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阿尔卑斯山保护“神鸟”】
因日本自古以来的山岳崇拜，栖息在高山上的岩雷鸟曾被尊为神的使者。现在由于全球变暖造成的环境变化等各种因素，它们的栖息地受到了威胁。环境省、研究人员和动物园联手进行了保护和繁殖岩雷鸟的项目，目前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江户幕府时期的养殖尝试——
日本岩雷鸟（英文：Japanese Rock Ptarmigan）分布在本州中部的北阿尔卑斯山（飞驒山脉）和南阿尔卑斯山（赤石山脉）以及周围的山岳地区。在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冷地区的岩雷鸟物种中，它们孤立地分布于最南端的高山上。冬天，因为它们浑身被纯白色羽毛覆盖，所以在雪地里也很难被发现。它们一般不害怕人，与其他野生鸟类不同，即使靠近它们时也不会跑开。
日本自古就有山岳信仰，认为深山里住着神灵，而日本岩雷鸟一直被视为山神的化身，受到人们的保护。有些人认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岩雷鸟才会不惧怕人类。
在江户时代，岩雷鸟作为避雷的象征，还被制成了绘马。当时的加贺藩（现在的富山县和石川县）调查了生活在白山的岩雷鸟，并颁发对其保护的法令。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听说飞騨国（现在岐阜县北部）的乘鞍岳上有很多岩雷鸟，便试图捕捉和饲养它们。根据历史记录，还曾有过几次繁殖岩雷鸟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环境变化是数量骤降的原因——
明治维新后，修验道（日本的山中禁欲主义）被废除，对山的恐惧也随之淡薄，人们一度为了食用等目的而捕捉岩雷鸟。1910年岩雷鸟被指定为“狩猎禁止鸟兽”，1955年又被指定为“特别天然纪念物”。近年来，通常生活在低山的动物侵入岩雷鸟栖息的高地，形成新的威胁。鹿和野猪正在吞噬岩雷鸟赖以生存的高山植物，狐狸、貂、乌鸦和红隼等，新的捕食者也正在增加。
在1980年代的调查中，该种群的数量估算约为3000只，但在2000年代调查时发现已减少到不足2000只。自2012年环境省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的“濒危IB类”以来，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一项保护和繁殖的计划。
在野外调查和保护活动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信州大学的中村浩志教授（现为名誉教授），他持续20多年一直在研究岩雷鸟。在过去的10年里，信州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员小林笃也一直参与支持了该项研究，自2020年4月起又作为环境省的栖息地保护合作专家延续着该项工作。
他说：“我与中村教授一起在超过3000米的高山上，调查了岩雷鸟从蛋到成鸟的各个阶段的存活率，研究了哪些阶段加以保护就能增加岩雷鸟数量。我们还对世界上最南端的岩雷鸟——日本岩雷鸟如何适应环境和进化，并能在日本的高寒环境中生息繁衍备感兴趣。自2015年以来，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一直在实施中村教授设计的‘笼子保护’方法，以保护雏鸟免受恶劣天气和捕食者的伤害。”
——在中央阿尔卑斯山兴起的“复兴行动”——
岩雷鸟每次产6到7个蛋，但大致只有一个能成为成鸟。因其在梅雨季节末期孵化，如果天气恶劣，亲鸟将无法保护雏鸟免受寒冷和天敌的伤害。因此在孵化后的第一个月死亡率特别高，所以繁殖的关键是在这个时期保护雏鸟。
“正因为岩雷鸟不怕人，所以我们才能引导它们进入笼子。有时候需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把它们从原来的鸟巢慢慢引到笼子里。并且每天在笼子里为它们准备饵食。我们住在当地的小屋里，晚上把它们引入到笼子里，到早上再把它们放出来自由觅食。这项工作从6月底雏鸟出生时就开始，一直要持续到8月初。”
岩雷鸟被认为在1960年代末已在中央阿尔卑斯山（木曾山脉）灭绝，但在2018年7月，一名登山者在中央阿尔卑斯山的驹岳发现了一只雌鸟。遗传分析表明，它可能是从种群相对稳定的乘鞍岳（横跨长野县和岐阜县）飞来的。这一发现催生了在中央阿尔卑斯山一带的 “复兴行动”，计划到2025年将岩雷鸟的个体数量增加到100只左右。2019年，来自乘鞍岳的野生个体的受精卵，以及在2020年又用动物园饲养的个体的受精卵，取代了这只雌鸟所产的无精卵。虽然它们都成功孵化成雏鸟，却因为恶劣天气和捕食者等原因，雏鸟最终还是全军覆没。
同时，在2020年8月，来自三个家庭的共19只岩雷鸟从乘鞍岳被运到中央阿尔卑斯山放生。在2021年7月，发现有10只雌鸟带着雏鸟，其中就有那只在2018年被确认的雌鸟。研究人员对其中5个家庭实施了“笼子保护”，其中的2个家庭最终被转移到那须动物王国（枥木县）和茶臼山动物园（长野县），其余3个家庭继续放归自然。
小林先生说：“我们打算先在动物园里进行繁殖，如果它们能返回到山上，就让其尝试回归野外。”
日本对朱鹮和东方白鹳的保护措施在它们濒临灭绝的时候开始的。目前在日本人工饲养繁殖的朱鹮来自中国，东方白鹳则是俄罗斯赠送的。
“一旦灭绝后再采取行动就太晚了。环境省、研究人员和动物园这次共同协作，趁着野生岩雷鸟仍有栖息地的情况下便开始保护和繁殖它们。我们过去也开展过类似的合作，但就实际成果而言，这是一个罕见的成功案例。”
——动物园在“物种保护”中的作用——
虽然环境省担纲岩雷鸟的保护和繁殖事业，但从2015年开始的生息域外保护则由日本动物园水族馆协会及下属动物园负责实施。在动物园实施的域外保护旨在将保存物种作为一项“保险”政策，通过育种和饲养积累科学知识，2018年生效的《物种保存法》的修正案，阐明了动物园在促进濒危物种保护方面的作用。
岐阜大学的楠田哲士副教授在动物园的岩雷鸟繁殖生理学研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目前正在研究性激素、温度和照明条件之间的关系，以便饲养和繁殖。
“为了成功地进行域外保护，首先需要了解野生岩雷鸟的生态环境。通常情况下，性激素是从血液中分析出来的，但现在发现用粪便也是可行的，因此在中村教授和小林先生的协助下，从野外收集来粪便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另外，鸟类的繁殖受光照的影响，岩雷鸟在白昼变长时会进入繁殖期。日本岩雷鸟对光线特别敏感，所以需要建立尽可能接近野外的照明条件。温度控制也是一个挑战”。
楠田副教授的动物繁殖学实验室一直在参与动物园饲养稀有哺乳动物的域外繁殖项目，如“濒危IA类”物种之一的对马豹猫。2021年4月底，两只对马豹猫宝宝在开展共同研究的名古屋东山动物园出生。这是对马豹猫在该动物园里安全出生并成长的首次成功案例。
“我很高兴能成功地培育出了它们。对马豹猫的繁殖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每年往往只有1到2只出生。而岩雷鸟则每次产6到7个蛋，所以如果它们孵化顺利，笼子保护措施实施到位，就有可能有效地增加数量。”
——希望能在野外看到它们——
楠田副教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和动物园度过的，他第一次在野外看到岩雷鸟是在2013年6月，当时他陪同中村教授前往乘鞍岳进行野外调查。
“我们恰好看到雌鸟在巢穴中孵化着蛋，而雄鸟在岩石上守护着它们。一般情况下很少有机会能看到孵化时的情景，但我们非常幸运，托中村教授的福，才能有此机遇。在壮丽的大自然中能观赏到野生动物的身影，真的让人非常激动啊。”
从那时起，他每年都会有1到2次带着学生们去乘鞍岳观察岩雷鸟。“当你在大自然中看到它们生息繁衍的样子，保护这些珍贵鸟类的决心就会更加强烈，在动物园的域外保护的方式也自然会有所改变。”
交通上，乘巴士就能到达乘鞍岳山顶周围的岩雷鸟栖息地。“每年的5、6月是建巢安家的季节，能看到雄性的岩雷鸟。到了7月，当卵开始孵化后，就有可能看到亲鸟带着雏鸟一起外出的情景。真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在野外看到它们。”
——保护岩雷鸟就是保护大自然——
楠田副教授也正在积极地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珍稀野生动物的认识，但他对岐阜县缺乏保护岩雷鸟的意识也感到担忧，因为该县是乘鞍岳和御岳山等岩雷鸟主要栖息的所在地。截至到2021年，日本全国有七个地方以动物园为中心开展了饲养繁殖事业，其中包括富山县和长野县，但岐阜县没有动物园。与富山县和长野县相比，岐阜县对保护项目的认知度非常低，这与动物园的宣传和公众接触密切度大有关联。尽管与富山县和长野县一样，岐阜县也将岩雷鸟指定为“县级鸟类”，但保护意识低下却是事实。
楠田副教授呼吁说：“岩雷鸟能够栖息的日本飞騨地区的高山生态系统，为南部的美浓地区带来了丰富的水源，并孕育了诸如香鱼之类的淡水鱼。我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保护岩雷鸟也是与传承美浓和纸、鸬鹚养殖等文化及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出于这样的考虑，2020年岐阜大学申办了“第19届岩雷鸟大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分享和讨论以中村教授为中心，由环境省、岩雷鸟生息地的地方政府、动物园、大学研究人员等开展的各项相关工作，并向公众广泛传播这些信息。
有关人士的热情，让昔日的“神鸟”岩雷鸟作为大自然富饶的象征而得到保护和重生——这一天或许会很快到来。
全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x4jIh0
#日本[超话]# #岩雷鸟# #环境保护# #一起保护珍稀动物# #神鸟#
因日本自古以来的山岳崇拜，栖息在高山上的岩雷鸟曾被尊为神的使者。现在由于全球变暖造成的环境变化等各种因素，它们的栖息地受到了威胁。环境省、研究人员和动物园联手进行了保护和繁殖岩雷鸟的项目，目前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江户幕府时期的养殖尝试——
日本岩雷鸟（英文：Japanese Rock Ptarmigan）分布在本州中部的北阿尔卑斯山（飞驒山脉）和南阿尔卑斯山（赤石山脉）以及周围的山岳地区。在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寒冷地区的岩雷鸟物种中，它们孤立地分布于最南端的高山上。冬天，因为它们浑身被纯白色羽毛覆盖，所以在雪地里也很难被发现。它们一般不害怕人，与其他野生鸟类不同，即使靠近它们时也不会跑开。
日本自古就有山岳信仰，认为深山里住着神灵，而日本岩雷鸟一直被视为山神的化身，受到人们的保护。有些人认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岩雷鸟才会不惧怕人类。
在江户时代，岩雷鸟作为避雷的象征，还被制成了绘马。当时的加贺藩（现在的富山县和石川县）调查了生活在白山的岩雷鸟，并颁发对其保护的法令。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听说飞騨国（现在岐阜县北部）的乘鞍岳上有很多岩雷鸟，便试图捕捉和饲养它们。根据历史记录，还曾有过几次繁殖岩雷鸟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环境变化是数量骤降的原因——
明治维新后，修验道（日本的山中禁欲主义）被废除，对山的恐惧也随之淡薄，人们一度为了食用等目的而捕捉岩雷鸟。1910年岩雷鸟被指定为“狩猎禁止鸟兽”，1955年又被指定为“特别天然纪念物”。近年来，通常生活在低山的动物侵入岩雷鸟栖息的高地，形成新的威胁。鹿和野猪正在吞噬岩雷鸟赖以生存的高山植物，狐狸、貂、乌鸦和红隼等，新的捕食者也正在增加。
在1980年代的调查中，该种群的数量估算约为3000只，但在2000年代调查时发现已减少到不足2000只。自2012年环境省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的“濒危IB类”以来，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一项保护和繁殖的计划。
在野外调查和保护活动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信州大学的中村浩志教授（现为名誉教授），他持续20多年一直在研究岩雷鸟。在过去的10年里，信州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员小林笃也一直参与支持了该项研究，自2020年4月起又作为环境省的栖息地保护合作专家延续着该项工作。
他说：“我与中村教授一起在超过3000米的高山上，调查了岩雷鸟从蛋到成鸟的各个阶段的存活率，研究了哪些阶段加以保护就能增加岩雷鸟数量。我们还对世界上最南端的岩雷鸟——日本岩雷鸟如何适应环境和进化，并能在日本的高寒环境中生息繁衍备感兴趣。自2015年以来，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一直在实施中村教授设计的‘笼子保护’方法，以保护雏鸟免受恶劣天气和捕食者的伤害。”
——在中央阿尔卑斯山兴起的“复兴行动”——
岩雷鸟每次产6到7个蛋，但大致只有一个能成为成鸟。因其在梅雨季节末期孵化，如果天气恶劣，亲鸟将无法保护雏鸟免受寒冷和天敌的伤害。因此在孵化后的第一个月死亡率特别高，所以繁殖的关键是在这个时期保护雏鸟。
“正因为岩雷鸟不怕人，所以我们才能引导它们进入笼子。有时候需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把它们从原来的鸟巢慢慢引到笼子里。并且每天在笼子里为它们准备饵食。我们住在当地的小屋里，晚上把它们引入到笼子里，到早上再把它们放出来自由觅食。这项工作从6月底雏鸟出生时就开始，一直要持续到8月初。”
岩雷鸟被认为在1960年代末已在中央阿尔卑斯山（木曾山脉）灭绝，但在2018年7月，一名登山者在中央阿尔卑斯山的驹岳发现了一只雌鸟。遗传分析表明，它可能是从种群相对稳定的乘鞍岳（横跨长野县和岐阜县）飞来的。这一发现催生了在中央阿尔卑斯山一带的 “复兴行动”，计划到2025年将岩雷鸟的个体数量增加到100只左右。2019年，来自乘鞍岳的野生个体的受精卵，以及在2020年又用动物园饲养的个体的受精卵，取代了这只雌鸟所产的无精卵。虽然它们都成功孵化成雏鸟，却因为恶劣天气和捕食者等原因，雏鸟最终还是全军覆没。
同时，在2020年8月，来自三个家庭的共19只岩雷鸟从乘鞍岳被运到中央阿尔卑斯山放生。在2021年7月，发现有10只雌鸟带着雏鸟，其中就有那只在2018年被确认的雌鸟。研究人员对其中5个家庭实施了“笼子保护”，其中的2个家庭最终被转移到那须动物王国（枥木县）和茶臼山动物园（长野县），其余3个家庭继续放归自然。
小林先生说：“我们打算先在动物园里进行繁殖，如果它们能返回到山上，就让其尝试回归野外。”
日本对朱鹮和东方白鹳的保护措施在它们濒临灭绝的时候开始的。目前在日本人工饲养繁殖的朱鹮来自中国，东方白鹳则是俄罗斯赠送的。
“一旦灭绝后再采取行动就太晚了。环境省、研究人员和动物园这次共同协作，趁着野生岩雷鸟仍有栖息地的情况下便开始保护和繁殖它们。我们过去也开展过类似的合作，但就实际成果而言，这是一个罕见的成功案例。”
——动物园在“物种保护”中的作用——
虽然环境省担纲岩雷鸟的保护和繁殖事业，但从2015年开始的生息域外保护则由日本动物园水族馆协会及下属动物园负责实施。在动物园实施的域外保护旨在将保存物种作为一项“保险”政策，通过育种和饲养积累科学知识，2018年生效的《物种保存法》的修正案，阐明了动物园在促进濒危物种保护方面的作用。
岐阜大学的楠田哲士副教授在动物园的岩雷鸟繁殖生理学研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目前正在研究性激素、温度和照明条件之间的关系，以便饲养和繁殖。
“为了成功地进行域外保护，首先需要了解野生岩雷鸟的生态环境。通常情况下，性激素是从血液中分析出来的，但现在发现用粪便也是可行的，因此在中村教授和小林先生的协助下，从野外收集来粪便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另外，鸟类的繁殖受光照的影响，岩雷鸟在白昼变长时会进入繁殖期。日本岩雷鸟对光线特别敏感，所以需要建立尽可能接近野外的照明条件。温度控制也是一个挑战”。
楠田副教授的动物繁殖学实验室一直在参与动物园饲养稀有哺乳动物的域外繁殖项目，如“濒危IA类”物种之一的对马豹猫。2021年4月底，两只对马豹猫宝宝在开展共同研究的名古屋东山动物园出生。这是对马豹猫在该动物园里安全出生并成长的首次成功案例。
“我很高兴能成功地培育出了它们。对马豹猫的繁殖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每年往往只有1到2只出生。而岩雷鸟则每次产6到7个蛋，所以如果它们孵化顺利，笼子保护措施实施到位，就有可能有效地增加数量。”
——希望能在野外看到它们——
楠田副教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和动物园度过的，他第一次在野外看到岩雷鸟是在2013年6月，当时他陪同中村教授前往乘鞍岳进行野外调查。
“我们恰好看到雌鸟在巢穴中孵化着蛋，而雄鸟在岩石上守护着它们。一般情况下很少有机会能看到孵化时的情景，但我们非常幸运，托中村教授的福，才能有此机遇。在壮丽的大自然中能观赏到野生动物的身影，真的让人非常激动啊。”
从那时起，他每年都会有1到2次带着学生们去乘鞍岳观察岩雷鸟。“当你在大自然中看到它们生息繁衍的样子，保护这些珍贵鸟类的决心就会更加强烈，在动物园的域外保护的方式也自然会有所改变。”
交通上，乘巴士就能到达乘鞍岳山顶周围的岩雷鸟栖息地。“每年的5、6月是建巢安家的季节，能看到雄性的岩雷鸟。到了7月，当卵开始孵化后，就有可能看到亲鸟带着雏鸟一起外出的情景。真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在野外看到它们。”
——保护岩雷鸟就是保护大自然——
楠田副教授也正在积极地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珍稀野生动物的认识，但他对岐阜县缺乏保护岩雷鸟的意识也感到担忧，因为该县是乘鞍岳和御岳山等岩雷鸟主要栖息的所在地。截至到2021年，日本全国有七个地方以动物园为中心开展了饲养繁殖事业，其中包括富山县和长野县，但岐阜县没有动物园。与富山县和长野县相比，岐阜县对保护项目的认知度非常低，这与动物园的宣传和公众接触密切度大有关联。尽管与富山县和长野县一样，岐阜县也将岩雷鸟指定为“县级鸟类”，但保护意识低下却是事实。
楠田副教授呼吁说：“岩雷鸟能够栖息的日本飞騨地区的高山生态系统，为南部的美浓地区带来了丰富的水源，并孕育了诸如香鱼之类的淡水鱼。我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保护岩雷鸟也是与传承美浓和纸、鸬鹚养殖等文化及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出于这样的考虑，2020年岐阜大学申办了“第19届岩雷鸟大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分享和讨论以中村教授为中心，由环境省、岩雷鸟生息地的地方政府、动物园、大学研究人员等开展的各项相关工作，并向公众广泛传播这些信息。
有关人士的热情，让昔日的“神鸟”岩雷鸟作为大自然富饶的象征而得到保护和重生——这一天或许会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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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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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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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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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疫情下的日本劳动力市场】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失业率仅小幅上扬，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东京大学教授玄田有史为大家解读，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失业人数仅略微增加——
2020年4月，日本政府以7个都府县为对象首次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很多公司暂停了日常业务，职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从3月至4月这一个月里，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了107万人。单月就业人数减少幅度仅次于1963年1月大雪灾减少的113万人，是2009年2月至3月因世界金融危机减少52万人的约两倍。
而2020年4月的完全失业者人数（指适龄劳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正在求职过程中但目前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的人，不包括没有劳动意愿的人），比上一个月增加了6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上升0.1个百分点，达到2.6%。因解雇或终止合同等非自主原因离职的完全失业者人数，也与3月份持平。尽管就业人数剧减，但却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此后，失业率虽然一度超过了3%，但2020年全年的平均失业率保持在了2.8%。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疫情中日本的失业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放弃就业的人员剧增——
之所以就业人数剧减和完全失业者渐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同时出现，首要原因是“非劳动力人口”激增。“非劳动力人口”是统计学术语，指15岁以上未就业的人群中，那些不找工作或找到了工作也不马上就业的人。而“完全失业者”则是指当前没有工作、但正在找工作，并随时准备上岗的人。
非劳动力人口从2020年3月至4月激增了94万人，是1963年1月以来的历史最高值。57年前，人们因大雪灾无法外出，导致非劳动力人口一下子猛增。而这次，很多人因为害怕被传染或是响应政府控制外出的要求，即使丢了工作也没再去求职，而是直接放弃出去工作，成了非劳动力人口，并没计算在失业人口之内。
2020年4月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主要是重症风险较高的老年人和担心家人染病的女性。21世纪1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全面减少，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增加，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一趋势现已停止了。在日本，照顾孩子和年迈父母等全部家务的重担，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是完全由女性来承担的。这导致女性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她们不仅要担心本人感染，还要预防家人被感染。
2020年5月之后，为了生活希望增加收入的需求凸显出来，而实践也显示严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措施就能预防感染，由此老年人和女性开始重返就业市场。但是，2021年疫情急剧扩散，非劳动力人口再次转向增加，人们担心感染而放弃就业的情况仍在持续。
根据笔者测算，与疫情前持续减少的趋势相比，非劳动力人口增加多达100万人以上规模。假设这些人不放弃就业而继续找工作，那么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将从现有的200万人增至300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将上升到4.5%左右。如果感染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很多人一旦同时开始找工作，失业率今后很可能会上升。
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制度方面的逐渐完善促进了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尽管日本人口在减少，但就业人数却在增加。由于日本经济存在人口减少这一结构性问题，因疫情扩散而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何时能恢复到原先减少趋势，将成为左右日本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
——出现大量人员歇业——
疫情扩散后日本之所以未出现大量失业，“歇业”人员剧增也是原因之一。2020年4月，日本的歇业人员人数大概处于战后最多的状态。
所谓“歇业人员”，是指有工作却完全没在干工作的人。2020年4月歇业人员创下历史新高，达到597万人，占全体就业人口的9.0%。与上年同期相比猛增了420万人，也成为一个新记录。假设400万左右的歇业人员丢了工作重新去找工作，再加上之前提过的100万非劳动力人口也找工作的话，那么日本失业率将超过10%。
2020年4月的时候，歇业人员以从事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居多，相比上年同期的10万人，猛增至105万人。疫情在医疗机构也有所蔓延，因此在医疗和福利机构工作的歇业人员，去年4月也从上年同期的25万人倍增至50万人，局面十分严峻。
有的歇业情况是因为休假、产假、看护等劳动者个人原因造成的。而2020年春，因公司方面原因导致的歇业大幅增加，其比率在2020年第一季度仅为13.5%，但到了第二季度则高达38.7%。
因公司方面因素导致歇业增加的背景在于，2020年4月的时候，很多企业经营者都预计业务萎缩和业绩恶化只是暂时现象，一旦紧急事态宣言解除，业绩迟早会恢复，马上又需要人手干活，所以只能先忍着让员工临时歇业。企业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还会持续，招人太难，就不想放弃现有员工。企业的此种想法导致了歇业人员大量出现。
此外，政府的就业政策也助推了这种现象。在疫情早期，政府运用充足的就业保险等资金来源，接连不断地推出紧急措施，扩充维持雇佣的补助金，放宽补助金发放条件等。这些临时政策使企业得以减轻人员费用负担，支持企业可以选择让员工歇业。
2020年4月猛增的歇业人员，到了第二个月便减少了一半，因为很多人都重返了职场。到了2020年秋，歇业人数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2021年2月，疫情再次扩散导致歇业人数略有增加，但没像去年那样大规模涌现。维持雇佣补助金政策实施一年半多，资金来源也逐渐枯竭。临时歇业虽然暂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但维持雇佣终究是有限度的，失业增加的危险在逐渐升高。
——非正式员工与远程办公——
疫情发生后，日本虽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但2000年以来持续扩大的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了。
图1是非正式员工人数的变化。在疫情扩散的2020年4月，非正式员工比上一个月骤减了100多万人。虽然也存在餐饮和制造业企业直接解雇的情况，但如前所述，更多是由于很多在非正式员工岗位工作的老年人和女性主动放弃了工作。比如，中小学全面停课，有些母亲不放心让孩子一人待在家里，因而辞去了兼职工作。
疫情前的2018年春至2019年夏，日本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空前严重，随着用人需求大增，非正式员工人数也在增多。2019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消费税增税。为了应对增税前的报复性消费需求，2019年9月非正式员工人数达到2200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一直持续增长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在2019年10月之后出现了减少倾向。疫情前的2020年1月，非正式员工人数比3个月前的峰值减少了大约50万人。即使没有爆发疫情，非正式员工从2019年底也已进入调整进程。2020年7月以后，非正式员工人数有所恢复，但11月疫情又一次恶化之后再次转为减少，非正式员工人数与2019年9月的峰值相比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令人意外的是，正式员工人数则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2020年4月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图2）。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后的2020年7月，正式员工人数仍进一步增长。8月以后，正式员工人数的增长虽然暂时停滞，但从疫情前就显露出来的增长趋势仍在持续。最终，日本的正式员工人数，自2002年经济严重不景气以来首次重返3500万人大关。
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日本的正式员工通常也容易受到优待保护，在疫情中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0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正式员工被大量调整的例外情况。但这次并未发生，这也是失业人数没有猛增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使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严重。
从放弃就业人员增加和非正式员工减少的情况来看，如果远程办公进一步普及，或许他们就能继续工作下去了。政府和民间公司所开展的多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远程办公普及率最顶峰时也止步于30%左右。2020年春，居家办公一度流行，但后来很多人又恢复了通勤到公司上班。
在大企业和专业岗位工作的正式员工中，远程办公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小企业以及从事一般性工作的女性与老年非正式员工中，却迟迟难以推广。以疫情为契机创造更多居家办公的机会，对于劳动方式向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向转变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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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失业率仅小幅上扬，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东京大学教授玄田有史为大家解读，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失业人数仅略微增加——
2020年4月，日本政府以7个都府县为对象首次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很多公司暂停了日常业务，职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报告，从3月至4月这一个月里，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了107万人。单月就业人数减少幅度仅次于1963年1月大雪灾减少的113万人，是2009年2月至3月因世界金融危机减少52万人的约两倍。
而2020年4月的完全失业者人数（指适龄劳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正在求职过程中但目前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的人，不包括没有劳动意愿的人），比上一个月增加了6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上升0.1个百分点，达到2.6%。因解雇或终止合同等非自主原因离职的完全失业者人数，也与3月份持平。尽管就业人数剧减，但却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此后，失业率虽然一度超过了3%，但2020年全年的平均失业率保持在了2.8%。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疫情中日本的失业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放弃就业的人员剧增——
之所以就业人数剧减和完全失业者渐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同时出现，首要原因是“非劳动力人口”激增。“非劳动力人口”是统计学术语，指15岁以上未就业的人群中，那些不找工作或找到了工作也不马上就业的人。而“完全失业者”则是指当前没有工作、但正在找工作，并随时准备上岗的人。
非劳动力人口从2020年3月至4月激增了94万人，是1963年1月以来的历史最高值。57年前，人们因大雪灾无法外出，导致非劳动力人口一下子猛增。而这次，很多人因为害怕被传染或是响应政府控制外出的要求，即使丢了工作也没再去求职，而是直接放弃出去工作，成了非劳动力人口，并没计算在失业人口之内。
2020年4月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主要是重症风险较高的老年人和担心家人染病的女性。21世纪1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全面减少，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增加，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一趋势现已停止了。在日本，照顾孩子和年迈父母等全部家务的重担，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是完全由女性来承担的。这导致女性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她们不仅要担心本人感染，还要预防家人被感染。
2020年5月之后，为了生活希望增加收入的需求凸显出来，而实践也显示严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措施就能预防感染，由此老年人和女性开始重返就业市场。但是，2021年疫情急剧扩散，非劳动力人口再次转向增加，人们担心感染而放弃就业的情况仍在持续。
根据笔者测算，与疫情前持续减少的趋势相比，非劳动力人口增加多达100万人以上规模。假设这些人不放弃就业而继续找工作，那么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将从现有的200万人增至300万人左右，完全失业率也将上升到4.5%左右。如果感染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很多人一旦同时开始找工作，失业率今后很可能会上升。
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制度方面的逐渐完善促进了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尽管日本人口在减少，但就业人数却在增加。由于日本经济存在人口减少这一结构性问题，因疫情扩散而增加的非劳动力人口何时能恢复到原先减少趋势，将成为左右日本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
——出现大量人员歇业——
疫情扩散后日本之所以未出现大量失业，“歇业”人员剧增也是原因之一。2020年4月，日本的歇业人员人数大概处于战后最多的状态。
所谓“歇业人员”，是指有工作却完全没在干工作的人。2020年4月歇业人员创下历史新高，达到597万人，占全体就业人口的9.0%。与上年同期相比猛增了420万人，也成为一个新记录。假设400万左右的歇业人员丢了工作重新去找工作，再加上之前提过的100万非劳动力人口也找工作的话，那么日本失业率将超过10%。
2020年4月的时候，歇业人员以从事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居多，相比上年同期的10万人，猛增至105万人。疫情在医疗机构也有所蔓延，因此在医疗和福利机构工作的歇业人员，去年4月也从上年同期的25万人倍增至50万人，局面十分严峻。
有的歇业情况是因为休假、产假、看护等劳动者个人原因造成的。而2020年春，因公司方面原因导致的歇业大幅增加，其比率在2020年第一季度仅为13.5%，但到了第二季度则高达38.7%。
因公司方面因素导致歇业增加的背景在于，2020年4月的时候，很多企业经营者都预计业务萎缩和业绩恶化只是暂时现象，一旦紧急事态宣言解除，业绩迟早会恢复，马上又需要人手干活，所以只能先忍着让员工临时歇业。企业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还会持续，招人太难，就不想放弃现有员工。企业的此种想法导致了歇业人员大量出现。
此外，政府的就业政策也助推了这种现象。在疫情早期，政府运用充足的就业保险等资金来源，接连不断地推出紧急措施，扩充维持雇佣的补助金，放宽补助金发放条件等。这些临时政策使企业得以减轻人员费用负担，支持企业可以选择让员工歇业。
2020年4月猛增的歇业人员，到了第二个月便减少了一半，因为很多人都重返了职场。到了2020年秋，歇业人数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2021年2月，疫情再次扩散导致歇业人数略有增加，但没像去年那样大规模涌现。维持雇佣补助金政策实施一年半多，资金来源也逐渐枯竭。临时歇业虽然暂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但维持雇佣终究是有限度的，失业增加的危险在逐渐升高。
——非正式员工与远程办公——
疫情发生后，日本虽然避免了出现大量失业，但2000年以来持续扩大的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了。
图1是非正式员工人数的变化。在疫情扩散的2020年4月，非正式员工比上一个月骤减了100多万人。虽然也存在餐饮和制造业企业直接解雇的情况，但如前所述，更多是由于很多在非正式员工岗位工作的老年人和女性主动放弃了工作。比如，中小学全面停课，有些母亲不放心让孩子一人待在家里，因而辞去了兼职工作。
疫情前的2018年春至2019年夏，日本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空前严重，随着用人需求大增，非正式员工人数也在增多。2019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消费税增税。为了应对增税前的报复性消费需求，2019年9月非正式员工人数达到2200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一直持续增长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在2019年10月之后出现了减少倾向。疫情前的2020年1月，非正式员工人数比3个月前的峰值减少了大约50万人。即使没有爆发疫情，非正式员工从2019年底也已进入调整进程。2020年7月以后，非正式员工人数有所恢复，但11月疫情又一次恶化之后再次转为减少，非正式员工人数与2019年9月的峰值相比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令人意外的是，正式员工人数则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2020年4月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图2）。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后的2020年7月，正式员工人数仍进一步增长。8月以后，正式员工人数的增长虽然暂时停滞，但从疫情前就显露出来的增长趋势仍在持续。最终，日本的正式员工人数，自2002年经济严重不景气以来首次重返3500万人大关。
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日本的正式员工通常也容易受到优待保护，在疫情中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0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正式员工被大量调整的例外情况。但这次并未发生，这也是失业人数没有猛增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使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严重。
从放弃就业人员增加和非正式员工减少的情况来看，如果远程办公进一步普及，或许他们就能继续工作下去了。政府和民间公司所开展的多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远程办公普及率最顶峰时也止步于30%左右。2020年春，居家办公一度流行，但后来很多人又恢复了通勤到公司上班。
在大企业和专业岗位工作的正式员工中，远程办公已经比较普及，但在中小企业以及从事一般性工作的女性与老年非正式员工中，却迟迟难以推广。以疫情为契机创造更多居家办公的机会，对于劳动方式向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向转变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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