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她经得起磨练却经不起消磨，经得起开发却经不起挥霍。保尔·柯察金曾经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过忍耐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的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的最伟大的事业—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所以我们应该珍惜青春，乘着自己还年轻，尽自己所能，在青春的舞台上展现自己亮丽而独特的风采，让青春飞扬！就像无数的星星在生活的星空中发出自己耀眼的光芒。
　我国一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先生曾对青春的有这精辟论述。“人世间，比青春还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是最容易消逝的，最宝贵的东西不甚为人们所爱惜，最易消逝的东西却在促使它的消逝。谁能保证永远的青春，便是伟大的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位于长城东端的山海关迎来了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当时东亚最强劲的三支军队——李自成的大顺军、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和清朝的八旗军汇集此地并爆发了一场大战。战斗先在大顺军和关宁铁骑之间展开，经过一天的鏖战，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占据了上风，但是就在双方胶着时，多尔衮率领倾巢而出的八旗军队加入战局，相助落于下风的吴三桂，战场形势瞬间逆转，猝不及防的大顺军阵型大乱，无奈之下李自成只得宣布撤兵，放弃了山海关。

山海关意义重大，一座背山临海的关卡扼住了关外和关内的交通。关内的政权，无论是明朝还是大顺朝，只要守住了山海关，就守住了最后的底线，将关外的侵扰势力排除在外；关外的清军想要进入关内，山海关是最为快捷的通道，但是终明朝一代，清军从来没有能够从山海关破关而入，而一旦破关而入，清军八旗将毫无阻碍，横扫天下。所以，山海关战役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之后数百年的历史，李自成胜则关内为汉人统治，多尔衮胜则清朝入关一统天下。

但是关于这一场影响中国数百年历史的战役，三百多年来世人却有着众多的误解，本文将借助吴三桂在山海关战役中的表现为大家一一澄清，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示一段更加真实的历史。

吴三桂并非山海关总兵，入关是受崇祯皇帝指令

关于吴三桂的第一个误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吴三桂是山海关总兵，因为他将山海关献给了清军，引清军入关，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山海关是吴三桂的防区，否则他怎么能够将山海关献给清军呢？其实，大错特错。崇祯末年的山海关总兵并非吴三桂，而是另有其人，根据《山海关志·官职志》的记载，当时的山海关总兵是高第，下辖兵员一万余人。

而吴三桂则担任更加重要的官职——辽东总兵，他的辖区在山海关之外，他率领着当时明军仅存的精锐——关宁铁骑，崇祯末年，吴三桂正坚守在山海关外宁远城的抗清第一线。但是随着关内农民军的不断发展，也牵动了远在关外的吴三桂的命运。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建立大顺朝，之后更是率领大军东征北京，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崇祯皇帝知道关内的明军已经不可能抵挡得住大顺军，便动了调动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勤王的心思。但是，吴三桂肩负着守卫关外国土的重任，一旦回防，关外土地必将被清军所占，但是崇祯皇帝却并不想背这个锅。

于是，矛盾的崇祯皇帝表示只是抽调吴三桂率领五千精兵前往山西“助剿”，而关外“余兵尚多”，言外之意，调动吴三桂入关并非主动“弃地”。另一方面，他希望内阁和相关的大臣们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崇祯皇帝对大臣们说道：“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但是大臣们都知道，一旦吴三桂率精兵入关，关外剩余的士卒绝对不是清军主力的对手，失地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他们深知崇祯皇帝生性凉薄，杀大臣如麻，所以他们都不愿赞同崇祯皇帝的建议，甚至在奏疏中明确提出“一寸河山一寸金”、坚决反对“弃地”。

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好自行决策召吴三桂入关勤王，为了掩盖自己的意图，他对外如是说：“（召吴三桂入关）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册，诚亦不得已之思。”但是，这个命令在执行时又遭到了内阁首辅陈演的拖延，因为他害怕将来崇祯皇帝秋后算账，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初。

三月初四，大顺军三路大军分别从北、中、南接近京城，崇祯皇帝下令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统兵入卫京师。但是还没有等到吴三桂到达京城，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便在北京上吊自尽，调吴三桂入京的“勤王”计划宣告彻底失败。

吴三桂降而复叛导致两次山海关战役，第一次往往被忽视

三月上旬，吴三桂奉崇祯皇帝诏书率辽东明军（大约四万余人）以及近十万关外汉民陆续入关，并在山海关与山海关总兵高第的一万余兵力合并，密切关注关内的形势变化。根据《平寇志》记载，三月十五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李自成，之后李自成便令唐通率所部兵马以及财物前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唐通亦遗三桂书，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三月二十四日，已经接受招降的吴三桂和高第则率部前往北京觐见新主，山海关的防务则由唐通代表大顺政权接管。

但是，事情在数日之后却发生了变故，也导致了第一次山海关战役的爆发。当吴三桂率领大军行进到河北玉田县时，吴三桂一改之前归顺大顺朝的态度，决定率部返回山海关。至于吴三桂回师山海关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抢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种说法见诸《平寇志》、《庭闻录》等民间记载，最终甚至连《明史》都予以采录。而《甲申传信录》等记载则持另一种说法：“三桂统师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因为李自成未能保证吴三桂的利益、或者未能使其确信投降后利益将不遭受损失，吴三桂选择了背叛李自成，并攻占山海关作为其对抗李自成的资本。

基于上述考虑，吴三桂从关内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唐通猝不及防，而且关城防守一般都是对外，对内无险可守，于是山海关被吴三桂占领。正因如此，才有了之后的第二次山海关战役。

当李自成知道吴三桂复叛的消息后，便于四月十三日亲率军队前往山海关平叛，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抵达山海关，当天便爆发了大顺军与吴三桂部之间的第二次山海关战役。大顺军与吴三桂部鏖战一昼夜，第二天清军加入战局，打破了僵局，李自成大败。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山海关战役，其意义也颇为深远，在本文开头即已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康熙帝认为吴三桂反复无常是一种政治需要

很多人都只知道一次山海关战役，而如此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吴三桂入关是在崇祯皇帝被李自成逼死之后，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为了报“君父之仇”，此举似乎还有值得同情之处。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山海关战役、而且吴三桂都是主角，那么对于吴三桂占领山海关以及引清军入关的动机都会产生怀疑。

而清楚地了解到了吴三桂在山海关战役前后的动向，便使得我们对吴三桂的形象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吴三桂所做的一切，并非出自“为君父报仇”的公心，他并没有自始至终地保持对明朝的效忠，康熙皇帝曾明确评价吴三桂：“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其中“委身从贼”四个字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吴三桂曾经投降过李自成。而吴三桂此后的引清兵入关只不过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便不顾民族大义，其对李自成的降而复叛，足以证明其是个反复无常之人。

参考文献：《山海关志·官职志》、《平寇志》、《甲申传信录》、《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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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历史名人#【饶斌：牵头在十堰山沟里建起汽车城】“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对于“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十堰人民怀有一份深厚的感情。1964年，饶斌牵头负责在十堰筹建二汽，整整15年时间，他带领二汽人在茫茫荒山之中建起一座汽车城，使二汽、十堰市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回顾饶斌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令人敬佩的：他是一位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的“白面书生”；他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解放”“东风”“红旗”的企业家；他是一位力排众议，让轿车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的改革者……

饶斌参与二汽建设。
不停“跨界”，“白面书生”与中国汽车结缘
翻看饶斌一生的履历，可以看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在跟中国汽车工业结缘之前，学医出生的他曾担任过市长、大学校长等诸多职务。
饶斌，原名饶鸿熹，1913年出生于吉林市三道码头附近的白旗屯。祖父饶炳文曾在清朝为官，先后担任山西盐运使和吉林官银号督办。祖父去世后，饶斌随父母移居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1930年冬，饶斌考入“满洲医科大学”，回到东北。一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群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学生流亡到北平（今北京），经与政府磋商，全部转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饶斌也在其中。入学后，饶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加入共青团。同年，他所在的组织遭到破坏，被迫前往青岛投奔兄长。1935年夏，饶斌又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医学院。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既无法安心读书，又无法轰轰烈烈地革命。一年后，他得知红军已到达陕北，便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决心去延安参加革命。
抗战期间，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中共静乐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央选派大批干部挺进东北，饶斌和妻子张矛就在其中。
回到东北后，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抚顺地委、市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等职务。
饶斌跟汽车结缘的机遇来自于中国要建设汽车厂。1950年初，我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当时商谈的援助项目包括建设一个年产3万辆的中型卡车制造厂。当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汽车筹备组，任命郭力为组长。1952年，重工业部任命郭力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郭力上任之后，要求在地方请人做厂长，而自己让贤，这就是著名的“厂长请厂长”。郭力认为建设一汽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援，调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当厂长，能够加快工程进展。因此，他向中央提出派一名熟悉东北情况、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同志来当厂长。当时，饶斌是东北财经学院的院长，但他很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于是申请去一汽工作。
饶斌的任命过程在《中国汽车报》《长春日报》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当时，政治局讨论一汽厂长任命时，毛主席询问过饶斌的情况：‘他是不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列席会议的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回答是，毛主席就问：‘他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主席点点头。”
任命通过，饶斌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在这里。1952年，饶斌受命领导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二汽开工典礼大会。
半路出家，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虽是半路出家，但饶斌领导一汽仅用3年时间就在长春市南郊的一片荒野上建起一座汽车城。1956年10月15日，举办了隆重的建厂祝捷大会。建成后的一汽，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安装各种设备7552台（套），铁路专用线27.9公里，道路17.2万平方米，总投资5.94亿元，全部建筑和安装工程鉴定为“良”。
当汽车从装配线试装下线时，汽车用什么命名？这个问题立即送到中央政治局议定。中央领导确定叫“解放”牌，并请毛主席题写车名。毛主席挥毫写下“解放”字样，工厂立即做出模子铸成后，镶在车头。
1958年5月，一汽试制出第一辆“东风”牌轿车，5月21日将样车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高兴地说：“我终于坐上了中国人自己造的小汽车。”消息传到一汽，广大职工受到很大鼓舞。事后饶斌等厂领导讨论，真正要解决中央领导乘坐国产小汽车问题，还必须集中力量研制高级轿车。厂里有关部门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工作，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于同年7月份试制出来。
1959年国庆，新一批“红旗”高级轿车“露脸”了，其中6辆车参加游行，两辆车作为阅兵车参加了阅兵式活动。此后，“红旗”轿车不断改进，解决技术难题，产品水平不断提高。饶斌说：“红旗轿车试制成功，为一汽争光，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经过“东风”与“红旗”轿车的试制，饶斌觉得一个工厂需要研究产品的机构。经工厂请求，1957年设在北京的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与设备迁到长春。1958年底，全所人员458人、固定资产3155万元正式移交给一汽，这就是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前身，从此一汽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

当年的荒山经过几十年建设，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汽车城。
组建二汽，采取“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优势力量
39岁到47岁是人生的黄金期，饶斌把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一汽。1959年底，中央决定调饶斌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饶斌从1952年筹建一汽，到1960年离开一汽，整整工作了8个年头。在这8年里，一汽初步形成一个以载货汽车为主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和科研基地。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只有一个汽车制造厂，这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964年，二汽建设被提上了日程。中央经过酝酿，决定由饶斌负责筹建二汽。
当年11月下旬，饶斌到北京报到，全力投入筹办工作中。一汽是前苏联帮助设计并派专家帮助完成建设的，而饶斌的决心是，把二汽建设成为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厂址选定十堰后，饶斌把专业厂的同志组成几个大片，分赴各个山沟调查研究，做好工厂设计前的准备工作。饶斌白天看地形，丈量土地；晚上调查、了解人民生产生活情况，还要绘出草图，写出调查报告。冬季，鄂西北山区很冷，冷风吹进屋，盖两床被子还冷。屋里很少生炉子，更没有暖气，有时发些木炭取暖。职工穿着棉衣棉裤还觉得冷，而老乡们往往下身是两条单裤、一双布鞋，没有袜子。尽管如此，广大干部职工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二汽的建设中。
二汽筹办之初，除一机部、汽车工业公司指派的人外，只有饶斌算是二汽的人了。因此，他经常夹个棕色大皮包，到处奔波，找同志研究创建二汽的问题，当时人们戏称他为“皮包公司”。
当时，建设二汽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因为有了建设一汽的经验，饶斌制定“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一汽等有关工厂的骨干力量承包、建设二汽，并以采用国产设备为主、适当引进部分国外先进设备的思路建设二汽，这个建厂思路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挺过苦难，在十堰奋战十余载
二汽的建设过程困难重重，饶斌个人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肩负起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使命，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饶斌个人的问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毛主席视察湖北省工作时说：“康世恩、饶斌都是有专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工作。”被调离的饶斌又回到二汽的建设工地。
1969年9月23日，第一辆东风EQ140载重车在二汽试制成功。同年12月30日，第一辆三吨半军用越野车也在二汽试制出来。
1977年10月6日，中央决定将饶斌调回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但饶斌希望继续留在二汽，因此他申请再干两年。当时，二汽另一位主要领导黄正夏向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汇报：“中央10月6日要求饶斌回到一机部工作，但并没有提到免去原职，我们从十堰二汽革命和生产建设需要出发，希望明确饶斌仍兼任十堰二汽党委书记原职。”最后，饶斌又如愿回到二汽，他决定建设民用载重汽车生产基地。很快，这个“早出车、出好车”的愿望就在十堰的土地上实现，结束了我国载重汽车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1979年，为二汽奋斗15年的饶斌回到北京，任第一机械部部长兼汽车总局局长。他大力推动我国机械工业扩大服务领域，提高产品质量，创新产品品种，提高经济效益，使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1987年8月29日，饶斌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