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建盏[超话]##古建窑##宋朝##历史文化#
浅析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
作者：杨锦
独立研究者、收藏家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主要收藏黑釉瓷器及杂项），武夷山市职工文体协会副会长；武夷山市福清商会副会长；武夷山市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
“缘起”
笔者所在城市武夷山是全球知名的茶叶产区，也是宋代北苑贡茶 —— 建茶的主要产区。茶器因茶而生，不同的品茶方式还需选用适宜的茶器。东坡先生爱茶，“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说的就是好茶与好茶器相得益彰的重要性。
我在研读武夷山茶的宋代历史时，第一次接触了黑釉茶器 — 建盏的概念，随后立即被建窑茶碗朴素、优雅之造型，丰富多彩的釉面所吸引。
当我了解到三件藏于日本的国宝“曜变天目”时，更是被其涵盖宇宙的气势、深邃玄幽的变化所震撼。建盏研究、收藏之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友人常戏称吾为盏痴…
“传承”
宋代建盏烧制技艺并没有从宋代流传至今，而是断烧了600年。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恢复建盏制作工艺，现代能工巧匠们烧制出足以媲美宋代的鹧鸪、油滴、兔毫、乌金、茶绿，柿红等斑纹建盏，但唯独对曜变天目的烧造至今还尚未完全攻克…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水平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烧不出宋代的曜变建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宋代建窑釉面的高科技程度，远超今人想象，以构成银油滴的二维分布微米级别的氧化铁为例，人类在20世纪才正式发现并归类命名。
在大量翻阅文献资料，收集建盏瓷片进行研究比对的同时，探访名师交流解惑，宋代曜变盏烧造之迷在心里一直萦绕，亦希望通过此文，分享一些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曜变”
吾以为，宋代曜变建盏有可能是二次施釉一次烧造或二次施釉两次烧造（描金银彩类）而成。
若我的浅见能为对曜变天目技术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为解密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提供方向，那是最好不过了。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登基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随着政权的南迁，北方大量文人学者、僧侣、手工业者、商人等迁移南方，造成了南北方的文化大融合、大发展。
北方著名窑厂的制瓷业者大量南迁，将烧造青白瓷和手绘金彩瓷的技艺带到了南方，并与当地烧瓷工艺结合而产生新的瓷器工艺如景德镇青白瓷，武夷山遇林亭窑（因烧制描金银彩茶盏而闻名）等都是南北烧瓷技术融合创新的典范。
东张窑描银盏，引自《海丝瑰宝》
“曜变的诞生”
宋代曜变建盏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诞生的呢？ 也许是建窑御用工匠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创新产品，也许是当时宫廷、士大夫竞相追逐的名品？
何为“曜变”建盏？何为“类曜变”建盏？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是在解读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之前，需要先了解的概念。
“曜变天目”一词日本有记载，谐音耀变，字意日光照耀下色彩玄妙莫测的变幻。《君台观左右帐记》写于十六世前期日本室町慕府时期，主要记录足利将军所收藏的唐物并进行评鉴，书中对曜变建盏有明确的评判：“建盏之无上神品，乃世上罕见之物，其地黑，有小而薄之星斑，围绕之玉白色晕，美如织锦，万匹之物也。
由此可见曜变建盏必顺具备有曜彩和曜核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曜变也许缺少了其中的一个条件？
“宋代的记载”
宋代文献中是否有曜变建盏的记录呢？
南宋建阳人祝穆在《方兴胜览》中对产于故乡的建盏有过这样的记载：“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
宋徽宗赐蔡京赏茶时所用“建溪异毫盏”应该是祝穆书中所提及的毫变盏，是毫变盏的最高等级—乌金（绀黑）鹧鸪斑毫变斑，宫廷专用御制。
这是宋代记载中，最接近描述曜变天目的文字，异毫，是否就是当下的曜变呢？
“烧造方法”
宋代曜变的烧造方法的四个问题：
1，目前已知的几件曜变建盏与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市临安皇城遗址出土的描银鹧鸪斑（类曜变）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乌金（绀黑）釉深腹束口斗茶盏。
“绀黑”一词出至北宋蔡襄的《茶录》中；“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乌黑如漆，黑里泛青是官家对茶盏最为推崇的釉色。
可以理解为：乌金釉是曜变的必然条件，或选择烧造曜变盏的茶盏都是优中选精。
建窑窑址和临安皇城遗址和建宁府遗址出土的乌金（绀黑）类曜变的瓷片都非常稀少，若以物以稀为贵而言，这是比较珍稀的品种。
建盏进贡宫廷或许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可能由朝廷设计专门的御用茶盏器型，并委托地方政府建宁府督办烧造。按理，建宁府会组织最优秀的制盏工匠，有严格的烧制工序，上乘的工艺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应属精品。
茶盏圈足底刻有、印有“供御，进盏，新窑”等指向朝廷、官家的款识，由专门的朝廷监匠官在建窑场监督烧制。监匠官现场挑选符合进贡要求的茶盏运送到建宁府的督造办进行二次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就当场砸碎，销毁，不允许流入民间。
府督造办官员审核通过后转运至临安皇家内务府。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窑窑址、建宁府，皇城遗址均有类曜变瓷片出现。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由于宋代建盏烧造的成品率极低，而刻有官款的建盏烧出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概率极低，为满足宫廷对乌金（绀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需求，只能从民窑中精选高等级的乌金釉盏（现存的四块曜变建盏及类曜变建盏瓷片均未铭刻官家款识），通过融合北方窑人工点彩技巧，釉面描绘鹧鸪斑，再通过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复烧，生产出符合宫廷要求的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呢？
由于复烧采用低温形式，成品率极高，几乎不会烧坏。除非在建窑窑工搬运，成品运输转运时不小心摔坏。如果是自然烧制，窑址上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残品瓷片，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为什么建窑窑址上曜变及类曜变瓷片特别稀少的原因的一种解释。
2 ，日本的三件曜变天目笔者都没有看过实物，只能通过图片的信息，结合出土的类曜变瓷片进行比对剖析，推测这三件有可能是通过二次施釉二次复烧而成。
静嘉堂文库美术曜变建盏目前没有出土与其相似的类曜变瓷片，无法有力的证明它是人为干涉的结果。但我们仔细的观察它的曜斑核，发现它们时聚时散，疏密有度，有看似有规律可寻的群落状，曜核形态成异形椭圆，异形椭圆形有些逆重力线条，各曜核描绘的力道和特征几乎一致。
建盏的烧制采用匣钵正烧法，密闭的匣钵里还原气氛强烈，还原的铁离子析释到釉层表面在自然重力的作用下，自然流淌形成各色斑纹。
建窑遗址成千上万的自然烧造的鹧鸪斑纹，油滴斑瓷片目前没有发现一片同静嘉堂曜核的形态相同的，这是否能间接的佐证静嘉堂曜变天目不是一次自然烧成的呢？
藤田美术馆的曜变天目和杭州发现的曜变建盏的曜核成圓圈状或椭圆形，其形态有所不同，但形成原因可能是一致的。曜核旁带着光晕，似有人为描绘痕迹。
近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容，杭州的临安皇城遗址，建瓯的建宁府城市遗址都出土过表现形式相同的曜变及类曜变瓷片。
大德龙光寺曜变天目盏为人工描绘最为确定，通过图片就可清晰的观察到曜核的白斑有规律的聚散分布，此类白斑多为二次点绘，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临安城市遗址都出现类似的描银类曜变瓷片（图片）
3，曜变建盏的曜彩是二次复烧后形成的？还是传世使用中形成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曜彩形成的机理。
形成七彩光的宋代建盏普遍都有一层薄的干涉膜（干涉膜的形成受到窑内气氛变化的影响，它的形成的充满偶然性，人力很难控制）自然光通过两层膜的反射发生光的干涉现象，形成光的叠加产生七彩斑斓光，最后形成曜彩。
二次低温复烧窑内气氛是否会形成干涉膜？通过比较建窑、遇林亭、东张窑描金彩盏的瓷片标本，都有发现一些形成曜彩干涉膜的瓷片。所以曜变建盏的曜彩应该是二次低温烧造过程中形成的，而非传世使用中形成的（日本传世建盏因長期使用普遍都带彩）。
而且自然烧造形成的七彩更加绚丽、灵动，曜彩会随着光线角度变化而变化。在传世过程中形成的彩光比较隐晦、含蓄，彩光也较为呆板，缺乏灵气。
宋代建窑复烧乌金釉鹧鸪斑毫变盏过程中，极少数乌金鹧鸪斑毫变盏因窑内气氛的变化形成了干涉膜，产生了变幻的曜彩就成就了宋代的曜变建盏，未形成干涉膜的就成为宋代乌金描彩鹧鸪斑盏（出土瓷片可证）。
静嘉堂曜变天目和杭州市出土的曜变天目有呈现出多重立体彩的效果，盏内釉面上有兔毫和小油滴，这是因为在选择点绘用的乌金釉建盏釉面上已有自然烧造的兔毫和油滴并局部带自然烧造的彩，结合复烧后形成的干涉膜，就形成现在绚丽变幻的曜彩表现。
4，何为“曜斑”？笔者认为就是黑化的鹧鸪斑纹周围形成日晕曜彩。通过对比成千上万的宋代建窑瓷片，只有在超高温烧过的“火头货”里找到黑化的“斑核”而自然烧造黑化的斑核多数呈滴毫状。
宋代乌金釉的瓷片中没有发现有自然烧造的黑化斑核，主要是烧成乌金釉色的盏所用的匣钵气氛和温度达不到黑化油滴的条件，故而形不成黑化斑核。而人为乌金描银鹧鸪斑的二次烧造却更容易形成“斑核”。
秘制的银涂料点绘鹧鸪斑于乌金釉面上，放入窑炉在800c 度左右温度窑火复烧，当乌金釉层表面产生薄干涉膜时而点绘鹧鸪斑因覆盖银涂料于釉上，无法形成干涉膜。在周围曜彩的映衬下形成曜斑核。
宋代曜变建盏的曜核黑化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可能是柴烧龙窑窑温很难匀衡控制，炉内局部温度超过960C（960度为银的液态点）时，银涂料产生了“气化”现象，形成鹧鸪斑空洞呈现乌金釉本色黑斑。另一方面宋代曜变盏在使用过程或经历千年的自然氧过程中，银涂料氧化成黑色或自然脱落都会形成黑色斑核。
现代建盏匠人已破解了自然烧造曜彩的技术，目前可能尚未攻克自然烧造“曜斑”的工艺，故暂时还未能完全烧造出与宋代相同工艺的曜变盏。
综上所述，现代建盏匠人们沿着一次自然烧造的工艺复原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技艺或许是一直未烧造出宋代曜变建盏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仅仅是笔者综合自己经验提出的一个观点，还有待专家和建盏匠人之后一起探索、论证。
“谁的曜变天目？”
虽然“曜变”一词是日本文书中所记载，但宋代曜变建盏的故乡是中国，是福建建窑。宋代曜变建盏的美感也符合日本禅宗文化的诉求，日本禅宗文化起源于中国唐宋禅宗文化东渡，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日本对建盏的审美情趣及评价标准也应源于宋代。宋代曜变建盏是日本的国宝，也更是中国的国宝。
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无论是自然一次烧造还是人为二次点绘复烧，都是宋代建窑工匠智慧的结晶，是建窑建盏享誉世界的名片，是中国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一只千年的茶碗，至今依然激励一代代现代制盏匠人为还原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而努力奋进，让现代制盏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制造一千年，让我们一起为建窑发声！
浅析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
作者：杨锦
独立研究者、收藏家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主要收藏黑釉瓷器及杂项），武夷山市职工文体协会副会长；武夷山市福清商会副会长；武夷山市旅行社协会常务理事。
“缘起”
笔者所在城市武夷山是全球知名的茶叶产区，也是宋代北苑贡茶 —— 建茶的主要产区。茶器因茶而生，不同的品茶方式还需选用适宜的茶器。东坡先生爱茶，“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说的就是好茶与好茶器相得益彰的重要性。
我在研读武夷山茶的宋代历史时，第一次接触了黑釉茶器 — 建盏的概念，随后立即被建窑茶碗朴素、优雅之造型，丰富多彩的釉面所吸引。
当我了解到三件藏于日本的国宝“曜变天目”时，更是被其涵盖宇宙的气势、深邃玄幽的变化所震撼。建盏研究、收藏之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友人常戏称吾为盏痴…
“传承”
宋代建盏烧制技艺并没有从宋代流传至今，而是断烧了600年。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恢复建盏制作工艺，现代能工巧匠们烧制出足以媲美宋代的鹧鸪、油滴、兔毫、乌金、茶绿，柿红等斑纹建盏，但唯独对曜变天目的烧造至今还尚未完全攻克…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水平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以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烧不出宋代的曜变建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宋代建窑釉面的高科技程度，远超今人想象，以构成银油滴的二维分布微米级别的氧化铁为例，人类在20世纪才正式发现并归类命名。
在大量翻阅文献资料，收集建盏瓷片进行研究比对的同时，探访名师交流解惑，宋代曜变盏烧造之迷在心里一直萦绕，亦希望通过此文，分享一些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曜变”
吾以为，宋代曜变建盏有可能是二次施釉一次烧造或二次施釉两次烧造（描金银彩类）而成。
若我的浅见能为对曜变天目技术复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为解密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提供方向，那是最好不过了。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登基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随着政权的南迁，北方大量文人学者、僧侣、手工业者、商人等迁移南方，造成了南北方的文化大融合、大发展。
北方著名窑厂的制瓷业者大量南迁，将烧造青白瓷和手绘金彩瓷的技艺带到了南方，并与当地烧瓷工艺结合而产生新的瓷器工艺如景德镇青白瓷，武夷山遇林亭窑（因烧制描金银彩茶盏而闻名）等都是南北烧瓷技术融合创新的典范。
东张窑描银盏，引自《海丝瑰宝》
“曜变的诞生”
宋代曜变建盏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诞生的呢？ 也许是建窑御用工匠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创新产品，也许是当时宫廷、士大夫竞相追逐的名品？
何为“曜变”建盏？何为“类曜变”建盏？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是在解读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之前，需要先了解的概念。
“曜变天目”一词日本有记载，谐音耀变，字意日光照耀下色彩玄妙莫测的变幻。《君台观左右帐记》写于十六世前期日本室町慕府时期，主要记录足利将军所收藏的唐物并进行评鉴，书中对曜变建盏有明确的评判：“建盏之无上神品，乃世上罕见之物，其地黑，有小而薄之星斑，围绕之玉白色晕，美如织锦，万匹之物也。
由此可见曜变建盏必顺具备有曜彩和曜核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曜变也许缺少了其中的一个条件？
“宋代的记载”
宋代文献中是否有曜变建盏的记录呢？
南宋建阳人祝穆在《方兴胜览》中对产于故乡的建盏有过这样的记载：“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艰得之。”
宋徽宗赐蔡京赏茶时所用“建溪异毫盏”应该是祝穆书中所提及的毫变盏，是毫变盏的最高等级—乌金（绀黑）鹧鸪斑毫变斑，宫廷专用御制。
这是宋代记载中，最接近描述曜变天目的文字，异毫，是否就是当下的曜变呢？
“烧造方法”
宋代曜变的烧造方法的四个问题：
1，目前已知的几件曜变建盏与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市临安皇城遗址出土的描银鹧鸪斑（类曜变）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乌金（绀黑）釉深腹束口斗茶盏。
“绀黑”一词出至北宋蔡襄的《茶录》中；“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乌黑如漆，黑里泛青是官家对茶盏最为推崇的釉色。
可以理解为：乌金釉是曜变的必然条件，或选择烧造曜变盏的茶盏都是优中选精。
建窑窑址和临安皇城遗址和建宁府遗址出土的乌金（绀黑）类曜变的瓷片都非常稀少，若以物以稀为贵而言，这是比较珍稀的品种。
建盏进贡宫廷或许采取“官搭民烧”的方式，可能由朝廷设计专门的御用茶盏器型，并委托地方政府建宁府督办烧造。按理，建宁府会组织最优秀的制盏工匠，有严格的烧制工序，上乘的工艺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应属精品。
茶盏圈足底刻有、印有“供御，进盏，新窑”等指向朝廷、官家的款识，由专门的朝廷监匠官在建窑场监督烧制。监匠官现场挑选符合进贡要求的茶盏运送到建宁府的督造办进行二次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就当场砸碎，销毁，不允许流入民间。
府督造办官员审核通过后转运至临安皇家内务府。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窑窑址、建宁府，皇城遗址均有类曜变瓷片出现。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由于宋代建盏烧造的成品率极低，而刻有官款的建盏烧出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概率极低，为满足宫廷对乌金（绀黑）釉鹧鸪斑异毫盏的需求，只能从民窑中精选高等级的乌金釉盏（现存的四块曜变建盏及类曜变建盏瓷片均未铭刻官家款识），通过融合北方窑人工点彩技巧，釉面描绘鹧鸪斑，再通过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复烧，生产出符合宫廷要求的乌金釉鹧鸪斑异毫盏呢？
由于复烧采用低温形式，成品率极高，几乎不会烧坏。除非在建窑窑工搬运，成品运输转运时不小心摔坏。如果是自然烧制，窑址上应该有相当比例的残品瓷片，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为什么建窑窑址上曜变及类曜变瓷片特别稀少的原因的一种解释。
2 ，日本的三件曜变天目笔者都没有看过实物，只能通过图片的信息，结合出土的类曜变瓷片进行比对剖析，推测这三件有可能是通过二次施釉二次复烧而成。
静嘉堂文库美术曜变建盏目前没有出土与其相似的类曜变瓷片，无法有力的证明它是人为干涉的结果。但我们仔细的观察它的曜斑核，发现它们时聚时散，疏密有度，有看似有规律可寻的群落状，曜核形态成异形椭圆，异形椭圆形有些逆重力线条，各曜核描绘的力道和特征几乎一致。
建盏的烧制采用匣钵正烧法，密闭的匣钵里还原气氛强烈，还原的铁离子析释到釉层表面在自然重力的作用下，自然流淌形成各色斑纹。
建窑遗址成千上万的自然烧造的鹧鸪斑纹，油滴斑瓷片目前没有发现一片同静嘉堂曜核的形态相同的，这是否能间接的佐证静嘉堂曜变天目不是一次自然烧成的呢？
藤田美术馆的曜变天目和杭州发现的曜变建盏的曜核成圓圈状或椭圆形，其形态有所不同，但形成原因可能是一致的。曜核旁带着光晕，似有人为描绘痕迹。
近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容，杭州的临安皇城遗址，建瓯的建宁府城市遗址都出土过表现形式相同的曜变及类曜变瓷片。
大德龙光寺曜变天目盏为人工描绘最为确定，通过图片就可清晰的观察到曜核的白斑有规律的聚散分布，此类白斑多为二次点绘，建窑遗址，建宁府城市遗址，杭州临安城市遗址都出现类似的描银类曜变瓷片（图片）
3，曜变建盏的曜彩是二次复烧后形成的？还是传世使用中形成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曜彩形成的机理。
形成七彩光的宋代建盏普遍都有一层薄的干涉膜（干涉膜的形成受到窑内气氛变化的影响，它的形成的充满偶然性，人力很难控制）自然光通过两层膜的反射发生光的干涉现象，形成光的叠加产生七彩斑斓光，最后形成曜彩。
二次低温复烧窑内气氛是否会形成干涉膜？通过比较建窑、遇林亭、东张窑描金彩盏的瓷片标本，都有发现一些形成曜彩干涉膜的瓷片。所以曜变建盏的曜彩应该是二次低温烧造过程中形成的，而非传世使用中形成的（日本传世建盏因長期使用普遍都带彩）。
而且自然烧造形成的七彩更加绚丽、灵动，曜彩会随着光线角度变化而变化。在传世过程中形成的彩光比较隐晦、含蓄，彩光也较为呆板，缺乏灵气。
宋代建窑复烧乌金釉鹧鸪斑毫变盏过程中，极少数乌金鹧鸪斑毫变盏因窑内气氛的变化形成了干涉膜，产生了变幻的曜彩就成就了宋代的曜变建盏，未形成干涉膜的就成为宋代乌金描彩鹧鸪斑盏（出土瓷片可证）。
静嘉堂曜变天目和杭州市出土的曜变天目有呈现出多重立体彩的效果，盏内釉面上有兔毫和小油滴，这是因为在选择点绘用的乌金釉建盏釉面上已有自然烧造的兔毫和油滴并局部带自然烧造的彩，结合复烧后形成的干涉膜，就形成现在绚丽变幻的曜彩表现。
4，何为“曜斑”？笔者认为就是黑化的鹧鸪斑纹周围形成日晕曜彩。通过对比成千上万的宋代建窑瓷片，只有在超高温烧过的“火头货”里找到黑化的“斑核”而自然烧造黑化的斑核多数呈滴毫状。
宋代乌金釉的瓷片中没有发现有自然烧造的黑化斑核，主要是烧成乌金釉色的盏所用的匣钵气氛和温度达不到黑化油滴的条件，故而形不成黑化斑核。而人为乌金描银鹧鸪斑的二次烧造却更容易形成“斑核”。
秘制的银涂料点绘鹧鸪斑于乌金釉面上，放入窑炉在800c 度左右温度窑火复烧，当乌金釉层表面产生薄干涉膜时而点绘鹧鸪斑因覆盖银涂料于釉上，无法形成干涉膜。在周围曜彩的映衬下形成曜斑核。
宋代曜变建盏的曜核黑化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可能是柴烧龙窑窑温很难匀衡控制，炉内局部温度超过960C（960度为银的液态点）时，银涂料产生了“气化”现象，形成鹧鸪斑空洞呈现乌金釉本色黑斑。另一方面宋代曜变盏在使用过程或经历千年的自然氧过程中，银涂料氧化成黑色或自然脱落都会形成黑色斑核。
现代建盏匠人已破解了自然烧造曜彩的技术，目前可能尚未攻克自然烧造“曜斑”的工艺，故暂时还未能完全烧造出与宋代相同工艺的曜变盏。
综上所述，现代建盏匠人们沿着一次自然烧造的工艺复原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技艺或许是一直未烧造出宋代曜变建盏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仅仅是笔者综合自己经验提出的一个观点，还有待专家和建盏匠人之后一起探索、论证。
“谁的曜变天目？”
虽然“曜变”一词是日本文书中所记载，但宋代曜变建盏的故乡是中国，是福建建窑。宋代曜变建盏的美感也符合日本禅宗文化的诉求，日本禅宗文化起源于中国唐宋禅宗文化东渡，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日本对建盏的审美情趣及评价标准也应源于宋代。宋代曜变建盏是日本的国宝，也更是中国的国宝。
宋代曜变建盏的烧造工艺，无论是自然一次烧造还是人为二次点绘复烧，都是宋代建窑工匠智慧的结晶，是建窑建盏享誉世界的名片，是中国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
一只千年的茶碗，至今依然激励一代代现代制盏匠人为还原宋代曜变建盏烧造工艺而努力奋进，让现代制盏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制造一千年，让我们一起为建窑发声！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民国南京名医公馆巡礼
王重阳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各界精英汇聚，医疗界亦然。这些大牌医生们走南闯北，开创学科，也曾为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开方诊病，在南京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时至今日，不少名医在南京的旧居公馆尚且保存完好，无声地矗立在被梧桐浓荫掩映的大街小巷之中，尤其是颐和路一带。走进这些民国建筑或可领略南京城市名片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李士伟公馆
李士伟公馆位于鼓楼区武夷路4号，紧邻宁海路和北京西路，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始建于1935年。主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楼高二层，是典型的传统江南古典风格建筑，为颐和路民国公馆区域内所罕见（另外两座中式建筑为宁海路5号马歇尔公馆和老菜市荷兰大使馆），黑灰色小筒瓦铺顶，悬山顶檐口带垂花门罩，外墙青砖勾缝，布局合理，采光充沛，院内竹林扶疏，浓荫如盖，清幽宜人。另有西式平房两幢，厕所、厨房各1幢，计有房5幢18间，用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5.7平方米。
武夷路4号系李士伟在南京中央医院任妇产科主任时购建的花园式住宅兼对外营业的诊所，一楼东侧有对外诊室两间。南京解放前一度租给英国文化委员会使用，时至1950年3月，期满后由李士伟的大妹委托邓慎康代为照管。1950年3月，邓氏迁居入住其间。1951年3月10日，该建筑出租给白敬宇药房使用。现为江苏省直机关用房。2006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李士伟（1895～1981），字子仪，河南三门峡卢氏城郊乡东湾村人，妇产科专家。著有《中国初生婴儿体重及量度》《中国孕妇骨盆之量度》《产科creatinaria之研究》等，翻译马士敦著的《妇产科讲演集》《妊娠子宫出血》。其妇产科医学之研究贡献实多。
李振翩、汤汉志伉俪公馆
李振翩、汤汉志公馆建于1937年前，占地面积874.26平方米，现存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平房各1幢，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主楼坐北朝南，假3层，青砖外墙，青瓦人字顶，东西各两个壁炉，木制门窗。北立面有联廊与平房连接，东侧有青砖拱形门。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李振翩（1898～1984），湖南娄底人，曾接生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9年，汤汉志与李振翩结为伉俪，同年随李振翩到美国，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从事病毒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回国，并将一大批先进医疗设备和医学书籍，赠送给国内几家主要医学院校，为中美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黄子濂公馆
黄子濂公馆位于北京西路27号，为中央大学口腔学院院长黄子濂于1937年前置地所建，占地1200平方米，有西式洋楼1幢，平房数间，砖木结构，建筑面积406.46平方米。1947年5月埃及驻华大使馆租用，租期3年，合同期满，市房管局对该房实行代管。现存主楼1幢，平房2 幢，主楼依坡而建，坐北朝南， 假3层，米黄色外墙，青瓦人字顶。1楼东南侧为半圆形平房连接主楼，上为半圆形露台，2楼东侧、南侧、3楼东侧均为露台，1楼四周均设大门，西侧2间平房也与主楼相连。院内原有防空洞1座，因塌陷而改为走道。目前为部队用房。2012年3月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11月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黄子濂（1897～1979），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是中国第一位教授美式牙科技术的医学教授，曾担任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口腔学院院长。
徐梓楠公馆
徐梓楠公馆位于宁海路22号徐梓楠公馆，建于1936年，占地约700平方米，建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平房各1幢，建筑面积378平方米。现存主楼、平房各1幢，主楼坐北朝南，高3层，青砖外墙，青瓦人字顶，大坡顶，带壁炉，木制门窗，南侧底楼两根圆柱支撑门厅，主楼北侧2楼上为露台，西南侧平房1幢，水泥外墙，青瓦人字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徐梓楠（1893～？），浙江建德人。长期在军中任军医监等职，著有《处理残废机障荣誉军人之我见》《为服务于知识青年师军医进一言》《兵站第一线战时伤运问题》《四年来服务兵站卫生勤务的检讨与改进之商榷》等。
沈克非公馆
沈克非公馆位于赤壁路16号，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924平方米，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附属小楼各1幢，平房2幢，建筑面积406.6平方米，其中主楼建筑面积为297.1平方米。该建筑现存主楼及附属小楼，主楼坐北朝南，高2层，红砖外墙，红瓦四坡顶，带老虎窗，木制门窗。东北侧附属小楼为红砖外墙，红瓦四坡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该房产后由沈妻陈翠贞（1924 年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也是著名的儿科学先驱），委托南京师范大学李美筠教授全权处理。故目前该房屋使用单位是南京师范大学。
沈克非（1898～1972），原名贤亚，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民国时期，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助理医师及住院总医师，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外科主任，南京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兼副院长、院长。1946年作为中国医学界首席代表赴纽约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建工作。1950年率领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奔赴前线，并任医疗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1959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和中山医院院长兼大外科主任，著有我国第一部大型外科参考书《外科学》。
严季约公馆
严季约公馆位于西康路56号，建于1937年前，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原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附属小楼各1幢，平房2幢。现存主楼1幢，坐北朝南，假3层带壁炉烟囱、老虎窗，西侧部分小2层，建筑面积234.6平方米；南、西侧平房2幢5间，与主楼均为青砖清水外墙，白水泥勾缝，青瓦人字顶。1946年12月，严季约将该处卖给国民政府中国农业银行作职工宿舍。现为江苏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所有。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严智钟（1889～1974），字季约，直隶天津人，中国科学社生物科学组医药股成员，参与编纂我国第一部药物辞典《中华药典》，终生服务于创建和发展新式医学卫生事业。
黄孟虞旧居
黄孟虞旧居位于玄武区石婆婆庵8-3号和石婆婆庵10号，1926年置地，1936年建造。现存建筑为砖木结构，有青色砖墙3层楼1幢，红色砖墙3层楼1幢。此地原系黄孟虞私人开办的慕慈医院，南京解放后除一部分自住自用外，均捐赠给国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不可移动文物。
黄孟虞（1891～1980），生于江苏扬州，民国期间著名的妇产科女医生。1924年，黄孟虞在南京市长江路石板桥开办了一家妇产科诊所，后迁往碑亭巷石婆婆庵8号，取名私立慕慈医院。南京解放以后，慕慈医院并入南京市立产科医院（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前身之一），石婆婆庵8号院址划给新成立的江苏省中医院使用。后来黄孟虞一直工作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一线。
何英祥旧居
沿石婆婆庵路向东出发，到太平北路，北行 30 余米，紧靠太平北路两栋紧紧相连的两层英式小洋楼，就是笼子巷住宅A楼何英祥旧居。
这两栋小楼，是在南京市近现代建筑及风貌保护区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先觉的力荐下，才得以保留下来的，并于 2006年，被正式纳入1912街区。
北边的一栋英式小楼，门口一侧的墙上，有块长方形的标牌，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小楼的身世：“该建筑始建于1910年，系民国时期英式建筑，当时著名牙医何英祥曾在此居住。2003年12月被南京市文物局认定为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保护建筑。”2007 年随着该片区被开发成“南京1912商业街区”，这座建筑也由南京百纳餐饮管理公司重新整修，改作为一家经营海派菜餐馆，名“芳·满庭”。2009年4月笼子巷住宅 A 楼被公布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2013年10月21日笼子巷住宅 A 楼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文物保护单位（现门牌太平北路64号）。
东墙另一块说明牌介绍：南京典型民国小洋房，建于1920年代，英式花园洋房，传统半木构建筑，为街区历史最悠久的单体建筑。1930 年代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公寓，蒋介石的御用牙医曾在此居住。
何英祥还有一处旧居位于玄武区碑亭巷110号，为何英祥1918年自建 ，与1912街区相邻。现存2层楼房1幢，砖混结构，带拱形柱廊，原来青砖外墙红砖嵌线，现为水泥抹面。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不可移动文物。
何英祥，牙科医生，1949 年前去澳门。何英祥在碑亭巷的牙科诊所当年确实小有名气，著名学者竺可桢曾多次于此就诊，其日记中有多次记录。
钟世藩、廖月琴夫妇旧居
从何英祥故居沿太平北路向正南方向出发，左拐进入长江路，向东直行 500 米左右进入汉府街，继续直行不到 200米，路南，就是汉府街35号钟岚里民国建筑群。
钟南山先生的父母，协和名医钟世藩、廖月琴夫妇曾经寓居于此。钟岚里现存18幢建筑，高 2～3层，建于1930年代，寓“钟山烟岚”之意，是民国时期典型的里弄式住宅，临街建筑有统一的小阳台，顶层设有阁楼，建筑朴实不失气势，近似欧洲早期联排式房屋，极具民国风情。
除了钟岚里，钟世藩夫妇还曾寓居桃源新村。其位置在梅园新村街道东南部，梅园新村北侧，南起雍园，北至竺桥。此处原为一片桃树林，后建设为国民政府公务员住宅区，目前桃源新村片区被公布为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占地约2.6公顷，包括平房小住宅、独栋楼房住宅、联排公寓多种类型，共有 26 幢民国建筑。
卓海宗旧居
钟岚里马路北侧，就是梅园新村。位于梅园新村片区东南角梅园新村1-4 号、9-12号住宅，房主为知名中医卓海宗，建于1930年代，两栋均为四联住宅，各占地面积340平方米，分1梯两户和1梯1户两种，清水砖墙，两坡屋顶，木质门窗，立面采用拱门、山花等民国时期常用装饰。2013年10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卓海宗（1886～1948），又名慈沛，字乾润，号雨亭，浙江奉化松岙镇人。曾替蒋介石搭脉诊病，为当时的“总统府国医”，1946年任中国医药改进会理事长。
文章选自《南京史志》2021年第1期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王重阳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各界精英汇聚，医疗界亦然。这些大牌医生们走南闯北，开创学科，也曾为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开方诊病，在南京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时至今日，不少名医在南京的旧居公馆尚且保存完好，无声地矗立在被梧桐浓荫掩映的大街小巷之中，尤其是颐和路一带。走进这些民国建筑或可领略南京城市名片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李士伟公馆
李士伟公馆位于鼓楼区武夷路4号，紧邻宁海路和北京西路，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始建于1935年。主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楼高二层，是典型的传统江南古典风格建筑，为颐和路民国公馆区域内所罕见（另外两座中式建筑为宁海路5号马歇尔公馆和老菜市荷兰大使馆），黑灰色小筒瓦铺顶，悬山顶檐口带垂花门罩，外墙青砖勾缝，布局合理，采光充沛，院内竹林扶疏，浓荫如盖，清幽宜人。另有西式平房两幢，厕所、厨房各1幢，计有房5幢18间，用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5.7平方米。
武夷路4号系李士伟在南京中央医院任妇产科主任时购建的花园式住宅兼对外营业的诊所，一楼东侧有对外诊室两间。南京解放前一度租给英国文化委员会使用，时至1950年3月，期满后由李士伟的大妹委托邓慎康代为照管。1950年3月，邓氏迁居入住其间。1951年3月10日，该建筑出租给白敬宇药房使用。现为江苏省直机关用房。2006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李士伟（1895～1981），字子仪，河南三门峡卢氏城郊乡东湾村人，妇产科专家。著有《中国初生婴儿体重及量度》《中国孕妇骨盆之量度》《产科creatinaria之研究》等，翻译马士敦著的《妇产科讲演集》《妊娠子宫出血》。其妇产科医学之研究贡献实多。
李振翩、汤汉志伉俪公馆
李振翩、汤汉志公馆建于1937年前，占地面积874.26平方米，现存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平房各1幢，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主楼坐北朝南，假3层，青砖外墙，青瓦人字顶，东西各两个壁炉，木制门窗。北立面有联廊与平房连接，东侧有青砖拱形门。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李振翩（1898～1984），湖南娄底人，曾接生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9年，汤汉志与李振翩结为伉俪，同年随李振翩到美国，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从事病毒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回国，并将一大批先进医疗设备和医学书籍，赠送给国内几家主要医学院校，为中美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黄子濂公馆
黄子濂公馆位于北京西路27号，为中央大学口腔学院院长黄子濂于1937年前置地所建，占地1200平方米，有西式洋楼1幢，平房数间，砖木结构，建筑面积406.46平方米。1947年5月埃及驻华大使馆租用，租期3年，合同期满，市房管局对该房实行代管。现存主楼1幢，平房2 幢，主楼依坡而建，坐北朝南， 假3层，米黄色外墙，青瓦人字顶。1楼东南侧为半圆形平房连接主楼，上为半圆形露台，2楼东侧、南侧、3楼东侧均为露台，1楼四周均设大门，西侧2间平房也与主楼相连。院内原有防空洞1座，因塌陷而改为走道。目前为部队用房。2012年3月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11月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黄子濂（1897～1979），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是中国第一位教授美式牙科技术的医学教授，曾担任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口腔学院院长。
徐梓楠公馆
徐梓楠公馆位于宁海路22号徐梓楠公馆，建于1936年，占地约700平方米，建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平房各1幢，建筑面积378平方米。现存主楼、平房各1幢，主楼坐北朝南，高3层，青砖外墙，青瓦人字顶，大坡顶，带壁炉，木制门窗，南侧底楼两根圆柱支撑门厅，主楼北侧2楼上为露台，西南侧平房1幢，水泥外墙，青瓦人字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徐梓楠（1893～？），浙江建德人。长期在军中任军医监等职，著有《处理残废机障荣誉军人之我见》《为服务于知识青年师军医进一言》《兵站第一线战时伤运问题》《四年来服务兵站卫生勤务的检讨与改进之商榷》等。
沈克非公馆
沈克非公馆位于赤壁路16号，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924平方米，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附属小楼各1幢，平房2幢，建筑面积406.6平方米，其中主楼建筑面积为297.1平方米。该建筑现存主楼及附属小楼，主楼坐北朝南，高2层，红砖外墙，红瓦四坡顶，带老虎窗，木制门窗。东北侧附属小楼为红砖外墙，红瓦四坡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该房产后由沈妻陈翠贞（1924 年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也是著名的儿科学先驱），委托南京师范大学李美筠教授全权处理。故目前该房屋使用单位是南京师范大学。
沈克非（1898～1972），原名贤亚，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民国时期，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助理医师及住院总医师，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外科主任，南京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兼副院长、院长。1946年作为中国医学界首席代表赴纽约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建工作。1950年率领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奔赴前线，并任医疗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1959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和中山医院院长兼大外科主任，著有我国第一部大型外科参考书《外科学》。
严季约公馆
严季约公馆位于西康路56号，建于1937年前，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原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附属小楼各1幢，平房2幢。现存主楼1幢，坐北朝南，假3层带壁炉烟囱、老虎窗，西侧部分小2层，建筑面积234.6平方米；南、西侧平房2幢5间，与主楼均为青砖清水外墙，白水泥勾缝，青瓦人字顶。1946年12月，严季约将该处卖给国民政府中国农业银行作职工宿舍。现为江苏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所有。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严智钟（1889～1974），字季约，直隶天津人，中国科学社生物科学组医药股成员，参与编纂我国第一部药物辞典《中华药典》，终生服务于创建和发展新式医学卫生事业。
黄孟虞旧居
黄孟虞旧居位于玄武区石婆婆庵8-3号和石婆婆庵10号，1926年置地，1936年建造。现存建筑为砖木结构，有青色砖墙3层楼1幢，红色砖墙3层楼1幢。此地原系黄孟虞私人开办的慕慈医院，南京解放后除一部分自住自用外，均捐赠给国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不可移动文物。
黄孟虞（1891～1980），生于江苏扬州，民国期间著名的妇产科女医生。1924年，黄孟虞在南京市长江路石板桥开办了一家妇产科诊所，后迁往碑亭巷石婆婆庵8号，取名私立慕慈医院。南京解放以后，慕慈医院并入南京市立产科医院（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前身之一），石婆婆庵8号院址划给新成立的江苏省中医院使用。后来黄孟虞一直工作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一线。
何英祥旧居
沿石婆婆庵路向东出发，到太平北路，北行 30 余米，紧靠太平北路两栋紧紧相连的两层英式小洋楼，就是笼子巷住宅A楼何英祥旧居。
这两栋小楼，是在南京市近现代建筑及风貌保护区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先觉的力荐下，才得以保留下来的，并于 2006年，被正式纳入1912街区。
北边的一栋英式小楼，门口一侧的墙上，有块长方形的标牌，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小楼的身世：“该建筑始建于1910年，系民国时期英式建筑，当时著名牙医何英祥曾在此居住。2003年12月被南京市文物局认定为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保护建筑。”2007 年随着该片区被开发成“南京1912商业街区”，这座建筑也由南京百纳餐饮管理公司重新整修，改作为一家经营海派菜餐馆，名“芳·满庭”。2009年4月笼子巷住宅 A 楼被公布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2013年10月21日笼子巷住宅 A 楼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文物保护单位（现门牌太平北路64号）。
东墙另一块说明牌介绍：南京典型民国小洋房，建于1920年代，英式花园洋房，传统半木构建筑，为街区历史最悠久的单体建筑。1930 年代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公寓，蒋介石的御用牙医曾在此居住。
何英祥还有一处旧居位于玄武区碑亭巷110号，为何英祥1918年自建 ，与1912街区相邻。现存2层楼房1幢，砖混结构，带拱形柱廊，原来青砖外墙红砖嵌线，现为水泥抹面。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不可移动文物。
何英祥，牙科医生，1949 年前去澳门。何英祥在碑亭巷的牙科诊所当年确实小有名气，著名学者竺可桢曾多次于此就诊，其日记中有多次记录。
钟世藩、廖月琴夫妇旧居
从何英祥故居沿太平北路向正南方向出发，左拐进入长江路，向东直行 500 米左右进入汉府街，继续直行不到 200米，路南，就是汉府街35号钟岚里民国建筑群。
钟南山先生的父母，协和名医钟世藩、廖月琴夫妇曾经寓居于此。钟岚里现存18幢建筑，高 2～3层，建于1930年代，寓“钟山烟岚”之意，是民国时期典型的里弄式住宅，临街建筑有统一的小阳台，顶层设有阁楼，建筑朴实不失气势，近似欧洲早期联排式房屋，极具民国风情。
除了钟岚里，钟世藩夫妇还曾寓居桃源新村。其位置在梅园新村街道东南部，梅园新村北侧，南起雍园，北至竺桥。此处原为一片桃树林，后建设为国民政府公务员住宅区，目前桃源新村片区被公布为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占地约2.6公顷，包括平房小住宅、独栋楼房住宅、联排公寓多种类型，共有 26 幢民国建筑。
卓海宗旧居
钟岚里马路北侧，就是梅园新村。位于梅园新村片区东南角梅园新村1-4 号、9-12号住宅，房主为知名中医卓海宗，建于1930年代，两栋均为四联住宅，各占地面积340平方米，分1梯两户和1梯1户两种，清水砖墙，两坡屋顶，木质门窗，立面采用拱门、山花等民国时期常用装饰。2013年10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卓海宗（1886～1948），又名慈沛，字乾润，号雨亭，浙江奉化松岙镇人。曾替蒋介石搭脉诊病，为当时的“总统府国医”，1946年任中国医药改进会理事长。
文章选自《南京史志》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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