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电影#如何评价这部高分电影《花样年华》迷人之处在哪？
当张曼玉扮演的苏丽珍与梁朝伟扮演的周慕云背影一同出现在画面当中时，一个想法在我脑内升腾而起:哪怕这个电影没有任何的情节，只为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也能将它看下去。
《花样年华》里很多情节被王家卫高度简化了，但依然讲了一段完整的故事:苏丽珍与周慕云的配偶，与对方的配偶出轨了，苏丽珍与周慕云发现了这一事后，两人同病相怜，建立友谊，最终萌发出了不可说的感情。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和充满了闲言碎语的周遭环境中，周慕云选择远走他乡而苏丽珍留在了香港，两人的一段情就此结束。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如果你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带我走？"
一向隐忍又克制的两人，谁都没有将问题提出口。或许做下选择的此后便是肝肠寸断，也只能任它岁月悠悠。
这是一个昏暗又凄艳的爱情故事。若说他们没有勇气，他们便不会放纵自己的心，在对方的魅力中一步步中沉溺，更不会有那样的对话: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没什么不就行了。
原来我也这样想，所以不怕别人说闲话，我相信我自己不会像他们那样，原来会的。"
这正是: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哪怕他们一直压抑着克制着，任汹涌的情绪波涛翻滚在平静的面容下，翻滚在典雅又正式的西装旗袍所包裹的身躯中，他们还是做到了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心意。
关于克制情感这件事，我联想到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个陌生女人，爱得更浓烈更偏执更单一，爱成了宗教信仰，爱成了生命之火、人生之光。
生命的热情因作家而点燃，又因作家而熄灭，这样浓郁到病态强烈到奔涌的爱意，被她克制了一生，直到死前才写信向作家叙述了自己这因他而璀璨而熄灭的一生。令人唏嘘的是，她的情感确实克制得太好，以至于作家读了她的这封信，知道她爱他，她死了，也想不起她是谁。
于我而言，深爱却不被知晓，比深爱却不能被爱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悲剧。
不同于这个女人，苏丽珍与周慕云都踏出了那一步，他们都让对方发现了自己的心意。彼此相爱本该是最完美的结局，两人却选择用分离来割舍这份情谊。
或许能从两人的交谈中，知晓两人离别的原因。一是闲言碎语。哪怕在电影中，其他人物其他情节被无限简化简化的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苏丽珍和周慕云是绝对主角，也不能掩盖两个人就是大时代下毫不起眼两粒微尘的事实。他们能做到完全不顾及他人看法而随自己心意，想在一起就在一起吗？当然是做不到的。
二是道德枷锁，或许不能称之为枷锁，而应该是逻辑困境。两人走在一起的原因是双方配偶的背叛，他们为这种背叛而愤恨，而心碎，而同病相怜。是这样的背叛带来了他们的苦难。苏丽珍不止一次说，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的。
如果苏丽珍和周慕云在一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还是走上了自己配偶的老路，如果自己认可了这样的处事方式，便表示了对之前被背叛的认同。若是抛弃了自己的道德准则，选择了这样的处事方式，只管今朝有朝有酒今朝醉，决定两人在一起，那么此后，若是对方再和下一个人在一起并抛弃了自己，那也是可接受的——自作自受罢了。我想这便是苏丽珍无法踏过自己心里那一关的原因。
同样是爱着对方，周慕云却不这么想。因为对苏丽珍的情感，他甚至原谅了最先出轨的那两个人。他领悟到的是:原来爱情就是会这样不受控制，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苏丽珍心中的挣扎是绝对不会少的。或许想过和周慕云白头偕老的可能性，比如说周慕云和背叛他的周太太，显然没有关于武侠小说的共同爱好，而自己是他的知己，甚至有可能是他唯一的知己，那么也就有可能是他今后人生的唯一伴侣。但是，这个可能性又会有多少呢？他那些与自己不契合的地方，会不会在下一个地方遇见的别的女人，又产生新的共鸣？
喜欢是真的，犹疑与不确定也是真的。电影中被简化的一切，对我们了解这个故事本身并不重要，但对他们的人生选择十分重要。
他们的爱情是有分量的，但在爱情之外，生活中其他的方方面面，同样在他们心中占据着分量，而这种份量所产生的拉距感体现在了他们行为中的犹豫不决与怯懦中。
苏丽珍没有跟他走的勇气，周慕云甚至也没有问她的勇气，看似是撕心裂肺的难过，不过是冷酷的一句话总结:情不至此罢了。
说到底，还是爱情中有太多考量，爱得不够。
电影中，我们只看见了两人在这段情感中的模样，忽略了他们所有的人情交际、前情后记，仿佛他们就是那片天地下的唯一。而这段唯一的感情却不能缔结，令我们深以为憾。
但他们自己明白，很多东西其实从未被忽略过，他们也根据轻重，做了自己的抉择。
哪有那么多的情非得已、言不由衷，哪怕不讲这个故事与《阿飞正传》和《2046》串成同一个故事来看，仅仅当作一个独立的平行宇宙，在这个宇宙里，他们的生命依然会遭遇很多事，遇到很多人。或许这一段情会随时间而淡忘，或许这一段情会随时间而愈加深刻，但一旦选择分离，两人便注定朝不同的方向前行，让对方化作自己心中寥寥的云影。若一定要讲述，便用徐志摩的《偶然》来讲这段情吧: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当张曼玉扮演的苏丽珍与梁朝伟扮演的周慕云背影一同出现在画面当中时，一个想法在我脑内升腾而起:哪怕这个电影没有任何的情节，只为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也能将它看下去。
《花样年华》里很多情节被王家卫高度简化了，但依然讲了一段完整的故事:苏丽珍与周慕云的配偶，与对方的配偶出轨了，苏丽珍与周慕云发现了这一事后，两人同病相怜，建立友谊，最终萌发出了不可说的感情。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和充满了闲言碎语的周遭环境中，周慕云选择远走他乡而苏丽珍留在了香港，两人的一段情就此结束。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如果你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带我走？"
一向隐忍又克制的两人，谁都没有将问题提出口。或许做下选择的此后便是肝肠寸断，也只能任它岁月悠悠。
这是一个昏暗又凄艳的爱情故事。若说他们没有勇气，他们便不会放纵自己的心，在对方的魅力中一步步中沉溺，更不会有那样的对话: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没什么不就行了。
原来我也这样想，所以不怕别人说闲话，我相信我自己不会像他们那样，原来会的。"
这正是: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哪怕他们一直压抑着克制着，任汹涌的情绪波涛翻滚在平静的面容下，翻滚在典雅又正式的西装旗袍所包裹的身躯中，他们还是做到了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心意。
关于克制情感这件事，我联想到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个陌生女人，爱得更浓烈更偏执更单一，爱成了宗教信仰，爱成了生命之火、人生之光。
生命的热情因作家而点燃，又因作家而熄灭，这样浓郁到病态强烈到奔涌的爱意，被她克制了一生，直到死前才写信向作家叙述了自己这因他而璀璨而熄灭的一生。令人唏嘘的是，她的情感确实克制得太好，以至于作家读了她的这封信，知道她爱他，她死了，也想不起她是谁。
于我而言，深爱却不被知晓，比深爱却不能被爱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悲剧。
不同于这个女人，苏丽珍与周慕云都踏出了那一步，他们都让对方发现了自己的心意。彼此相爱本该是最完美的结局，两人却选择用分离来割舍这份情谊。
或许能从两人的交谈中，知晓两人离别的原因。一是闲言碎语。哪怕在电影中，其他人物其他情节被无限简化简化的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苏丽珍和周慕云是绝对主角，也不能掩盖两个人就是大时代下毫不起眼两粒微尘的事实。他们能做到完全不顾及他人看法而随自己心意，想在一起就在一起吗？当然是做不到的。
二是道德枷锁，或许不能称之为枷锁，而应该是逻辑困境。两人走在一起的原因是双方配偶的背叛，他们为这种背叛而愤恨，而心碎，而同病相怜。是这样的背叛带来了他们的苦难。苏丽珍不止一次说，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的。
如果苏丽珍和周慕云在一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还是走上了自己配偶的老路，如果自己认可了这样的处事方式，便表示了对之前被背叛的认同。若是抛弃了自己的道德准则，选择了这样的处事方式，只管今朝有朝有酒今朝醉，决定两人在一起，那么此后，若是对方再和下一个人在一起并抛弃了自己，那也是可接受的——自作自受罢了。我想这便是苏丽珍无法踏过自己心里那一关的原因。
同样是爱着对方，周慕云却不这么想。因为对苏丽珍的情感，他甚至原谅了最先出轨的那两个人。他领悟到的是:原来爱情就是会这样不受控制，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苏丽珍心中的挣扎是绝对不会少的。或许想过和周慕云白头偕老的可能性，比如说周慕云和背叛他的周太太，显然没有关于武侠小说的共同爱好，而自己是他的知己，甚至有可能是他唯一的知己，那么也就有可能是他今后人生的唯一伴侣。但是，这个可能性又会有多少呢？他那些与自己不契合的地方，会不会在下一个地方遇见的别的女人，又产生新的共鸣？
喜欢是真的，犹疑与不确定也是真的。电影中被简化的一切，对我们了解这个故事本身并不重要，但对他们的人生选择十分重要。
他们的爱情是有分量的，但在爱情之外，生活中其他的方方面面，同样在他们心中占据着分量，而这种份量所产生的拉距感体现在了他们行为中的犹豫不决与怯懦中。
苏丽珍没有跟他走的勇气，周慕云甚至也没有问她的勇气，看似是撕心裂肺的难过，不过是冷酷的一句话总结:情不至此罢了。
说到底，还是爱情中有太多考量，爱得不够。
电影中，我们只看见了两人在这段情感中的模样，忽略了他们所有的人情交际、前情后记，仿佛他们就是那片天地下的唯一。而这段唯一的感情却不能缔结，令我们深以为憾。
但他们自己明白，很多东西其实从未被忽略过，他们也根据轻重，做了自己的抉择。
哪有那么多的情非得已、言不由衷，哪怕不讲这个故事与《阿飞正传》和《2046》串成同一个故事来看，仅仅当作一个独立的平行宇宙，在这个宇宙里，他们的生命依然会遭遇很多事，遇到很多人。或许这一段情会随时间而淡忘，或许这一段情会随时间而愈加深刻，但一旦选择分离，两人便注定朝不同的方向前行，让对方化作自己心中寥寥的云影。若一定要讲述，便用徐志摩的《偶然》来讲这段情吧: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兵团的树（二）
前不久我曾叙述过，作为一个生活在新疆的内地人，由衷的感受到了兵团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只要有成排成排的老树生长或者成片成片的树苗栽种的地方就是兵团。而距上一次产生这个判断不久后的现在，更加深了我的这种认识。并且对于兵团的树和兵团人种树的精神，产生了更多赞叹与凝望。
古语说“树挪死”，可见想种植移植一棵树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气候干旱少雨的南疆，尤其是在远离海洋的塔克拉玛干边缘，并且是成排成片的种植。
以在三师的所见而论，绿化工人们对于种树的态度是执着且专注的。从挖坑施肥到种树浇水，一般都是连续性完成。各个程序间的间隔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哪个阶段搁置的太久都不利于树的成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种树就一定要把树种活。今天种了一批，过些天发现有些没有成活，他们绝对不会置之不理。第一时间内就会有人来把死树挖掉，再次补种，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的树成活。这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想，而是我一个多月来的亲身感受。
上周末我曾独自骑车出城闲逛，城中的绿植密度很大（无愧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基本百分百成活，这自不必说。可当我骑车一路向北而去，出城又向北骑进了十余公里，一路的走，两旁一路都是成排成排的树（每一侧至少都是四五排），有的已经成活，有的刚刚载入。一路的走，隔一小段，林带里便会有一两个工人。他们或在施肥，或在松土，或在挖坑，或在浇水，或在搬树。偶尔也会碰到卡车在收集已经枯死而被拔出的树。对于兵团种树的态度和决心，甚至是情怀，不得不由衷的敬佩。
我曾步行或骑行走过这座兵团城市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的树，让绿色成为这座城市的颜色和格调。也保证了这块沙漠绿洲能最大限度的不受沙尘袭扰。这些年我去过内地不少城市，既有天津北京这样的老牌都市，也领略过杭州绍兴的江南烟雨，更熟悉北疆域内的大小城市。所到之处也都有树，但绝没有现在所在地的树这般集中、整齐。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你一定会惊讶于这大漠旁边的一抹绿。她们绿的那么透亮深沉，绿的那么灿烂美丽。如果你足够幸运，恰巧又碰到了南疆少有的雨，那你一定会更加惊叹道“大漠存秀绿，昆仑亦烟雨”。
每天上下班都步行于学校和家属区之间，因为学校和小区都是新建的，所以路的两旁都是新种的树。我十月31号搬进家属区，每日四次往返。从出小区到进校门的路上，有几排树，排与排的间隔是多少，每一排是什么品种的树，我都一清二楚。
这两天绿化工人们在补种路边没有成活的树，工人师傅们先统一把死树挖出，然后再统一补种新树，最后再由卡车集中将死树收走。一路的走，一路的看，一路的想，不时还会停下来端详。突然间觉得，那长在或躺在路边的不是树，而是一个个守卫疆土的战士。
兵团由部队转设而来，所以兵团的人具有半农半兵的特殊性质。半碗黄沙半碗风，半个农民半个兵就是当年兵团初创时兵团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曾经浴血奋战的将士，为了祖国的需要，放下枪，拿起鎬，去往当时祖国需要也最贫瘠落后的地方。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屯垦种树。他们虽放下了枪，但仍是最英勇的战士，只是此时的敌人是恶劣的生存条件。他们守护了边疆和祖国的安宁。而路边那些活下来或者枯死的树，又何尝不是勇敢的战士呢。它用坚韧在盐碱干旱中成长，用团结保养水土，护佑一方的葱绿与澄澈。有的树死了，挖出来，立马又有新的树补上，这多像曾经的战斗。所以路边的不仅是树，更像是一群群前仆后继的战士。用生命与坚守，撑起兵团的蓝天。留给驻留来往的人以绿色和希望，给这片土地以生机与未来。
成活的树带给我们绿色，而那些枯死的树更该被我们铭记与感恩。甚至是歌颂与敬仰。试想，同样的树种，同样的树坑，同样的肥，同样的水，为什么枯死的是它们，活下来的是别人。显而易见，它们所在的位置不好，但它们没有怨言，义无反顾。甚至埋下去的那一刻它就知道它不会活，但它仍然坚持到最后一刻，绝不提前枯萎，更不自我放弃。直到下一树苗运来，它才放心的倒下。而下一棵树也抱着必死的决心跳进前面装满死亡的坑里，直到人们看到绿色与生机。它们不言，它们努力，它们坚守，它们刚毅。那些勇敢的战士们，心里只有国家，只装着人民，避重就轻、贪生怕死绝不配作兵团的战士。
所以望着路边一排排的树，望着那些枯死的战士，生而为人的我们，生逢伟大时代的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反思一下。回头看看兵团，看看路旁的那些树。
前不久我曾叙述过，作为一个生活在新疆的内地人，由衷的感受到了兵团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只要有成排成排的老树生长或者成片成片的树苗栽种的地方就是兵团。而距上一次产生这个判断不久后的现在，更加深了我的这种认识。并且对于兵团的树和兵团人种树的精神，产生了更多赞叹与凝望。
古语说“树挪死”，可见想种植移植一棵树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气候干旱少雨的南疆，尤其是在远离海洋的塔克拉玛干边缘，并且是成排成片的种植。
以在三师的所见而论，绿化工人们对于种树的态度是执着且专注的。从挖坑施肥到种树浇水，一般都是连续性完成。各个程序间的间隔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哪个阶段搁置的太久都不利于树的成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种树就一定要把树种活。今天种了一批，过些天发现有些没有成活，他们绝对不会置之不理。第一时间内就会有人来把死树挖掉，再次补种，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的树成活。这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想，而是我一个多月来的亲身感受。
上周末我曾独自骑车出城闲逛，城中的绿植密度很大（无愧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基本百分百成活，这自不必说。可当我骑车一路向北而去，出城又向北骑进了十余公里，一路的走，两旁一路都是成排成排的树（每一侧至少都是四五排），有的已经成活，有的刚刚载入。一路的走，隔一小段，林带里便会有一两个工人。他们或在施肥，或在松土，或在挖坑，或在浇水，或在搬树。偶尔也会碰到卡车在收集已经枯死而被拔出的树。对于兵团种树的态度和决心，甚至是情怀，不得不由衷的敬佩。
我曾步行或骑行走过这座兵团城市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的树，让绿色成为这座城市的颜色和格调。也保证了这块沙漠绿洲能最大限度的不受沙尘袭扰。这些年我去过内地不少城市，既有天津北京这样的老牌都市，也领略过杭州绍兴的江南烟雨，更熟悉北疆域内的大小城市。所到之处也都有树，但绝没有现在所在地的树这般集中、整齐。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你一定会惊讶于这大漠旁边的一抹绿。她们绿的那么透亮深沉，绿的那么灿烂美丽。如果你足够幸运，恰巧又碰到了南疆少有的雨，那你一定会更加惊叹道“大漠存秀绿，昆仑亦烟雨”。
每天上下班都步行于学校和家属区之间，因为学校和小区都是新建的，所以路的两旁都是新种的树。我十月31号搬进家属区，每日四次往返。从出小区到进校门的路上，有几排树，排与排的间隔是多少，每一排是什么品种的树，我都一清二楚。
这两天绿化工人们在补种路边没有成活的树，工人师傅们先统一把死树挖出，然后再统一补种新树，最后再由卡车集中将死树收走。一路的走，一路的看，一路的想，不时还会停下来端详。突然间觉得，那长在或躺在路边的不是树，而是一个个守卫疆土的战士。
兵团由部队转设而来，所以兵团的人具有半农半兵的特殊性质。半碗黄沙半碗风，半个农民半个兵就是当年兵团初创时兵团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曾经浴血奋战的将士，为了祖国的需要，放下枪，拿起鎬，去往当时祖国需要也最贫瘠落后的地方。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屯垦种树。他们虽放下了枪，但仍是最英勇的战士，只是此时的敌人是恶劣的生存条件。他们守护了边疆和祖国的安宁。而路边那些活下来或者枯死的树，又何尝不是勇敢的战士呢。它用坚韧在盐碱干旱中成长，用团结保养水土，护佑一方的葱绿与澄澈。有的树死了，挖出来，立马又有新的树补上，这多像曾经的战斗。所以路边的不仅是树，更像是一群群前仆后继的战士。用生命与坚守，撑起兵团的蓝天。留给驻留来往的人以绿色和希望，给这片土地以生机与未来。
成活的树带给我们绿色，而那些枯死的树更该被我们铭记与感恩。甚至是歌颂与敬仰。试想，同样的树种，同样的树坑，同样的肥，同样的水，为什么枯死的是它们，活下来的是别人。显而易见，它们所在的位置不好，但它们没有怨言，义无反顾。甚至埋下去的那一刻它就知道它不会活，但它仍然坚持到最后一刻，绝不提前枯萎，更不自我放弃。直到下一树苗运来，它才放心的倒下。而下一棵树也抱着必死的决心跳进前面装满死亡的坑里，直到人们看到绿色与生机。它们不言，它们努力，它们坚守，它们刚毅。那些勇敢的战士们，心里只有国家，只装着人民，避重就轻、贪生怕死绝不配作兵团的战士。
所以望着路边一排排的树，望着那些枯死的战士，生而为人的我们，生逢伟大时代的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反思一下。回头看看兵团，看看路旁的那些树。
#教育#【值得一读！重读陶行知：“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 #阅读##陶行知#在1919年7月一次关于“新教育”的演讲中，提到了新教育对新教员的要求，第一条就是“要有信仰心”，他认为，对教育的“信仰心”，不仅来自教育本身的意义，“是永久有益于世的”，而且还来自教育所带来的快乐。
陶行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里头还有一种快乐——照我们自己想想，小学校里学生小，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哪有快乐？其实，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那无论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陶行知教育文集》）
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也有教师抱怨“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丝毫看不到教育职业有什么快乐可言。这和今天不少教师的心态不是一样的吗？
教育的快乐源于何处？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快乐首先源于对教育本身的信仰，“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
说到“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我想到有一年我去参观青海塔尔寺的时候看到酥油花的情景。寺庙的一个僧人告诉我，酥油花塑造工艺复杂，要进行大量的选料、配制、做模等前期工作。由于酥油易融化，艺僧们徒手捏塑酥油花时只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阴冷房间里封闭工作。在制作过程中，艺僧手指被冻得疼痛难忍，失去触觉，但他们依然将酥油做成一朵朵精美的花。这些酥油花只能“存活”几个月，因为天气转暖便要融化，于是每年都要重做酥油花。因此，最后艺僧们的手指都会溃烂，且终身残疾。这些艺僧都是自愿做酥油花的，没有谁强迫他们，哪怕手指溃烂，他们也无怨无悔。这些美丽的酥油花都不是为市场而制作，唯一的用途就是放在寺庙里供奉神灵。没有半点儿功利色彩，而完全是出于心灵深处的信仰，而自觉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康。在世俗的人看来，他们很苦，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回头说教育。并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会把教育当信仰，但要看到，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崔其升等人的确是对教育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一般的信仰，他们不但为中国教育作出了贡献，也因此而获得内心的自由、宁静与幸福。我们也许不应苛求每一个教师都把教育当信仰，但如果教育者有了一份陶行知所说的对教育的“信仰心”，一定会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幸福。
陶行知还认为，教育的幸福源于看着孩子成长：“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读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从教几十年来所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我带班常常是“大循环”——从初一到高三，一教六年；当然，也有只带初中三年或高中三年的“小循环”。但无论“大循环”还是“小循环”，几年中，看着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他们刚进校时，还是刚毕业的小学生，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活泼调皮的小男孩，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当他们高三毕业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是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然后我又回头带初一，又迎接一批可爱的小不点儿，然后又陪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成人……多年后，他们回来看我，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作曲家，有的是医学专家，有的是科研专家，有的是飞行员，有的是足球教练，有的是摇滚歌手，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乡村教师……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只要他们善良、正直、勤劳，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幸福的源泉。
有一个叫王红川的孩子，是我大学毕业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当初的他，瘦瘦的，小小的，戴个小眼镜，特别机灵可爱，因为体质较弱，我特别呵护他，有一次还帮他揍高年级欺负他的学生，为此我还挨了学校的处分。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晨都在街边等我，我到了以后，他便跳上我的自行车后座，我载着他上学去。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西医骨科专家。还有一个女生叫“周惠”，高一新生报名的当天晚上，她就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我用自行车送她到医院急诊室，结果医生说必须住院，于是，我又背着她到了山上的住院部。在山路上，为了安慰趴在我背上轻轻呻吟的周惠，我一边喘息一边给她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多年后，在德国大学教书的周惠，带着女儿回来看我。回忆当年我背她上医院的事，她说当时她疼得说不出话，但在心里默念着：“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2018年8月，应学生的要求，我为他们上了一堂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来了。从几年前教毕业的“关门弟子”，到已经年过半百的第一批学生……18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挤满了400余人。王红川带着妻子和女儿来了，周惠专程从德国赶回来了，还有当年的“差生”如今的省足球教练张凌，还有当年的学霸如今的飞行员、机长吴镝……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年轻，但看到他们，浮现我眼前的，依然是他们当年稚气可爱的面容。当我讲课时，他们一双双痴迷的眼睛凝视着我，已经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当年十二三岁的光芒。那一刻，我感到我面对着属于我的一片星辰大海！
我想到了加拿大学者马克斯·范梅南的话：“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迷恋他人成长的人也必将被他人迷恋！”
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育人三部曲》）我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也想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
我想到了陶行知的话：“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我还想补充一句：“不只是看孩子开花与成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开花，也成熟，同样有极大的快乐。”（作者 李镇西 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陶行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里头还有一种快乐——照我们自己想想，小学校里学生小，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哪有快乐？其实，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那无论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陶行知教育文集》）
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也有教师抱怨“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丝毫看不到教育职业有什么快乐可言。这和今天不少教师的心态不是一样的吗？
教育的快乐源于何处？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快乐首先源于对教育本身的信仰，“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
说到“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我想到有一年我去参观青海塔尔寺的时候看到酥油花的情景。寺庙的一个僧人告诉我，酥油花塑造工艺复杂，要进行大量的选料、配制、做模等前期工作。由于酥油易融化，艺僧们徒手捏塑酥油花时只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阴冷房间里封闭工作。在制作过程中，艺僧手指被冻得疼痛难忍，失去触觉，但他们依然将酥油做成一朵朵精美的花。这些酥油花只能“存活”几个月，因为天气转暖便要融化，于是每年都要重做酥油花。因此，最后艺僧们的手指都会溃烂，且终身残疾。这些艺僧都是自愿做酥油花的，没有谁强迫他们，哪怕手指溃烂，他们也无怨无悔。这些美丽的酥油花都不是为市场而制作，唯一的用途就是放在寺庙里供奉神灵。没有半点儿功利色彩，而完全是出于心灵深处的信仰，而自觉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康。在世俗的人看来，他们很苦，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回头说教育。并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会把教育当信仰，但要看到，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崔其升等人的确是对教育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一般的信仰，他们不但为中国教育作出了贡献，也因此而获得内心的自由、宁静与幸福。我们也许不应苛求每一个教师都把教育当信仰，但如果教育者有了一份陶行知所说的对教育的“信仰心”，一定会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幸福。
陶行知还认为，教育的幸福源于看着孩子成长：“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读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从教几十年来所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我带班常常是“大循环”——从初一到高三，一教六年；当然，也有只带初中三年或高中三年的“小循环”。但无论“大循环”还是“小循环”，几年中，看着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他们刚进校时，还是刚毕业的小学生，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活泼调皮的小男孩，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当他们高三毕业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是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然后我又回头带初一，又迎接一批可爱的小不点儿，然后又陪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成人……多年后，他们回来看我，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作曲家，有的是医学专家，有的是科研专家，有的是飞行员，有的是足球教练，有的是摇滚歌手，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乡村教师……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只要他们善良、正直、勤劳，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幸福的源泉。
有一个叫王红川的孩子，是我大学毕业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当初的他，瘦瘦的，小小的，戴个小眼镜，特别机灵可爱，因为体质较弱，我特别呵护他，有一次还帮他揍高年级欺负他的学生，为此我还挨了学校的处分。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晨都在街边等我，我到了以后，他便跳上我的自行车后座，我载着他上学去。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西医骨科专家。还有一个女生叫“周惠”，高一新生报名的当天晚上，她就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我用自行车送她到医院急诊室，结果医生说必须住院，于是，我又背着她到了山上的住院部。在山路上，为了安慰趴在我背上轻轻呻吟的周惠，我一边喘息一边给她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多年后，在德国大学教书的周惠，带着女儿回来看我。回忆当年我背她上医院的事，她说当时她疼得说不出话，但在心里默念着：“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2018年8月，应学生的要求，我为他们上了一堂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来了。从几年前教毕业的“关门弟子”，到已经年过半百的第一批学生……18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挤满了400余人。王红川带着妻子和女儿来了，周惠专程从德国赶回来了，还有当年的“差生”如今的省足球教练张凌，还有当年的学霸如今的飞行员、机长吴镝……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年轻，但看到他们，浮现我眼前的，依然是他们当年稚气可爱的面容。当我讲课时，他们一双双痴迷的眼睛凝视着我，已经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当年十二三岁的光芒。那一刻，我感到我面对着属于我的一片星辰大海！
我想到了加拿大学者马克斯·范梅南的话：“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迷恋他人成长的人也必将被他人迷恋！”
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育人三部曲》）我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也想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
我想到了陶行知的话：“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我还想补充一句：“不只是看孩子开花与成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开花，也成熟，同样有极大的快乐。”（作者 李镇西 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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