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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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行业动态# 杨伟民：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三角循环拉动增长的模式需要转型
12月2日，新浪财经2021年会暨第14届金麒麟论坛于线上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杨伟民在演讲中对今年的经济走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今年经济走势有三个特点：
一是三大产业均衡恢复；二是内需稳步恢复，外需增长很快；三是物价、就业、收入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保障。“今年对物价上涨我们的预期目标是控制在3%左右，应该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他说。
但杨伟民也表示，从领域来看，中国的经济恢复并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外需明显好于内需，上游产业明显好于下游，大中企业明显好于小微企业，上半年工业明显好于服务业。
同时，他谈到，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从时间来看，三季度经济恢复出现了新情况，恢复的步伐放缓，三季度增长只有4.9%，两年平均下来是4.9%，三季度当季比二季度回落了3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回落0.6个百分点。”
不过杨伟民也指出，今年的经济仍处于疫情冲击和疫情冲击的一个修复期，上述出现的不均衡是必然的，不必太担心。
对于三季度经济恢复放缓的原因，杨伟民表示，主要是三个循环不畅叠加。
一、房地产投资疲弱，导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出现了负增长，它是历史罕见的。
“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增幅逐月下滑，7月份房地产新开工施工面积出现负增长。深层次的原因是过去以房价为龙头，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三角循环来拉动增长的模式需要转型了。这是长期问题在短期内的一种反映。”他说。
二、缺煤、缺电、限电带来制造业增长放缓。缺煤及煤价（上涨）是缺电的原因之一，同时因为电力生产和消费具有时空的同步性，发电减少，还有一个原因是限电的结果。
三、疫情多点散发，导致服务业的增幅，也就是第三产业的增幅放缓。
除此之外，杨伟民也谈到了明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主要有五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挑战是经济增长，这是明年最大的挑战。他指出，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再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攻击，我国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回落是必然的，“但是现在来看回落的幅度、程度略大。所以，明年要保持经济常态化恢复，应该下大力气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因为高质量的发展也是需要保持一个合理区间的经济增长速度。”
他强调，实现发展的主体是企业，但政府是推动发展的主体，没有政府的推动，企业很难实现发展。“所以，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要加大推动企业发展的力度。监管是让企业更健康、更规范地发展，并不是说不发展”。他说。
第二个挑战是疫情。疫情还没有过去，明年仍然要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
第三个挑战是房地产。杨伟民指出，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并不是短期的，如果没有疫情冲击，房地产的风险迟早也会开始显露。
“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投资这样一个三角循环已经走不下去。即使不考虑房价调控的因素，房价上涨的动力也已经到了减弱的时期。”他说。
更深层次的逻辑是以人口增长放缓及其人口流动流向与经济的空间集中度的不平衡，而这种人口和经济的空间集聚不平衡，它有必然性，在我国这种自然条件差异相当大的国土上，它是必然的，这是一种经济规律使然。
杨伟民指出，现在部分城市的房价已经超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极限的承受力，对制造业、对创新都构成了影响，特别是对人口长期增长是极为不利的。人口增长减弱，对长期发展是更为不利的。所以，从根本上说要适应新阶段人口和经济布局这样一种趋势。
第四个风险就是能源及其产业结构。缺煤、缺电、限电说明我们还没有做好推动双碳工作的思想准备、体制准备、技术准备、政策准备。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两个关于双碳的顶层设计文件，国务院也做了一些政策安排，比如说增加煤炭生产能力等等。“所以，我相信明年缺煤、缺电带来的制造业下滑的情况应该会扭转。”
第五个挑战是居民消费。他指出，居民消费低，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还不高，这是从整体上来看。如何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合理分配劳动报酬与其它要素报酬的比例，这既是推动共同富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它的应有之意，当然也是我们稳定经济增长一个长远大计。
最后，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任务，杨伟民应实现以下几个任务：
第一，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提高供需体系的韧性。
第二个任务，扩大居民消费，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
第三个任务是增加居民收入，构建居民收入占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第四，加强科技的自立自强，提高自主可控技术在技术进步当中的比重。
第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的适配性。
第六，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内外循环的畅通性。#财经#
12月2日，新浪财经2021年会暨第14届金麒麟论坛于线上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杨伟民在演讲中对今年的经济走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今年经济走势有三个特点：
一是三大产业均衡恢复；二是内需稳步恢复，外需增长很快；三是物价、就业、收入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保障。“今年对物价上涨我们的预期目标是控制在3%左右，应该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他说。
但杨伟民也表示，从领域来看，中国的经济恢复并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外需明显好于内需，上游产业明显好于下游，大中企业明显好于小微企业，上半年工业明显好于服务业。
同时，他谈到，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从时间来看，三季度经济恢复出现了新情况，恢复的步伐放缓，三季度增长只有4.9%，两年平均下来是4.9%，三季度当季比二季度回落了3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回落0.6个百分点。”
不过杨伟民也指出，今年的经济仍处于疫情冲击和疫情冲击的一个修复期，上述出现的不均衡是必然的，不必太担心。
对于三季度经济恢复放缓的原因，杨伟民表示，主要是三个循环不畅叠加。
一、房地产投资疲弱，导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出现了负增长，它是历史罕见的。
“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增幅逐月下滑，7月份房地产新开工施工面积出现负增长。深层次的原因是过去以房价为龙头，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三角循环来拉动增长的模式需要转型了。这是长期问题在短期内的一种反映。”他说。
二、缺煤、缺电、限电带来制造业增长放缓。缺煤及煤价（上涨）是缺电的原因之一，同时因为电力生产和消费具有时空的同步性，发电减少，还有一个原因是限电的结果。
三、疫情多点散发，导致服务业的增幅，也就是第三产业的增幅放缓。
除此之外，杨伟民也谈到了明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主要有五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挑战是经济增长，这是明年最大的挑战。他指出，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再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攻击，我国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回落是必然的，“但是现在来看回落的幅度、程度略大。所以，明年要保持经济常态化恢复，应该下大力气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因为高质量的发展也是需要保持一个合理区间的经济增长速度。”
他强调，实现发展的主体是企业，但政府是推动发展的主体，没有政府的推动，企业很难实现发展。“所以，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要加大推动企业发展的力度。监管是让企业更健康、更规范地发展，并不是说不发展”。他说。
第二个挑战是疫情。疫情还没有过去，明年仍然要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
第三个挑战是房地产。杨伟民指出，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并不是短期的，如果没有疫情冲击，房地产的风险迟早也会开始显露。
“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投资这样一个三角循环已经走不下去。即使不考虑房价调控的因素，房价上涨的动力也已经到了减弱的时期。”他说。
更深层次的逻辑是以人口增长放缓及其人口流动流向与经济的空间集中度的不平衡，而这种人口和经济的空间集聚不平衡，它有必然性，在我国这种自然条件差异相当大的国土上，它是必然的，这是一种经济规律使然。
杨伟民指出，现在部分城市的房价已经超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极限的承受力，对制造业、对创新都构成了影响，特别是对人口长期增长是极为不利的。人口增长减弱，对长期发展是更为不利的。所以，从根本上说要适应新阶段人口和经济布局这样一种趋势。
第四个风险就是能源及其产业结构。缺煤、缺电、限电说明我们还没有做好推动双碳工作的思想准备、体制准备、技术准备、政策准备。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两个关于双碳的顶层设计文件，国务院也做了一些政策安排，比如说增加煤炭生产能力等等。“所以，我相信明年缺煤、缺电带来的制造业下滑的情况应该会扭转。”
第五个挑战是居民消费。他指出，居民消费低，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还不高，这是从整体上来看。如何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合理分配劳动报酬与其它要素报酬的比例，这既是推动共同富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它的应有之意，当然也是我们稳定经济增长一个长远大计。
最后，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任务，杨伟民应实现以下几个任务：
第一，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提高供需体系的韧性。
第二个任务，扩大居民消费，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
第三个任务是增加居民收入，构建居民收入占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第四，加强科技的自立自强，提高自主可控技术在技术进步当中的比重。
第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的适配性。
第六，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内外循环的畅通性。#财经#
11月29日，陈亚男再次直播卖货，人气值爆满，线上人数直接飙涨十万加。
陈亚男穿着以前与朱小伟合照的灰色带毛外套，微卷长发散在肩部，画着精致的妆面，手指上的大钻戒闪闪与她一起出境，总体状况很好。
并不像发表声明时那样消沉和憔悴，好像以前的阴霾一扫而光，带货很积极，声音速度很快，也不带卡科的。
大钻戒以及以前与朱小伟合照出境的衣服裤子，背景都没有换，情感问题是个谜。
一边介绍商品，一边鼓励大伙儿提交订单，高喊让家人们赶快领福袋，只要打出“亚男加油”就可以十分阔绰，还不停地说直播不断，福利就送不断。
但是却有些人强调：这么多的人参加，結果只送500抖币，被指出心意不足。
尽管此次评论仍然有斥责她的，她全然不顾，不知道在乐什么，一个劲儿地说要给大伙儿加单，刚发布便说被卖光了，还说抢到的就给她扣1，只是并没人回复抢商品的事情，不知道是否真的像她说的那么火热。
时不时对着镜头咧嘴一笑，还会与一旁工作人员互动。
看这样子，莫不是大衣哥同意要帮她解决问题了？卖货的时候根本就沒有她文中表述的精神几近崩溃，心里十分担心的模样，卖货真的能给她带来开心，怪不得她说想工作主要是想实现自我价值，反应的真是淋漓尽致了。
在她发文的情况下，就有人认为这绕弯子是说给众多网友看，毕竟那样有关注度，也可以把事儿“推卸”给大衣哥，被别人认为是大衣哥一家人
，不护着儿媳，无论那时候她愿不愿和朱小伟生活，她都是有堂而皇之的一个托词的。
回过头看来，陈亚男是有点儿方案的，沒有一次是莫名其妙地发表声明，一则声明随着一场直播间，一场直播间又能让自已的钱袋子凸起来，为了更好地应情，一发申明就变成了面色苍白、没精打采的模样，一到卖货就下立刻活跃起来。
此次的“看似低姿态的求大衣哥站出来”的一段文字，直接在这一场直播间中反应出来，人眼看得见，效果非常的好。
只是从带货视角来看，她现阶段的成绩还是非常的低，基本上是刚合格，也有些人多次谈及到产品质量问题，这好像对她也有影响。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讨论交流，感谢大家的阅读与支持，咱们下期再见，谢谢！
陈亚男穿着以前与朱小伟合照的灰色带毛外套，微卷长发散在肩部，画着精致的妆面，手指上的大钻戒闪闪与她一起出境，总体状况很好。
并不像发表声明时那样消沉和憔悴，好像以前的阴霾一扫而光，带货很积极，声音速度很快，也不带卡科的。
大钻戒以及以前与朱小伟合照出境的衣服裤子，背景都没有换，情感问题是个谜。
一边介绍商品，一边鼓励大伙儿提交订单，高喊让家人们赶快领福袋，只要打出“亚男加油”就可以十分阔绰，还不停地说直播不断，福利就送不断。
但是却有些人强调：这么多的人参加，結果只送500抖币，被指出心意不足。
尽管此次评论仍然有斥责她的，她全然不顾，不知道在乐什么，一个劲儿地说要给大伙儿加单，刚发布便说被卖光了，还说抢到的就给她扣1，只是并没人回复抢商品的事情，不知道是否真的像她说的那么火热。
时不时对着镜头咧嘴一笑，还会与一旁工作人员互动。
看这样子，莫不是大衣哥同意要帮她解决问题了？卖货的时候根本就沒有她文中表述的精神几近崩溃，心里十分担心的模样，卖货真的能给她带来开心，怪不得她说想工作主要是想实现自我价值，反应的真是淋漓尽致了。
在她发文的情况下，就有人认为这绕弯子是说给众多网友看，毕竟那样有关注度，也可以把事儿“推卸”给大衣哥，被别人认为是大衣哥一家人
，不护着儿媳，无论那时候她愿不愿和朱小伟生活，她都是有堂而皇之的一个托词的。
回过头看来，陈亚男是有点儿方案的，沒有一次是莫名其妙地发表声明，一则声明随着一场直播间，一场直播间又能让自已的钱袋子凸起来，为了更好地应情，一发申明就变成了面色苍白、没精打采的模样，一到卖货就下立刻活跃起来。
此次的“看似低姿态的求大衣哥站出来”的一段文字，直接在这一场直播间中反应出来，人眼看得见，效果非常的好。
只是从带货视角来看，她现阶段的成绩还是非常的低，基本上是刚合格，也有些人多次谈及到产品质量问题，这好像对她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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