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比起历史的考据者和还原者，导演帕布罗·拉雷恩所做的工作更接近寓言的写作者，因而不必过度受制于传记片的道德义务。提起传记片，跃入我们脑海的恐怕是每年颁奖季中大量涌现的那些好莱坞传记片，除了白白消耗历史素材和粉丝情怀之外，它们唯一的功用就是为演员争取一个表演奖提名。选取一个有书写价值的人物，选取人物生平经历中的大事件，考察人物的环境、人际关系，用演技和金句将剧情推向高潮，最后用一行黑底白字来宣告电影的结束与历史的开始……少有作品能脱离传记片的这一传统程式，而夺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美丽心灵》《国王的演讲》，或近些年大热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至暗时刻》更是彻底落入窠臼的庸作。但《斯宾塞》（虽然并不成功）却不是这种作品。

在传记片的创作上，拉雷恩早已不是个新手，2016年的《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都是人物传记类题材。然而，他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娴熟，与好莱坞流水线上的工业感和雷同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在处理传记片时，总是选取极为特别的角度和手法。因而，在《第一夫人》《追捕聂鲁达》《斯宾塞》横空出世之后，评论家们越来越倾向于将他视作传记片的解构者，或典型的“反-传记片”创作者。虽然拉雷恩本人在访谈中对这一归类持否定态度，但是这三部作品的确在某种层面具有共通的反叛性。

在《斯宾塞》中，主角“小k”斯图尔特作为好莱坞当红女星，她的面孔已经事先为观众所熟知，在这种情况下，她无论饰演什么角色，都必然会带着强烈的自我，观众也无法全然相信她的表演（并不一定是演技的问题）。当演员的自我与角色本身融合、撕扯，最终便会在银幕上投射出一个介于演员-人物间隙中的“表演”过程，而非简单的角色本身。

这种分裂已经在电影原本浅薄的文本中震荡出了不同的层次，更何况斯图尔特作为一个好莱坞演员，与戴安娜王妃作为一个真实人物，二者的形象和处境很大程度上又是同构的，她们的生活同样是一场被观看的表演，她们的外在形象和内在自我在观众的投射中不断分裂，后者试图逃离前者，前者不断吞噬和异化后者。而最后，斯图尔特在扮演戴安娜时由于自我的干扰而导致的不贴切与排斥感，与戴安娜的内心与表面的分裂再次形成了同构与类比的关系。

至此，“斯图尔特-王妃”与“戴安娜-斯宾塞”真正成为一对互为表里的二元。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斯宾塞》和《兰心大剧院》在做同样的事，深入研究角色和演员之间多种维度的联系，是一部关于表演的元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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