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结构——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上卷）（182）
三十四、希腊精神（3）
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的一些哲学家开始提出世界的本原问题，他们反对过去流传的种种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元素。他们最早用自然原理来解释世界的生成，用逻辑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他们是西方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种文化推崇自由、责任和开放，理性的影响既深且广，人们敢于去质疑人类的世界和神祇的世界，敢于质疑自己。这个文化在奠定西方欧洲的基础、铸造西方欧洲的方面都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克里斯蒂安•迈耶尔《希腊—罗马传统》）在意大利南部出现了具有另一种思想倾向的哲学学派，他们认为万物的本质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数”，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则认为是不可分的“存在”，并认为“存在”不生不灭的，运动变化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他所寻求的知识不是意见，而是关于不变世界的纯粹理性的知识，并且能够用这种知识来研究这个变化世界尤其是探讨变化的社会政治变迁及其特有的历史规律。”（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来自爱奥尼亚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则以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为基础，提出万物是永远变动的，而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是他的座右铭，“你永远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则是他的名言，因此他反对既存的社会秩序永久不变的看法。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它们没有性质上的差异，只有形状、排列、状态的不同。万物皆是由原子组合而成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近代物质结构学说的先导。
这些哲学家是自然哲学的代表。他们所反映的思潮代表了当时新兴的社会阶层对传统政治制度的抵触，以及对宗教关于世界起源的解释所抱的怀疑态度。自由赋予了人的想象力。他们充满了对理性的热爱和追求，希望突破宗教传统对人的意识的禁锢，找到关于自然和人更客观、更本质的答案。在希腊，哲学家很受人们的尊重，他们擅长将哲学原理应用于现实之中。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出身贵族，但他们并不依附于政治或者宗教的权势，而是成为传统制度和经验知识勇敢的挑战者。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这些伟大的名字，代表了一股新兴的力量，他们在努力寻找这个世界内外更真实的一面。但是对于一些终极问题的解答，他们显然要受限于基础知识的匮乏，以及获取知识方式的粗陋。“这不仅仅是因为哲学领域的熟稔把握能力需要完整和充足的掌握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生物学和心理学，而是因为要求部分应该理解整体是不可理喻的。”（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殿堂》）这些自然哲学家很大程度上依赖感觉和纯粹的思考，一些超验的概念成为知识体系的填充物，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使用逻辑和辩证的方式思考问题。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观点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他认为：“没有对立的紧张，就不会产生和谐，……和谐并不是冲突的结束，而是一种紧张，在这个紧张的持续中，没有一方真正胜利，但双方在彼此依附下发展。为使优秀者能有别于拙劣者，生存的斗争是必需的，因此也可产生最高的境界。”（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实际上，这个观点非常令人惊讶，它准确地描述了物质结构在进化过程中内在矛盾所形成的对立和统一的关系。
希腊繁荣的商业活动造就了希腊人的精明和活力，他们在思想上也显现出一种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好奇心。虽然希腊人崇尚“勇气与节制”的平衡，但此时的希腊人已经开始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方式。公元前 5世纪，议会的辩论、法庭的审判等民主政治方式催生出了一批以论辩术为业的思想家，被称为“智者”。他们讨论的中心不再是宇宙生成等自然问题，而是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来。“人”成为他们研究的中心。他们进一步发展了辩证的分析方法，并且运用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来说服大众。普罗泰戈拉是诡辩学派的代表，他把感觉看成是真理的标准，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不过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而是他看到了不同人的感觉存在着对立和差异，这触及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普罗泰戈拉说：“找不出绝对真理，所谓真理只是由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所认定的，矛盾而冲突的主张对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时机中都同样是真实的。一切真、善、美都是相对而主观的，人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他从素朴的感觉论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他对传统宗教神学也提出了怀疑：“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他强调了人是认识客观事物的主体，否定了神的超自然力量对人的影响。
人口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冲击了希腊人固有的观念，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但最终却因为无知而趋向了主观主义。普罗泰戈拉因此对真理产生了怀疑，认为真理没有统一的标准。他对神祇的怀疑遭到雅典的驱逐而死于非命。普罗泰戈拉在辩论中肯定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逻辑障碍，因为关于人类及其社会的知识具有变化莫测的多样性，导致他对真理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的怀疑论实际上也触及到了现代科学的另一个问题——不确定性对客观规律有效性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实际上触及到了物质结构进化的本质和内涵。我们从不可逆结构的特征中获知，任何物质的运动和进化过程都包含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导致了物质结构的多样性。现代科学理论仍然无法对一个事物的运动过程作出完备的描述，这是量子力学给予我们的提示，因此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物质结构进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结构形成之前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体现了无序和随机的状态，由于没有形成一股主导力量，事物运动的确定性较低，也就不会产生明确的趋势；其次是结构形成后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结构已经确立，趋势已经形成，事物的运动状态变得非常明确，随机性则被最大限度地制约，在此阶段事物的运动规律比较明显，很容易去归纳和总结；最后是结构的转折阶段，由于主导力量的控制力达到极限而逐渐减弱，事物运动的确定性开始下降，随机因素的作用开始放大，当主导力量失去了控制力，结构就会进入无序的状态，事物的转折就发生了。对于随机性的了解和控制，人类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目前只有利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得出一个大致的结果。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里，物质运动的规律性有所不同，而且越复杂的结构规律也越复杂，因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在总结社会规律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了解和探索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并非像经典物理学家们认为的那样，物理定律已经趋向简单、统一和完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都需要也的确在不断地重构，它们必须不断经受新发现的考验，不断构建更客观、更准确、更包容的知识内涵。一旦人类在某个领域发现了全新的、颠覆性的核心知识，旧的知识体系就要被打破，旧的核心知识就要被新的核心知识所替代，就像“日心说”、“进化论”、“量子论”所引发的效应一样。这个替代过程会不断地持续下去，没有终点，就像物质进化的道路一样。
三十四、希腊精神（3）
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的一些哲学家开始提出世界的本原问题，他们反对过去流传的种种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元素。他们最早用自然原理来解释世界的生成，用逻辑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他们是西方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种文化推崇自由、责任和开放，理性的影响既深且广，人们敢于去质疑人类的世界和神祇的世界，敢于质疑自己。这个文化在奠定西方欧洲的基础、铸造西方欧洲的方面都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克里斯蒂安•迈耶尔《希腊—罗马传统》）在意大利南部出现了具有另一种思想倾向的哲学学派，他们认为万物的本质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数”，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则认为是不可分的“存在”，并认为“存在”不生不灭的，运动变化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他所寻求的知识不是意见，而是关于不变世界的纯粹理性的知识，并且能够用这种知识来研究这个变化世界尤其是探讨变化的社会政治变迁及其特有的历史规律。”（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来自爱奥尼亚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则以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为基础，提出万物是永远变动的，而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是他的座右铭，“你永远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则是他的名言，因此他反对既存的社会秩序永久不变的看法。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它们没有性质上的差异，只有形状、排列、状态的不同。万物皆是由原子组合而成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近代物质结构学说的先导。
这些哲学家是自然哲学的代表。他们所反映的思潮代表了当时新兴的社会阶层对传统政治制度的抵触，以及对宗教关于世界起源的解释所抱的怀疑态度。自由赋予了人的想象力。他们充满了对理性的热爱和追求，希望突破宗教传统对人的意识的禁锢，找到关于自然和人更客观、更本质的答案。在希腊，哲学家很受人们的尊重，他们擅长将哲学原理应用于现实之中。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出身贵族，但他们并不依附于政治或者宗教的权势，而是成为传统制度和经验知识勇敢的挑战者。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这些伟大的名字，代表了一股新兴的力量，他们在努力寻找这个世界内外更真实的一面。但是对于一些终极问题的解答，他们显然要受限于基础知识的匮乏，以及获取知识方式的粗陋。“这不仅仅是因为哲学领域的熟稔把握能力需要完整和充足的掌握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生物学和心理学，而是因为要求部分应该理解整体是不可理喻的。”（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殿堂》）这些自然哲学家很大程度上依赖感觉和纯粹的思考，一些超验的概念成为知识体系的填充物，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使用逻辑和辩证的方式思考问题。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观点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他认为：“没有对立的紧张，就不会产生和谐，……和谐并不是冲突的结束，而是一种紧张，在这个紧张的持续中，没有一方真正胜利，但双方在彼此依附下发展。为使优秀者能有别于拙劣者，生存的斗争是必需的，因此也可产生最高的境界。”（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实际上，这个观点非常令人惊讶，它准确地描述了物质结构在进化过程中内在矛盾所形成的对立和统一的关系。
希腊繁荣的商业活动造就了希腊人的精明和活力，他们在思想上也显现出一种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好奇心。虽然希腊人崇尚“勇气与节制”的平衡，但此时的希腊人已经开始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方式。公元前 5世纪，议会的辩论、法庭的审判等民主政治方式催生出了一批以论辩术为业的思想家，被称为“智者”。他们讨论的中心不再是宇宙生成等自然问题，而是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来。“人”成为他们研究的中心。他们进一步发展了辩证的分析方法，并且运用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来说服大众。普罗泰戈拉是诡辩学派的代表，他把感觉看成是真理的标准，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不过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而是他看到了不同人的感觉存在着对立和差异，这触及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普罗泰戈拉说：“找不出绝对真理，所谓真理只是由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所认定的，矛盾而冲突的主张对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时机中都同样是真实的。一切真、善、美都是相对而主观的，人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希腊的生活》）他从素朴的感觉论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他对传统宗教神学也提出了怀疑：“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他强调了人是认识客观事物的主体，否定了神的超自然力量对人的影响。
人口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冲击了希腊人固有的观念，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但最终却因为无知而趋向了主观主义。普罗泰戈拉因此对真理产生了怀疑，认为真理没有统一的标准。他对神祇的怀疑遭到雅典的驱逐而死于非命。普罗泰戈拉在辩论中肯定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逻辑障碍，因为关于人类及其社会的知识具有变化莫测的多样性，导致他对真理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的怀疑论实际上也触及到了现代科学的另一个问题——不确定性对客观规律有效性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实际上触及到了物质结构进化的本质和内涵。我们从不可逆结构的特征中获知，任何物质的运动和进化过程都包含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导致了物质结构的多样性。现代科学理论仍然无法对一个事物的运动过程作出完备的描述，这是量子力学给予我们的提示，因此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物质结构进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结构形成之前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体现了无序和随机的状态，由于没有形成一股主导力量，事物运动的确定性较低，也就不会产生明确的趋势；其次是结构形成后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结构已经确立，趋势已经形成，事物的运动状态变得非常明确，随机性则被最大限度地制约，在此阶段事物的运动规律比较明显，很容易去归纳和总结；最后是结构的转折阶段，由于主导力量的控制力达到极限而逐渐减弱，事物运动的确定性开始下降，随机因素的作用开始放大，当主导力量失去了控制力，结构就会进入无序的状态，事物的转折就发生了。对于随机性的了解和控制，人类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目前只有利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得出一个大致的结果。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里，物质运动的规律性有所不同，而且越复杂的结构规律也越复杂，因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在总结社会规律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了解和探索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并非像经典物理学家们认为的那样，物理定律已经趋向简单、统一和完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都需要也的确在不断地重构，它们必须不断经受新发现的考验，不断构建更客观、更准确、更包容的知识内涵。一旦人类在某个领域发现了全新的、颠覆性的核心知识，旧的知识体系就要被打破，旧的核心知识就要被新的核心知识所替代，就像“日心说”、“进化论”、“量子论”所引发的效应一样。这个替代过程会不断地持续下去，没有终点，就像物质进化的道路一样。
也对啊？！
很多事情多想想，其实很多未知数。
昨天是什么？明天又会如何？如何回到昨天？哈哈，回不去却在脑海里。可是到了五维空间就来回自由了。进化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是都是有尺度的！不同尺度，不同维度，不同时空，还有很多很多的未知。世界大战不会也不可能再发生了，可是已经发生了，人类对环境的战争需要深深的反思～微生物，细菌，病毒，在看不见的角落和尺度里～变异。原因在于我们对于化学物质的管控不力！
君不见，东阳江～义乌江～金华江，在哭泣，又见白花花的鱼罹难？生态环境保护，还需要从点点滴滴完善。转自 中科院 王教授 https://t.cn/RxrBSmT
很多事情多想想，其实很多未知数。
昨天是什么？明天又会如何？如何回到昨天？哈哈，回不去却在脑海里。可是到了五维空间就来回自由了。进化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是都是有尺度的！不同尺度，不同维度，不同时空，还有很多很多的未知。世界大战不会也不可能再发生了，可是已经发生了，人类对环境的战争需要深深的反思～微生物，细菌，病毒，在看不见的角落和尺度里～变异。原因在于我们对于化学物质的管控不力！
君不见，东阳江～义乌江～金华江，在哭泣，又见白花花的鱼罹难？生态环境保护，还需要从点点滴滴完善。转自 中科院 王教授 https://t.cn/RxrBSmT
《鸢回头》读书笔记2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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