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要学曹德旺：低调行事，高调经营！
对于风口不停变幻、大佬此起彼伏的商界来说，低调专注如扫地僧一般的曹德旺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曹德旺的大手笔再次让世人瞩目。
11月20日由他和其父创立的河仁基金会与福州市政府签订协议，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福耀科技大学，以助力解决目前中国制造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断档的问题。
75岁时发起设立这样一所大学显然源于曹德旺长期在生产一线对人才需求现状的洞察。9岁上学、14岁辍学这段童年经历并未让如今坐拥巨额财富的他因此产生“读书无用”的错觉，反而在社会的锻打中更加明白知识的重要性。至于此前捐款建中学、设助学金、资助灾区等慈善行为早已成为曹德旺身上一个显著的标签。
在众多中国企业家里，曹德旺的确是那种很难一言以概之的另类：不混圈子、不喜欢抛头露面、30多年来专注于汽车玻璃一个领域。在他身上，各种看似对立的元素毫不违和地融在了一起：耿介又圆融、谨慎又大胆、较真又健忘、独断自信又从善如流、擅长赚钱又乐善好施……正如他说话慢吞吞、总是笑眯眯的外表下，却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内行才知道#
福耀已经以汽车玻璃全球第一的销量证明了其掌门人的地位和价值。外人眼里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曹德旺看来，不过是有本事的人去做别的行业了，“自己笨”只会干这个，“混碗饭吃”。对于风口不停变幻、大佬此起彼伏的商界来说，低调专注如扫地僧一般的曹德旺，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只做汽车玻璃
曾经的磨难、选择的方向，在成功之后再回看，往往会被讲述者罩上一层或励志或神秘的光环。但对当时的当事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或偶然。
曹德旺的发家故事，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其曾祖父是老家福清的首富，后来家道中落。父亲曹河仁从小去日本当学徒，后回上海经商，曾是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曹德旺于1946年出生于上海，后因战乱与家人迁回福建。结果父亲的财产在转移中丢失，母亲靠变卖随身携带的首饰才得以买地安家。他从小跟随父亲学做生意，卖烟丝、贩水果、修自行车、倒卖木耳等都干过。
很难说是源于家族遗传的基因，还是父亲手把手的教导，30岁后的曹德旺开始展现他的经商天赋。发现水表玻璃生意不错，于是说服县领导在福建福清市成立了异形玻璃厂，而他成了一名采购员。7年后他承包下亏损的玻璃厂，当年就赚了20万元。
至于改道生产汽车玻璃，则是另一个故事：去武夷山旅游回来的他，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结果被开日本车的司机训道：“不要把我的玻璃碰碎了，几千块钱一片呢。”他不相信这个高价，去调研却发现确实如此。“为中国人造一片自己的玻璃”的血气方刚，加上发现差价的生意头脑，曹德旺决定进入汽车玻璃领域，自此开始了他三十余年漫长的坚持。
起初也有过膨胀和打击。刚赚钱后公司涉足过房地产、装修等业务，后来选择了舍弃；1995年公司进军美国市场，因策略失误损失了一千多万美元，直到分销改直销后才扭亏为盈；与圣戈班合资亏损后，又自掏腰包买回股份……在技术精进、管理加强、市场扩展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目前福耀集团已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建有生产基地和商务机构，在中美德设立了6个设计中心，全球雇员约2.7万人，其产品被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著名汽车品牌选用。曹德旺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汽车玻璃大王。
硬刚一切压力
2019年8月纪录片《美国工厂》在社交网络热播，让曹德旺迅速出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部影片历时四年多，真实记录了福耀在美国投资建厂所遭遇的文化和制度冲突，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工会设立中双方的角力。该片后来获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2014年10月，曹德旺选中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用来安装皮卡车的工厂进行改建。之前拍过该厂的导演史蒂文·博格纳尔和朱莉娅·赖克特夫妇提出想跟拍这一过程，曹德旺答应毫无保留全面开放。他想正好借此机会让美国人了解福耀和中国工厂。
在拍摄过程中，即使工会和福耀发生冲突，曹德旺也没有叫停中断。在重视效率的他看来，欧美的工会制度其实是变相保护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吃“大锅饭”。不过他采取的措施是花了100万美元，请来劳资关系委员会对工人进行反向宣传，最后由他们自己投票决定是否需要成立工会。
对于1995年就开拓美国市场的福耀来说，要走向世界就得承受压力。2001年~2005年，曹德旺选择了正面硬刚针对福耀玻璃的倾销裁定。他花费一亿多元，相继打赢了美国、加拿大两个反倾销案，震惊世界。福耀玻璃也成为中国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获胜的秘诀是“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福耀所有的凭证单据都保留得十分完好。创业初期曹德旺能从层层审查中摆脱诬陷，靠的就是守规矩、不行贿、不漏税。“勇者无惧，无欲则刚”。他知道：对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来说，透明、结实的玻璃有多重要。
多重性格一体
与早年许多企业家推崇军事化管理不一样的是，曹德旺做老板更“佛系”。这不只是一个形容词。在九华山街上遇到一个化缘的老和尚，他就答应捐2000万元修塔；读完弘一法师的自传后，他甚至一度萌发了出家的念头。
因此不难理解他对慈善的投入超乎寻常。1976年，他刚发了一点小财，就应原来小学老师的要求捐了2000多元钱更新课桌椅。2011年，他与妻子陈凤英宣布捐赠个人所持福耀玻璃的3亿股股票，创立河仁基金会。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曹德旺向社会捐赠的现金已达58亿元，当年捐赠给基金会的股票现在价值100亿元。他同时认为：“财施是小善，养活几万人才是大善。”#曹德旺出资100亿建福耀科技大学#
在福耀，他的形象更像一个大家长。在尾牙宴为员工举行集体婚礼，鼓励他们自我提升不许打麻将；有两三个亲戚在公司，但没有特权，做事也得按条例来。他没有什么朋友，无论是政界、企业界还是经济学界，因为“没什么意思”。在他挂着《陋室铭》的千万豪宅里，他更愿意每天花两个小时读书。“除了读有字的书，还要读无字的书。”
他对自己的管理能力依然有信心，但同时保持紧张。他认为福耀的未来是淘汰传统玻璃，向安全、舒适、轻量、智能的方向发展。
他不认可年轻一代“今天注册、明天上市、后天首富”的创业风格；他认为中国要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制造业一定不能丢。
他认为，做小事靠技巧，大事靠眼光和人格魅力。做到这三点才无愧于企业家的称号：国家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因为有你而富足。#创业日记#
对于风口不停变幻、大佬此起彼伏的商界来说，低调专注如扫地僧一般的曹德旺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曹德旺的大手笔再次让世人瞩目。
11月20日由他和其父创立的河仁基金会与福州市政府签订协议，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福耀科技大学，以助力解决目前中国制造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断档的问题。
75岁时发起设立这样一所大学显然源于曹德旺长期在生产一线对人才需求现状的洞察。9岁上学、14岁辍学这段童年经历并未让如今坐拥巨额财富的他因此产生“读书无用”的错觉，反而在社会的锻打中更加明白知识的重要性。至于此前捐款建中学、设助学金、资助灾区等慈善行为早已成为曹德旺身上一个显著的标签。
在众多中国企业家里，曹德旺的确是那种很难一言以概之的另类：不混圈子、不喜欢抛头露面、30多年来专注于汽车玻璃一个领域。在他身上，各种看似对立的元素毫不违和地融在了一起：耿介又圆融、谨慎又大胆、较真又健忘、独断自信又从善如流、擅长赚钱又乐善好施……正如他说话慢吞吞、总是笑眯眯的外表下，却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内行才知道#
福耀已经以汽车玻璃全球第一的销量证明了其掌门人的地位和价值。外人眼里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曹德旺看来，不过是有本事的人去做别的行业了，“自己笨”只会干这个，“混碗饭吃”。对于风口不停变幻、大佬此起彼伏的商界来说，低调专注如扫地僧一般的曹德旺，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只做汽车玻璃
曾经的磨难、选择的方向，在成功之后再回看，往往会被讲述者罩上一层或励志或神秘的光环。但对当时的当事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或偶然。
曹德旺的发家故事，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其曾祖父是老家福清的首富，后来家道中落。父亲曹河仁从小去日本当学徒，后回上海经商，曾是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曹德旺于1946年出生于上海，后因战乱与家人迁回福建。结果父亲的财产在转移中丢失，母亲靠变卖随身携带的首饰才得以买地安家。他从小跟随父亲学做生意，卖烟丝、贩水果、修自行车、倒卖木耳等都干过。
很难说是源于家族遗传的基因，还是父亲手把手的教导，30岁后的曹德旺开始展现他的经商天赋。发现水表玻璃生意不错，于是说服县领导在福建福清市成立了异形玻璃厂，而他成了一名采购员。7年后他承包下亏损的玻璃厂，当年就赚了20万元。
至于改道生产汽车玻璃，则是另一个故事：去武夷山旅游回来的他，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结果被开日本车的司机训道：“不要把我的玻璃碰碎了，几千块钱一片呢。”他不相信这个高价，去调研却发现确实如此。“为中国人造一片自己的玻璃”的血气方刚，加上发现差价的生意头脑，曹德旺决定进入汽车玻璃领域，自此开始了他三十余年漫长的坚持。
起初也有过膨胀和打击。刚赚钱后公司涉足过房地产、装修等业务，后来选择了舍弃；1995年公司进军美国市场，因策略失误损失了一千多万美元，直到分销改直销后才扭亏为盈；与圣戈班合资亏损后，又自掏腰包买回股份……在技术精进、管理加强、市场扩展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目前福耀集团已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建有生产基地和商务机构，在中美德设立了6个设计中心，全球雇员约2.7万人，其产品被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著名汽车品牌选用。曹德旺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汽车玻璃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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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纪录片《美国工厂》在社交网络热播，让曹德旺迅速出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部影片历时四年多，真实记录了福耀在美国投资建厂所遭遇的文化和制度冲突，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工会设立中双方的角力。该片后来获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2014年10月，曹德旺选中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用来安装皮卡车的工厂进行改建。之前拍过该厂的导演史蒂文·博格纳尔和朱莉娅·赖克特夫妇提出想跟拍这一过程，曹德旺答应毫无保留全面开放。他想正好借此机会让美国人了解福耀和中国工厂。
在拍摄过程中，即使工会和福耀发生冲突，曹德旺也没有叫停中断。在重视效率的他看来，欧美的工会制度其实是变相保护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吃“大锅饭”。不过他采取的措施是花了100万美元，请来劳资关系委员会对工人进行反向宣传，最后由他们自己投票决定是否需要成立工会。
对于1995年就开拓美国市场的福耀来说，要走向世界就得承受压力。2001年~2005年，曹德旺选择了正面硬刚针对福耀玻璃的倾销裁定。他花费一亿多元，相继打赢了美国、加拿大两个反倾销案，震惊世界。福耀玻璃也成为中国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获胜的秘诀是“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福耀所有的凭证单据都保留得十分完好。创业初期曹德旺能从层层审查中摆脱诬陷，靠的就是守规矩、不行贿、不漏税。“勇者无惧，无欲则刚”。他知道：对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来说，透明、结实的玻璃有多重要。
多重性格一体
与早年许多企业家推崇军事化管理不一样的是，曹德旺做老板更“佛系”。这不只是一个形容词。在九华山街上遇到一个化缘的老和尚，他就答应捐2000万元修塔；读完弘一法师的自传后，他甚至一度萌发了出家的念头。
因此不难理解他对慈善的投入超乎寻常。1976年，他刚发了一点小财，就应原来小学老师的要求捐了2000多元钱更新课桌椅。2011年，他与妻子陈凤英宣布捐赠个人所持福耀玻璃的3亿股股票，创立河仁基金会。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曹德旺向社会捐赠的现金已达58亿元，当年捐赠给基金会的股票现在价值100亿元。他同时认为：“财施是小善，养活几万人才是大善。”#曹德旺出资100亿建福耀科技大学#
在福耀，他的形象更像一个大家长。在尾牙宴为员工举行集体婚礼，鼓励他们自我提升不许打麻将；有两三个亲戚在公司，但没有特权，做事也得按条例来。他没有什么朋友，无论是政界、企业界还是经济学界，因为“没什么意思”。在他挂着《陋室铭》的千万豪宅里，他更愿意每天花两个小时读书。“除了读有字的书，还要读无字的书。”
他对自己的管理能力依然有信心，但同时保持紧张。他认为福耀的未来是淘汰传统玻璃，向安全、舒适、轻量、智能的方向发展。
他不认可年轻一代“今天注册、明天上市、后天首富”的创业风格；他认为中国要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制造业一定不能丢。
他认为，做小事靠技巧，大事靠眼光和人格魅力。做到这三点才无愧于企业家的称号：国家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因为有你而富足。#创业日记#
朋友之间需不需要每天保持沟通聊天呢？
答案是需要的，只是重点并不是聊天，而是有效聊天。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本身话题就会越来越少，因为你们彼此足够了解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每天一睁眼十几个小时都在聊天，其实挺可怕的，这表示你们没自己的事要做，24小时秒回你的人不一定是真的爱你 ，但一定是真的闲，这样的感情是没有未来的。
一段好的关系中，到底要怎么定义聊天 ，我认为是，我看到你消息我会在空的时候马上回复，你有其它事要做没有回复我时，我也不会跟你作，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 ，我们都应清楚我们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就算是每天不知道该说个么的时候，也不要去挖掘刁钻的角度硬聊，每天扒拉废话一堆，
找到聊天中的情感共鸣，让双方都越聊越开心，彼此之间舒服的聊天，才会感觉到压力的释放。
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需要靠不断的聊天来维持anquan感，那可太糟糕了，谈恋爱不是非要每时每刻都黏在一起的，舒服的状态应该是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时间，我们都应在一段关系里学会互相duli，又相互依赖的状态。同时，不断地增加对彼此的信任度，那才是好的感情
答案是需要的，只是重点并不是聊天，而是有效聊天。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本身话题就会越来越少，因为你们彼此足够了解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每天一睁眼十几个小时都在聊天，其实挺可怕的，这表示你们没自己的事要做，24小时秒回你的人不一定是真的爱你 ，但一定是真的闲，这样的感情是没有未来的。
一段好的关系中，到底要怎么定义聊天 ，我认为是，我看到你消息我会在空的时候马上回复，你有其它事要做没有回复我时，我也不会跟你作，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 ，我们都应清楚我们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就算是每天不知道该说个么的时候，也不要去挖掘刁钻的角度硬聊，每天扒拉废话一堆，
找到聊天中的情感共鸣，让双方都越聊越开心，彼此之间舒服的聊天，才会感觉到压力的释放。
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需要靠不断的聊天来维持anquan感，那可太糟糕了，谈恋爱不是非要每时每刻都黏在一起的，舒服的状态应该是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时间，我们都应在一段关系里学会互相duli，又相互依赖的状态。同时，不断地增加对彼此的信任度，那才是好的感情
【声音】牟宗三：读懂中国经典的方法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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