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看到第三章,发现了夹在里面的便签,看过同一本书的人喜欢同一个人,真是奇妙的缘分,只是不知道便签写于何时,也不能够推算“嵩的新歌”所指究竟是哪一首了,惋惜不是《蝴蝶的时间》,可能因为自己太倾向于偶然因素叠加来佐证缘分巧妙不可言说了。
今天下午应该是放假以来看书最有所得的时间了,倒不是因为标签,而是开题以后惰于或者说不知该如何修改的框架问题有了灵感,灵光乍现,茅塞顿开,也就知道当时老师说的问题指向所在,归根结底还是跟三月份导师批注的意见联系起来了。可能要大改,但决定开学后再讲,先写再说。废话太多,还是要多嘴一句——尽管写不了多少。
有时候觉得读书很累,有时候也觉得很幸福。连着几天坐在相同的座位了,对面的妹妹应当是为了考研在努力,于是每次拿出手机,都非常有罪恶感。
刚动笔的时候,走路都在想自己怎么这么菜,没有一点思路,写不出什么想法,归根究底又回到读书不专心,玩儿的太多,学的太少,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道理堪堪,亘古不变,而我又未曾见过自己孜孜矻矻,日子得过且过,也就作罢了。
一直走下去就行了。
今天下午应该是放假以来看书最有所得的时间了,倒不是因为标签,而是开题以后惰于或者说不知该如何修改的框架问题有了灵感,灵光乍现,茅塞顿开,也就知道当时老师说的问题指向所在,归根结底还是跟三月份导师批注的意见联系起来了。可能要大改,但决定开学后再讲,先写再说。废话太多,还是要多嘴一句——尽管写不了多少。
有时候觉得读书很累,有时候也觉得很幸福。连着几天坐在相同的座位了,对面的妹妹应当是为了考研在努力,于是每次拿出手机,都非常有罪恶感。
刚动笔的时候,走路都在想自己怎么这么菜,没有一点思路,写不出什么想法,归根究底又回到读书不专心,玩儿的太多,学的太少,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道理堪堪,亘古不变,而我又未曾见过自己孜孜矻矻,日子得过且过,也就作罢了。
一直走下去就行了。
今天再度在#我爱天之蓝•2021城市定向挑战赛# 活动中获奖,中午弄个龙虾面犒劳犒劳自己。从心理学角度,“偶然所得”最容易刺激消费,因为这钱是“横财”,横财花了不疼。平时吃3块钱的快餐,今天吃个30多的快餐,开心啊。[允悲]现在理解贪官为啥喜欢包二奶了,“偶然所得”刺激“高端消费”啊[哈哈][哈哈]
摘【史家批顾颉刚疑史 及顾氏承认破坏历史】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