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股分析# 中远海控股票分析
从公司经营范围上看，中远海控主营业务是水上运输，所以这只股票初步判断喜火。
通过历史涨跌情况的分析，不难看出这只股票遇木、火上涨，遇金、水下跌，确定此股属火。
我预计这只股票冬天会下跌，明年春天会上涨，夏天会大涨，并会整体上涨到2027年。
此股票在冬天大趋势是下跌，上涨比较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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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天下的孙权，却因为目光短浅，错过了唯一能够夺取天下的机会！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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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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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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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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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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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故事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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