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刚，绝大多数人脑海中会浮现出和珅的样子，王刚早已是和珅，而和珅亦是王刚。作为一个国家级演员，他的演技出神入化，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
日前，王刚终于出现在屏幕中，算是填补了大家的思念，并且他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亲自回应了8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误砸2亿古董事件。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8年前发生的事情：2012年，王刚主持的一档鉴宝类节目《天下收藏》，因为王刚的加盟，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也异常火爆。在一期节目中，一位来自河北的持宝人付常勇，带着两个“甜白釉压水杯”来到节目现场，请节目组为他一鉴真假。
付常勇是一名医生，这两件文物是他所医好的患者送给他的，平常付常勇对文物了解甚微，不过，在他看来，这两件文物价值两万左右。看了《天下收藏》这档节目后，付常勇决定来试一试，没想到他带着文物经过海选，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
据传，从海选到录制节目期间，不断有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劝他以两万的价格卖给自己，还说与其砸掉，不如转手，还可以拿到四万块钱。付常勇不知道自己手里的文物到底是真是假，所以并没有答应工作人员。
付常勇上节目之前就被告知，凡是参加节目的人都要签一份“生死契”。生死契内容为：收藏家所收藏的文物，在鉴宝节目中有极大可能有被砸碎的风险，一旦砸碎，节目组不负任何责任。
而这档节目最吸引观众的点就在于此，看持宝人敢不敢签下生死契以及砸赝品的环节。付常勇签了这份生死契，王刚七次询问付常勇是否退出，而他也重复了九遍不退，随后这两件文物被专家判定为现代仿品，于是，王刚一锤定音，当场击毁。当时，付常勇在一旁，看着非常心疼，暗自觉得自己吃亏了。
随后付常勇将碎片重新交由第三方鉴定，得到真品的结论，于是付常勇将节目组和王刚等人告上法庭，“误砸价值2亿的文物”也就延伸而来，很多人不明状况，跟着吃瓜，大多舆论都压倒王刚身上，这也成为他的污点。
8年了，这件事情终于得到了回应。王刚说出了真相，当时砸的就是赝品，付常勇诉诸法庭，经过一审二审，终审判决，他败诉了。本身付常勇就签了合约，而且当时王刚一再劝说让他退回去，最后他坚持不退。
对于大家所传的两亿，王刚表示：甭说赝品就是真品，也不会值两个亿。而且付常勇当时说道：如果砸错了，是真品的话，我要求赔12万或15万。结果，显而易见是赝品，没有赔，并且所有的诉讼费用，都由他来付。
王刚最后还说道：“其实我从心里面也挺同情他的，所以我也不愿意再说这个事了”。
纵观整件事情，8年过去，真正的受害者其实是王刚和付常勇。王刚作为节目主持人，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节目组有安排了鉴定员和专家，他们的抉择致使王刚去行动。而节目组靠的只不过是王刚的名声，才让节目有这么大的热度，致使这么多人来鉴宝。那么王刚有什么错呢？这是其一。
其二是王刚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家中的名画随处可见，而王刚对古董也有自己的见解，见多识广的他对这方面还是有一定辨识度的，所以也算是半个专家了。砸宝之前，王刚再三提问是否退出，得到当事人的答案，他才行动。
其三是这么多年了，王刚一直背负着骂名，从无怨言。此次从回应的语气可以听出王刚的话语很轻，显然对这件事已经放下了。
至于付常勇，他本身对文物不是很了解，或许出于被救治患者对自己的信任，他内心里坚信，这件文物就是真的，才会如此坚决。
最后，没有得到毫分还赔了诉讼费，对他来说，这也是个教训吧！
幸运的是，这档节目终于停了，本身节目设置就存在问题，才会出现漏洞。真品、赝品，真的难说。若真假混合，那真的宝物就会永远不得翻身。其实赝品也有赝品的价值，它也是一种艺术。不过好在，事情真相大白，王刚洗清骂名，世人也因此警觉，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但王刚也受到了很大的干扰，除了背负了骂名，他的节目也被停播了。这件事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里面还是有一些地方经不起推敲，比如： 1．宝贝鉴定之前，为什么明知是假，还有人抢着买？ 2.第三方鉴定宝贝是真，那为什么不去发声？ 3.医治好的患者真的会送付常勇医生“两亿元的文物”吗？ 所以，洪伙觉得，真真假假便是人生，假假真真都是故事，假以节目，更有看味儿而已了。
日前，王刚终于出现在屏幕中，算是填补了大家的思念，并且他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亲自回应了8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误砸2亿古董事件。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8年前发生的事情：2012年，王刚主持的一档鉴宝类节目《天下收藏》，因为王刚的加盟，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也异常火爆。在一期节目中，一位来自河北的持宝人付常勇，带着两个“甜白釉压水杯”来到节目现场，请节目组为他一鉴真假。
付常勇是一名医生，这两件文物是他所医好的患者送给他的，平常付常勇对文物了解甚微，不过，在他看来，这两件文物价值两万左右。看了《天下收藏》这档节目后，付常勇决定来试一试，没想到他带着文物经过海选，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
据传，从海选到录制节目期间，不断有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劝他以两万的价格卖给自己，还说与其砸掉，不如转手，还可以拿到四万块钱。付常勇不知道自己手里的文物到底是真是假，所以并没有答应工作人员。
付常勇上节目之前就被告知，凡是参加节目的人都要签一份“生死契”。生死契内容为：收藏家所收藏的文物，在鉴宝节目中有极大可能有被砸碎的风险，一旦砸碎，节目组不负任何责任。
而这档节目最吸引观众的点就在于此，看持宝人敢不敢签下生死契以及砸赝品的环节。付常勇签了这份生死契，王刚七次询问付常勇是否退出，而他也重复了九遍不退，随后这两件文物被专家判定为现代仿品，于是，王刚一锤定音，当场击毁。当时，付常勇在一旁，看着非常心疼，暗自觉得自己吃亏了。
随后付常勇将碎片重新交由第三方鉴定，得到真品的结论，于是付常勇将节目组和王刚等人告上法庭，“误砸价值2亿的文物”也就延伸而来，很多人不明状况，跟着吃瓜，大多舆论都压倒王刚身上，这也成为他的污点。
8年了，这件事情终于得到了回应。王刚说出了真相，当时砸的就是赝品，付常勇诉诸法庭，经过一审二审，终审判决，他败诉了。本身付常勇就签了合约，而且当时王刚一再劝说让他退回去，最后他坚持不退。
对于大家所传的两亿，王刚表示：甭说赝品就是真品，也不会值两个亿。而且付常勇当时说道：如果砸错了，是真品的话，我要求赔12万或15万。结果，显而易见是赝品，没有赔，并且所有的诉讼费用，都由他来付。
王刚最后还说道：“其实我从心里面也挺同情他的，所以我也不愿意再说这个事了”。
纵观整件事情，8年过去，真正的受害者其实是王刚和付常勇。王刚作为节目主持人，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节目组有安排了鉴定员和专家，他们的抉择致使王刚去行动。而节目组靠的只不过是王刚的名声，才让节目有这么大的热度，致使这么多人来鉴宝。那么王刚有什么错呢？这是其一。
其二是王刚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家中的名画随处可见，而王刚对古董也有自己的见解，见多识广的他对这方面还是有一定辨识度的，所以也算是半个专家了。砸宝之前，王刚再三提问是否退出，得到当事人的答案，他才行动。
其三是这么多年了，王刚一直背负着骂名，从无怨言。此次从回应的语气可以听出王刚的话语很轻，显然对这件事已经放下了。
至于付常勇，他本身对文物不是很了解，或许出于被救治患者对自己的信任，他内心里坚信，这件文物就是真的，才会如此坚决。
最后，没有得到毫分还赔了诉讼费，对他来说，这也是个教训吧！
幸运的是，这档节目终于停了，本身节目设置就存在问题，才会出现漏洞。真品、赝品，真的难说。若真假混合，那真的宝物就会永远不得翻身。其实赝品也有赝品的价值，它也是一种艺术。不过好在，事情真相大白，王刚洗清骂名，世人也因此警觉，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但王刚也受到了很大的干扰，除了背负了骂名，他的节目也被停播了。这件事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里面还是有一些地方经不起推敲，比如： 1．宝贝鉴定之前，为什么明知是假，还有人抢着买？ 2.第三方鉴定宝贝是真，那为什么不去发声？ 3.医治好的患者真的会送付常勇医生“两亿元的文物”吗？ 所以，洪伙觉得，真真假假便是人生，假假真真都是故事，假以节目，更有看味儿而已了。
【楼市调控不能松，给开发企业贷款支持，建议放在三个方面】
来源：谭浩俊微财经
12月3日，中国恒大集团披露了可能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对此，广东省人民政府当晚约谈了中国恒大集团实控人许家印。应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请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派出工作组。随后，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恒大问题作出回应。
恒大出现的资金链断裂风险，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来说，并不算是一件很坏的事。一方面，恒大是影响力比较大的头部企业，且债务总规模比较大，此时出现风险，可以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开发企业敲响警钟，那就是要管控好风险，要通过多方筹集资金，确保资金链不断裂；另一方面，可以提醒金融机构，在房地产市场面临新的矛盾和压力的情况下，需要更加认真细致地研究信贷政策，如何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的基础上，给予开发企业适度的资金支持。
也许有人会说，此时给开发企业资金支持，就等于楼市调控放松了，这些年的楼市调控成果要毁于一旦了。这个可以放心，在“房住不炒”定位下，楼市调控政策是不可能轻易放松的，否则，不只是楼市调控前功尽弃的问题，也是政府公信力面临挑战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给予开发企业一定的资金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某些方面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就眼前来看，主要可放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保交楼”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要求是，专款专用，不能挪作他用，一旦挪作他用，追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要知道，开发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承担着居民住房的建设功能，多数开发企业手中都有大量正在建设的项目和工程，也已经收取了购房者的首付款。如果不能按期交付，会给购房者心理带来冲击和影响，甚至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把“保交楼”作为开发企业的首要任务。考虑到一些开发企业手中资金已经相当紧张，“保交楼”的资金调度压力很大。因此，银行可以依据具体楼盘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项目贷款。前提是，大楼建成后的资金回笼。必须首先确保这些贷款能偿还，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根据项目情况，单独设立账户，用于新增贷款和回笼资金。只有新增项目专项贷款偿还结束，多余资金才能用作其他方面。
其二，对部分开发企业偿还到期境外融资有困难的，给予专项贷款，也必须专款专用。而企业的收入，除确保“保交楼”专项贷款的优先偿还外，其他资金必须用于偿还应对境外融资的专项贷款，而不准用于其他方面，以维护企业的对外信誉。而一旦出现这种现象的开发企业，除了争取银行支持、加快住房销售之外，还必须加大资产变现力度，最大限度地出售企业资产，降低债务总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以确保企业资金链不断裂，确保企业平稳有序运行。
第三，对部分开发企业支付工程款的困难，给予一定的专项贷款支持，也必须专款专用。由于工程款大多涉及农民工工资等，如果不能及时发放，在春节到来之际，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确保按时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开发企业出现缺口，银行可能给予适度支持，但是，资金除专款专用外，也必须在企业有收入时，及时偿还。
至于其他方面的资金，企业必须立足自身，要确保不出现失信等方面的问题发生。因为，在“保交楼”、境外融资兑付、工程款支付等得到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开发企业应当能够比较好地保证资金链不断裂了。而对于多数开发企业来说，最紧迫的工作，还是要加快资产变现步伐，加大资产出售力度，最大限度地出售资产，回笼资金，满足各方面的资金需求。如果再像过去一样死扛房价，死死抓住资产不放，那么，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造成新的风险，就要追究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这其中，企业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必须把个人的所有财产，包括境外资产都作为偿还债务的渠道之一，而不是企业的归企业，个人的归个人，那样，就是企业资产、国有资产的流失，是社会财富的流失，就要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
总之，恒大给所有开发企业都敲响了警钟，但是，不是所有开发企业都会出现问题。恒大代表着一种现象，但不是房地产市场的整体，恒大更多的还是个案。只要处置得好，是不会出现行业性、系统性风险的。但恒大的教训一定要吸取，不能任凭风险积聚和爆发。否则，等待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就是追究法律责任。
【思进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原作者个人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自行判断。转发的目的为传递信息，内容或者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具体投资建议、不作任何商业用途、更不对其真实性负责。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并已明确注明作者和文章来源，版权归原作者所有，部分文章转发时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将立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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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中国恒大集团披露了可能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对此，广东省人民政府当晚约谈了中国恒大集团实控人许家印。应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请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派出工作组。随后，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恒大问题作出回应。
恒大出现的资金链断裂风险，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来说，并不算是一件很坏的事。一方面，恒大是影响力比较大的头部企业，且债务总规模比较大，此时出现风险，可以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开发企业敲响警钟，那就是要管控好风险，要通过多方筹集资金，确保资金链不断裂；另一方面，可以提醒金融机构，在房地产市场面临新的矛盾和压力的情况下，需要更加认真细致地研究信贷政策，如何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的基础上，给予开发企业适度的资金支持。
也许有人会说，此时给开发企业资金支持，就等于楼市调控放松了，这些年的楼市调控成果要毁于一旦了。这个可以放心，在“房住不炒”定位下，楼市调控政策是不可能轻易放松的，否则，不只是楼市调控前功尽弃的问题，也是政府公信力面临挑战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给予开发企业一定的资金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某些方面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就眼前来看，主要可放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保交楼”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要求是，专款专用，不能挪作他用，一旦挪作他用，追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要知道，开发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承担着居民住房的建设功能，多数开发企业手中都有大量正在建设的项目和工程，也已经收取了购房者的首付款。如果不能按期交付，会给购房者心理带来冲击和影响，甚至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把“保交楼”作为开发企业的首要任务。考虑到一些开发企业手中资金已经相当紧张，“保交楼”的资金调度压力很大。因此，银行可以依据具体楼盘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项目贷款。前提是，大楼建成后的资金回笼。必须首先确保这些贷款能偿还，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根据项目情况，单独设立账户，用于新增贷款和回笼资金。只有新增项目专项贷款偿还结束，多余资金才能用作其他方面。
其二，对部分开发企业偿还到期境外融资有困难的，给予专项贷款，也必须专款专用。而企业的收入，除确保“保交楼”专项贷款的优先偿还外，其他资金必须用于偿还应对境外融资的专项贷款，而不准用于其他方面，以维护企业的对外信誉。而一旦出现这种现象的开发企业，除了争取银行支持、加快住房销售之外，还必须加大资产变现力度，最大限度地出售企业资产，降低债务总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以确保企业资金链不断裂，确保企业平稳有序运行。
第三，对部分开发企业支付工程款的困难，给予一定的专项贷款支持，也必须专款专用。由于工程款大多涉及农民工工资等，如果不能及时发放，在春节到来之际，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确保按时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开发企业出现缺口，银行可能给予适度支持，但是，资金除专款专用外，也必须在企业有收入时，及时偿还。
至于其他方面的资金，企业必须立足自身，要确保不出现失信等方面的问题发生。因为，在“保交楼”、境外融资兑付、工程款支付等得到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开发企业应当能够比较好地保证资金链不断裂了。而对于多数开发企业来说，最紧迫的工作，还是要加快资产变现步伐，加大资产出售力度，最大限度地出售资产，回笼资金，满足各方面的资金需求。如果再像过去一样死扛房价，死死抓住资产不放，那么，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造成新的风险，就要追究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这其中，企业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必须把个人的所有财产，包括境外资产都作为偿还债务的渠道之一，而不是企业的归企业，个人的归个人，那样，就是企业资产、国有资产的流失，是社会财富的流失，就要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
总之，恒大给所有开发企业都敲响了警钟，但是，不是所有开发企业都会出现问题。恒大代表着一种现象，但不是房地产市场的整体，恒大更多的还是个案。只要处置得好，是不会出现行业性、系统性风险的。但恒大的教训一定要吸取，不能任凭风险积聚和爆发。否则，等待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就是追究法律责任。
【思进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原作者个人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自行判断。转发的目的为传递信息，内容或者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具体投资建议、不作任何商业用途、更不对其真实性负责。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并已明确注明作者和文章来源，版权归原作者所有，部分文章转发时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将立即删除！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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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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