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代的理学家有一个共识，认为佛教的出世主义违背了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是典型的“不忠不孝”，不可以治天下。这个看法，从唐代的韩愈开始，经“宋初三先生”，到二程朱熹，至于王阳明，基本没有异议。王阳明很少批判佛教，但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有一段关于佛教的看法，认为儒学在三教中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设“纪纲政事”、行“礼乐教化”，参赞天地之化育。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个人的内在的修为，“内圣”才能“外王”，而内圣的前提，则在于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在王阳明看来，佛教最大的缺陷，正在于忽略了人际间的伦理道德，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从而陷于“自私自利”之偏。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王阳明批判佛教“自私自利”，属“老调重弹”，因为在他以前的二程、朱熹、陆九渊早就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佛教在教义上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广度众生，这应该是“大公无私”，而非“自私自利”，但从儒家的立场看来，佛教由于没有尽到社会伦理的责任、缺乏政治的担当，所以是自私的、偏狭的。

另外，王阳明在《谏迎佛疏》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对佛教“清心绝欲”、“济度群生”的教义是非常熟悉的，但他认为，国家当下的急需，是拿出具体的对策，施行仁政，解决天灾人祸、财力不济、万民困苦的危局，这个时候光凭烧香求佛、推崇佛教那一套“去苦跻乐”之道是不明智的。不仅如此，王阳明对佛教“自私自利”的批判，还在于他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深刻的“著相”理论：

先生尝言：“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请问。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金刚经》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坛经》亦云“无念、无住、无相”，其理一脉相承。这是佛教、特别是禅学非常高妙的思想境界。不过，按照王阳明的判教，禅学不管如何的高明，仍有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声称不著相，实际著了相，因为佛教的戒律决定了它不能完全尽到人世间的道德责任。冯友兰提出，禅宗说“运水砍柴，无非妙道”，为什么“忠君事父”就不是妙道？宋明理学在逻辑上就是接过禅宗而讲的。这个看法，实际上立足于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伦理本位的传统，大致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线路。王阳明对于佛教在世俗伦理“缺位”的批判，也成为他讨论儒佛两教在精神境界中“毫厘之差”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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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讲“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所以真正的儒者是孤独的，原因就在此。儒家的这种精神并非莽夫之势，任性为之，而是有深刻思想渊源。儒家认为人是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天地只是一气，人虽为天地所生，但可以反过来作用于天地之气，也就是说人是天地最大的变数，人心的变化也会引起整个宇宙气场的变化。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遁其一。这个“人遁其一”，便是最大的变数。如果人不去实践，不去攀登，没有诚心，没有钻研，没有愚公移山之精神，便无法发现那一线生机？困局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智慧和潜力，一线生机也许就会出现。常看历史的人知道历史上经常有一些事先前看来无法完成的事，但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带领之下，最终实现。这便是生而为人的智慧所在，如果事事都以没条件为借口而放弃，安慰自己“顺其自然”，反而嘲笑那些在世间探索超越和努力的人，那么就真是“天地刍狗”了。
整场电影扣人心弦，给人无限生机与热情。人生就像攀岩，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扫开细小的石块，一点小的凸起便能成为你前进的支点，带领你迈向更高的地方，生命的孤独和死亡的疼痛都将在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中被消解的一干二净。

看到了弱小的自己。
在自己的时与位上生存，在自己的角度去欣赏外界，看到阳的一面，也因自己角度看不到阴的一面。
不再用“完美”去评价欣赏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如自己，有好的优势也有缺陷不足。美好是好与不好共存共生的。
参赞天地之化育，理解了，自己的心没那么堵了。把自己当下的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