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国学知识# #毛笔# 唐宋笔墨纸砚：诸葛笔、李廷珪墨、薛涛笺、龙尾砚，天下第一？
笔墨纸砚是古人的文房四宝，唐宋时期出了不少名品名家。南唐的“笔墨纸砚”更特指宣州诸葛笔、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婺源龙尾砚……它们都是珍品。
笔：北宋文学天团代言的宣州诸葛笔
毛笔，传说是蒙恬发明的，错！战国时就有。羊毫、狼毫、鼠毫……都可制笔，宣州（安徽宣城）兔毫笔可说是唐代毛笔中名声最响的大佬。
“越管宣毫始称情”，薛涛《十离诗·笔离手》中提到的宣毫就是宣州兔毫笔，也叫宣笔。宣笔中的鼠须笔和紫毫笔都是珍品。王羲之写《兰亭序》用的就是鼠须笔；紫毫笔是贡品，白居易的《紫毫笔》全诗赞美它的做工。
宣州盛产名笔，也盛产知名笔匠，最有名的是诸葛氏。宣州诸葛氏，是世代制作毛笔的工匠世家，他们在东晋就有很高的制笔水平，到唐宋更是天下闻名。
唐宋人将诸葛笔当做鉴赏珍藏的文具，互相赠送。
诸葛家族中知名的笔匠，以诸葛高名气最大，“无心散卓笔”是他的招牌。
北宋的梅尧臣，曾把家乡宣州诸葛高制作的笔送给欧阳修。
欧阳修喜极作诗：“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盛赞了宣笔，说它完胜京师的毛笔。
“宣城诸葛氏笔擅天下久矣”，苏轼也喜欢宣笔，晚年常用诸葛家的鸡毛笔。他的好友黄庭坚也总是写文花式赞美诸葛笔。
诸葛笔昂贵，因为是宣州名笔又是贡品、产量少，所以早在五代南唐，一管诸葛笔就卖到了十金。什么概念？当时市场上的普遍笔，就三钱。
知名笔匠，还有宣州陈氏。书法家柳公权曾向陈氏要过两支笔。但诸葛笔是唐宋第一名笔。
墨：凭本事获得南唐国姓的歙州李氏
古人用石墨、松烟制墨。松烟墨是烧松树取烟制成，秦代就有了。
唐代制墨业发达，出现主要的产墨地区：易州（河北易县）、潞州（山西长治）。易州，即上谷郡，是名墨上谷墨的产地；潞州，即上党郡，产松烟墨“上党松心”。
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南迁，易州、潞州也就没落了。好在，江南的宣州和歙州兴起，成了新的产墨地。
唐宋笔墨纸砚：诸葛笔、李廷珪墨、薛涛笺、龙尾砚，天下第一？
歙州的制墨名家，是从易州南移而来的奚氏一族，这是数代相传的制墨世家。奚鼐、奚超、奚廷珪，祖孙三代都有盛名。
唐末，奚廷珪跟随父亲奚超到歙州定居，烧烟制墨。父子俩的墨，光亮耐久，极好。有多好？
宋代李孝美在《墨谱》中夸它：“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坚如玉、纹如犀”。
凭借着高品质的墨，奚家很快在歙州打响了名声。
到南唐，奚家墨名扬天下，成了贡品。南唐后主李煜将国姓赏赐给奚家，封奚家人为墨务官。也就是从这时起，奚氏改称李氏，奚家墨有了历史上更响亮的招牌：歙州李墨。
李廷珪的造墨手艺尤其高，他是徽墨的开创者，发明了对胶法，造出来的墨可称“天下第一品”。对胶法？嗯，在烟墨中掺入等量胶水和定量的漆，让墨鲜亮、坚固。
这还不够，为了防腐防蛀、让墨芳香流畅，李廷珪还在原料里加上珍珠、麝香、冰片、樟脑、藤黄、犀角、巴豆等十二种药物。时间证明，李墨极好：用它抄写的《华严经》，存放数百年，香气如故。
李墨，南唐皇帝用它来赏赐功臣。当时，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和龙尾石砚，是南唐皇室三宝。
北宋灭南唐，李廷珪墨都归北宋宫廷所有。一开始廷珪墨还被用来造宫殿涂墙、赏赐大臣、书写诏书。
但毕竟存量有限，庆历年间，一枚廷珪墨卖到了一万钱；再到宣和年间，变得奇缺，“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稀缺到什么程度？
北宋秦观家里珍藏了半块李廷珪墨，当时的制墨名家潘谷看到了，竟下跪惊呼：“我生得再见矣！”
苏轼和司马光都是嗜墨成癖的痴人：一个请歙州名匠到家里烧制烟墨，一个家藏上百斤名墨。
除了李廷珪，歙州李氏的李廷宽、李承宴也都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制墨名匠。另外歙州耿氏、宣州盛氏，也是祖传的制墨名家。
纸：获得名人冠名的蜀纸薛涛笺
唐代的纸，最好的是蜀纸。益州黄麻纸，是唐代的贡品。当时书院的四库书，有二万五千多卷是用益州纸写成的。
蜀人擅长织锦，他们将织锦工艺应用到了造纸上，于是出现了有着各种花纹的彩纸。“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这些彩笺中，最有名的当属“谢公笺”和“薛涛笺”。
谢公笺，是北宋谢景初的创造。他在唐代蜀人首创的十色彩笺基础上设计了新十色：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
薛涛笺，则是住在成都浣花溪边的才女薛涛所创。这是一种用胭脂木浸泡制作出来的、带有松花纹路的红色小笺。当年薛涛朋友圈中的元稹、白居易、杜牧等人都收到过她的彩笺。晚年的薛涛，制笺为生，以此终老。
除了蜀纸，有名的还有池州纸。李后主皇宫中的文房三宝之一“澄心堂纸”，就是池州纸。因为当年，池州供应皇宫的纸被存放在宫中的“澄心堂”里，极为贵重。
砚：歙州龙尾砚，李煜说它天下第一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李贺这句诗，夸的是唐代名砚中的端州紫石砚。端砚，是用端州（广东肇庆）石材制成的，紫石砚最名贵。端砚在唐代很流行，无论贵贱都喜欢用，因此咏砚的唐诗特别多，陆龟蒙、皮日休等人都写诗代言过。
名贵石砚，除了端砚，还有歙砚。南唐皇宫三宝之一的“龙尾砚”，就是歙州婺源龙尾山石做出来的，最受当时人的喜欢。五代南唐，歙砚与李墨一样，是闻名天下的存在。
南唐元宗李璟，将当时雕刻砚台的名匠李少微召进皇宫，当了“砚官”。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李后主甚至说：“歙砚为天下冠。”
端砚和歙砚，哪个更好？唐宋文人，是各有所好。黄庭坚盛赞端砚；欧阳修认为歙砚石质光泽更好。
唐代也流行陶土做的砚台，最有名的是澄泥砚。另外，甘肃洮砚也是唐宋文人的心头好。端砚、歙砚、澄泥砚、洮砚，看看，四大名砚集齐了。
诸葛笔、李墨、蜀纸、龙尾砚，你最喜欢哪一个？
文：文史有意思
笔墨纸砚是古人的文房四宝，唐宋时期出了不少名品名家。南唐的“笔墨纸砚”更特指宣州诸葛笔、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婺源龙尾砚……它们都是珍品。
笔：北宋文学天团代言的宣州诸葛笔
毛笔，传说是蒙恬发明的，错！战国时就有。羊毫、狼毫、鼠毫……都可制笔，宣州（安徽宣城）兔毫笔可说是唐代毛笔中名声最响的大佬。
“越管宣毫始称情”，薛涛《十离诗·笔离手》中提到的宣毫就是宣州兔毫笔，也叫宣笔。宣笔中的鼠须笔和紫毫笔都是珍品。王羲之写《兰亭序》用的就是鼠须笔；紫毫笔是贡品，白居易的《紫毫笔》全诗赞美它的做工。
宣州盛产名笔，也盛产知名笔匠，最有名的是诸葛氏。宣州诸葛氏，是世代制作毛笔的工匠世家，他们在东晋就有很高的制笔水平，到唐宋更是天下闻名。
唐宋人将诸葛笔当做鉴赏珍藏的文具，互相赠送。
诸葛家族中知名的笔匠，以诸葛高名气最大，“无心散卓笔”是他的招牌。
北宋的梅尧臣，曾把家乡宣州诸葛高制作的笔送给欧阳修。
欧阳修喜极作诗：“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盛赞了宣笔，说它完胜京师的毛笔。
“宣城诸葛氏笔擅天下久矣”，苏轼也喜欢宣笔，晚年常用诸葛家的鸡毛笔。他的好友黄庭坚也总是写文花式赞美诸葛笔。
诸葛笔昂贵，因为是宣州名笔又是贡品、产量少，所以早在五代南唐，一管诸葛笔就卖到了十金。什么概念？当时市场上的普遍笔，就三钱。
知名笔匠，还有宣州陈氏。书法家柳公权曾向陈氏要过两支笔。但诸葛笔是唐宋第一名笔。
墨：凭本事获得南唐国姓的歙州李氏
古人用石墨、松烟制墨。松烟墨是烧松树取烟制成，秦代就有了。
唐代制墨业发达，出现主要的产墨地区：易州（河北易县）、潞州（山西长治）。易州，即上谷郡，是名墨上谷墨的产地；潞州，即上党郡，产松烟墨“上党松心”。
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南迁，易州、潞州也就没落了。好在，江南的宣州和歙州兴起，成了新的产墨地。
唐宋笔墨纸砚：诸葛笔、李廷珪墨、薛涛笺、龙尾砚，天下第一？
歙州的制墨名家，是从易州南移而来的奚氏一族，这是数代相传的制墨世家。奚鼐、奚超、奚廷珪，祖孙三代都有盛名。
唐末，奚廷珪跟随父亲奚超到歙州定居，烧烟制墨。父子俩的墨，光亮耐久，极好。有多好？
宋代李孝美在《墨谱》中夸它：“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坚如玉、纹如犀”。
凭借着高品质的墨，奚家很快在歙州打响了名声。
到南唐，奚家墨名扬天下，成了贡品。南唐后主李煜将国姓赏赐给奚家，封奚家人为墨务官。也就是从这时起，奚氏改称李氏，奚家墨有了历史上更响亮的招牌：歙州李墨。
李廷珪的造墨手艺尤其高，他是徽墨的开创者，发明了对胶法，造出来的墨可称“天下第一品”。对胶法？嗯，在烟墨中掺入等量胶水和定量的漆，让墨鲜亮、坚固。
这还不够，为了防腐防蛀、让墨芳香流畅，李廷珪还在原料里加上珍珠、麝香、冰片、樟脑、藤黄、犀角、巴豆等十二种药物。时间证明，李墨极好：用它抄写的《华严经》，存放数百年，香气如故。
李墨，南唐皇帝用它来赏赐功臣。当时，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和龙尾石砚，是南唐皇室三宝。
北宋灭南唐，李廷珪墨都归北宋宫廷所有。一开始廷珪墨还被用来造宫殿涂墙、赏赐大臣、书写诏书。
但毕竟存量有限，庆历年间，一枚廷珪墨卖到了一万钱；再到宣和年间，变得奇缺，“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稀缺到什么程度？
北宋秦观家里珍藏了半块李廷珪墨，当时的制墨名家潘谷看到了，竟下跪惊呼：“我生得再见矣！”
苏轼和司马光都是嗜墨成癖的痴人：一个请歙州名匠到家里烧制烟墨，一个家藏上百斤名墨。
除了李廷珪，歙州李氏的李廷宽、李承宴也都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制墨名匠。另外歙州耿氏、宣州盛氏，也是祖传的制墨名家。
纸：获得名人冠名的蜀纸薛涛笺
唐代的纸，最好的是蜀纸。益州黄麻纸，是唐代的贡品。当时书院的四库书，有二万五千多卷是用益州纸写成的。
蜀人擅长织锦，他们将织锦工艺应用到了造纸上，于是出现了有着各种花纹的彩纸。“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这些彩笺中，最有名的当属“谢公笺”和“薛涛笺”。
谢公笺，是北宋谢景初的创造。他在唐代蜀人首创的十色彩笺基础上设计了新十色：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
薛涛笺，则是住在成都浣花溪边的才女薛涛所创。这是一种用胭脂木浸泡制作出来的、带有松花纹路的红色小笺。当年薛涛朋友圈中的元稹、白居易、杜牧等人都收到过她的彩笺。晚年的薛涛，制笺为生，以此终老。
除了蜀纸，有名的还有池州纸。李后主皇宫中的文房三宝之一“澄心堂纸”，就是池州纸。因为当年，池州供应皇宫的纸被存放在宫中的“澄心堂”里，极为贵重。
砚：歙州龙尾砚，李煜说它天下第一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李贺这句诗，夸的是唐代名砚中的端州紫石砚。端砚，是用端州（广东肇庆）石材制成的，紫石砚最名贵。端砚在唐代很流行，无论贵贱都喜欢用，因此咏砚的唐诗特别多，陆龟蒙、皮日休等人都写诗代言过。
名贵石砚，除了端砚，还有歙砚。南唐皇宫三宝之一的“龙尾砚”，就是歙州婺源龙尾山石做出来的，最受当时人的喜欢。五代南唐，歙砚与李墨一样，是闻名天下的存在。
南唐元宗李璟，将当时雕刻砚台的名匠李少微召进皇宫，当了“砚官”。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李后主甚至说：“歙砚为天下冠。”
端砚和歙砚，哪个更好？唐宋文人，是各有所好。黄庭坚盛赞端砚；欧阳修认为歙砚石质光泽更好。
唐代也流行陶土做的砚台，最有名的是澄泥砚。另外，甘肃洮砚也是唐宋文人的心头好。端砚、歙砚、澄泥砚、洮砚，看看，四大名砚集齐了。
诸葛笔、李墨、蜀纸、龙尾砚，你最喜欢哪一个？
文：文史有意思
书法日课，抄唐诗。
杜甫《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景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杜甫《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景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