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春莹：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华春莹说新冠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在8月1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提问：近日，媒体曝光了越来越多美国在溯源问题上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比如对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呼声始终没有回应。近日，媒体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照片显示，自2020年3月至今年8月期间，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肆虐之时，德特里克堡基地却大兴土木，开垦了新的建筑用地并有建筑物移动的明显痕迹。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等人都表示，美国情报界鼓动溯源调查的终极目的就是转移对美抗疫不力的注意并归咎于中国，这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
【打CALL！“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梁建英：与中国速度同行】全国妇联日前决定，授予朱婷等10人（组）优秀女性2019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梁建英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由全国妇联组织评选，表彰对象是在各个时期为国家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进妇女典型，是全国妇联授予女性（女性群体）的最高荣誉。
梁建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 。从事轨道交通装备研发二十余年，主持研制的CRH380A动车组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时速350公里商业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作为技术领军人，带领一支上千人的高铁研发团队凭借顽强拼搏的精神，攻坚克难，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研制了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从运营时速200到350公里各速度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她勇于探索创新，主持完成了十余项国家重大项目的研制，取得一系列国家级创新成果，为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铁道科技特等奖和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人物事迹）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梁建英：
助力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
今天，奔驰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高铁列车，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这背后有一位高铁女总师：她主持研制的CRH380A动车组，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她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她就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梁建英。
“让自己成为巨人”
梁建英出生于东北吉林的一个小镇。小时候，家住在火车站旁边不到200米，每次看到老式蒸汽机车喷着浓烟呼啸而过，她感到非常神奇，心想：“到底是谁发明了火车啊？他可真伟大！”
1995年，梁建英从上海铁道大学毕业，进入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成为一名铁路列车设计师。从那时起，开始了和中国铁路事业的不解之缘。
从1997年开始，中国铁路进行了多次大提速，但直到2004年第五次大提速，中国铁路旅客列车平均时速只有60多公里，最快列车也只能跑160公里。这跟国外发达国家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列车相比，差距太大了！“什么时候我们能有自己的高速列车？”这颗种子深深地种在梁建英的心中。
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国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打造自主品牌。这一刻，梁建英等了许多年，她和同事们摩拳擦掌想要大干一场，却在与外方的一次次合作、一场场谈判中得出了一个如鲠在喉的结论：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道理很简单——买得来产品，买不来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合作方只会告诉你每个步骤该怎么做，却绝对不会告诉你背后的原理。如果只能跟在别人身后“吃剩饭”，永远不能撑起自己的脊梁。
憋着一股劲 跑出世界“第一速”
2006年，中车四方开始自主提升创新，启动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项目，梁建英担任总体主任设计师。
目标有了，要想突围还需付出千百倍的努力。
高速动车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列动车组光零部件就有数十万个。从时速200公里到时速300公里，速度提升的背后，是一道道需要跨越的高难度技术门槛。
梁建英带领研发团队，从关键技术研究到方案设计，从仿真分析到试验验证，一道一道难关创。他们成功突破制约速度提升的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350公里动车组2007年12月在中车四方成功问世。
2008年，中车四方开始全面自主创新，研发CRH380A高速动车组。梁建英再挑大梁，担任总体主任设计师。最高设计时速达380公里，这个速度等级，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可循。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了科学研究试验。时而感受北国的数九寒天，时而体验南方的酷暑闷热。试验的日子，每天凌晨四时就开始准备，白天跟车十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几乎谁不上一个饱觉。
在湖南高温湿热的夏天，试验场所酷暑难耐、炎热潮湿，加上水土不服，很多人身上都起了湿疹，体重噌噌往下掉，伙伴们开玩笑：比吃减肥药还管用。梁建英也在连轴转中累垮了身体，有一次，带领团队在野外进行线路制动试验，她钻在车下检查车轮时，忽然感觉全身僵硬，腰部动弹不了……后来在大家帮助下，才总算艰难地从车下爬了出来。同事都劝她休息，她却硬抗着等到了试验结果。
梁建英的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量、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你不做到世界最好，对不起这个国家和时代。”
就是这样，她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两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CRH380A成功问世。那一年12月，在京沪高铁先导段，CRH380A跑出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中国速度”赢得世界瞩目。
攀登新高度 步履不停
搞科研就像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一个新的高度在等着。2012年，“复兴号”动车组研发项目启动，梁建英和团队瞄准了新的高峰。
五年磨一剑。梁建英和团队殚精竭虑。 为了设计出性能最佳的头型，她们从46个概念头型中反复比选，进行海量的仿真计算和试验，最终方案出炉时，车头的数据打印成A4纸足足堆了1米多高；为了攻克噪声这一行业难题，她和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试验，光对不同材料和结构的隔音试验就做了3000多次；为了找到最优的减震参数，她们在数十种参数组合方案中反复比选匹配，一次次推倒重来……
令人振奋的是，五年的努力，换来了“复兴号”的震撼问世。 2017年，“复兴号”在京沪高铁风驰电掣，实现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复兴号”以高速度、高安全、高舒适等领先技术，为全球高铁树立了新的标杆。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一列列高速飞驰的动车组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成为一张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梁建英也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总工程师、技术带头人。在她看在，自己能走到今天，是赶上了国家高速铁路事业发展的好时机，是机遇让她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是团队让她获得了攻坚克难的力量。
十多年来，为了高铁研发，梁建英和团队一场一场硬仗打。“早八晚九”，没有节假日，几乎是生活的常态。梁建英记得，研发最忙的时候，连年幼的女儿都无暇顾及，每天下班回家，女儿已经睡下，早上往设计室赶时，女儿还未起床。
一天晚上，女儿用稚嫩的童音指着电视上飞驰而过的动车组高喊“妈妈，你的车!”梁建英说，那时，她的心中有自豪感和成就感，也有对女儿和家庭的愧疚，“但却无悔”。
梁建英这样描述自己的女性身份——我们的肩膀或许并不强壮，但我们的智慧与毅力并不输于旁人。在生活中，我扮演好女儿、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在工作中，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好本职工作，将自己的才干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
如今，由梁建英及其团队亲手设计制造的动车组已经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智”造的力量。梁建英也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青岛市科学技术最高奖、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铁道科技特等奖和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
创新的脚步从未停下。目前，梁建英正带领团队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发起攻关。经过近4年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突破，预计到今年底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样车就将问世。
让“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是梁建英和团队矢志不渝的追求。梁建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中国智造”的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刘兰星 通讯员 邓旺强）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由全国妇联组织评选，表彰对象是在各个时期为国家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进妇女典型，是全国妇联授予女性（女性群体）的最高荣誉。
梁建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 。从事轨道交通装备研发二十余年，主持研制的CRH380A动车组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时速350公里商业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作为技术领军人，带领一支上千人的高铁研发团队凭借顽强拼搏的精神，攻坚克难，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研制了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从运营时速200到350公里各速度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她勇于探索创新，主持完成了十余项国家重大项目的研制，取得一系列国家级创新成果，为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铁道科技特等奖和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人物事迹）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梁建英：
助力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
今天，奔驰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高铁列车，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这背后有一位高铁女总师：她主持研制的CRH380A动车组，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她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她就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梁建英。
“让自己成为巨人”
梁建英出生于东北吉林的一个小镇。小时候，家住在火车站旁边不到200米，每次看到老式蒸汽机车喷着浓烟呼啸而过，她感到非常神奇，心想：“到底是谁发明了火车啊？他可真伟大！”
1995年，梁建英从上海铁道大学毕业，进入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成为一名铁路列车设计师。从那时起，开始了和中国铁路事业的不解之缘。
从1997年开始，中国铁路进行了多次大提速，但直到2004年第五次大提速，中国铁路旅客列车平均时速只有60多公里，最快列车也只能跑160公里。这跟国外发达国家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列车相比，差距太大了！“什么时候我们能有自己的高速列车？”这颗种子深深地种在梁建英的心中。
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国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打造自主品牌。这一刻，梁建英等了许多年，她和同事们摩拳擦掌想要大干一场，却在与外方的一次次合作、一场场谈判中得出了一个如鲠在喉的结论：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道理很简单——买得来产品，买不来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合作方只会告诉你每个步骤该怎么做，却绝对不会告诉你背后的原理。如果只能跟在别人身后“吃剩饭”，永远不能撑起自己的脊梁。
憋着一股劲 跑出世界“第一速”
2006年，中车四方开始自主提升创新，启动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项目，梁建英担任总体主任设计师。
目标有了，要想突围还需付出千百倍的努力。
高速动车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列动车组光零部件就有数十万个。从时速200公里到时速300公里，速度提升的背后，是一道道需要跨越的高难度技术门槛。
梁建英带领研发团队，从关键技术研究到方案设计，从仿真分析到试验验证，一道一道难关创。他们成功突破制约速度提升的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350公里动车组2007年12月在中车四方成功问世。
2008年，中车四方开始全面自主创新，研发CRH380A高速动车组。梁建英再挑大梁，担任总体主任设计师。最高设计时速达380公里，这个速度等级，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可循。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了科学研究试验。时而感受北国的数九寒天，时而体验南方的酷暑闷热。试验的日子，每天凌晨四时就开始准备，白天跟车十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几乎谁不上一个饱觉。
在湖南高温湿热的夏天，试验场所酷暑难耐、炎热潮湿，加上水土不服，很多人身上都起了湿疹，体重噌噌往下掉，伙伴们开玩笑：比吃减肥药还管用。梁建英也在连轴转中累垮了身体，有一次，带领团队在野外进行线路制动试验，她钻在车下检查车轮时，忽然感觉全身僵硬，腰部动弹不了……后来在大家帮助下，才总算艰难地从车下爬了出来。同事都劝她休息，她却硬抗着等到了试验结果。
梁建英的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量、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你不做到世界最好，对不起这个国家和时代。”
就是这样，她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两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CRH380A成功问世。那一年12月，在京沪高铁先导段，CRH380A跑出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中国速度”赢得世界瞩目。
攀登新高度 步履不停
搞科研就像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一个新的高度在等着。2012年，“复兴号”动车组研发项目启动，梁建英和团队瞄准了新的高峰。
五年磨一剑。梁建英和团队殚精竭虑。 为了设计出性能最佳的头型，她们从46个概念头型中反复比选，进行海量的仿真计算和试验，最终方案出炉时，车头的数据打印成A4纸足足堆了1米多高；为了攻克噪声这一行业难题，她和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试验，光对不同材料和结构的隔音试验就做了3000多次；为了找到最优的减震参数，她们在数十种参数组合方案中反复比选匹配，一次次推倒重来……
令人振奋的是，五年的努力，换来了“复兴号”的震撼问世。 2017年，“复兴号”在京沪高铁风驰电掣，实现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复兴号”以高速度、高安全、高舒适等领先技术，为全球高铁树立了新的标杆。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一列列高速飞驰的动车组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成为一张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梁建英也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总工程师、技术带头人。在她看在，自己能走到今天，是赶上了国家高速铁路事业发展的好时机，是机遇让她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是团队让她获得了攻坚克难的力量。
十多年来，为了高铁研发，梁建英和团队一场一场硬仗打。“早八晚九”，没有节假日，几乎是生活的常态。梁建英记得，研发最忙的时候，连年幼的女儿都无暇顾及，每天下班回家，女儿已经睡下，早上往设计室赶时，女儿还未起床。
一天晚上，女儿用稚嫩的童音指着电视上飞驰而过的动车组高喊“妈妈，你的车!”梁建英说，那时，她的心中有自豪感和成就感，也有对女儿和家庭的愧疚，“但却无悔”。
梁建英这样描述自己的女性身份——我们的肩膀或许并不强壮，但我们的智慧与毅力并不输于旁人。在生活中，我扮演好女儿、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在工作中，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好本职工作，将自己的才干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
如今，由梁建英及其团队亲手设计制造的动车组已经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智”造的力量。梁建英也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青岛市科学技术最高奖、茅以升铁道工程师奖、铁道科技特等奖和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
创新的脚步从未停下。目前，梁建英正带领团队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发起攻关。经过近4年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突破，预计到今年底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样车就将问世。
让“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是梁建英和团队矢志不渝的追求。梁建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中国智造”的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刘兰星 通讯员 邓旺强）
#疫情防控 盐田在行动#【战“疫”中的盐田人 | 华大智造罗焕：敢为人先，践行使命！90后主动请缨赴武汉抗“疫”】罗焕，深圳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生化开发助理工程师。作为盐田区武装部生物支援保障排的一名90后民兵，罗焕一直以“敢为人先，践行使命”的信念来激励自己。1月20号，得知武汉抗“疫”前线亟需测序工程师后，作为病原检测系统的研发人之一，他主动要求到武汉参加抗“疫”。时逢春运高峰，没买到高铁坐票的罗焕，只能买一张站票，站了16个小时抵达武汉。到了武汉，罗焕立即投入工作。他参与研发的测序系统可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判断，而他要做的除了提供准确的检测结果，还有不断提升效率。截至目前，罗焕到武汉已经57天了，累计完成了41轮测序任务和2000多份样品检测。详见：https://t.cn/A6zK5V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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