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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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周刊调查# 【仙桃文化步行街物业费涨价风波调查】“保安和保洁越来越少，路灯坏了、卫生间门板倒了也不及时修，但物业费却大幅涨价，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
近日，仙桃文化步行街（以下简称步行街）商户郑先生（化姓）向仙桃周刊和红辣椒传媒反映，今年8月，步行街所属仙桃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和物业）发布通知称，由于成本连年上涨，从2021年5月1日起，将原物业费1.6元/㎡/月提高至3元/㎡/月，涨价近一倍，而相关服务质量却未能跟上，因此，商户们怨声载道，拒绝按照新标准缴纳物业费。
那么，安和物业是否存在如商户反映的基础设施维修滞后、治安巡逻及清洁卫生频次减少的情形？此次大幅调价是否合法合规？物业服务收费究竟由谁来定？如何进行监管？商户们又该从哪些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
对此，记者进行了多方探访。
商户：涨幅过大，质价不符
11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桃源大道和宏达路交汇处的步行街。听闻记者的来意，不少商户放下手中事务，纷纷向记者诉苦。
“因为疫情影响，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再加上网店的冲击，收入比以前差远了。物业费这样翻倍涨，真的受不了。”“就知道收物业费，绿化缺了不管、地砖坏了拿水泥填，楼上卫生间漏水漏到我的门面，臭气冲天，反映了很多次，就是不解决。这样的服务，凭什么涨价？”
“我问过了新农贸、惠联广场、新街等地的商户，他们的物业费没有高于2元的，同样是商铺，我们这边收3元，简直是高得离谱。”“一楼的公共卫生间全改成了门面，流动摊贩都要收费，物业到底收入了多少，谁都不知道。”
“物价上涨可以理解，但凡是涨得慢一点、涨价的幅度小一点，我们都是没有二话的。”多位商户表示，此次物业费涨幅过大，而质价不符，是他们反对调价的主要原因。
“这次涨价的情况，我们向很多部门都反映过，其中，市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新的物业收费标准缴费的商户超过50%，即为默认涨价，其他人想不按这个标准缴费也是不行的。”采访中，有商户向记者透露，目前在商户群里，仅有少数暑期装修门面的商户按照新标准缴纳了物业费，因为不缴费物业会强行阻拦装修，而其他商户团结起来，不按新标准缴纳物业费，就是为了避免默认涨价成为事实。
“另外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本来像我们这种老的商业街可以由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共同商议定价，但步行街的物业费一直都由商户缴纳，而商户们绝大多数都只是租户，业主们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或者身在外地，要聚集起来并不容易。”谈及定价问题，有知情商户向记者介绍，业主委员会无法成立，租户没有议价权是症结所在。
物业：入不敷出，必须涨价
带着商户们的质疑，11月22日，记者采访到了步行街物业服务方——安和物业负责人别文军。
别文军告诉记者，此次价格上涨是因为成本增加，物业公司连年亏损，为了支撑公司正常运转而涨价。他特别说明，根据成本估算，此次调价至3元/㎡/月，也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他介绍，此前安和物业由步行街开发商——湖北省五乐台度假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乐台公司）和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宝公司）共为经营主体，此前物业费也不够物业支出，但是当时未售门面的租金也用于支撑物业运行，所以基本可以实现收支相抵还略有盈余。
2017年开始，主体公司转变经营策略，所有门面只卖不租。缺少了未售门面的租金收入，物业进入入不敷出的阶段，特别是去年创城期间，物业出资130万改造基础设施，此前一楼公共卫生间改成门面的收入也并未收归物业，亏损可想而知。今年4月，五乐台公司和丝宝公司退出，转由湖北安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公司）100%控股安和物业（此变更“企查查”可见），5月1日开始，经营主体变更后的安和物业为了扭转亏损局面，实现收支平衡，在进行成本核算、会同多部门和少数业主代表协商之后，决定将物业费收费标准提高至3元/㎡/月，并进行了公示。
关于物业服务方面，别文军认为，物业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保安保洁每天在岗，今年仅仅是灯具，整体都换了三遍了。”他告诉记者，步行街不少商户特别是KTV通宵营业，来往人员十分复杂，经常出现公共设施损坏的情况。但物业工作人员不可能24小时在岗，夜间监管难免缺位，日常维修需要协调人员和时间，无法保证即报即修，所以很容易让商户误会物业拖着不修。
而关于卫生间漏水问题，他解释称，在步行街原始规划图上，商铺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铺设的水管极细，仅用于店铺清洁，是不能设置卫生间的，所有人员均使用公共卫生间。但因为KTV、美容店、培训机构等进驻后，他们有设置卫生间的实际需求，但防水可能做得不好，所以造成漏水渗味等问题，这是属于设置卫生间那一方商户的责任，物业只能进行协调和监管。
根据别文军出示的《情况说明》和《6-9月收支明细表》，记者看到，步行街总建筑面积34000㎡，共有门栋600多个，物业人员工资支出为5.24万元/月，垃圾清运费为20万元/年，设施设备维护成本为10.5万元/年，另有管理佣金、不可预见成本及税金共计14%。记者问及这些数据是否公示，别文军表示，也可公布，但起不了作用，收支方面自己曾与不少商户口头交流过，有人认同，但大多数人并不理解。目前物业费收取确实陷入僵局，少数装修门面的业主按照新标准缴纳物业费是装修手续的一部分，其他愿意交物业费的也不敢交，因为交了就会遭到群里的其他商户“围攻”，这样恶性循环，大家都不交，物业催收效果甚微。对此，物业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继续催收，也期待相关部门介入协调。但如果一直没有进展，他只能如实报给总公司，遵照总公司决策进行运作。
市场调价，以合同为准
那么，物业费调价应该遵循怎样的流程？物业方和商户们又该如何进行协商呢？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严心双。
严会长告诉记者，商业物业费属于协议价，不是物价部门进行定价，而是市场调节，没有严格限制。据他了解，目前在仙桃市场，商业物业费最低是2.5元/㎡/月，而3元/㎡/月的收费标准属于普遍情况，而部分老旧小区的商铺因为前期按照住宅物业备案，所以有不超过2元/㎡/月的情况。商业物业费的收费标准是物业和单个业主通过合同进行约定的价格，单个业主签字同意即可照此执行，其他不认可价格的业主就再次协商。涨价需要进行公示，最终以合同为准。物业应向业主收取物业费，租户应根据已签署的租房合同向业主交足物业费。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6月湖北省住建厅等多部门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显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以外的价格由市场竞争产生，实行市场调节。实行市场调节的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及费用与服务质量相适应的原则，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调整约定的收费标准，引导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合同约定物业服务价格调整方式。鼓励物业行业协会或通过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监测并定期公布物业服务成本信息和计价规则，供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物业费时参考。
关于目前涨价情况，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湖北沔阳律师事务所周红兵律师也建议商户们理性参考市场行情，跟物业方面友好协商。
后续进展，仙桃周刊将持续予以关注。（记者 郭欢）
图一：步行街
图二：安和物业张贴的物业费涨价通知
近日，仙桃文化步行街（以下简称步行街）商户郑先生（化姓）向仙桃周刊和红辣椒传媒反映，今年8月，步行街所属仙桃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和物业）发布通知称，由于成本连年上涨，从2021年5月1日起，将原物业费1.6元/㎡/月提高至3元/㎡/月，涨价近一倍，而相关服务质量却未能跟上，因此，商户们怨声载道，拒绝按照新标准缴纳物业费。
那么，安和物业是否存在如商户反映的基础设施维修滞后、治安巡逻及清洁卫生频次减少的情形？此次大幅调价是否合法合规？物业服务收费究竟由谁来定？如何进行监管？商户们又该从哪些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
对此，记者进行了多方探访。
商户：涨幅过大，质价不符
11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桃源大道和宏达路交汇处的步行街。听闻记者的来意，不少商户放下手中事务，纷纷向记者诉苦。
“因为疫情影响，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再加上网店的冲击，收入比以前差远了。物业费这样翻倍涨，真的受不了。”“就知道收物业费，绿化缺了不管、地砖坏了拿水泥填，楼上卫生间漏水漏到我的门面，臭气冲天，反映了很多次，就是不解决。这样的服务，凭什么涨价？”
“我问过了新农贸、惠联广场、新街等地的商户，他们的物业费没有高于2元的，同样是商铺，我们这边收3元，简直是高得离谱。”“一楼的公共卫生间全改成了门面，流动摊贩都要收费，物业到底收入了多少，谁都不知道。”
“物价上涨可以理解，但凡是涨得慢一点、涨价的幅度小一点，我们都是没有二话的。”多位商户表示，此次物业费涨幅过大，而质价不符，是他们反对调价的主要原因。
“这次涨价的情况，我们向很多部门都反映过，其中，市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新的物业收费标准缴费的商户超过50%，即为默认涨价，其他人想不按这个标准缴费也是不行的。”采访中，有商户向记者透露，目前在商户群里，仅有少数暑期装修门面的商户按照新标准缴纳了物业费，因为不缴费物业会强行阻拦装修，而其他商户团结起来，不按新标准缴纳物业费，就是为了避免默认涨价成为事实。
“另外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本来像我们这种老的商业街可以由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共同商议定价，但步行街的物业费一直都由商户缴纳，而商户们绝大多数都只是租户，业主们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或者身在外地，要聚集起来并不容易。”谈及定价问题，有知情商户向记者介绍，业主委员会无法成立，租户没有议价权是症结所在。
物业：入不敷出，必须涨价
带着商户们的质疑，11月22日，记者采访到了步行街物业服务方——安和物业负责人别文军。
别文军告诉记者，此次价格上涨是因为成本增加，物业公司连年亏损，为了支撑公司正常运转而涨价。他特别说明，根据成本估算，此次调价至3元/㎡/月，也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他介绍，此前安和物业由步行街开发商——湖北省五乐台度假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乐台公司）和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宝公司）共为经营主体，此前物业费也不够物业支出，但是当时未售门面的租金也用于支撑物业运行，所以基本可以实现收支相抵还略有盈余。
2017年开始，主体公司转变经营策略，所有门面只卖不租。缺少了未售门面的租金收入，物业进入入不敷出的阶段，特别是去年创城期间，物业出资130万改造基础设施，此前一楼公共卫生间改成门面的收入也并未收归物业，亏损可想而知。今年4月，五乐台公司和丝宝公司退出，转由湖北安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公司）100%控股安和物业（此变更“企查查”可见），5月1日开始，经营主体变更后的安和物业为了扭转亏损局面，实现收支平衡，在进行成本核算、会同多部门和少数业主代表协商之后，决定将物业费收费标准提高至3元/㎡/月，并进行了公示。
关于物业服务方面，别文军认为，物业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保安保洁每天在岗，今年仅仅是灯具，整体都换了三遍了。”他告诉记者，步行街不少商户特别是KTV通宵营业，来往人员十分复杂，经常出现公共设施损坏的情况。但物业工作人员不可能24小时在岗，夜间监管难免缺位，日常维修需要协调人员和时间，无法保证即报即修，所以很容易让商户误会物业拖着不修。
而关于卫生间漏水问题，他解释称，在步行街原始规划图上，商铺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铺设的水管极细，仅用于店铺清洁，是不能设置卫生间的，所有人员均使用公共卫生间。但因为KTV、美容店、培训机构等进驻后，他们有设置卫生间的实际需求，但防水可能做得不好，所以造成漏水渗味等问题，这是属于设置卫生间那一方商户的责任，物业只能进行协调和监管。
根据别文军出示的《情况说明》和《6-9月收支明细表》，记者看到，步行街总建筑面积34000㎡，共有门栋600多个，物业人员工资支出为5.24万元/月，垃圾清运费为20万元/年，设施设备维护成本为10.5万元/年，另有管理佣金、不可预见成本及税金共计14%。记者问及这些数据是否公示，别文军表示，也可公布，但起不了作用，收支方面自己曾与不少商户口头交流过，有人认同，但大多数人并不理解。目前物业费收取确实陷入僵局，少数装修门面的业主按照新标准缴纳物业费是装修手续的一部分，其他愿意交物业费的也不敢交，因为交了就会遭到群里的其他商户“围攻”，这样恶性循环，大家都不交，物业催收效果甚微。对此，物业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继续催收，也期待相关部门介入协调。但如果一直没有进展，他只能如实报给总公司，遵照总公司决策进行运作。
市场调价，以合同为准
那么，物业费调价应该遵循怎样的流程？物业方和商户们又该如何进行协商呢？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严心双。
严会长告诉记者，商业物业费属于协议价，不是物价部门进行定价，而是市场调节，没有严格限制。据他了解，目前在仙桃市场，商业物业费最低是2.5元/㎡/月，而3元/㎡/月的收费标准属于普遍情况，而部分老旧小区的商铺因为前期按照住宅物业备案，所以有不超过2元/㎡/月的情况。商业物业费的收费标准是物业和单个业主通过合同进行约定的价格，单个业主签字同意即可照此执行，其他不认可价格的业主就再次协商。涨价需要进行公示，最终以合同为准。物业应向业主收取物业费，租户应根据已签署的租房合同向业主交足物业费。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6月湖北省住建厅等多部门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显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以外的价格由市场竞争产生，实行市场调节。实行市场调节的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及费用与服务质量相适应的原则，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调整约定的收费标准，引导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合同约定物业服务价格调整方式。鼓励物业行业协会或通过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监测并定期公布物业服务成本信息和计价规则，供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物业费时参考。
关于目前涨价情况，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湖北沔阳律师事务所周红兵律师也建议商户们理性参考市场行情，跟物业方面友好协商。
后续进展，仙桃周刊将持续予以关注。（记者 郭欢）
图一：步行街
图二：安和物业张贴的物业费涨价通知
#城市# 上海再度发起抢人才战 人口焦虑席卷大城市
愈加激烈的城市竞争下，“人口危机焦虑”面前，城市间“抢人大战”不可避免。
11月29日，上海市学生服务中心官微发布了一则通告：经上海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开放第二批2021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落户受理工作，并试点在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上海市应届研究生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受理时间为2021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工作日）。
这是继2020年上海放松落户政策后的又一突破，一向以落户严格著称的上海又主动“打开一条口子”。
上海的“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主要指南汇新城、嘉定新城、松江新城、青浦新城、奉贤新城，以及包含南汇新城在内的临港新片区。按照上海市政府规划，至2025年，5个新城常住人口总规模达到360万左右，新城所在区GDP总量达到1.1万亿元；至2035年，5个新城各集聚100万左右常住人口，基本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2020年上海五大新城常住人口总数约250万左右，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人口增量空间巨大，人口导入无疑将催生大量潜在购房及租房需求。
五大新城“抢人”升级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从上海市学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此次新政后符合直接落户上海的情况主要有四种：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6所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二是全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的应届研究生毕业生；三是全国应届博士毕业生；四是在5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上海市应届研究生毕业生。
其中，第四条是此次新政的新增内容，即上海市所有大学毕业的应届研究生，在5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即可落户，不再需要积分。其余3条皆为延续去年以来上海推出的人才落户措施。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为20.7万，比去年增加2万人。其中研究生占比3成左右，按本次政策，符合落户条件的大学生人数或达数万人。
“城市的发展，人口争夺，已经开始”“上海的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了，刚毕业的研究生都是人类高质量‘韭菜’，又年轻又有文化，他们留到上海对改变人口结构很关键。”有网友微博留言。
也有网友认为，“嘉定这边没什么企业，降薪也行，但就是找不到工作。希望这政策不要只让大学生来找工作，要先开出大量的业，有了就业岗位，年轻人才能在新城找到工作。这样五大新城就不再成为睡城，真正活跃起来。”
五大新城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公开资料显示，松江区逐渐形成电子信息、现代装备制造、都市型工业等三大核心产业，以及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多个产业集群。
青浦区逐渐形成十大产业领域，分别是通用设备、汽车制造、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橡胶及塑料制品、电器机械与器械、专用设备、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食品、计算机通讯及其他装备制造等。
嘉定新城打响“国际汽车智慧城”品牌，招募汽车、智能传感器及物联网、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疗等专业人才。
奉贤新城主打美丽健康产业、中医药、智能网联汽车；南汇新城的重点产业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
“出发点还是为提升城市活力和竞争力、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考虑，但这么多人口落户后，对于当地房地产市场需求也会拉动起来。五大新城基础设施相对还是比较好的，相信随着更多人口导入，城市配套服务也会进一步提升，住房需求也会慢慢转换为购买力。”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曦对记者表示。
根据同策研究院调研， 2019年临港人才新政刚落地时，市场上出现了一波楼房抢购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炒房客。但在2020至2021年，随着每月落户群体的人数趋于稳定，市场热度主要受供应影响更大，近期楼市回落叠加临港潜在库存量很大，未来市场依然存在较大去化压力。
对于五大新城未来住房发展，政策层面已有规定。几个月前，上海市政府《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在五大新城探索出台与中心城区差异化的购房和租赁政策，研究完善租购并举、租售衔接的人才住房政策。
包括：加大住房用地供给，提供高品质、特色化的国际社区、创业社区、高品质商品住宅等多样化居住产品，保持新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进人才安居工程，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规划建设租赁住房，提升新城“十四五”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优先规划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更重要的是，新城的土地出让金要有不少于30%返还新城，从上海今年第三批集中供地就能看出来，新城是供地主力。
上海的焦虑
为缓解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上海市政府曾提出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至2035年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500万左右。截至2020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为2487万，已逼近红线。
不过，从2020年中开始上海各项落户通道频频为“人才”开放门槛，一大批年轻人通过新政落户上海，2500万人口红线也鲜有提及。
2020年9月：针对应届毕业生落户，将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这六所院校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
2020年11月：针对人才引进落户，将原来可以直接落户的11类人才具体分化为18类，不仅看重技能人才，更是对有贡献的个体敞开大门（例如：李佳琦、杨超越等）
2020年11月：针对留学落户，上海取消了留学人员首份工作必须在上海的限制，只要回国后2年内到上海工作，符合其他条件即可落户，还可配偶子女随迁。
2021年3月：针对松江、嘉定、奉贤、青浦、南汇五大新城重点产业和特定人才，实行人才引进和优化“居转户”年限由7年缩短为5年。
这样的结果是：2020年全年居转户（主调人）共落户18414人，平均每月落户1535人；人才引进（主调人）共落户13043人，平均每月落户1087人。2020年上海落户人数比2019年增长48%。进入2021年，这一数字增长更快。仅2021年上半年，通过居转户（主调人）共落户17707人，平均每月落户2951人；人才引进（主调人）共落户15655人，平均每月落户2609人。
数据中可见，2021年半年落户人数已经赶超2020年的全年落户人数，有专家预计2021年通过居转户和人才引进落户的人数会是2020年的2倍。
“人口红利”是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近年来经济增长减速亦与“人口红利”衰减密切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前，我国大城市人口增长很快，常住人口年均增长几乎都在10万以上；2013年后，许多城市人口增长已经放缓，很多城市还伴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形势。
一则数据引人关注。2020年，公安机关户籍登记新生儿数量为1003.5万人，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新低。同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9.3%）。2020年末，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连续3年上升。很多人开始用“人口危机”来形容当下这种现象。
相比其他一线城市，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2487万，与2010年相比增加185万，增长8%，年平均增长率为0.8%，比2000年到2010年年平均增长率3.4%下降2.6个百分点。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占比2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8个百分点，位于全国第二，比2010年提高8.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404.9万人占16.3%，比2010年提高6.2个百分点。0-14岁人口则为243.63万，占比仅9.8%，在全国排名最低。
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统计局局长朱民表示，从历史来看，上海老龄化程度一直是全国最高地区之一。近10年来上海着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大力集聚海内外优秀人才，这对流入人口结构产生了比较大影响。
在“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面前，人口红利正在流失，“人和人才”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赖以人口增长的房地产行业发展格局和模式也将面临巨大挑战，各城市之间“抢人大战”注定更加激烈。#上海# #人口#
愈加激烈的城市竞争下，“人口危机焦虑”面前，城市间“抢人大战”不可避免。
11月29日，上海市学生服务中心官微发布了一则通告：经上海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开放第二批2021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落户受理工作，并试点在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上海市应届研究生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受理时间为2021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工作日）。
这是继2020年上海放松落户政策后的又一突破，一向以落户严格著称的上海又主动“打开一条口子”。
上海的“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主要指南汇新城、嘉定新城、松江新城、青浦新城、奉贤新城，以及包含南汇新城在内的临港新片区。按照上海市政府规划，至2025年，5个新城常住人口总规模达到360万左右，新城所在区GDP总量达到1.1万亿元；至2035年，5个新城各集聚100万左右常住人口，基本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2020年上海五大新城常住人口总数约250万左右，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人口增量空间巨大，人口导入无疑将催生大量潜在购房及租房需求。
五大新城“抢人”升级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从上海市学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此次新政后符合直接落户上海的情况主要有四种：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6所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二是全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的应届研究生毕业生；三是全国应届博士毕业生；四是在5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上海市应届研究生毕业生。
其中，第四条是此次新政的新增内容，即上海市所有大学毕业的应届研究生，在5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即可落户，不再需要积分。其余3条皆为延续去年以来上海推出的人才落户措施。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为20.7万，比去年增加2万人。其中研究生占比3成左右，按本次政策，符合落户条件的大学生人数或达数万人。
“城市的发展，人口争夺，已经开始”“上海的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了，刚毕业的研究生都是人类高质量‘韭菜’，又年轻又有文化，他们留到上海对改变人口结构很关键。”有网友微博留言。
也有网友认为，“嘉定这边没什么企业，降薪也行，但就是找不到工作。希望这政策不要只让大学生来找工作，要先开出大量的业，有了就业岗位，年轻人才能在新城找到工作。这样五大新城就不再成为睡城，真正活跃起来。”
五大新城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公开资料显示，松江区逐渐形成电子信息、现代装备制造、都市型工业等三大核心产业，以及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多个产业集群。
青浦区逐渐形成十大产业领域，分别是通用设备、汽车制造、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橡胶及塑料制品、电器机械与器械、专用设备、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食品、计算机通讯及其他装备制造等。
嘉定新城打响“国际汽车智慧城”品牌，招募汽车、智能传感器及物联网、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疗等专业人才。
奉贤新城主打美丽健康产业、中医药、智能网联汽车；南汇新城的重点产业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
“出发点还是为提升城市活力和竞争力、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考虑，但这么多人口落户后，对于当地房地产市场需求也会拉动起来。五大新城基础设施相对还是比较好的，相信随着更多人口导入，城市配套服务也会进一步提升，住房需求也会慢慢转换为购买力。”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曦对记者表示。
根据同策研究院调研， 2019年临港人才新政刚落地时，市场上出现了一波楼房抢购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炒房客。但在2020至2021年，随着每月落户群体的人数趋于稳定，市场热度主要受供应影响更大，近期楼市回落叠加临港潜在库存量很大，未来市场依然存在较大去化压力。
对于五大新城未来住房发展，政策层面已有规定。几个月前，上海市政府《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在五大新城探索出台与中心城区差异化的购房和租赁政策，研究完善租购并举、租售衔接的人才住房政策。
包括：加大住房用地供给，提供高品质、特色化的国际社区、创业社区、高品质商品住宅等多样化居住产品，保持新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进人才安居工程，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规划建设租赁住房，提升新城“十四五”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优先规划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更重要的是，新城的土地出让金要有不少于30%返还新城，从上海今年第三批集中供地就能看出来，新城是供地主力。
上海的焦虑
为缓解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上海市政府曾提出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至2035年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500万左右。截至2020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为2487万，已逼近红线。
不过，从2020年中开始上海各项落户通道频频为“人才”开放门槛，一大批年轻人通过新政落户上海，2500万人口红线也鲜有提及。
2020年9月：针对应届毕业生落户，将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这六所院校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
2020年11月：针对人才引进落户，将原来可以直接落户的11类人才具体分化为18类，不仅看重技能人才，更是对有贡献的个体敞开大门（例如：李佳琦、杨超越等）
2020年11月：针对留学落户，上海取消了留学人员首份工作必须在上海的限制，只要回国后2年内到上海工作，符合其他条件即可落户，还可配偶子女随迁。
2021年3月：针对松江、嘉定、奉贤、青浦、南汇五大新城重点产业和特定人才，实行人才引进和优化“居转户”年限由7年缩短为5年。
这样的结果是：2020年全年居转户（主调人）共落户18414人，平均每月落户1535人；人才引进（主调人）共落户13043人，平均每月落户1087人。2020年上海落户人数比2019年增长48%。进入2021年，这一数字增长更快。仅2021年上半年，通过居转户（主调人）共落户17707人，平均每月落户2951人；人才引进（主调人）共落户15655人，平均每月落户2609人。
数据中可见，2021年半年落户人数已经赶超2020年的全年落户人数，有专家预计2021年通过居转户和人才引进落户的人数会是2020年的2倍。
“人口红利”是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近年来经济增长减速亦与“人口红利”衰减密切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前，我国大城市人口增长很快，常住人口年均增长几乎都在10万以上；2013年后，许多城市人口增长已经放缓，很多城市还伴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形势。
一则数据引人关注。2020年，公安机关户籍登记新生儿数量为1003.5万人，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新低。同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9.3%）。2020年末，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连续3年上升。很多人开始用“人口危机”来形容当下这种现象。
相比其他一线城市，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2487万，与2010年相比增加185万，增长8%，年平均增长率为0.8%，比2000年到2010年年平均增长率3.4%下降2.6个百分点。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占比2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8个百分点，位于全国第二，比2010年提高8.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404.9万人占16.3%，比2010年提高6.2个百分点。0-14岁人口则为243.63万，占比仅9.8%，在全国排名最低。
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统计局局长朱民表示，从历史来看，上海老龄化程度一直是全国最高地区之一。近10年来上海着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大力集聚海内外优秀人才，这对流入人口结构产生了比较大影响。
在“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面前，人口红利正在流失，“人和人才”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赖以人口增长的房地产行业发展格局和模式也将面临巨大挑战，各城市之间“抢人大战”注定更加激烈。#上海#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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