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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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在晚唐，连考十次科举不中，还能做什么？】罗隐，字昭谏，杭州新城（今浙江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晚唐诗人。
罗隐生当晚唐五代，从二十多岁，到四十五岁，科举应试，一连考了十次，回回名落孙山，但一直锲而不舍，执着应试，非要取个功名不可。这一点反映了社会影响，流风所及。#每天读国学#
屡屡落第，有罗隐自身的原因。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制度上没有后来宋代那么严密规范，没有糊名、誊录等防止舞弊的做法。进士登第，不光靠应试时显示的文才，还主要靠有名望和势力的公卿揄扬推荐。但据《五代史补》讲“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太高傲，没人喜欢他，自然被黜落。
罗隐屡败屡战，除了流风所及，也是不服气，因此陷入怪圈，难以自拔。
后来，两个人点拨了罗隐。一个是跟罗隐同姓的老道士。他对多次落第的罗隐说：“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老道士是说，你即使进士及第，得到的也不过是县尉或主簿这样的小官。但如果是回到已经处于割据政权之下的家乡，那就可以荣华富贵了。是考是归，这两条道你自己选吧。
对于老道士指点迷津的这些话，罗隐一时还不能接受，或者说他还不甘心。《五代史补》记载了他听了这些话的反应：“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这一记载披露出罗隐内心的矛盾与斗争。
罗隐的内心烦恼写在脸上，让一个卖饭的邻居老太太看到了。“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叹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
老媪一言破迷障。连考十次的罗隐，终于在五十五岁之时，怀着绝望与不甘，放弃功名，回到家乡，成为钱镠的幕僚。
成为幕僚也有曲折，罗隐在费用困窘时去拜谒邺王罗绍威，拜见之前写去一封信，称同姓的邺王为侄。这让邺王的手下大为光火，说：“罗隐一布衣耳，而侄视大王，其可乎？”就是说，他不过是个平头百姓，怎么能叫大王您侄子呢？这个罗绍威倒是礼贤下士，答道：“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
接着，《五代史补》记载了后来的情形：“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万，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这段记载，也看出罗隐的高傲。盘踞一方的魏博大王远远地拉出仪仗队来迎接，见面便跪，施以晚辈之礼，而罗隐则坦然受之。临走，还获得百万馈赠。
士人的气节与傲骨，也在于岁月的养育。罗隐身上，有着李太白让高力士脱靴的遗风。从卖饭的老太婆说“天下皆知罗隐”，到邺王罗绍威说“罗隐名振天下”，可知罗隐享誉当世。
由于享誉当世，罗隐还曾被人暗恋，差点成就一桩姻缘。《旧五代史》卷二四《罗隐传》载：
罗隐，余杭人。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畋、李蔚所知。隐虽负文称，然貎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
这段记载也饶有趣味。一个相门妙龄少女，读到罗隐的诗卷，心生爱意，每天朗诵个不停。当宰相的父亲就想为女儿牵线搭桥，把罗隐叫到家里。岂不知名与实不相符，才与貌不相应，看到长相丑陋的罗隐之后，少女的五彩肥皂泡破灭，从此绝口不吟罗隐诗，一段姻缘中止于暗恋。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罗隐之傲，不仅恃才，可能还出于貌丑之逆反。
罗隐名满天下，其诗不仅少女吟诵，也播在一般人口。《隆平集》卷一二《孟昶传》载：“ （王）昭远，成都人。少贫为僧童，知祥因饭僧，昭远从至。知祥见而留以给事昶。昶立，擢知枢密院兼节度使。王师入境，昶命总兵拒战。昭远攘臂曰：‘是行也，岂止克敌，当定中原矣。’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及败，昭远窜匿东川民舍，犹诵罗隐‘运失英雄不自由’之句，遂为追兵所执，人皆笑之。”
罗隐的这首诗见于《罗昭谏集》卷三，题为《筹笔驿》。全诗如下：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虽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深至闺中，远及巴蜀，罗隐之诗，播在人口，广为流传。这是在印刷术还未普及的时代。近年，宋代的信息传递受到重视，从文学作品的流传中，似亦可得到一些启示。
罗隐生当晚唐五代，从二十多岁，到四十五岁，科举应试，一连考了十次，回回名落孙山，但一直锲而不舍，执着应试，非要取个功名不可。这一点反映了社会影响，流风所及。#每天读国学#
屡屡落第，有罗隐自身的原因。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制度上没有后来宋代那么严密规范，没有糊名、誊录等防止舞弊的做法。进士登第，不光靠应试时显示的文才，还主要靠有名望和势力的公卿揄扬推荐。但据《五代史补》讲“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太高傲，没人喜欢他，自然被黜落。
罗隐屡败屡战，除了流风所及，也是不服气，因此陷入怪圈，难以自拔。
后来，两个人点拨了罗隐。一个是跟罗隐同姓的老道士。他对多次落第的罗隐说：“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老道士是说，你即使进士及第，得到的也不过是县尉或主簿这样的小官。但如果是回到已经处于割据政权之下的家乡，那就可以荣华富贵了。是考是归，这两条道你自己选吧。
对于老道士指点迷津的这些话，罗隐一时还不能接受，或者说他还不甘心。《五代史补》记载了他听了这些话的反应：“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这一记载披露出罗隐内心的矛盾与斗争。
罗隐的内心烦恼写在脸上，让一个卖饭的邻居老太太看到了。“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叹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
老媪一言破迷障。连考十次的罗隐，终于在五十五岁之时，怀着绝望与不甘，放弃功名，回到家乡，成为钱镠的幕僚。
成为幕僚也有曲折，罗隐在费用困窘时去拜谒邺王罗绍威，拜见之前写去一封信，称同姓的邺王为侄。这让邺王的手下大为光火，说：“罗隐一布衣耳，而侄视大王，其可乎？”就是说，他不过是个平头百姓，怎么能叫大王您侄子呢？这个罗绍威倒是礼贤下士，答道：“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
接着，《五代史补》记载了后来的情形：“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万，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这段记载，也看出罗隐的高傲。盘踞一方的魏博大王远远地拉出仪仗队来迎接，见面便跪，施以晚辈之礼，而罗隐则坦然受之。临走，还获得百万馈赠。
士人的气节与傲骨，也在于岁月的养育。罗隐身上，有着李太白让高力士脱靴的遗风。从卖饭的老太婆说“天下皆知罗隐”，到邺王罗绍威说“罗隐名振天下”，可知罗隐享誉当世。
由于享誉当世，罗隐还曾被人暗恋，差点成就一桩姻缘。《旧五代史》卷二四《罗隐传》载：
罗隐，余杭人。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畋、李蔚所知。隐虽负文称，然貎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
这段记载也饶有趣味。一个相门妙龄少女，读到罗隐的诗卷，心生爱意，每天朗诵个不停。当宰相的父亲就想为女儿牵线搭桥，把罗隐叫到家里。岂不知名与实不相符，才与貌不相应，看到长相丑陋的罗隐之后，少女的五彩肥皂泡破灭，从此绝口不吟罗隐诗，一段姻缘中止于暗恋。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罗隐之傲，不仅恃才，可能还出于貌丑之逆反。
罗隐名满天下，其诗不仅少女吟诵，也播在一般人口。《隆平集》卷一二《孟昶传》载：“ （王）昭远，成都人。少贫为僧童，知祥因饭僧，昭远从至。知祥见而留以给事昶。昶立，擢知枢密院兼节度使。王师入境，昶命总兵拒战。昭远攘臂曰：‘是行也，岂止克敌，当定中原矣。’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及败，昭远窜匿东川民舍，犹诵罗隐‘运失英雄不自由’之句，遂为追兵所执，人皆笑之。”
罗隐的这首诗见于《罗昭谏集》卷三，题为《筹笔驿》。全诗如下：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虽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深至闺中，远及巴蜀，罗隐之诗，播在人口，广为流传。这是在印刷术还未普及的时代。近年，宋代的信息传递受到重视，从文学作品的流传中，似亦可得到一些启示。
崛起吧，大宁“小苹果”！
大宁县在果业发展上，着力打造产业转型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顶梁柱”
“宁脆”来了，今日千亩，明日万亩！
寒冬时节，吕梁山南端大宁县的广袤大地上却是“春潮”涌动：一株株新栽的小树苗扎根落户，一台台机械繁忙作业，一座座示范果园初具雏形，一个个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伴随着2000亩“宁脆”苹果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的全面推进，一派兴旺的景象展现在眼前，一股生机活力在这里跃动。沿着盘山路，记者去这个素有“三川十塬沟四千，周围大山包一圈”之说的山区县一探究竟。
破局：“一个方案”定核心
找准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2021年，大宁将在全县5个乡镇集中规划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基地2000亩；未来5年，‘宁脆’在大宁全县的种植面积将达到10万亩。”在多次调研、科学论证基础上，该县出台的2021年“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勾画了这样一个蓝图。
对于拥有5.2万余人口、经济不发达的山区县，提出这个目标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这看似只是一个小决策，却事关大宁县乡村振兴、产业转型、农民增收、持续发展的“破局”。
方案因何而来？底气从何而生？
“农业要特色转型，实现优质高效发展。”前不久闭幕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林武的殷切嘱托仍在耳畔。大宁县推动苹果产业提档升级，走优质高端苹果发展之路与此不谋而合。
这是大宁县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的“航向标”。
市委书记闫晨曦在全市推进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产业化、专业化、现代化”；市第五次党代会报告明确的“二十件大事”中，把“建设粮食、水果、蔬菜、中药材、畜牧五个百亿级全产业链农业产业基地”作为目标与方向。
这是大宁县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的“指南针”。
今年5月以来，大宁县委成立了农业产业提升领导组，县委书记王晓斌，县委副书记、县长樊宇挂帅；随即，县委副书记王志华、县政协主席杨对明、副县长李栋带队，组织各乡镇、村委负责人和果农代表赴陕西洛川、乾县等邻近果业大县实地考察；在大宁县“宁脆”果园实地观摩；召开座谈会，让广大群众自己看自己说自己定。如此紧锣密鼓，透露出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对于“转型”的“饥渴”。
“通过实地调研、收集民意、科学研判，我们认为推广‘宁脆’是大宁苹果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直道领跑的最优解。”大宁县委书记王晓斌有着推广玉露香梨的成功经验，他相信推广“特”“优”农产品是大势所趋，“‘宁脆’是市面上最优良的苹果品种之一，最终我们确定了以‘宁脆’苹果为龙头、带动玉露香梨和其他水果发展的思路，打造面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中高端消费群体的水果产业体系。”
这是大宁县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的“强心剂”。
值得一提的是，“宁脆”在当地不仅属于“新、特、优”，而且具有独特的生长性、良好的适应性、较佳的经济性。
作为“宁脆”示范基地建设的特聘专家，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仁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杨廷桢说：“‘宁脆’是外地品种同我们果树所研究的矮化砧木结合，选择接穗品种的适宜砧木并进行组配的方式而产生的。我们经过实验发现，这种方式具有最佳的生产能力，能满足果树集约化栽培、机械化作业的需要，可为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奠定基础。”
这是大宁县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的“定心丸”。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大破大立，晓喻新生。
布局：“一个目标”定标杆
统一产业振兴的“总旗帜”
“去年才改接的果树，今年就挂果子了，最大的果子一斤多哩！”昕水镇东铁村村民贺旭鹏脸上乐开了花，“这苹果可甜可甜了，不愁将来找市场，我感觉日子越来越有指望了！”
贺旭鹏是“摸着石头过河”种植“宁脆”的第一批人，他的手机里有一张一直舍不得删的照片：红彤彤的果子挂枝头，映得半山红。这是他在乾县实地观摩苹果园时拍的。“看着这张照片我就有劲儿。这一年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啥时候我的果园也能有这样一片光景。”
今年，2000亩“宁脆”不仅在5个乡镇13个村委331户人家落地生根，而且，这个总投资达3000余万元的项目散发着浓浓的“现代化”味道：水电设施配套、果园专用农机具购置、水肥一体化建设、农业科技培训……建园、栽植、管理、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不仅仅是在探索专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模式，更是为乡村振兴提供范本。
11月，走进东堡村“宁脆”苹果栽植区，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忙碌的人群：拉线、挖定植穴、回填、栽植、灌水，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出去考察了以后，发现‘宁脆’这个品种确实好，价格好、品质好、果面好。在得知它在大宁县表现更为优异时，我就动员26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并加快发展速度，现在200多亩地都种上了‘宁脆’。”大宁县东堡宁脆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尚水平兴奋地说，“发展这新的品种，可得好好努力，好好管理，我们才能更快走上致富路！”
在栽植过程中，三多乡还邀请省农科院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全程参与，从选址到栽植，再到栽后管理，为果农详细讲解指导每个环节的注意事项，确保栽植一棵成活一棵。
这只是“宁脆”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未来，该县将以2021年2000亩“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为引导，推行果树标准化管理，提升果园机械化作业水平，强化果农技术培训，提高果农组织化程度。革新，让苹果与这片土地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催生出更加旺盛的蓬勃生机。
产业兴，乡村稳，天下安。
新局：“一条路径”定方向
拧紧组织振兴的“总开关”
“我们家从父亲那辈就开始种苹果，光景最好的时候市场上四五块钱一斤。但到果农这儿，就拿不到这么好的价格。”昕水镇白杜村村委会主任马旭平道出了大多数农户曾经的困境，“我们在市场上没有话语权，经常处于弱势地位。”
有着数十年经验的果业专家、大宁“宁脆”示范基地建设的特聘专家李新建非常能理解这种现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由于缺少强有力的现代化基层组织体系，使得农民在市场上难有话语权。”
李新建说：“在项目建设中，新型合作社模式是大宁县探索的更有价值的一条路。”
该县不仅仅把推广“宁脆”作为品种创新、产业转型的课题，更是作为农民组织化模式探索的路径来研究。就此，他们坚持市场化组织原则，以共同议定、共同遵守、民主决策、高效协作为手段，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打造适应市场经济形势的“航母”。
“我们村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组织，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在质量、成本、品牌、技术等方面统一化管理。把单个的农户组织起来，把松散的社员组织起来，不仅能抢占市场，还可获得更高收益。”马旭平介绍，“‘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拧成一股绳，就能真正把这个事情做大做强。”
展望未来，县委书记王晓斌目光中透出坚定：“我们将继续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统筹谋划好、实施好品牌打造、策划营销、电商平台等一系列工程。大宁县的果业一定会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言语间，他充满了自信，“10万亩的‘宁脆’进入盛果期后，对于产业转型发展、提质增效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也会形成户均近2亩、人均年收入3万元的良好发展态势。那么我们必定会踏入省、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方阵！”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这“宁脆”是承载果农增收期望的“小红果”，是支撑大宁县产业发展的“金苹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丰收的热望、激扬的旋律在大宁县流淌……
来源：临汾日报
大宁县在果业发展上，着力打造产业转型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顶梁柱”
“宁脆”来了，今日千亩，明日万亩！
寒冬时节，吕梁山南端大宁县的广袤大地上却是“春潮”涌动：一株株新栽的小树苗扎根落户，一台台机械繁忙作业，一座座示范果园初具雏形，一个个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伴随着2000亩“宁脆”苹果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的全面推进，一派兴旺的景象展现在眼前，一股生机活力在这里跃动。沿着盘山路，记者去这个素有“三川十塬沟四千，周围大山包一圈”之说的山区县一探究竟。
破局：“一个方案”定核心
找准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2021年，大宁将在全县5个乡镇集中规划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基地2000亩；未来5年，‘宁脆’在大宁全县的种植面积将达到10万亩。”在多次调研、科学论证基础上，该县出台的2021年“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勾画了这样一个蓝图。
对于拥有5.2万余人口、经济不发达的山区县，提出这个目标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这看似只是一个小决策，却事关大宁县乡村振兴、产业转型、农民增收、持续发展的“破局”。
方案因何而来？底气从何而生？
“农业要特色转型，实现优质高效发展。”前不久闭幕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林武的殷切嘱托仍在耳畔。大宁县推动苹果产业提档升级，走优质高端苹果发展之路与此不谋而合。
这是大宁县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的“航向标”。
市委书记闫晨曦在全市推进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产业化、专业化、现代化”；市第五次党代会报告明确的“二十件大事”中，把“建设粮食、水果、蔬菜、中药材、畜牧五个百亿级全产业链农业产业基地”作为目标与方向。
这是大宁县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的“指南针”。
今年5月以来，大宁县委成立了农业产业提升领导组，县委书记王晓斌，县委副书记、县长樊宇挂帅；随即，县委副书记王志华、县政协主席杨对明、副县长李栋带队，组织各乡镇、村委负责人和果农代表赴陕西洛川、乾县等邻近果业大县实地考察；在大宁县“宁脆”果园实地观摩；召开座谈会，让广大群众自己看自己说自己定。如此紧锣密鼓，透露出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对于“转型”的“饥渴”。
“通过实地调研、收集民意、科学研判，我们认为推广‘宁脆’是大宁苹果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直道领跑的最优解。”大宁县委书记王晓斌有着推广玉露香梨的成功经验，他相信推广“特”“优”农产品是大势所趋，“‘宁脆’是市面上最优良的苹果品种之一，最终我们确定了以‘宁脆’苹果为龙头、带动玉露香梨和其他水果发展的思路，打造面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中高端消费群体的水果产业体系。”
这是大宁县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的“强心剂”。
值得一提的是，“宁脆”在当地不仅属于“新、特、优”，而且具有独特的生长性、良好的适应性、较佳的经济性。
作为“宁脆”示范基地建设的特聘专家，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仁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杨廷桢说：“‘宁脆’是外地品种同我们果树所研究的矮化砧木结合，选择接穗品种的适宜砧木并进行组配的方式而产生的。我们经过实验发现，这种方式具有最佳的生产能力，能满足果树集约化栽培、机械化作业的需要，可为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奠定基础。”
这是大宁县建设“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的“定心丸”。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大破大立，晓喻新生。
布局：“一个目标”定标杆
统一产业振兴的“总旗帜”
“去年才改接的果树，今年就挂果子了，最大的果子一斤多哩！”昕水镇东铁村村民贺旭鹏脸上乐开了花，“这苹果可甜可甜了，不愁将来找市场，我感觉日子越来越有指望了！”
贺旭鹏是“摸着石头过河”种植“宁脆”的第一批人，他的手机里有一张一直舍不得删的照片：红彤彤的果子挂枝头，映得半山红。这是他在乾县实地观摩苹果园时拍的。“看着这张照片我就有劲儿。这一年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啥时候我的果园也能有这样一片光景。”
今年，2000亩“宁脆”不仅在5个乡镇13个村委331户人家落地生根，而且，这个总投资达3000余万元的项目散发着浓浓的“现代化”味道：水电设施配套、果园专用农机具购置、水肥一体化建设、农业科技培训……建园、栽植、管理、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不仅仅是在探索专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模式，更是为乡村振兴提供范本。
11月，走进东堡村“宁脆”苹果栽植区，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忙碌的人群：拉线、挖定植穴、回填、栽植、灌水，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出去考察了以后，发现‘宁脆’这个品种确实好，价格好、品质好、果面好。在得知它在大宁县表现更为优异时，我就动员26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并加快发展速度，现在200多亩地都种上了‘宁脆’。”大宁县东堡宁脆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尚水平兴奋地说，“发展这新的品种，可得好好努力，好好管理，我们才能更快走上致富路！”
在栽植过程中，三多乡还邀请省农科院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全程参与，从选址到栽植，再到栽后管理，为果农详细讲解指导每个环节的注意事项，确保栽植一棵成活一棵。
这只是“宁脆”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未来，该县将以2021年2000亩“宁脆”苹果科技示范项目为引导，推行果树标准化管理，提升果园机械化作业水平，强化果农技术培训，提高果农组织化程度。革新，让苹果与这片土地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催生出更加旺盛的蓬勃生机。
产业兴，乡村稳，天下安。
新局：“一条路径”定方向
拧紧组织振兴的“总开关”
“我们家从父亲那辈就开始种苹果，光景最好的时候市场上四五块钱一斤。但到果农这儿，就拿不到这么好的价格。”昕水镇白杜村村委会主任马旭平道出了大多数农户曾经的困境，“我们在市场上没有话语权，经常处于弱势地位。”
有着数十年经验的果业专家、大宁“宁脆”示范基地建设的特聘专家李新建非常能理解这种现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由于缺少强有力的现代化基层组织体系，使得农民在市场上难有话语权。”
李新建说：“在项目建设中，新型合作社模式是大宁县探索的更有价值的一条路。”
该县不仅仅把推广“宁脆”作为品种创新、产业转型的课题，更是作为农民组织化模式探索的路径来研究。就此，他们坚持市场化组织原则，以共同议定、共同遵守、民主决策、高效协作为手段，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打造适应市场经济形势的“航母”。
“我们村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组织，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在质量、成本、品牌、技术等方面统一化管理。把单个的农户组织起来，把松散的社员组织起来，不仅能抢占市场，还可获得更高收益。”马旭平介绍，“‘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拧成一股绳，就能真正把这个事情做大做强。”
展望未来，县委书记王晓斌目光中透出坚定：“我们将继续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统筹谋划好、实施好品牌打造、策划营销、电商平台等一系列工程。大宁县的果业一定会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言语间，他充满了自信，“10万亩的‘宁脆’进入盛果期后，对于产业转型发展、提质增效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也会形成户均近2亩、人均年收入3万元的良好发展态势。那么我们必定会踏入省、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方阵！”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这“宁脆”是承载果农增收期望的“小红果”，是支撑大宁县产业发展的“金苹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丰收的热望、激扬的旋律在大宁县流淌……
来源：临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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