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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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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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疫情下的日本劳动力市场】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失业率仅小幅上扬，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东京大学教授玄田有史为大家解读，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失业人数仅略微增加——
2020年4月，日本政府以7个都府县为对象首次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很多公司暂停了日常业务，职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从3月至4月这一个月里，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了107万人。单月就业人数减少幅度仅次于1963年1月大雪灾减少的113万人，是2009年2月至3月因世界金融危机减少52万人的约两倍。
而2020年4月的完全失业者人数（指适龄劳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正在求职过程中但目前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的人，不包括没有劳动意愿的人），比上一个月增加了6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上升0.1个百分点，达到2.6%。因解雇或终止合同等非自主原因离职的完全失业者人数，也与3月份持平。尽管就业人数剧减，但却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此后，失业率虽然一度超过了3%，但2020年全年的平均失业率保持在了2.8%。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疫情中日本的失业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放弃就业的人员剧增——
之所以就业人数剧减和完全失业者渐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同时出现，首要原因是“非劳动力人口”激增。“非劳动力人口”是统计学术语，指15岁以上未就业的人群中，那些不找工作或找到了工作也不马上就业的人。而“完全失业者”则是指当前没有工作、但正在找工作，并随时准备上岗的人。
非劳动力人口从2020年3月至4月激增了94万人，是1963年1月以来的历史最高值。57年前，人们因大雪灾无法外出，导致非劳动力人口一下子猛增。而这次，很多人因为害怕被传染或是响应政府控制外出的要求，即使丢了工作也没再去求职，而是直接放弃出去工作，成了非劳动力人口，并没计算在失业人口之内。
2020年4月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主要是重症风险较高的老年人和担心家人染病的女性。21世纪1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全面减少，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增加，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一趋势现已停止了。在日本，照顾孩子和年迈父母等全部家务的重担，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是完全由女性来承担的。这导致女性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她们不仅要担心本人感染，还要预防家人被感染。
2020年5月之后，为了生活希望增加收入的需求凸显出来，而实践也显示严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措施就能预防感染，由此老年人和女性开始重返就业市场。但是，2021年疫情急剧扩散，非劳动力人口再次转向增加，人们担心感染而放弃就业的情况仍在持续。
根据笔者测算，与疫情前持续减少的趋势相比，非劳动力人口增加多达100万人以上规模。假设这些人不放弃就业而继续找工作，那么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将从现有的200万人增至300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将上升到4.5%左右。如果感染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很多人一旦同时开始找工作，失业率今后很可能会上升。
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制度方面的逐渐完善促进了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尽管日本人口在减少，但就业人数却在增加。由于日本经济存在人口减少这一结构性问题，因疫情扩散而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何时能恢复到原先减少趋势，将成为左右日本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
——出现大量人员歇业——
疫情扩散后日本之所以未出现大量失业，“歇业”人员剧增也是原因之一。2020年4月，日本的歇业人员人数大概处于战后最多的状态。
所谓“歇业人员”，是指有工作却完全没在干工作的人。2020年4月歇业人员创下历史新高，达到597万人，占全体就业人口的9.0%。与上年同期相比猛增了420万人，也成为一个新记录。假设400万左右的歇业人员丢了工作重新去找工作，再加上之前提过的100万非劳动力人口也找工作的话，那么日本失业率将超过10%。
2020年4月的时候，歇业人员以从事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居多，相比上年同期的10万人，猛增至105万人。疫情在医疗机构也有所蔓延，因此在医疗和福利机构工作的歇业人员，去年4月也从上年同期的25万人倍增至50万人，局面十分严峻。
有的歇业情况是因为休假、产假、看护等劳动者个人原因造成的。而2020年春，因公司方面原因导致的歇业大幅增加，其比率在2020年第一季度仅为13.5%，但到了第二季度则高达38.7%。
因公司方面因素导致歇业增加的背景在于，2020年4月的时候，很多企业经营者都预计业务萎缩和业绩恶化只是暂时现象，一旦紧急事态宣言解除，业绩迟早会恢复，马上又需要人手干活，所以只能先忍着让员工临时歇业。企业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还会持续，招人太难，就不想放弃现有员工。企业的此种想法导致了歇业人员大量出现。
此外，政府的就业政策也助推了这种现象。在疫情早期，政府运用充足的就业保险等资金来源，接连不断地推出紧急措施，扩充维持雇佣的补助金，放宽补助金发放条件等。这些临时政策使企业得以减轻人员费用负担，支持企业可以选择让员工歇业。
2020年4月猛增的歇业人员，到了第二个月便减少了一半，因为很多人都重返了职场。到了2020年秋，歇业人数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2021年2月，疫情再次扩散导致歇业人数略有增加，但没像去年那样大规模涌现。维持雇佣补助金政策实施一年半多，资金来源也逐渐枯竭。临时歇业虽然暂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但维持雇佣终究是有限度的，失业增加的危险在逐渐升高。
——非正式员工与远程办公——
疫情发生后，日本虽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但2000年以来持续扩大的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了。
图1是非正式员工人数的变化。在疫情扩散的2020年4月，非正式员工比上一个月骤减了100多万人。虽然也存在餐饮和制造业企业直接解雇的情况，但如前所述，更多是由于很多在非正式员工岗位工作的老年人和女性主动放弃了工作。比如，中小学全面停课，有些母亲不放心让孩子一人待在家里，因而辞去了兼职工作。
疫情前的2018年春至2019年夏，日本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空前严重，随着用人需求大增，非正式员工人数也在增多。2019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消费税增税。为了应对增税前的报复性消费需求，2019年9月非正式员工人数达到2200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一直持续增长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在2019年10月之后出现了减少倾向。疫情前的2020年1月，非正式员工人数比3个月前的峰值减少了大约50万人。即使没有爆发疫情，非正式员工从2019年底也已进入调整进程。2020年7月以后，非正式员工人数有所恢复，但11月疫情又一次恶化之后再次转为减少，非正式员工人数与2019年9月的峰值相比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令人意外的是，正式员工人数则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2020年4月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图2）。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后的2020年7月，正式员工人数仍进一步增长。8月以后，正式员工人数的增长虽然暂时停滞，但从疫情前就显露出来的增长趋势仍在持续。最终，日本的正式员工人数，自2002年经济严重不景气以来首次重返3500万人大关。
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日本的正式员工通常也容易受到优待保护，在疫情中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0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正式员工被大量调整的例外情况。但这次并未发生，这也是失业人数没有猛增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使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严重。
从放弃就业人员增加和非正式员工减少的情况来看，如果远程办公进一步普及，或许他们就能继续工作下去了。政府和民间公司所开展的多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远程办公普及率最顶峰时也止步于30%左右。2020年春，居家办公一度流行，但后来很多人又恢复了通勤到公司上班。
在大企业和专业岗位工作的正式员工中，远程办公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小企业以及从事一般性工作的女性与老年非正式员工中，却迟迟难以推广。以疫情为契机创造更多居家办公的机会，对于劳动方式向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向转变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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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超话]# #日本疫情# #远程办公# #劳动力市场# #日本贫富差距#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失业率仅小幅上扬，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东京大学教授玄田有史为大家解读，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失业人数仅略微增加——
2020年4月，日本政府以7个都府县为对象首次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很多公司暂停了日常业务，职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从3月至4月这一个月里，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了107万人。单月就业人数减少幅度仅次于1963年1月大雪灾减少的113万人，是2009年2月至3月因世界金融危机减少52万人的约两倍。
而2020年4月的完全失业者人数（指适龄劳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正在求职过程中但目前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的人，不包括没有劳动意愿的人），比上一个月增加了6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上升0.1个百分点，达到2.6%。因解雇或终止合同等非自主原因离职的完全失业者人数，也与3月份持平。尽管就业人数剧减，但却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此后，失业率虽然一度超过了3%，但2020年全年的平均失业率保持在了2.8%。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疫情中日本的失业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放弃就业的人员剧增——
之所以就业人数剧减和完全失业者渐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同时出现，首要原因是“非劳动力人口”激增。“非劳动力人口”是统计学术语，指15岁以上未就业的人群中，那些不找工作或找到了工作也不马上就业的人。而“完全失业者”则是指当前没有工作、但正在找工作，并随时准备上岗的人。
非劳动力人口从2020年3月至4月激增了94万人，是1963年1月以来的历史最高值。57年前，人们因大雪灾无法外出，导致非劳动力人口一下子猛增。而这次，很多人因为害怕被传染或是响应政府控制外出的要求，即使丢了工作也没再去求职，而是直接放弃出去工作，成了非劳动力人口，并没计算在失业人口之内。
2020年4月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主要是重症风险较高的老年人和担心家人染病的女性。21世纪1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全面减少，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增加，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一趋势现已停止了。在日本，照顾孩子和年迈父母等全部家务的重担，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是完全由女性来承担的。这导致女性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她们不仅要担心本人感染，还要预防家人被感染。
2020年5月之后，为了生活希望增加收入的需求凸显出来，而实践也显示严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措施就能预防感染，由此老年人和女性开始重返就业市场。但是，2021年疫情急剧扩散，非劳动力人口再次转向增加，人们担心感染而放弃就业的情况仍在持续。
根据笔者测算，与疫情前持续减少的趋势相比，非劳动力人口增加多达100万人以上规模。假设这些人不放弃就业而继续找工作，那么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将从现有的200万人增至300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将上升到4.5%左右。如果感染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很多人一旦同时开始找工作，失业率今后很可能会上升。
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制度方面的逐渐完善促进了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尽管日本人口在减少，但就业人数却在增加。由于日本经济存在人口减少这一结构性问题，因疫情扩散而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何时能恢复到原先减少趋势，将成为左右日本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
——出现大量人员歇业——
疫情扩散后日本之所以未出现大量失业，“歇业”人员剧增也是原因之一。2020年4月，日本的歇业人员人数大概处于战后最多的状态。
所谓“歇业人员”，是指有工作却完全没在干工作的人。2020年4月歇业人员创下历史新高，达到597万人，占全体就业人口的9.0%。与上年同期相比猛增了420万人，也成为一个新记录。假设400万左右的歇业人员丢了工作重新去找工作，再加上之前提过的100万非劳动力人口也找工作的话，那么日本失业率将超过10%。
2020年4月的时候，歇业人员以从事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居多，相比上年同期的10万人，猛增至105万人。疫情在医疗机构也有所蔓延，因此在医疗和福利机构工作的歇业人员，去年4月也从上年同期的25万人倍增至50万人，局面十分严峻。
有的歇业情况是因为休假、产假、看护等劳动者个人原因造成的。而2020年春，因公司方面原因导致的歇业大幅增加，其比率在2020年第一季度仅为13.5%，但到了第二季度则高达38.7%。
因公司方面因素导致歇业增加的背景在于，2020年4月的时候，很多企业经营者都预计业务萎缩和业绩恶化只是暂时现象，一旦紧急事态宣言解除，业绩迟早会恢复，马上又需要人手干活，所以只能先忍着让员工临时歇业。企业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还会持续，招人太难，就不想放弃现有员工。企业的此种想法导致了歇业人员大量出现。
此外，政府的就业政策也助推了这种现象。在疫情早期，政府运用充足的就业保险等资金来源，接连不断地推出紧急措施，扩充维持雇佣的补助金，放宽补助金发放条件等。这些临时政策使企业得以减轻人员费用负担，支持企业可以选择让员工歇业。
2020年4月猛增的歇业人员，到了第二个月便减少了一半，因为很多人都重返了职场。到了2020年秋，歇业人数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2021年2月，疫情再次扩散导致歇业人数略有增加，但没像去年那样大规模涌现。维持雇佣补助金政策实施一年半多，资金来源也逐渐枯竭。临时歇业虽然暂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但维持雇佣终究是有限度的，失业增加的危险在逐渐升高。
——非正式员工与远程办公——
疫情发生后，日本虽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但2000年以来持续扩大的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了。
图1是非正式员工人数的变化。在疫情扩散的2020年4月，非正式员工比上一个月骤减了100多万人。虽然也存在餐饮和制造业企业直接解雇的情况，但如前所述，更多是由于很多在非正式员工岗位工作的老年人和女性主动放弃了工作。比如，中小学全面停课，有些母亲不放心让孩子一人待在家里，因而辞去了兼职工作。
疫情前的2018年春至2019年夏，日本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空前严重，随着用人需求大增，非正式员工人数也在增多。2019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消费税增税。为了应对增税前的报复性消费需求，2019年9月非正式员工人数达到2200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一直持续增长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在2019年10月之后出现了减少倾向。疫情前的2020年1月，非正式员工人数比3个月前的峰值减少了大约50万人。即使没有爆发疫情，非正式员工从2019年底也已进入调整进程。2020年7月以后，非正式员工人数有所恢复，但11月疫情又一次恶化之后再次转为减少，非正式员工人数与2019年9月的峰值相比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令人意外的是，正式员工人数则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2020年4月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图2）。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后的2020年7月，正式员工人数仍进一步增长。8月以后，正式员工人数的增长虽然暂时停滞，但从疫情前就显露出来的增长趋势仍在持续。最终，日本的正式员工人数，自2002年经济严重不景气以来首次重返3500万人大关。
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日本的正式员工通常也容易受到优待保护，在疫情中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0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正式员工被大量调整的例外情况。但这次并未发生，这也是失业人数没有猛增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使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严重。
从放弃就业人员增加和非正式员工减少的情况来看，如果远程办公进一步普及，或许他们就能继续工作下去了。政府和民间公司所开展的多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远程办公普及率最顶峰时也止步于30%左右。2020年春，居家办公一度流行，但后来很多人又恢复了通勤到公司上班。
在大企业和专业岗位工作的正式员工中，远程办公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小企业以及从事一般性工作的女性与老年非正式员工中，却迟迟难以推广。以疫情为契机创造更多居家办公的机会，对于劳动方式向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向转变是不可或缺的。
全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xoLqu9
#日本[超话]# #日本疫情# #远程办公# #劳动力市场# #日本贫富差距#
一个月三场舞蹈演出，此前从未有过的待遇…曾经在贵阳，这是简直想都不敢想的，一年三场差不多[笑cry]（今年特殊情况，都挤在了一个月，差不多也是一年的份额了吧，反正不管，今天我的快乐可想而知）
图1：12月15日舞剧《天蝉地傩》，贵州省歌舞剧院。我来贵阳快十年了，就没见过本省这个剧院演过舞剧，但凭着我一贯的考究精神、不能轻易武断下结论，我还是专门上网搜查了旧闻，看到人家16年其实在贵阳演过《天蝉地傩》，只是不知道自己那时是什么原因，竟然不晓得这个讯息、于是错过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总算今年可以观赏家乡歌舞剧院的这出镇院之宝了！
图2：12月21日舞剧《昭君出塞》，中国歌剧舞剧院。上一次也是我第一次现场看中歌的舞剧，是18年《李白》来贵阳，那次以后我就迷恋上剧场的舞蹈演出，虽然之后几年总共也没几场可看（毕竟贵阳不是一线大城市，市场小、院团不怎么来），但我一直都在期待，等中歌、也等别的团。等啊等，感觉都等疲了，结果惊喜就来了。
图3：12月24日歌舞诗《布谷催春》，黔东南州歌舞团。希望“舞”的内容多一点，因为“歌”我怕我听不懂[允悲]
图1：12月15日舞剧《天蝉地傩》，贵州省歌舞剧院。我来贵阳快十年了，就没见过本省这个剧院演过舞剧，但凭着我一贯的考究精神、不能轻易武断下结论，我还是专门上网搜查了旧闻，看到人家16年其实在贵阳演过《天蝉地傩》，只是不知道自己那时是什么原因，竟然不晓得这个讯息、于是错过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总算今年可以观赏家乡歌舞剧院的这出镇院之宝了！
图2：12月21日舞剧《昭君出塞》，中国歌剧舞剧院。上一次也是我第一次现场看中歌的舞剧，是18年《李白》来贵阳，那次以后我就迷恋上剧场的舞蹈演出，虽然之后几年总共也没几场可看（毕竟贵阳不是一线大城市，市场小、院团不怎么来），但我一直都在期待，等中歌、也等别的团。等啊等，感觉都等疲了，结果惊喜就来了。
图3：12月24日歌舞诗《布谷催春》，黔东南州歌舞团。希望“舞”的内容多一点，因为“歌”我怕我听不懂[允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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