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洛阳城究竟有多壮观？风起洛阳，带你重拾国人的古都情怀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今天跟大家分享《空行母事业》的序言好不好？[可爱]
首先，序言的作者是，玛西娅·宾得·施密特，她担任金刚乘佛教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已超过 15 年。 她与丈夫、作家和翻译家也就是这一本书的藏译英的译者： Erik Pema Kungsang （埃里克·白玛·昆桑）共同创立并经营着 Rangjung Yeshe Publications（让炯耶些出版社），这是一家独立的英文佛经出版商。
同时，翻译家埃里克·白玛·昆桑也是宗萨钦哲仁切发起的84000佛典传译计划的董事会成员，是金刚乘佛教在西方世界传播的重要承当者之一。以下就是玛西娅·宾得·施密特为《空行母事业》一书所撰写的序言：
回顾过去，去发现自己是如何被先入为主的概念所误导的，其实是一件深具启发性的事。比如说，举一个日常的例子：我之前总是对吉普赛人很感兴趣，基于我所看过的电影里那些吉普赛女子的角色，比如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和丽塔·海沃思，我对她们有着一种非常好莱坞式的想像。多年以后，在巴塞隆那，当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现实生活中的吉普赛人时，她显然和我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甚至恰恰相反，那一刻，这让我那狭隘的成见，瞬间破灭。
同样的，当说到“空行母”，直到我开始编写这一本书之前，我脑海里关于空行母还隐约有着一个明星般的形象：在空中优雅又灵动地穿行，仙乐飘飘彩铃响，璎珞丝衣，极致迷人。这也许是对某一类空行母之显现的一种肤浅描述，假如我们能够亲见空行母的话，智慧空行完全不必然是这般样子的。
她们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也多少令人畏惧。我了解到，她们几乎是究竟的判官，审视着修行者是否有正确的见、修、行。如果她们发现我们没有正确的见、修、行，她们会在今生、中阴和来世给我们带来难以置信的负面影响。空行母可一点也不像女生联谊会里的小姐妹或乖乖女。她们是深受尊重和崇敬的对象。当然女生联谊会的小姐妹们和乖乖女们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空行母有其甚深的意涵。
不过，作为瑜伽士和瑜伽女，只要有我们正确的见、修、行，我们将发现没有比智慧空行更好的护法与向导了。她们是我们开展法行事业的管道，将在今生、中阴和来世不断地给予我们支持。因此，智慧空行，就像护法一样，是既能带来大的利益，也能带来伤害的力量，这取决于我们作为修行者的资质。就像是我对吉普赛人的肤浅误解一样，我对空行母的错误想法也被摧毁了。我开始深深地崇敬这些圣众的洞察力，幷生起了一种健康而恭谨的敬畏心。
《空行事业》是“三根本系列”里的最后一本书，它着重讲述空行教法。还记得吗，上师是加持的根本，本尊是成就的根本，空行与护法是事业的根本。当然，这些划分就像在天空中画的三条线而已，为了成功地展开法行事业，我们需要有加持与成就；没有加持和成就，我们什么也无法达成。我们凡庸而散乱的心是绝对无法召请智慧空行的，甚至连召请世间空行也做不到。她们幷不会被有限的发心所召唤，也不会对未证悟者作出回应。除非我们得到智慧、加持与成就，否则我们的那些放光与勾召的观想都将是不稳定的，如同投入虚空，价值甚微。即使在世俗的层面上，如果我们想让重要而有权势的人听从我们的意愿，我们也至少需要与他们处在同层面上才行，正如乞丐幷无法指挥国王。
这就使我们又回到了关键点：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炼金术”中的神圣三元素：本尊、咒语、三摩地。最理想的是，我们应该让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双运地从本觉之中展开。然而，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至少需要观想自身是坛城中的主尊，然后，于三摩地中，我们持诵咒语幷行持事业，确保我们的发心始终如一都是利他的，而不是自私或世俗的。我们是为了佛法目的而融入本尊，以作明佛母的修持为例，为了佛法和众生的利益，而去摄集上师、教法、信受与奉行的能力、财富以及一切的善缘。如果只是为了自利，我们再怎么努力地打鼓摇铃，空行母也不会被召请而来，不会行持她们的事业。包括空行教法在内的所有修行，不管它们是多么的眼花缭乱，动机都只是为了获得证悟以及更纯熟地利益众生和佛法。套用一句名言：“努力净障积资为要务，依靠其余手段皆妄想。”
因此，空行的教法被赋予了幻化游舞的殊圣方便，她们时而迷人，时而忿怒，但她们绝不世俗与凡庸。我们的目标应该首先是调伏自己散乱的心，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将自心以息、增、怀、诛之力转化内、外一切显相使之更为增上。在此，有着通往证悟之道上的金砖，轻盈、坚定又心怀稀奇地踏上这条路吧，愿行者在寻求空行母的指引时，加持与成就亦双双伴随我们。
首先，序言的作者是，玛西娅·宾得·施密特，她担任金刚乘佛教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已超过 15 年。 她与丈夫、作家和翻译家也就是这一本书的藏译英的译者： Erik Pema Kungsang （埃里克·白玛·昆桑）共同创立并经营着 Rangjung Yeshe Publications（让炯耶些出版社），这是一家独立的英文佛经出版商。
同时，翻译家埃里克·白玛·昆桑也是宗萨钦哲仁切发起的84000佛典传译计划的董事会成员，是金刚乘佛教在西方世界传播的重要承当者之一。以下就是玛西娅·宾得·施密特为《空行母事业》一书所撰写的序言：
回顾过去，去发现自己是如何被先入为主的概念所误导的，其实是一件深具启发性的事。比如说，举一个日常的例子：我之前总是对吉普赛人很感兴趣，基于我所看过的电影里那些吉普赛女子的角色，比如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和丽塔·海沃思，我对她们有着一种非常好莱坞式的想像。多年以后，在巴塞隆那，当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现实生活中的吉普赛人时，她显然和我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甚至恰恰相反，那一刻，这让我那狭隘的成见，瞬间破灭。
同样的，当说到“空行母”，直到我开始编写这一本书之前，我脑海里关于空行母还隐约有着一个明星般的形象：在空中优雅又灵动地穿行，仙乐飘飘彩铃响，璎珞丝衣，极致迷人。这也许是对某一类空行母之显现的一种肤浅描述，假如我们能够亲见空行母的话，智慧空行完全不必然是这般样子的。
她们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也多少令人畏惧。我了解到，她们几乎是究竟的判官，审视着修行者是否有正确的见、修、行。如果她们发现我们没有正确的见、修、行，她们会在今生、中阴和来世给我们带来难以置信的负面影响。空行母可一点也不像女生联谊会里的小姐妹或乖乖女。她们是深受尊重和崇敬的对象。当然女生联谊会的小姐妹们和乖乖女们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空行母有其甚深的意涵。
不过，作为瑜伽士和瑜伽女，只要有我们正确的见、修、行，我们将发现没有比智慧空行更好的护法与向导了。她们是我们开展法行事业的管道，将在今生、中阴和来世不断地给予我们支持。因此，智慧空行，就像护法一样，是既能带来大的利益，也能带来伤害的力量，这取决于我们作为修行者的资质。就像是我对吉普赛人的肤浅误解一样，我对空行母的错误想法也被摧毁了。我开始深深地崇敬这些圣众的洞察力，幷生起了一种健康而恭谨的敬畏心。
《空行事业》是“三根本系列”里的最后一本书，它着重讲述空行教法。还记得吗，上师是加持的根本，本尊是成就的根本，空行与护法是事业的根本。当然，这些划分就像在天空中画的三条线而已，为了成功地展开法行事业，我们需要有加持与成就；没有加持和成就，我们什么也无法达成。我们凡庸而散乱的心是绝对无法召请智慧空行的，甚至连召请世间空行也做不到。她们幷不会被有限的发心所召唤，也不会对未证悟者作出回应。除非我们得到智慧、加持与成就，否则我们的那些放光与勾召的观想都将是不稳定的，如同投入虚空，价值甚微。即使在世俗的层面上，如果我们想让重要而有权势的人听从我们的意愿，我们也至少需要与他们处在同层面上才行，正如乞丐幷无法指挥国王。
这就使我们又回到了关键点：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炼金术”中的神圣三元素：本尊、咒语、三摩地。最理想的是，我们应该让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双运地从本觉之中展开。然而，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至少需要观想自身是坛城中的主尊，然后，于三摩地中，我们持诵咒语幷行持事业，确保我们的发心始终如一都是利他的，而不是自私或世俗的。我们是为了佛法目的而融入本尊，以作明佛母的修持为例，为了佛法和众生的利益，而去摄集上师、教法、信受与奉行的能力、财富以及一切的善缘。如果只是为了自利，我们再怎么努力地打鼓摇铃，空行母也不会被召请而来，不会行持她们的事业。包括空行教法在内的所有修行，不管它们是多么的眼花缭乱，动机都只是为了获得证悟以及更纯熟地利益众生和佛法。套用一句名言：“努力净障积资为要务，依靠其余手段皆妄想。”
因此，空行的教法被赋予了幻化游舞的殊圣方便，她们时而迷人，时而忿怒，但她们绝不世俗与凡庸。我们的目标应该首先是调伏自己散乱的心，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将自心以息、增、怀、诛之力转化内、外一切显相使之更为增上。在此，有着通往证悟之道上的金砖，轻盈、坚定又心怀稀奇地踏上这条路吧，愿行者在寻求空行母的指引时，加持与成就亦双双伴随我们。
摘【史家批顾颉刚疑史 及顾氏承认破坏历史】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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