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非法集资】“刷手”入坑，9个月被圈走1400万
网店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安排人员在指定的网店购买商品，并填写虚假好评，从而提高该店的销量和信用度，这种行为叫“刷单”，被安排的人员则被称为“刷手”。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的小婷曾经是一个“刷手”，本想赚点零花钱，不料她在刷了高利率的“大额单”“转账单”后，连本钱也没拿回。
日前，经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林某在未取得国家金融许可的情况下，以网店刷单和“转账单”的名义公开宣传，以高息返利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金”，形成“资金池”，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刘某、林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三年四个月，各并处罚金。
用高回报率吸引“刷手”
一个偶然的机会，小婷和林某互加了微信好友。2019年7月，小婷看到林某在朋友圈招募“刷手”：只要在网店虚假购物并给出好评，就能获得佣金。小婷与林某联系后刷了两单，并顺利收到了相应的佣金。随后，林某将小婷拉进了一个群，这个群不仅用来发布刷单信息，还发布“转账单”的消息。
什么是“转账单”？林某告诉大家，“转账单”就是不经过网店、平台，直接转账到个人账户，再按照一定比例返还投资者利息，过程比刷单方便。林某承诺，只要每人投资3万元，每月就能拿到3%的佣金；如果将钱放满3个月，就能每个月拿到4%的佣金。为了让大家相信，林某还在群里晒了一些收到转账以及返还佣金的截图。
“反正帮网店刷单也要垫付本金，还要来回打钱，不如把这些钱投放到‘转账单’里，回报率高，操作也方便。”小婷心动了。
2019年7月至9月期间，小婷先后多次投资“转账单”，同时还在林某指定的网店刷“大额单”（金额上万，约定一个月后返还本金和佣金），总共转账7万余元。
此时的小婷还没意识到，跟普通刷单相比，所谓的“大额单”“转账单”看似差不多，但本金数额大，投放周期也长，早已脱离了给网店刷信誉的目的。
刚开始的两个月，小婷还能如期收到佣金；从2019年10月开始，小婷便再也没有收到过佣金，就连7万余元本金也要不回来了。
百余名“刷手”向警方报案
眼看拿不到本金，小婷追着林某询问资金下落，林某声称自己只是代为操作，真正的老板是刘某，还将刘某拉进了微信群。然而，这个刘某明显不是来还钱的。“这段时间返款会慢点，大家先准备下应急措施。”“提前返款的一律扣30%违约金，扣除历史佣金。”“威胁、报警的一律不返款，并踢群处理！”……刘某花样百出，一拖再拖。
小婷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案发后，公安机关已收到100余名与小婷有相同经历的“刷手”投资者报案。
林某归案后交代，他原本是做网店刷单的，也帮刘某的网店招募过“刷手”、发放刷单任务。2018年底，刘某找到林某，让他帮忙对外发放“大额单”，且要求“刷单周期久一点，最好做到30天以上”，目的就是形成“资金池”并加以利用。
林某便帮助刘某，开始在一些刷单群发放数额为5000元至10万元不等的刷单业务，每天放单总数额都在10万元以上。
到了2019年4月，刘某的一个网店因为刷单被平台关停了，林某便建议改用“转账单”的方式吸收资金，即让“刷手”们直接转账，到期后返还本金及佣金。为了钱，刘某接受了这个提议。
接下来，林某就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布“转账单”相关信息，并许诺高额佣金，吸引了小婷等上百名“刷手”参与。
刚开始，刘某还及时返还本金及佣金，借此吸引他人继续参与。2019年9月起，由于投资失败，资金兑付陆续出现问题，刘某开始拖欠，最后变成赖账。
刷单脱轨滑向非法集资
经查，2019年1月至9月期间，刘某在未取得国家金融许可情况下，通过林某在社交软件宣传，以网店刷单和“转账单”的名义，承诺高息返利作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共计1400余万元，造成参与人实际损失500万元。其间，刘某管理支配吸收资金并还本付息；林某向公众宣传、接收资金并参与还本付息。
临平区检察院检察官认为，该案中“大额单”和“转账单”的本质均为投资，刘某、林某从事的活动已偏离刷单行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属于非法集资。根据刑法规定，二人均已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今年1月15日，临平区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对刘某、林某提起公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刘某、林某均表示服判。目前判决已生效。
（来源于“天津市非法集资举报中心”）
网店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安排人员在指定的网店购买商品，并填写虚假好评，从而提高该店的销量和信用度，这种行为叫“刷单”，被安排的人员则被称为“刷手”。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的小婷曾经是一个“刷手”，本想赚点零花钱，不料她在刷了高利率的“大额单”“转账单”后，连本钱也没拿回。
日前，经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林某在未取得国家金融许可的情况下，以网店刷单和“转账单”的名义公开宣传，以高息返利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金”，形成“资金池”，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刘某、林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三年四个月，各并处罚金。
用高回报率吸引“刷手”
一个偶然的机会，小婷和林某互加了微信好友。2019年7月，小婷看到林某在朋友圈招募“刷手”：只要在网店虚假购物并给出好评，就能获得佣金。小婷与林某联系后刷了两单，并顺利收到了相应的佣金。随后，林某将小婷拉进了一个群，这个群不仅用来发布刷单信息，还发布“转账单”的消息。
什么是“转账单”？林某告诉大家，“转账单”就是不经过网店、平台，直接转账到个人账户，再按照一定比例返还投资者利息，过程比刷单方便。林某承诺，只要每人投资3万元，每月就能拿到3%的佣金；如果将钱放满3个月，就能每个月拿到4%的佣金。为了让大家相信，林某还在群里晒了一些收到转账以及返还佣金的截图。
“反正帮网店刷单也要垫付本金，还要来回打钱，不如把这些钱投放到‘转账单’里，回报率高，操作也方便。”小婷心动了。
2019年7月至9月期间，小婷先后多次投资“转账单”，同时还在林某指定的网店刷“大额单”（金额上万，约定一个月后返还本金和佣金），总共转账7万余元。
此时的小婷还没意识到，跟普通刷单相比，所谓的“大额单”“转账单”看似差不多，但本金数额大，投放周期也长，早已脱离了给网店刷信誉的目的。
刚开始的两个月，小婷还能如期收到佣金；从2019年10月开始，小婷便再也没有收到过佣金，就连7万余元本金也要不回来了。
百余名“刷手”向警方报案
眼看拿不到本金，小婷追着林某询问资金下落，林某声称自己只是代为操作，真正的老板是刘某，还将刘某拉进了微信群。然而，这个刘某明显不是来还钱的。“这段时间返款会慢点，大家先准备下应急措施。”“提前返款的一律扣30%违约金，扣除历史佣金。”“威胁、报警的一律不返款，并踢群处理！”……刘某花样百出，一拖再拖。
小婷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案发后，公安机关已收到100余名与小婷有相同经历的“刷手”投资者报案。
林某归案后交代，他原本是做网店刷单的，也帮刘某的网店招募过“刷手”、发放刷单任务。2018年底，刘某找到林某，让他帮忙对外发放“大额单”，且要求“刷单周期久一点，最好做到30天以上”，目的就是形成“资金池”并加以利用。
林某便帮助刘某，开始在一些刷单群发放数额为5000元至10万元不等的刷单业务，每天放单总数额都在10万元以上。
到了2019年4月，刘某的一个网店因为刷单被平台关停了，林某便建议改用“转账单”的方式吸收资金，即让“刷手”们直接转账，到期后返还本金及佣金。为了钱，刘某接受了这个提议。
接下来，林某就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布“转账单”相关信息，并许诺高额佣金，吸引了小婷等上百名“刷手”参与。
刚开始，刘某还及时返还本金及佣金，借此吸引他人继续参与。2019年9月起，由于投资失败，资金兑付陆续出现问题，刘某开始拖欠，最后变成赖账。
刷单脱轨滑向非法集资
经查，2019年1月至9月期间，刘某在未取得国家金融许可情况下，通过林某在社交软件宣传，以网店刷单和“转账单”的名义，承诺高息返利作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共计1400余万元，造成参与人实际损失500万元。其间，刘某管理支配吸收资金并还本付息；林某向公众宣传、接收资金并参与还本付息。
临平区检察院检察官认为，该案中“大额单”和“转账单”的本质均为投资，刘某、林某从事的活动已偏离刷单行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属于非法集资。根据刑法规定，二人均已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今年1月15日，临平区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对刘某、林某提起公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刘某、林某均表示服判。目前判决已生效。
（来源于“天津市非法集资举报中心”）
【#一健身店全国多地先后跑路#，如何遏制这股邪风？】近期，一家名为“潮庭健身”的连锁机构在宁夏、陕西、河北等地门店相继“跑路”，引发关注。受访专家和商业人士表示，近年来预付费行业“跑路”事件频发，并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转移态势，暴露出预付卡监管法律制度不健全、行政部门监管存在盲区等弊病，建议多措并举治理预付卡市场乱象。
一健身店全国多地先后“跑路”
自去年至今年9月，在宁夏银川市开设11家门店的潮庭健身先后全部停业，部分新开门店从成立到停业甚至不超过1年，会员退费无门，员工遭遇欠薪，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记者采访了解到，涉事消费者自发组建了多个维权群，粗略估计会员有2000多名，损失金额超400万元。
“没有提前接到任何通知，卡里还有8000多元没消费，‘跑路’前一周门店还在大搞会员卡促销活动，这明显就是诈骗，性质太恶劣了。”涉事消费者王璐（化名）2019年在潮庭健身恒大御景店办了两张卡，去年4月左右门店关停，她被转到潮庭健身中环店，这家门店今年9月初也停业了。
王璐等消费者还介绍，潮庭健身运营本身就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资金管理有很大漏洞，“会员买课直接转账给教练，有的一次性十几万元，钱怎么入的公司账并不清楚。”记者实地走访潮庭健身多家门店看到，健身房大门紧闭、人去楼空，一些门店还拖欠商场房租、物业等费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潮庭健身教练说，他所在的门店“跑路”前也未通知员工，现在还拖欠他7000多元工资。
记者调研发现，作为全国性连锁健身机构，潮庭健身已在海南海口、内蒙古呼和浩特、陕西榆林等多地相继“跑路”，这些门店大多在停业前还在低价促销会员卡和私教课程。记者从涉事消费者的微信朋友圈截图看到，曾在潮庭健身银川店工作的员工，在银川门店“跑路”后，很快又在朋友圈发布山东潍坊开新店的预售广告。
预付卡监管尚存三大短板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已成为多行业普遍存在的商业运营模式，但恶意诈骗、圈钱“跑路”等乱象频发，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记者调研了解到，目前，这一领域监管尚存三大短板。
——缺少上位法，企业违法成本低。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文静说，我国缺少专门规制预付式消费的法律，目前主要按照商务部2012年发布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执行，法律层级低，管理效力有限。
该办法要求对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单用途预付卡企业法人进行登记备案，但教育培训、体育健身等行业不在范围内，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法人也不在备案范围内。
“这导致消费纠纷发生时，职责部门大多以事后干预为主，手段和效果有限，陷入被动局面。”周文静说，此外，根据该办法，执法部门对预付卡各类违规行为的最高处罚为3万元，企业违法成本低，无法形成威慑。
——责任主体不明，监管存在盲区。预付式消费涉及多个管理部门，如发卡由商务部门监管，消费纠纷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涉及刑事违法则交由公安，但事件发生时往往是“多头不管”。
消费者刘玉（化名）向记者吐槽道，她在发现潮庭健身“跑路”次日就找到当地市场监管局，但市场监管局推到商务局，商务局推到公安局，最后她又被推回了市场监管局，“到底谁来管？”
——由东向西转移，地区协作不足。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预付费商家“跑路”现象呈现“由东向西”转移态势，在一线城市这一问题多年前已呈现高发态势，地方已通过立法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如北京、上海等地探索由银行等对预付费进行全额监管或按比例冻结，确保资金安全性，而中西部地区近年来才呈现上升态势，立法相对滞后。
此外，一些连锁型企业在多地发卡，先后出现“跑路”，但跨区域监管部门罕有联合展开工作情况。
呼吁加快预付卡相关立法
目前，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多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正在登记统计潮庭健身涉事消费者信息。10月中旬，宁夏市场监管厅会同多部门印发通知，在全区展开为期3个月的重点行业商业预付卡专项规范整治工作。记者就此事联系多个相关部门采访时，对方均表示当前不便接受采访。
受访专家学者、商业人士表示，预付式消费本是商家快速回笼资金、回馈消费者的一种“双赢”经营模式，有助于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近年来各种乱象严重损害了市场健康发展，还可能引发效仿，监管力度亟待加强。
首先要加快预付卡相关立法，在国家层面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周文静建议，从源头完善发卡制度，采取先备案审核、后发行模式，对发卡机构资质加强审核评估，建立并公开信用评估系统。建立定期报告制度，要求发卡机构每年发布包括资产总额、净利润、预付金管理等在内的年度报告，监管其经营情况。西部地区可借鉴北京、上海等城市已出台的制度法规，尽快完善地方立法。
其次要健全日常监管协调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银川市市民金涛说，不少商家“跑路”前都有一定端倪，比如服务质量下降、频繁歇业休息等，希望监管部门或消费者协会等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处理投诉，发现不良经营行为时应及时向消费者发布预警信息、消费提示等，避免造成更大损失。（新华社）
一健身店全国多地先后“跑路”
自去年至今年9月，在宁夏银川市开设11家门店的潮庭健身先后全部停业，部分新开门店从成立到停业甚至不超过1年，会员退费无门，员工遭遇欠薪，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记者采访了解到，涉事消费者自发组建了多个维权群，粗略估计会员有2000多名，损失金额超400万元。
“没有提前接到任何通知，卡里还有8000多元没消费，‘跑路’前一周门店还在大搞会员卡促销活动，这明显就是诈骗，性质太恶劣了。”涉事消费者王璐（化名）2019年在潮庭健身恒大御景店办了两张卡，去年4月左右门店关停，她被转到潮庭健身中环店，这家门店今年9月初也停业了。
王璐等消费者还介绍，潮庭健身运营本身就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资金管理有很大漏洞，“会员买课直接转账给教练，有的一次性十几万元，钱怎么入的公司账并不清楚。”记者实地走访潮庭健身多家门店看到，健身房大门紧闭、人去楼空，一些门店还拖欠商场房租、物业等费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潮庭健身教练说，他所在的门店“跑路”前也未通知员工，现在还拖欠他7000多元工资。
记者调研发现，作为全国性连锁健身机构，潮庭健身已在海南海口、内蒙古呼和浩特、陕西榆林等多地相继“跑路”，这些门店大多在停业前还在低价促销会员卡和私教课程。记者从涉事消费者的微信朋友圈截图看到，曾在潮庭健身银川店工作的员工，在银川门店“跑路”后，很快又在朋友圈发布山东潍坊开新店的预售广告。
预付卡监管尚存三大短板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已成为多行业普遍存在的商业运营模式，但恶意诈骗、圈钱“跑路”等乱象频发，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记者调研了解到，目前，这一领域监管尚存三大短板。
——缺少上位法，企业违法成本低。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文静说，我国缺少专门规制预付式消费的法律，目前主要按照商务部2012年发布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执行，法律层级低，管理效力有限。
该办法要求对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单用途预付卡企业法人进行登记备案，但教育培训、体育健身等行业不在范围内，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法人也不在备案范围内。
“这导致消费纠纷发生时，职责部门大多以事后干预为主，手段和效果有限，陷入被动局面。”周文静说，此外，根据该办法，执法部门对预付卡各类违规行为的最高处罚为3万元，企业违法成本低，无法形成威慑。
——责任主体不明，监管存在盲区。预付式消费涉及多个管理部门，如发卡由商务部门监管，消费纠纷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涉及刑事违法则交由公安，但事件发生时往往是“多头不管”。
消费者刘玉（化名）向记者吐槽道，她在发现潮庭健身“跑路”次日就找到当地市场监管局，但市场监管局推到商务局，商务局推到公安局，最后她又被推回了市场监管局，“到底谁来管？”
——由东向西转移，地区协作不足。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预付费商家“跑路”现象呈现“由东向西”转移态势，在一线城市这一问题多年前已呈现高发态势，地方已通过立法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如北京、上海等地探索由银行等对预付费进行全额监管或按比例冻结，确保资金安全性，而中西部地区近年来才呈现上升态势，立法相对滞后。
此外，一些连锁型企业在多地发卡，先后出现“跑路”，但跨区域监管部门罕有联合展开工作情况。
呼吁加快预付卡相关立法
目前，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多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正在登记统计潮庭健身涉事消费者信息。10月中旬，宁夏市场监管厅会同多部门印发通知，在全区展开为期3个月的重点行业商业预付卡专项规范整治工作。记者就此事联系多个相关部门采访时，对方均表示当前不便接受采访。
受访专家学者、商业人士表示，预付式消费本是商家快速回笼资金、回馈消费者的一种“双赢”经营模式，有助于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近年来各种乱象严重损害了市场健康发展，还可能引发效仿，监管力度亟待加强。
首先要加快预付卡相关立法，在国家层面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周文静建议，从源头完善发卡制度，采取先备案审核、后发行模式，对发卡机构资质加强审核评估，建立并公开信用评估系统。建立定期报告制度，要求发卡机构每年发布包括资产总额、净利润、预付金管理等在内的年度报告，监管其经营情况。西部地区可借鉴北京、上海等城市已出台的制度法规，尽快完善地方立法。
其次要健全日常监管协调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银川市市民金涛说，不少商家“跑路”前都有一定端倪，比如服务质量下降、频繁歇业休息等，希望监管部门或消费者协会等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处理投诉，发现不良经营行为时应及时向消费者发布预警信息、消费提示等，避免造成更大损失。（新华社）
【辛德勇自述】再問《文史哲》是要幹什麼？（评论精选一边倒）
详请戳：https://t.cn/A6xfzeGA
昨天我發佈《〈文史哲〉這是要幹什麼》那篇文稿之後，有讀者告訴我，在我的文章發佈之前很久，就有人在網絡空間上談論起我同《文史哲》編輯部之間溝通的事情來了。
這讓我感到十分奇怪。因爲我從博士在讀期間幫助業師史念海先生編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時開始，到現在還在幫助日本學者佐竹靖彥先生編輯《中國史學》，幾十年來，包括擔任近六年的《中國史研究》主編在內，一直或兼職或專職地在從事學術編輯工作。
這讓我一方面深知編輯的辛苦，因此十分尊重並感激幫助我處理稿子的編輯，遇到印製問題，總是說這是我自己造成的，同編輯無關。另一方面，也清楚瞭解，在編輯與作者之間，作爲編輯人員，是要有良好的職業操守的，特別是不能把作者同編輯之間在稿件處理協商過程中談到的事情，輕易外泄；更不用說 散發到互聯網上去了。更嚴肅一些說，這不僅是編輯的職業道德，更是做人的基本操守，是一個人的基本道德修養。
在大前天接到朋友轉來的 《文史哲》那篇文章的摘要後，我在前天、也就是17日晨5:09，給《文史哲》編輯部辦公室主任劉麗麗女士發郵件，請她轉告《文史哲》負責人，詢問：“我辛某人在《製造漢武帝》中有一個字提到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了麼？貴刊是市井八卦刊物麼？有這樣辦學術刊物的麼？”請求該刊負責人給我個說法。——這個“說法”的實質，是學術刊物有責任確保所批評的觀點確實是被批評者的，要不還要編輯、主編幹什麼？要不它怎麼是學術刊物而不是八卦刊物？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
說明一下，這個“變法”指的是王安石新法的頒佈和施行這樣的具體變法行爲，而不是與此相關的思想，別人對我的批評也是就此而發（在我書裏怎麼畫紅線也畫不出來那樣的意思，再着急也沒用，把鉛筆畫斷了也沒有用）。
爲此，我盡到最大努力，前後持續溝通到晚上17:11。談論的主題，就是這一問題。自始至終，《文史哲》都沒有派出諸如編輯部主任或主編、副主編之類的負責人出面同我溝通。
我盡到最大努力確認的東西，就是《文史哲》編輯部由這位劉麗麗女士所告主編授權轉達的那三項意見，昨天我已公佈過：
（1）作者所說“辛德勇《製造漢武帝》認爲，爲了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刻意採用不可信的《漢武故事》，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其依據，見於拙著第116—118頁。（2）這篇文章是經過審稿專家審定，認爲“確有發表的價值”，這纔刊發的，即《文史哲》編輯部完全認同這篇文章作者的表述。（3）在我一再表明作者歪曲拙著觀點且對敝人進行栽贓並加以攻擊這一重要事實後，一再徵求主編的態度，劉女士經主編授權表示，“敝刊當然不會認同“曲解”“栽贓”和“歪曲攻擊”的定性。這當然是在告訴我《文史哲》主編認爲這篇文章的作者忠實表述了我觀點。
有了這三項《文史哲》主編的確切意見，我纔有可能發表我的看法，而相關看法，昨天已經談過。
這就是昨天我爲負責任地發表我的看法而長時間同《文史哲》編輯部溝通的原委，衹是要求確認《文史哲》主編的看法，其間絕不存在要求《文史哲》道歉、要求公開審稿專家之類的說法。
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些純粹爲了溝通情況所做的努力，卻被《文史哲》編輯部某工作人員（因爲別人怎麼能看到我同《文史哲》溝通的內容）在當晚六點多就公佈到互聯網上，並且做了嚴重歪曲事實的解說。
這種行徑，實在是駭人聽聞的。在我有限的經歷和見聞中，還沒有見過有一家刊物會這樣做，這也是任何一家學術刊物也絕對不能允許的。
爲此，我又向《文史哲》編輯部的劉麗麗女士發微信，請求《文史哲》對這種做法做出解釋，原文如下：
您作爲文史哲的正式代表向我轉達主編的意見，現在我也只能通過你向《文史哲》提出要求：請解釋一下《文史哲》把我們溝通的內容斷章取義地發佈到網上，並藉此對我大肆攻擊，這件事兒是不是就想這麼過去了？是不是需要向我做個說明？
可遺憾得很，我沒有得到任何解釋。不僅如此，昨天下午14:26我剛剛同《文史哲》編輯部劉女士溝通的內容，其編輯部某工作人員就又在晚上七點多發到了網上。這說明了什麼？——答案不是一清二楚了麼？
面對這種情況，我感到事態確實比我昨天感到的還要嚴重。
按照通行的做法，我理解：
第一，《文史哲》相關負責人，前天就應該及時和我溝通，特別是在我付出巨大努力用一整天時間試圖溝通的情況下，早應有人出面和我交流，可直至出現這麼嚴重情況了，依然一聲不吭。 我理解，這種向互聯網散佈這些內容的行爲，絕不應該是出自《文史哲》個別工作人員所自發，衹能出自《文史哲》編輯部的組織和安排。不然的話，何以這些內容能夠一直存續至今呢？當然，是否如此，衹能等待《文史哲》編輯部的說明。
第二，既然《文史哲》方面已經安排人公佈了我和他們溝通的微信，我也有必要對此做出說明，但考慮到私下協商的性質，出於我的道德要求，我還想儘量先徵求《文史哲》編輯部的意見，再來講述此事的來龍去脈。昨天我已經給《文史哲》編輯部的劉麗麗女士發信了，但她一直沒有答覆。我給他們時間，還是等等看。
第三，鑑於《文史哲》編輯部公佈我和他們協商情況到網絡上這一事件的嚴重性。我已經向《文史哲》編輯部提出嚴正要求，要求《文史哲》編輯部就此做出合適的說明。不然的話，我衹能通過組織渠道尋求解決。因爲山東大學也是有組織管的，不是一個刊物編輯部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這是基本的職業道德，也是基本的行政規則。我不相信山東大學沒人管，也不相信山東大學的行政主管官員這麼不負責任。
如果說昨天我發佈的內容有人還不太理解的話，那麼，看到上述這些情況，總應該有更多的人會明白了——《文史哲》這是要幹什麼？
▲▲▲另外，關於編輯部的故事，關於山東大學行政管理部門怎麼治學，看來還會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也許需要我慢慢來和大家談。請各位關心我的朋友，不要在意一時的喧囂，不要在意有人沒明白是什麼情況就起鬨，有話慢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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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發佈《〈文史哲〉這是要幹什麼》那篇文稿之後，有讀者告訴我，在我的文章發佈之前很久，就有人在網絡空間上談論起我同《文史哲》編輯部之間溝通的事情來了。
這讓我感到十分奇怪。因爲我從博士在讀期間幫助業師史念海先生編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時開始，到現在還在幫助日本學者佐竹靖彥先生編輯《中國史學》，幾十年來，包括擔任近六年的《中國史研究》主編在內，一直或兼職或專職地在從事學術編輯工作。
這讓我一方面深知編輯的辛苦，因此十分尊重並感激幫助我處理稿子的編輯，遇到印製問題，總是說這是我自己造成的，同編輯無關。另一方面，也清楚瞭解，在編輯與作者之間，作爲編輯人員，是要有良好的職業操守的，特別是不能把作者同編輯之間在稿件處理協商過程中談到的事情，輕易外泄；更不用說 散發到互聯網上去了。更嚴肅一些說，這不僅是編輯的職業道德，更是做人的基本操守，是一個人的基本道德修養。
在大前天接到朋友轉來的 《文史哲》那篇文章的摘要後，我在前天、也就是17日晨5:09，給《文史哲》編輯部辦公室主任劉麗麗女士發郵件，請她轉告《文史哲》負責人，詢問：“我辛某人在《製造漢武帝》中有一個字提到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了麼？貴刊是市井八卦刊物麼？有這樣辦學術刊物的麼？”請求該刊負責人給我個說法。——這個“說法”的實質，是學術刊物有責任確保所批評的觀點確實是被批評者的，要不還要編輯、主編幹什麼？要不它怎麼是學術刊物而不是八卦刊物？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
說明一下，這個“變法”指的是王安石新法的頒佈和施行這樣的具體變法行爲，而不是與此相關的思想，別人對我的批評也是就此而發（在我書裏怎麼畫紅線也畫不出來那樣的意思，再着急也沒用，把鉛筆畫斷了也沒有用）。
爲此，我盡到最大努力，前後持續溝通到晚上17:11。談論的主題，就是這一問題。自始至終，《文史哲》都沒有派出諸如編輯部主任或主編、副主編之類的負責人出面同我溝通。
我盡到最大努力確認的東西，就是《文史哲》編輯部由這位劉麗麗女士所告主編授權轉達的那三項意見，昨天我已公佈過：
（1）作者所說“辛德勇《製造漢武帝》認爲，爲了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刻意採用不可信的《漢武故事》，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其依據，見於拙著第116—118頁。（2）這篇文章是經過審稿專家審定，認爲“確有發表的價值”，這纔刊發的，即《文史哲》編輯部完全認同這篇文章作者的表述。（3）在我一再表明作者歪曲拙著觀點且對敝人進行栽贓並加以攻擊這一重要事實後，一再徵求主編的態度，劉女士經主編授權表示，“敝刊當然不會認同“曲解”“栽贓”和“歪曲攻擊”的定性。這當然是在告訴我《文史哲》主編認爲這篇文章的作者忠實表述了我觀點。
有了這三項《文史哲》主編的確切意見，我纔有可能發表我的看法，而相關看法，昨天已經談過。
這就是昨天我爲負責任地發表我的看法而長時間同《文史哲》編輯部溝通的原委，衹是要求確認《文史哲》主編的看法，其間絕不存在要求《文史哲》道歉、要求公開審稿專家之類的說法。
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些純粹爲了溝通情況所做的努力，卻被《文史哲》編輯部某工作人員（因爲別人怎麼能看到我同《文史哲》溝通的內容）在當晚六點多就公佈到互聯網上，並且做了嚴重歪曲事實的解說。
這種行徑，實在是駭人聽聞的。在我有限的經歷和見聞中，還沒有見過有一家刊物會這樣做，這也是任何一家學術刊物也絕對不能允許的。
爲此，我又向《文史哲》編輯部的劉麗麗女士發微信，請求《文史哲》對這種做法做出解釋，原文如下：
您作爲文史哲的正式代表向我轉達主編的意見，現在我也只能通過你向《文史哲》提出要求：請解釋一下《文史哲》把我們溝通的內容斷章取義地發佈到網上，並藉此對我大肆攻擊，這件事兒是不是就想這麼過去了？是不是需要向我做個說明？
可遺憾得很，我沒有得到任何解釋。不僅如此，昨天下午14:26我剛剛同《文史哲》編輯部劉女士溝通的內容，其編輯部某工作人員就又在晚上七點多發到了網上。這說明了什麼？——答案不是一清二楚了麼？
面對這種情況，我感到事態確實比我昨天感到的還要嚴重。
按照通行的做法，我理解：
第一，《文史哲》相關負責人，前天就應該及時和我溝通，特別是在我付出巨大努力用一整天時間試圖溝通的情況下，早應有人出面和我交流，可直至出現這麼嚴重情況了，依然一聲不吭。 我理解，這種向互聯網散佈這些內容的行爲，絕不應該是出自《文史哲》個別工作人員所自發，衹能出自《文史哲》編輯部的組織和安排。不然的話，何以這些內容能夠一直存續至今呢？當然，是否如此，衹能等待《文史哲》編輯部的說明。
第二，既然《文史哲》方面已經安排人公佈了我和他們溝通的微信，我也有必要對此做出說明，但考慮到私下協商的性質，出於我的道德要求，我還想儘量先徵求《文史哲》編輯部的意見，再來講述此事的來龍去脈。昨天我已經給《文史哲》編輯部的劉麗麗女士發信了，但她一直沒有答覆。我給他們時間，還是等等看。
第三，鑑於《文史哲》編輯部公佈我和他們協商情況到網絡上這一事件的嚴重性。我已經向《文史哲》編輯部提出嚴正要求，要求《文史哲》編輯部就此做出合適的說明。不然的話，我衹能通過組織渠道尋求解決。因爲山東大學也是有組織管的，不是一個刊物編輯部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這是基本的職業道德，也是基本的行政規則。我不相信山東大學沒人管，也不相信山東大學的行政主管官員這麼不負責任。
如果說昨天我發佈的內容有人還不太理解的話，那麼，看到上述這些情況，總應該有更多的人會明白了——《文史哲》這是要幹什麼？
▲▲▲另外，關於編輯部的故事，關於山東大學行政管理部門怎麼治學，看來還會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也許需要我慢慢來和大家談。請各位關心我的朋友，不要在意一時的喧囂，不要在意有人沒明白是什麼情況就起鬨，有話慢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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