦，在《易经》是一个卦名，叫做“地山谦”。它的卦像，是高山峻岭，伏藏在地的下面，也可以说，在万仞高山的绝顶之处，呈现一片平原，满目晴空，白云万里，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毫无险峻的感觉。
万事退一步就叫谦，不傲慢就叫谦，让一步就叫谦，多说一声谢谢、对不起，就叫谦，谦卦六爻皆吉。除了谦卦，其余的卦，有好就有坏，有吉就有凶。谦卦的道理就是这样。你到了最高处，就要平实，不要认为自己高，这就是谦的道理。
所以地山谦，山最高，像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顶，那多高呀！但是高有什么用呢？高要能下才好。山顶上面是平地，意思就是：最高处要是最平凡的，最平凡最恭下的就是谦卦。
含容就是包涵宽容、宽宏大度，能容人、容事、容言。在人际交往中，宽容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曾国藩这样教导我们：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平日里做任何事都应该低调，因为历代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大众主体总是相对弱势的，可以用贫富来解释这一现象，穷人多少有些仇富心理，这时候富家子弟的一点小不对，会被放大无数倍，导致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最能表现曾国藩宽容的，就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事实上，左宗棠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但左宗棠有一个坏脾气，就是喜欢骂人，当年骂总兵叫樊燮“王八蛋”，事情闹到京城，皇帝下令要杀左宗棠，幸好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左宗棠才死里逃生。
左宗棠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步步高升。左宗棠谩骂曾国藩，可以说到了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的地步。左宗棠有时在家里骂曾国藩“挟私”，结果家庭教师范赓听得都不耐烦了。
左宗棠还多次鼓动大臣弹劾曾国藩。1864年，曾国荃率领湘军攻下江宁，由于疏忽，让幼天王以及洪仁玕等人逃了。左宗棠抓住这一点，极力攻击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此后两人断交，但左宗棠征战东南、西北需要粮饷、军械，作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曾国藩都是倾力支持。
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名气都很大，朝廷一般多以“曾左”并称。曾国藩要比左宗棠大，并且曾经对左宗棠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非常自负，从没有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有一次，左宗棠很不满地问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大胆直言：“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里则无曾公。”
侍从的话让左宗棠深思良久。
无论左宗棠如何骂，曾国藩都是相逢一笑，他曾经这样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争光，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曾国藩的大度，也让左宗棠放下了心中的隔阂，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国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三福相：事有归着
所谓事有归着，就是办事沉稳有着落。言下之意也是脚踏实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抓落实。件件事都做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既是克勤小物，又是持之以恒。
经商做生意，很多人都希望一夜间暴富，不懂得薄利多销，日积月累；居家过日子，很多人都不懂得节约，喜欢大手大脚，最后导致生活没有着落；谋身干事业，很多人一鸣惊人，一件事没做完，就放下去干别的事，却不懂得事业起于积微，功名需要寸累。
曾国藩在家书中，有这样一句：男虽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不苟不懈，尽就条理，就是这里的事有归着。
第四福相：心存济物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是道教修炼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齐同即万物同一，慈爱即悲悯兼爱；济世即普济世间，利物即利益万物。物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广而言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等等，都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包容和宽容，从我们都从属于同一个整体的事实及本源上认识到彼此之间的“齐同”。能与“齐同”精神相一致的，就是“慈爱”，即慈爱一切。
认识到齐同慈爱也就要济世利物，这些不仅帮助了他人，而且有利于自己仙道的修成。太上曰：“赈穷补急则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葛仙翁曾对弟子解释说：你们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天仙，而做了个地仙，是因为“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他人得道”。故我们修道必须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
心存济物就是要懂得关心“外物”，包括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天下。有一颗慈善之心，懂得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这样的人即便物质上不富有，精神上也是大富大贵者。有施有舍，不表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富矿吗？
心存济物，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个人心存济物，格局就大了。格局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有多敬业，就有多专业；能够帮助别人多少，获得的回报就有多少。这就是心存济物的真谛，富相的内涵。 https://t.cn/Evk4evd
从做人、做事的角度，人有两大贵相和两大富相，这道出了人生的四大福相。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第一福相：端庄厚重
端庄厚重，端庄和重，都是厚的效果。可以说，这四个字的核心就是厚。只有做到了“厚”，才能真正端庄、重。
《易经》曰：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经》上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
《论语》中同样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一个人不庄重，就会轻佻，没有威严，流于散漫，心不能自守，所学的东西也不会牢固。
曾国藩统军十数年，与当时的皇亲、摄政王奕訢却无一私下联系。据说就缘于他曾见过这位亲王的一张相片。看了他的相片，曾国藩徐徐地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举目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又说，“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
一张相片竟能看出国家的不幸，曾国藩别无神仙术，他只是觉得奕亲王“轻佻”，不厚重。
为什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其实是有因缘的。端庄厚重的人，表明他懂得敬畏，一个有敬畏感的人就不至于放肆无忌，思虑就会深远，处事不至于鲁莽，说话就会谨慎，交际不至于随便。
自己有敬畏感的人，往往别人也会敬畏他。得罪的人越少，自然也就远离祸端。端庄厚重不是装出来的，是修身修炼出来的工夫。因此，曾国藩多次申斥儿子力戒轻佻，多多修炼些举止。
据后人记载，曾国藩“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他走起路来脚步很沉稳，说话很慢，但一句是一句，每一字都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吕坤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头脑聪明、能言善辩不过是三等资质，英雄豪杰气象不过是二等资质，具有厚重品格的人才是真正一流的人物。
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从独孤求败众多的宝剑中选择了重八十一斤的玄铁剑，他手握玄铁剑，喃喃念着“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八字，心中似有所悟。可以说，金庸借杨过向世人昭示了这一深邃的道理。
第二福相：谦卑含容
为人谦卑，待人宽容，从做事的角度讲，这样的人必然更容易成功。
谦，在《易经》是一个卦名，叫做“地山谦”。它的卦像，是高山峻岭，伏藏在地的下面，也可以说，在万仞高山的绝顶之处，呈现一片平原，满目晴空，白云万里，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毫无险峻的感觉。
万事退一步就叫谦，不傲慢就叫谦，让一步就叫谦，多说一声谢谢、对不起，就叫谦，谦卦六爻皆吉。除了谦卦，其余的卦，有好就有坏，有吉就有凶。谦卦的道理就是这样。你到了最高处，就要平实，不要认为自己高，这就是谦的道理。
所以地山谦，山最高，像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顶，那多高呀！但是高有什么用呢？高要能下才好。山顶上面是平地，意思就是：最高处要是最平凡的，最平凡最恭下的就是谦卦。
含容就是包涵宽容、宽宏大度，能容人、容事、容言。在人际交往中，宽容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曾国藩这样教导我们：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平日里做任何事都应该低调，因为历代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大众主体总是相对弱势的，可以用贫富来解释这一现象，穷人多少有些仇富心理，这时候富家子弟的一点小不对，会被放大无数倍，导致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最能表现曾国藩宽容的，就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事实上，左宗棠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但左宗棠有一个坏脾气，就是喜欢骂人，当年骂总兵叫樊燮“王八蛋”，事情闹到京城，皇帝下令要杀左宗棠，幸好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左宗棠才死里逃生。
左宗棠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步步高升。左宗棠谩骂曾国藩，可以说到了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的地步。左宗棠有时在家里骂曾国藩“挟私”，结果家庭教师范赓听得都不耐烦了。
左宗棠还多次鼓动大臣弹劾曾国藩。1864年，曾国荃率领湘军攻下江宁，由于疏忽，让幼天王以及洪仁玕等人逃了。左宗棠抓住这一点，极力攻击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此后两人断交，但左宗棠征战东南、西北需要粮饷、军械，作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曾国藩都是倾力支持。
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名气都很大，朝廷一般多以“曾左”并称。曾国藩要比左宗棠大，并且曾经对左宗棠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非常自负，从没有把曾国藩放在眼里。
有一次，左宗棠很不满地问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大胆直言：“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里则无曾公。”
侍从的话让左宗棠深思良久。
无论左宗棠如何骂，曾国藩都是相逢一笑，他曾经这样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争光，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曾国藩的大度，也让左宗棠放下了心中的隔阂，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国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三福相：事有归着
所谓事有归着，就是办事沉稳有着落。言下之意也是脚踏实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抓落实。件件事都做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既是克勤小物，又是持之以恒。
经商做生意，很多人都希望一夜间暴富，不懂得薄利多销，日积月累；居家过日子，很多人都不懂得节约，喜欢大手大脚，最后导致生活没有着落；谋身干事业，很多人一鸣惊人，一件事没做完，就放下去干别的事，却不懂得事业起于积微，功名需要寸累。
曾国藩在家书中，有这样一句：男虽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不苟不懈，尽就条理，就是这里的事有归着。
第四福相：心存济物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是道教修炼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齐同即万物同一，慈爱即悲悯兼爱；济世即普济世间，利物即利益万物。物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广而言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等等，都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包容和宽容，从我们都从属于同一个整体的事实及本源上认识到彼此之间的“齐同”。能与“齐同”精神相一致的，就是“慈爱”，即慈爱一切。
认识到齐同慈爱也就要济世利物，这些不仅帮助了他人，而且有利于自己仙道的修成。太上曰：“赈穷补急则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葛仙翁曾对弟子解释说：你们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天仙，而做了个地仙，是因为“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他人得道”。故我们修道必须 “济世利物，齐同慈爱”。
心存济物就是要懂得关心“外物”，包括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天下。有一颗慈善之心，懂得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这样的人即便物质上不富有，精神上也是大富大贵者。有施有舍，不表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富矿吗？
心存济物，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个人心存济物，格局就大了。格局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有多敬业，就有多专业；能够帮助别人多少，获得的回报就有多少。这就是心存济物的真谛，富相的内涵。 https://t.cn/Evk4e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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