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电影#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电影！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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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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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153 姚崇灭蝗
唐中宗复位以后，让他的妻子韦后掌握政权，重用武三思，把朝政弄得混乱不堪。公元710年，中宗死后，唐睿宗的儿子李隆基起兵杀了韦后，拥戴睿宗复位。过了两年，睿宗把皇位让给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
二十多岁的唐玄宗刚即位的时候，一心想恢复唐太宗的事业。他任用姚崇为宰相，整顿朝政，把中宗时期的混乱局面扭转了过来。唐王朝重新出现了兴盛的景象。
正在玄宗励精图治的时候，河南一带发生了一次特大的蝗灾。中原的广阔土地上，到处出现成群的飞蝗。那蝗群飞过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太阳都被遮没了。蝗群落到哪里，哪个地方的庄稼都被啃得精光。
那时候，人们没有科学知识，认为蝗灾是天降给人们的灾难。再加上有些人有意搞迷信宣传，于是，各地为了消灾求福，都烧香求神。眼看庄稼被蝗虫糟蹋得这样惨，人们拿它一点没有办法。
灾情越来越严重，受灾的地区也越来越扩大。地方官吏不得不向朝廷告急。
宰相姚崇向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认为蝗虫不过是一种害虫，没有不能治的。只要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蝗，蝗灾是可以扑灭的。
唐玄宗十分信任姚崇，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姚崇下了一道命令，要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点起火堆。等飞蝗看到火光飞下来，就集中扑杀；同时在田边掘个大坑，边打边烧。
这个命令一下去，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他也写了一道奏章，说蝗虫是天灾，人力是没法抗拒的，要消除蝗灾，只有积德修行。
姚崇看到倪若水的奏章，十分恼火，专门发了一封信责备倪若水，并且严厉警告他说，如果眼看蝗灾流行，不采取救灾灭蝗措施，将来造成饥荒，要他负责。
倪若水看宰相说得很硬，不敢不依。他发动各地官民，用姚崇规定的办法灭蝗，果然有效。光汴州一个地方就扑灭了蝗虫十四万担，灾情缓和了下来。
倪若水在事实面前服输了，可是在长安朝廷里还有一批官员，认为姚崇灭蝗的办法，过去从来也没人做过，现在这样冒冒失失推行，只怕闯出什么乱子来。
唐玄宗听到反对的人多，也有点动摇起来。他又找姚崇来问，姚崇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做事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讲老规矩。再说历史上大蝗灾的年头，都因为没有很好扑灭，造成严重灾荒。现在河南河北，积存的粮食不多，如果今年因为蝗灾而没收获，将来百姓没粮吃，流离失所，国家就危险了。”
唐玄宗一听蝗灾不除，要威胁国家安全，也害怕起来，说：
“依你说，该怎么办才好？”
姚崇说：“大臣们说我的办法不好，陛下也有顾虑。我看这事陛下且别管，由我来处理。万一出了乱子，我愿意受革职处分。”
唐玄宗这才点头同意了。
姚崇出宫的时候，有个宦官悄悄扯住他的衣袖，说：“杀虫太多，总是伤和气的事，希望相公好好考虑一下。”
姚崇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请你不必再说。如果不杀蝗虫，到处都是荒地。河南百姓，统统饿死，这难道不伤和气吗？”
由于姚崇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百姓的生活，不顾许多人反对，坚决灭蝗，各地的蝗灾终于平息下来。
姚崇办事干练是出名的。有一次，姚崇家里有丧事，请了十天假，朝廷的公事就积压了一大堆。另一个宰相卢怀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急得团团转。过了十天，姚崇回朝，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把案头的积件处理完了。旁边的官员看了，没有一个不佩服他。姚崇自己也有点得意，问一个官员说：“我这个宰相，能跟古代什么人相比？能不能比得上管仲、晏婴？”
那官员说：“跟管仲、晏婴似乎比不上，但是也可以称得上‘救时宰相’了。”
唐玄宗在他即位以后的前二十多年里，除了姚崇以外，还任用过好几个有名的贤相，像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他还比较肯接受宰相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时期唐朝国力强盛，财政充裕。据说，当时各州县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布帛，长安和洛阳的米和帛都跌了价。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开元之治”（“开元”是唐玄宗前期的年号）。
唐中宗复位以后，让他的妻子韦后掌握政权，重用武三思，把朝政弄得混乱不堪。公元710年，中宗死后，唐睿宗的儿子李隆基起兵杀了韦后，拥戴睿宗复位。过了两年，睿宗把皇位让给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
二十多岁的唐玄宗刚即位的时候，一心想恢复唐太宗的事业。他任用姚崇为宰相，整顿朝政，把中宗时期的混乱局面扭转了过来。唐王朝重新出现了兴盛的景象。
正在玄宗励精图治的时候，河南一带发生了一次特大的蝗灾。中原的广阔土地上，到处出现成群的飞蝗。那蝗群飞过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太阳都被遮没了。蝗群落到哪里，哪个地方的庄稼都被啃得精光。
那时候，人们没有科学知识，认为蝗灾是天降给人们的灾难。再加上有些人有意搞迷信宣传，于是，各地为了消灾求福，都烧香求神。眼看庄稼被蝗虫糟蹋得这样惨，人们拿它一点没有办法。
灾情越来越严重，受灾的地区也越来越扩大。地方官吏不得不向朝廷告急。
宰相姚崇向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认为蝗虫不过是一种害虫，没有不能治的。只要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蝗，蝗灾是可以扑灭的。
唐玄宗十分信任姚崇，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姚崇下了一道命令，要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点起火堆。等飞蝗看到火光飞下来，就集中扑杀；同时在田边掘个大坑，边打边烧。
这个命令一下去，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他也写了一道奏章，说蝗虫是天灾，人力是没法抗拒的，要消除蝗灾，只有积德修行。
姚崇看到倪若水的奏章，十分恼火，专门发了一封信责备倪若水，并且严厉警告他说，如果眼看蝗灾流行，不采取救灾灭蝗措施，将来造成饥荒，要他负责。
倪若水看宰相说得很硬，不敢不依。他发动各地官民，用姚崇规定的办法灭蝗，果然有效。光汴州一个地方就扑灭了蝗虫十四万担，灾情缓和了下来。
倪若水在事实面前服输了，可是在长安朝廷里还有一批官员，认为姚崇灭蝗的办法，过去从来也没人做过，现在这样冒冒失失推行，只怕闯出什么乱子来。
唐玄宗听到反对的人多，也有点动摇起来。他又找姚崇来问，姚崇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做事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讲老规矩。再说历史上大蝗灾的年头，都因为没有很好扑灭，造成严重灾荒。现在河南河北，积存的粮食不多，如果今年因为蝗灾而没收获，将来百姓没粮吃，流离失所，国家就危险了。”
唐玄宗一听蝗灾不除，要威胁国家安全，也害怕起来，说：
“依你说，该怎么办才好？”
姚崇说：“大臣们说我的办法不好，陛下也有顾虑。我看这事陛下且别管，由我来处理。万一出了乱子，我愿意受革职处分。”
唐玄宗这才点头同意了。
姚崇出宫的时候，有个宦官悄悄扯住他的衣袖，说：“杀虫太多，总是伤和气的事，希望相公好好考虑一下。”
姚崇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请你不必再说。如果不杀蝗虫，到处都是荒地。河南百姓，统统饿死，这难道不伤和气吗？”
由于姚崇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百姓的生活，不顾许多人反对，坚决灭蝗，各地的蝗灾终于平息下来。
姚崇办事干练是出名的。有一次，姚崇家里有丧事，请了十天假，朝廷的公事就积压了一大堆。另一个宰相卢怀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急得团团转。过了十天，姚崇回朝，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把案头的积件处理完了。旁边的官员看了，没有一个不佩服他。姚崇自己也有点得意，问一个官员说：“我这个宰相，能跟古代什么人相比？能不能比得上管仲、晏婴？”
那官员说：“跟管仲、晏婴似乎比不上，但是也可以称得上‘救时宰相’了。”
唐玄宗在他即位以后的前二十多年里，除了姚崇以外，还任用过好几个有名的贤相，像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他还比较肯接受宰相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时期唐朝国力强盛，财政充裕。据说，当时各州县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布帛，长安和洛阳的米和帛都跌了价。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开元之治”（“开元”是唐玄宗前期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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