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由控制土地的人来决定的。这个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但竟完全没有足够的统计材料，这是中国目前社会情况奇特的一例。有些人估计——粗略的估计——中国农民之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半佃半自耕农，百分之三十是佃农和无地的雇农，百分之四十是自耕农。这个分析是非常惊人的。

这里加在佃农和小自耕农身上的压迫，和美国农村中的压迫大不相同。中国地主把佃租提高到无可再高的程度。好一点的田地，他们收取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区，如重庆，他们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权十分集中的县份里，大地主好象中古欧洲的贵族一样，自已有武装的家臣，有无情的收租管事，有农奴——即佃农。

小自耕农常常并不比佃农好过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税，并且常常是不停抽着，他必须负担政府的勒索，各种本地官吏的零星窃盗，以及驻在他的县里的军官们的需求。路过他的地方的小兵们，都觉得可以随便问他要猪要肉要吃的。

有时农民需要贷款，而贷款在中国，可以把名义上拥有土地的农民降而为替债主耕种的雇农。一笔借款买种子、买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农民陷入高利贷的天罗地网之中。不管政府如何设法在乡村中打破这个制度，贷款权依然在乡村小押当和重利盘剥者的手里，而重利盘剥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以上。一个人一给高利贷者掌握以后，就很少脱身的机会。小农通常吃亏之处，还有市场。他在收获季节低价出售米谷，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米，却必须出高价钱。交通是这样困难，道路是这样稀少，以致每一地区都差不多与世隔绝。并没有全国市场来规定价格，也没有铁路来使各地互通有无。

在任何乡村里，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个人。通常大镇市上总有“小康”之家组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圈子。他们的田地产业给他们以威严的气概和文明的外表。当传统主义者说起中国乡村民主的时候，他们总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决定的。父老差不多总是有钱有地的人，或有钱有地之家的商业上的同盟者。

中国少数的“博学之士”，即出得起钱受教育的人，也是这些人家出身于中国各级政府的人员，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来的。这些人由于对自己阶层的忠实感，由于对自己所出身的有教养及有钱家庭的忠实感，从根起就有官僚主义。在乡村里，富有田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统一性显而易见。政府指派保长和甲长负贵收税、征兵和维持公共秩序，这些保甲长一定全是有钱人。

这些人家的所谓富有，绝对无法和美国作比。中国中部最大的地主所有的田，通常至多不过数百英亩。大市镇上一个商人的总资本，很少超过美金五万元的。可是在贫困和野蛮的乡村背景下，这样的财富是相当可观的了。所有的人都在和贫穷搏斗，而中国的各种问题，都由他们的这种搏斗产生的——因为穷人和自然搏斗时，往往以自相搏斗收场。只有接近农民的中国人，才能了解他可以用多少的米，收买另一个中国人，才能了解他利用同胞的忍耐性，可以到多大的程度。

只有目睹作工的困苦万状的人才能欣赏懒惰的甜蜜性，所以市集上肥头大耳的商人和高利贷者特别喜欢自己的滚热而丰盛的肴馔，因为能够享有的人太少了。

——【美】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西‮图雅‬接娃记——2⃣️】
美国‮土本‬的航线基本现在都是满员状态，感恩节大家都是vacation状态[笑cry]顺利抵达西雅图，相比洛杉矶大农村整‮晒天‬太阳西雅图淅淅沥沥的‮可雨‬把同事高兴坏了，没错，下个雨也‮开能‬心半天[偷笑][偷笑]先‮租去‬个车‮酒去‬店放行李，‮后然‬准备赶往妇产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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