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误解的历史人物#隋炀帝杨广真的一无是处吗？

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也是隋朝亡国之君，一度繁荣强盛的隋帝国在他手里仅仅十几年时间就分崩离析，给亿万生民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唐朝成立后，唐太宗李世民又以隋炀帝的失败为反面榜样，处处警醒自己。而唐太宗是历史上最知名的治世君主之一，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隋炀帝在主流观点里一直是被完全否定的，他在史书和各种民间故事里，往往一个荒淫好色、昏庸奢侈和残暴不堪的形象，可以说是毫无可取之处。

不过，近现代史学界秉持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始逐渐认识和承认隋炀帝对历史发展的积极方面作用，日本隋唐学界更为激进，有些学者，比如气贺泽保规，在其著作《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里，不仅把声名狼藉的失败者隋炀帝和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圣君唐太宗相提并论，甚至还认为隋炀帝作为帝王的眼光比唐太宗更胜一筹：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个人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害兄长才得到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的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唐太宗也清楚的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的话，自己只能步隋炀帝之后尘。所以唐太宗把隋炀帝塑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隋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阴影”。

其实，正视隋炀帝杨广对历史发展积极的一面并不是现代新鲜事，自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就有这种声音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北方生产力遭到战火的极大破坏，全靠富裕的江淮财赋维持政治的运作，而为唐政府持续输血的就是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因此，唐朝诗人皮日休通过大运河南下扬州时，写诗感叹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明朝礼部尚书于慎行也曾写史评道，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如果全面综合地考察隋炀帝一生，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事功之心强烈的开拓之君，而不是传统印象里仅仅因为好色奢侈而身败名裂的糊涂皇帝。那隋炀帝究竟开创了什么功业，才能以亡国暴君之身而得到后人如此高的肯定呢？

首先，隋炀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民族的统一。隋朝平陈虽然结束了自魏晋以来南北方长达三百余年的动荡分裂，但南北由于长期分属不同政权而且处于对立状态，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深的隔阂。隋朝统一后，南方很快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这时隋文帝紧急调晋王杨广担任扬州总管出藩镇守江南。杨广在江南期间，尊重南方的文化传统，针对南方进行了怀柔政策，可以说为维护和巩固统一政权是作出了成绩的。杨广登极为皇帝后，也为维修隋帝国的国防安全作出了各种部署。比如加固长城防线，突厥再也没南下有大规模侵扰行为；西击吐谷浑，其地皆入隋之版图。隋炀帝还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他先对吏治进行改革，雷霆手段精简冗员；在地方上并省州县，废除了大批机构。他又增设御史台、秘书省和鸿胪寺等，加强对吏治监督和维系周边关系发展等。

其次，隋炀帝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为了加强中央对府兵控制，防止割据势力出现，隋炀帝降低了府兵将帅的级别和地位，这就削弱了将帅擅权的离心力，将军权掌握在皇帝手里。然后把府兵从十二府发展成十六卫，增强了军事力量。他还注重内军，使全国军事力量呈现内重外轻的均衡局面。

再次，隋炀帝完善了科举制度。科举制是深远影响我国的选拔人才之制度，其初步产生于隋代，隋文帝是创始人，而隋炀帝则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完善者。开皇时科举常科只有秀才和明经，隋炀帝于大业时期新创了长期为后世所重的进士科，对唐宋明清各朝各代产生了深远影响。隋朝由于历时短，科举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科举在唐朝的地位就十分明显了，唐朝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科举制。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隋亡而法不亡”，是指隋朝创建的各种制度经过改革已经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可以成为某种规范而为后世所用，这些制度并没有随着隋朝的灭亡而被废弃，隋炀帝当然为这些制度的建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隋朝的覆灭与隋炀帝屡兴土木滥用民力离不开关系，而隋炀帝一系列大工程里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大运河。正如笔者前面所言，唐朝自中后期开始，就逐渐正视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著名隋唐史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于运河与大唐帝国的存亡关系有一个很锐敏的观察。如第一五页说：“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赐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又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页说：“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赋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隋唐时期，虽然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重心仍然还在西北，但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大一统帝国都要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把经济中心南方和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接起来，隋朝大运河就是在帝国大一统的形式下根据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虽然史书把隋炀帝开凿运河的行为丑化为醉心玩乐，而且最初开凿时因工程的巨大而花费了许多人的生命与劳力，但运河的红利在此后的数百年内发挥了出来。然而，为此付出了无尽代价的隋炀帝本人和隋朝老百姓是无法享受到大运河的福利了。

综上所述，包括导致他一败涂地的三征高句丽在内，隋炀帝的很多作为其实完全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行，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战略家。但是，炀帝为人有很大的性格缺陷，行政时刚愎自用急于求成，缺乏弹性，而且只肯居顺境，不愿意面对挫折，受到打击后就心灰意懒逃避现实，最后导致家族和国家完全走向覆亡，在战术方面，他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了。

隋炀帝长期以来是一个被全面否定的历史人物，现在有出现肯定他的声音，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不过我们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时候，还是要秉持客观公正原则，肯定他的功绩同时也不能回避他的错误。

黑冢位于乌克兰北部靠近俄罗斯的地方，1872年被莫斯科大学的考古学家萨马科沃萨夫发掘，时代是10世纪，相当于唐末五代至宋初。里面发掘出两具男子的遗骨，可能是一对父子。他们的锁子甲头盔马镫和剑也一并发现，还有一些9至10世纪拜占庭钱币。
剑是维京风格，头盔是亚洲风格，还有一个打扮像波斯人的小铜人。一只金银装饰的号角上有持弓箭人像浮雕。墓主可能是古罗斯的王公。这些文物现藏于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如果是现代发掘可能会得到的信息更多一些。
图7是1880年被发掘过的黑冢，图8是现代的遗址和旁边的博物馆，图9是发掘地的纪念碑。
#历史公开课#

《周易》：三种人生哲理，读懂受用一生！
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人生之道：自强不息
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继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系辞》）
《周易》强调，人应“与天地合其德”，“人道”应符合“天道”。由此生发出一句千古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周易》所倡导的人生之道，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刚健”。“刚健”即刚强、雄健，它为《周易》所推重，频繁地出现在书中各处，如“刚健而文明”“刚健而不陷”“动而健，刚中而应”“健而巽，刚中而志行”“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周易》所提倡的“刚健”，并不是指那种没有限度的刚强。根据其“极则反”的思想，刚强过头就容易折断，因而“刚健”应是适度的、恰到好处的，亦即它所强调的“刚中”“刚健中正”。
第二层意思是奋斗不已。《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甚至枯杨都可以“生梯”“生华”（《易·大过》）。《周易》以64卦象征万事万物，而64卦的排列顺序却有些令人费解：“既济”排在第63位，而“未济”则列在第64位，亦即最后一个卦位。其奥妙与深意乃在于揭示这样一个道理：自然与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开放系统，因此人也需要不断进取。
《周易》还认为，即便身处困境，人们仍须不懈努力。《困》卦卦象是上“兑”下“坎”，坎为水，兑为泽，水在泽下，即意味着泽中无水，因而泽中生物处于困险之境，故名该卦曰：“困”。《易·困·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这便是要求人们在困境中不能丧失信心，而应奋斗不息，甚至舍弃生命以求实现理想。这种“自强不息”的追求，不仅是指导人生的大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处事法则：明时、变通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颇为不易，故而《周易》在处事方面提出了“明时”与“变通”这两条重要法则。“时”在《周易》中屡被叙及，例如，《乾·九三》曰：“与时偕行”，《乾·上九》曰：“与时偕极”，《丰·彖》曰：“与时消息”，其他还有“时发”“时变”“随时”“对时”“时义”“时用”等等。
《周易》认为，处事要“明时”，务必考虑到“时”的因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明时”观念给我们以多重启迪：其一，做事要合时宜。要认清时势，识时而行，顺时而为，做无愧于时代之事。其二，做事要讲时效。要珍惜时间，讲求效率做有益且有效之事。其三，做事要重时机。时机，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把握了时机就增加了胜算、靠近了成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才能成功。
“变通”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也是它强调的一种处事方法。这种变通思想基于其变化观。《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变化思想的书。首先，从书名来看，“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说：“《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周易程氏传》）朱熹的解释更加明了：“《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朱熹《周易本义》）其次，从《周易》的爻、卦及其组合来看，爻和卦是《周易》的主要元素，爻分阴、阳两种，分别以符号“- -”“—”来表示，以三根爻上下排列组合，生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经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将八经卦中的相同或不同的两卦任意上下排列，共可得64别卦，这64别卦分别代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而卦既是爻组合变化的结果，也演绎着变化之意，其中，“变卦”是《周易》预测过程中的一种方法，同时也表明了卦的变化属性。
《周易》的变通思想建立于其变化观的基础上，又蕴含着新的内容。何谓“变通”？《易·系辞》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因此，变通即通过变化以达到通畅之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不仅重视变通的功用，而且强调合乎时宜的变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易·系辞》）出于这一思想，《周易》对著名的“汤武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在人生旅途中，当我们在事业、工作、生活上遇到原有方式经事实证明行不通时，就应该“毋必、毋固”（《论语·子罕》），适时地进行总结和变通，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
警世之言：寓意隽永

《周易》于人生既有正面的激励之语，也有睿智的警世之言，兹举数例如下：
“亢龙有悔”。《乾》卦中，以龙来比喻君子，从初爻到上爻，描述了“龙”从潜伏到现于田、跃于渊、飞于天以至到“亢”的极高的过程，以此来比喻人的事业由小到大，地位从低到高的境况。值得注意的是，“龙”从潜伏到飞于天，其爻辞或为“无咎”，或为“利”等，而到了“上九”的位置时，却出现了“上九，亢龙有悔”的推断。悔即有过失、不幸的意思。为什么“亢龙有悔”呢？
《易·乾·文言》解释说：“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又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因此“亢龙有悔”带给我们的训诫是：第一，人居高位时，易脱离群众，出现“高而无民”的情况，宜戒之；第二，高位，既是权力集中的中心，也常是矛盾集中的焦点，往往会“高处不胜寒”，宜慎之；第三，高位往往与成功、名气、鲜花相伴，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成为“有悔”者，宜警之。
“履霜坚冰至”。履，践也，人在履霜之时，寒冬将临，坚冰将至。这句话表面说自然，实际论人生，寓意非常深刻，生动诠释了人事之吉凶皆由“渐”而来。对此，《易·文言·坤》予以进一步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强调“渐”和“积”这两个概念，并进而提出“知几”的观点：“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便是警示我们“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需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谦，亨，君子有终”。在这里，“谦”是指谦虚，“亨”是指亨通，“终”是好结果的意思。说明只要谦，就能亨通获得好的结果。
《周易》分别从天道、地道、神道、人道来说明“谦”的道理：“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彖》）翻开历史长卷：商汤、周文王、唐太宗等名君谦卑谨慎、礼贤下士，或取得天下，或赢来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商纣王、隋炀帝等人因骄横专断，暴虐臣民，致使强盛的王朝毁于一旦。
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因谦虚谨慎、自强不息而终成大业；又有多少人因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而断送前程。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重要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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