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手握一部智能手机,便能尽知天下大事与琐事。但同时也有愈发严重的网络暴力,极富攻击性的海量言论。如此,每一个怀揣梦想的人,都须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正如茨威格所说:“那些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殿堂的人们,无一不是以强烈的个人意志与跌宕的历史宿命碰撞,成就一代伟业。”我们应像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不顾艰难险阻与他人的非议 成为自己生活的英雄
正如茨威格所说:“那些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殿堂的人们,无一不是以强烈的个人意志与跌宕的历史宿命碰撞,成就一代伟业。”我们应像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不顾艰难险阻与他人的非议 成为自己生活的英雄
致奔赴1/2century的你:
再严格一点、再苛刻一点。
不要被些许收获麻木而安于现状。真正的推石上山,是一次比一次卯足力气、咬紧牙关,用足够多的代价交换来的。
你要继续注意健康(饮食、运动及作息),更加注意修养(读史、爱好及心灵),开始考虑事业(技能、领域及未来),同时考虑人际(朋友、伴侣及家庭)。
毕竟,夸父逐日并不简单。
再严格一点、再苛刻一点。
不要被些许收获麻木而安于现状。真正的推石上山,是一次比一次卯足力气、咬紧牙关,用足够多的代价交换来的。
你要继续注意健康(饮食、运动及作息),更加注意修养(读史、爱好及心灵),开始考虑事业(技能、领域及未来),同时考虑人际(朋友、伴侣及家庭)。
毕竟,夸父逐日并不简单。
人该追求的不是快乐,而是“不痛苦”
对于人生,尽管古今中外的先贤圣哲发表过汗牛充栋的议论,但在是否承认“人是到世间受苦的”这一观点方面,对于人的福祉却是有重要影响的。因为这一观点既拒绝了人性中耽于享乐的低层次欲望,又否认了“人是来世上享乐的”这一大众化认知。
古代的斯多葛派,以及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一致认为,人追求的不该是快乐,只是“不痛苦”而已。他们的这一判断其建立的基础无疑是:人是欲望的动物,欲望永远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无法满足,人就会痛苦。只要欲望无止境,痛苦就会无止境。
罗曼·罗兰有句广为传诵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他并没有说出这一“真相”是什么,大概是想留给不同类型的人来“填空”吧!
而没有做出具体解释,这正是罗曼·罗兰的智慧所在(当然他用他的作品已经间接给出了答案)。首先,生活并无普遍的真相,并无确定的客观性,因为不同的人,对生活、对人生都会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解读。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千差万别的,黑、白、红、绿,苦、乐、悲、欢,全赖个体戴什么眼镜来看它,以什么人生观来看它。
而另一方面,从人性的共通点来讨论,生活的真相则是具有共通性的。对于当代人来说,由于现代社会的缘故,原有的价值体系已崩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重建——亦即“上帝”的缺席(对东方而言是皇帝的缺位),给信仰留下了空白,令现代人流离失所,无所皈依。精神家园的丧失,导致的就是深切的“现代感”:困惑,苦闷,压抑,疏离,孤独……概而言之,就是“异化”。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那只由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变形成的甲壳虫,其实就是异化的典型形象,他的悲剧,不妨说就是现代人的悲剧,现代人的缩影。
如果按照存在主义观点的理解,罗曼·罗兰的“真相”括号里,除了可以填入“异化”外,还可以填入“荒诞”。存在主义作家加缪选取了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来论证他的哲学思想。宙斯为了惩罚西西弗,命令他推巨石上山,推到山顶后巨石马上又滚落下来,他便要再次推石上山……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加缪正是用西西弗这一无止境的、徒劳的苦役,来诠释和隐喻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荒诞。
如果说叔本华受佛教形象,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欲望,教人不趋乐,避痛苦,那么加缪则是用推巨石这一荒诞行为来象征反抗人生的荒诞。他们的出发点虽不同,但在看待人生的总体倾向性上,却是相同的,即人生是苦的,是荒诞的,甚至是悲剧性的。
基于这样的基础认知,如果人能接受人生是“苦”而非“乐”这样一种基本信念,那么对于忍受痛苦就会坦然接受;对于做份内事,对于用勤勉来塑造“应是”的自己,就会欣然接受;由此对于受苦所给予的回报——快乐,也就会分外地珍惜。
对于人生,尽管古今中外的先贤圣哲发表过汗牛充栋的议论,但在是否承认“人是到世间受苦的”这一观点方面,对于人的福祉却是有重要影响的。因为这一观点既拒绝了人性中耽于享乐的低层次欲望,又否认了“人是来世上享乐的”这一大众化认知。
古代的斯多葛派,以及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一致认为,人追求的不该是快乐,只是“不痛苦”而已。他们的这一判断其建立的基础无疑是:人是欲望的动物,欲望永远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无法满足,人就会痛苦。只要欲望无止境,痛苦就会无止境。
罗曼·罗兰有句广为传诵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他并没有说出这一“真相”是什么,大概是想留给不同类型的人来“填空”吧!
而没有做出具体解释,这正是罗曼·罗兰的智慧所在(当然他用他的作品已经间接给出了答案)。首先,生活并无普遍的真相,并无确定的客观性,因为不同的人,对生活、对人生都会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解读。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千差万别的,黑、白、红、绿,苦、乐、悲、欢,全赖个体戴什么眼镜来看它,以什么人生观来看它。
而另一方面,从人性的共通点来讨论,生活的真相则是具有共通性的。对于当代人来说,由于现代社会的缘故,原有的价值体系已崩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重建——亦即“上帝”的缺席(对东方而言是皇帝的缺位),给信仰留下了空白,令现代人流离失所,无所皈依。精神家园的丧失,导致的就是深切的“现代感”:困惑,苦闷,压抑,疏离,孤独……概而言之,就是“异化”。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那只由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变形成的甲壳虫,其实就是异化的典型形象,他的悲剧,不妨说就是现代人的悲剧,现代人的缩影。
如果按照存在主义观点的理解,罗曼·罗兰的“真相”括号里,除了可以填入“异化”外,还可以填入“荒诞”。存在主义作家加缪选取了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来论证他的哲学思想。宙斯为了惩罚西西弗,命令他推巨石上山,推到山顶后巨石马上又滚落下来,他便要再次推石上山……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加缪正是用西西弗这一无止境的、徒劳的苦役,来诠释和隐喻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荒诞。
如果说叔本华受佛教形象,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欲望,教人不趋乐,避痛苦,那么加缪则是用推巨石这一荒诞行为来象征反抗人生的荒诞。他们的出发点虽不同,但在看待人生的总体倾向性上,却是相同的,即人生是苦的,是荒诞的,甚至是悲剧性的。
基于这样的基础认知,如果人能接受人生是“苦”而非“乐”这样一种基本信念,那么对于忍受痛苦就会坦然接受;对于做份内事,对于用勤勉来塑造“应是”的自己,就会欣然接受;由此对于受苦所给予的回报——快乐,也就会分外地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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