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藏锦绣 触卷闻香—解读田冲先生的散文精选集《春暖花开》#
2016年8月，陕西青年作家田冲的散文集《春暖花开——田冲散文精选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题写书名。这是作家田冲继长篇小说《迷局》之后出版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田冲文学之旅中的又一重要收获。
《春暖花开》分为文坛纵横、风流人物、书香盈案、家长里短、第三只眼、小叙家常六个部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发表的文学评论、书评、人物特写、随笔等百余篇作品。文集中有记录与陈忠实、贾平凹等名家交往的点滴；有对一些文化现象的思考；一些书评、时评则具有启发性；随笔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作家田冲是《西安商报》的副主编，这是我们文学队伍里面潜伏在新闻队伍里面的人，他们潜伏得很好，以文学的角度感受新闻，使新闻有了文学特质。有时候新闻的采访或者写作的角度可能会新颖，但是它的涟漪或者笔触会干涩，但田冲的散文却不会，很真、很美、很透彻。一如为人，忠厚敬业，胸藏锦绣，尤其他这本选集所涵盖的丰富知识和人物信息、透射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向度，更会引起读者的热烈讨论。
报人写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事都是亲自采访或者是亲历的，但是报人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匆忙，因为报纸要求每天要做多少个版面，要写几篇文章，要有任务，而且有些文章要用脚板去丈量，所以时间相对其它从事专业的，或者从事稍微清闲一些职业的作家来说困难很多。所以，看到田冲这本散文集，有种异常的亲切感。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商洛乡党，而且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点以及我们的经历和感悟都在同一个维度上。当然作为商洛走出来的文化翘楚，作为陕西文坛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其创作成果和声望，我等是望其项背的。
在表达的意义上，散文与小说、诗歌的区别，仅仅在于凭借不同罢了。小说凭借虚构的故事，诗歌凭借思绪与意象，散文呢，按照传统的写法，它凭借实在的事物，但其实，散文的自由，在于突破这种具象和实在——散文可以凭借任何东西。
就散文文体的推进层面，除了长度之外，兼容心理独白、人物与故事、诗性体验、隐喻手段所形成的跨度叙述，在增大散文的容量和宽度方面，亦确立了独特且相对成熟的表达模式。这种努力和成效，在田冲的《与经典同行》《我的书房》《心灵的呐喊》《美丽的西部》《阅读陈玉松》等篇章中亦不断得到印证。生活在大都市深处的田冲，对日常生活保持着一份既敏感怀疑、又疏离远视的态度，许多事情在他，仿佛无可无不可，独于写作一途，却能抱持信任与专注，为确认一种文体呈现人性与世界的可能，不惜踉跄试路。这使我想起艾略特的经典诗句：“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通道/通过那扇不曾打开的门。”
田冲在小说、诗歌、评论、楹联、报告文学之外又这么勤奋地写作散文，并且很快出集子，这是我等非常为他感觉到自豪的，我们这个队伍中间有这么高素质的同志，坚守写作，并且确确实实有文学使命，该是何等欣慰。职业是新闻，同时内心又属于文学，这是很高尚的，很不简单的。所以，我觉得田冲很值得尊重和热捧。
《春暖花开》以纪实与诗化相参差的文字、融散文与传记为一炉的文体，追忆自己和描述对象的成长历史、个性情怀、人文思考和生活点滴，仰望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奋斗、成就和高尚人格。由于此书涉类庞杂，或新闻、或纪事、或文学、或音乐、或美术、或影视、或书法、或新闻、或戏剧、或民俗，时叙时议，亦传亦评，非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和娴熟的文笔不足以当其仁，而丰富的文化知识含量又宛如一部现当代中国历史百科之书，故一经面世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视。
《春暖花开》散文选集概括来说有以下三种特点：
第一，是一种在场的心灵写作，作者曾经走过、爱过、痛过、迷茫过、失落过，这些东西都是作者独有的生命元素，都是他拥有的最珍贵的资源。就像无论怎样酸甜苦辣的食物，只要经过胃的消化以后都可以转化成营养物质，作者把自己的种种经历通过心灵的化育后变成了心灵鸡汤。
第二，作者的文风非常自然，非常质朴，少有矫揉造作表演性的文字，随心所欲仰看花开花落，优游自在。其纳入的题材相对广泛，有怀念、书香、家常等等小题材，有国际时事、文学宗师、风流人物等大题材，有对文字宗庙般的虔诚，又有信手拈来的随意，全书六个章辑相互策应，绝妙天成。
第三，他的文字里面传达出来一种对生命关怀的思考。有一字一景的意味，慢慢地品读，时时可以触摸到文字背后的细腻。在并不理想的尘世生活中善于发现一缕理想的亮光，在平常的甚至平庸的生活中活出不平常的感觉，在抵达心灵的诉说中提升心灵的境界。
虽然作者内心不时地跳动出来一种焦虑、漂泊的意象，但是他文字传达出来的整体感觉足以作为当今社会快节奏生活的一种抗氧化剂，足以对抗以物质为追求的氛围，让人的心慢慢静下来。
一篇文章有文眼，一本书同样也有亮眼的部分。当书快递到手，我第一时间捧读田冲散文里面的几篇文章，一章是《贾平凹与商州》，描述了贾平凹与商州鲜为人知的点滴事例，非常受益。一章是《“长安男人”邢庆仁》，把画家邢庆仁的性格特征和艺术个性传达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章是《书缘》，因为在书摊和一个女孩抢着买书，成就了自己的美好姻缘。《洒遍汗水始成花》一章更是把主人公杨书生的创业历程作了惟妙惟肖的展现。
从中可以看出，田冲驾驭文字的能力非常好，就像书法一样，有些人写了一辈子字没有感觉，他只是写字，进入不了艺术的圈子，也许田冲笔下的文字是陷阱，他在酿自己文字的酒，醉了路上的客。
要说这个作品的问题和不足我觉得主要是成色还是不够整齐，前重后轻，特别是第六辑《小叙家常》一些散记也许是多年以前的，稍显粗糙，与现在作者的水平是有些落差，可以忽略。总之，这本书就像他的人生状态、生存状态一样，执著而笃定，只要赏卷，就会闻香。
新闻是易碎品，今天的报纸出来明天就没人看了，田冲能在大家匆忙赶路的同时用文字对抗坚硬的生活，我从内心还是非常敬佩的。虽说新闻是易碎品，但是文学永恒。(闻风)
2016年8月，陕西青年作家田冲的散文集《春暖花开——田冲散文精选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题写书名。这是作家田冲继长篇小说《迷局》之后出版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田冲文学之旅中的又一重要收获。
《春暖花开》分为文坛纵横、风流人物、书香盈案、家长里短、第三只眼、小叙家常六个部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发表的文学评论、书评、人物特写、随笔等百余篇作品。文集中有记录与陈忠实、贾平凹等名家交往的点滴；有对一些文化现象的思考；一些书评、时评则具有启发性；随笔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作家田冲是《西安商报》的副主编，这是我们文学队伍里面潜伏在新闻队伍里面的人，他们潜伏得很好，以文学的角度感受新闻，使新闻有了文学特质。有时候新闻的采访或者写作的角度可能会新颖，但是它的涟漪或者笔触会干涩，但田冲的散文却不会，很真、很美、很透彻。一如为人，忠厚敬业，胸藏锦绣，尤其他这本选集所涵盖的丰富知识和人物信息、透射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向度，更会引起读者的热烈讨论。
报人写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事都是亲自采访或者是亲历的，但是报人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匆忙，因为报纸要求每天要做多少个版面，要写几篇文章，要有任务，而且有些文章要用脚板去丈量，所以时间相对其它从事专业的，或者从事稍微清闲一些职业的作家来说困难很多。所以，看到田冲这本散文集，有种异常的亲切感。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商洛乡党，而且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点以及我们的经历和感悟都在同一个维度上。当然作为商洛走出来的文化翘楚，作为陕西文坛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其创作成果和声望，我等是望其项背的。
在表达的意义上，散文与小说、诗歌的区别，仅仅在于凭借不同罢了。小说凭借虚构的故事，诗歌凭借思绪与意象，散文呢，按照传统的写法，它凭借实在的事物，但其实，散文的自由，在于突破这种具象和实在——散文可以凭借任何东西。
就散文文体的推进层面，除了长度之外，兼容心理独白、人物与故事、诗性体验、隐喻手段所形成的跨度叙述，在增大散文的容量和宽度方面，亦确立了独特且相对成熟的表达模式。这种努力和成效，在田冲的《与经典同行》《我的书房》《心灵的呐喊》《美丽的西部》《阅读陈玉松》等篇章中亦不断得到印证。生活在大都市深处的田冲，对日常生活保持着一份既敏感怀疑、又疏离远视的态度，许多事情在他，仿佛无可无不可，独于写作一途，却能抱持信任与专注，为确认一种文体呈现人性与世界的可能，不惜踉跄试路。这使我想起艾略特的经典诗句：“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通道/通过那扇不曾打开的门。”
田冲在小说、诗歌、评论、楹联、报告文学之外又这么勤奋地写作散文，并且很快出集子，这是我等非常为他感觉到自豪的，我们这个队伍中间有这么高素质的同志，坚守写作，并且确确实实有文学使命，该是何等欣慰。职业是新闻，同时内心又属于文学，这是很高尚的，很不简单的。所以，我觉得田冲很值得尊重和热捧。
《春暖花开》以纪实与诗化相参差的文字、融散文与传记为一炉的文体，追忆自己和描述对象的成长历史、个性情怀、人文思考和生活点滴，仰望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奋斗、成就和高尚人格。由于此书涉类庞杂，或新闻、或纪事、或文学、或音乐、或美术、或影视、或书法、或新闻、或戏剧、或民俗，时叙时议，亦传亦评，非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和娴熟的文笔不足以当其仁，而丰富的文化知识含量又宛如一部现当代中国历史百科之书，故一经面世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视。
《春暖花开》散文选集概括来说有以下三种特点：
第一，是一种在场的心灵写作，作者曾经走过、爱过、痛过、迷茫过、失落过，这些东西都是作者独有的生命元素，都是他拥有的最珍贵的资源。就像无论怎样酸甜苦辣的食物，只要经过胃的消化以后都可以转化成营养物质，作者把自己的种种经历通过心灵的化育后变成了心灵鸡汤。
第二，作者的文风非常自然，非常质朴，少有矫揉造作表演性的文字，随心所欲仰看花开花落，优游自在。其纳入的题材相对广泛，有怀念、书香、家常等等小题材，有国际时事、文学宗师、风流人物等大题材，有对文字宗庙般的虔诚，又有信手拈来的随意，全书六个章辑相互策应，绝妙天成。
第三，他的文字里面传达出来一种对生命关怀的思考。有一字一景的意味，慢慢地品读，时时可以触摸到文字背后的细腻。在并不理想的尘世生活中善于发现一缕理想的亮光，在平常的甚至平庸的生活中活出不平常的感觉，在抵达心灵的诉说中提升心灵的境界。
虽然作者内心不时地跳动出来一种焦虑、漂泊的意象，但是他文字传达出来的整体感觉足以作为当今社会快节奏生活的一种抗氧化剂，足以对抗以物质为追求的氛围，让人的心慢慢静下来。
一篇文章有文眼，一本书同样也有亮眼的部分。当书快递到手，我第一时间捧读田冲散文里面的几篇文章，一章是《贾平凹与商州》，描述了贾平凹与商州鲜为人知的点滴事例，非常受益。一章是《“长安男人”邢庆仁》，把画家邢庆仁的性格特征和艺术个性传达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章是《书缘》，因为在书摊和一个女孩抢着买书，成就了自己的美好姻缘。《洒遍汗水始成花》一章更是把主人公杨书生的创业历程作了惟妙惟肖的展现。
从中可以看出，田冲驾驭文字的能力非常好，就像书法一样，有些人写了一辈子字没有感觉，他只是写字，进入不了艺术的圈子，也许田冲笔下的文字是陷阱，他在酿自己文字的酒，醉了路上的客。
要说这个作品的问题和不足我觉得主要是成色还是不够整齐，前重后轻，特别是第六辑《小叙家常》一些散记也许是多年以前的，稍显粗糙，与现在作者的水平是有些落差，可以忽略。总之，这本书就像他的人生状态、生存状态一样，执著而笃定，只要赏卷，就会闻香。
新闻是易碎品，今天的报纸出来明天就没人看了，田冲能在大家匆忙赶路的同时用文字对抗坚硬的生活，我从内心还是非常敬佩的。虽说新闻是易碎品，但是文学永恒。(闻风)
#读史# 偶然发现一张沈从文与黄永玉的照片，1930年的，应是与兆和小姐恋爱期间拍的。用沈先生的话说，自己是个文绉绉的“乡下人”。
沈从文是我喜欢的作家，不仅是因为他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主要因为他的作品沉静唯美的风格。
大学时代读过多卷本的沈从文文集及许多研究文集，印象最深的是《边城》和《水云》。建国后，他封笔研究服装史，颇有建树。陈忠实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从沈从文的作品可以汲取很多东西。
几年前游苏州，小有遗憾，没去顾颉刚与叶圣陶的故居，没去林妹妹所在阊门区域，也没去沈夫人张兆和故居，择机再游吧。
沈从文是我喜欢的作家，不仅是因为他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主要因为他的作品沉静唯美的风格。
大学时代读过多卷本的沈从文文集及许多研究文集，印象最深的是《边城》和《水云》。建国后，他封笔研究服装史，颇有建树。陈忠实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从沈从文的作品可以汲取很多东西。
几年前游苏州，小有遗憾，没去顾颉刚与叶圣陶的故居，没去林妹妹所在阊门区域，也没去沈夫人张兆和故居，择机再游吧。
经典著作《新唐书》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
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 [2]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3]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 [4] 。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 [5] ，王鸣盛同时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 [6]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7]
清人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
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 [2]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3]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 [4] 。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 [5] ，王鸣盛同时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 [6]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7]
清人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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